历史上的北京城
侯仁之
二、 作家资料
作者小传
1911年12月6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枣强县萧张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之外只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和我一起成长。父亲当时任教于抡才学校，我和弟弟在母亲独出心裁的教养下，度过了最难忘怀的童年时代。
我读完小学后，主要由于时局动荡不安，经过四次转学，最后才得毕业于通州潞河高中。因此我在中学的正常学习，颇多损失。但是从一年级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引发了我对课外阅读的极大兴趣，足以补偿六年间正常学习的不足。这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从同学那里第一次借阅到一本文学作品《超人》，其中“离家的一年”这一篇深深触动了我。书的作者正是日后以《寄小读者》而深受广大青少年敬爱的冰心，实际上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中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度过的。时值“国难”当头，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在课外阅读的启发下，决定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我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我还得到了博闻强记、贯通古今的邓小诚(文如)教授的及时指点，也使我深受教益。这时在课外参考书中，我又开始受到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这一学术思想的极大影响，也为他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而深受感染。
在燕大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之后，我应新兼任历史系主任的颉刚师之命，留校为研究生兼作助教。他创设了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指定我事先为学生写好参考资料，作为现场实习之用。我早就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了兴趣。这时参考资料的写作更进一步增加了我自己对北京古城的一些认识。可是这一学年刚刚结束，日本侵略者阴谋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相继沦陷，颉刚师被迫离校南下，我就转为煨莲师的研究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完成了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硕士论文。实际上我这时的学术思想已经向着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为此煨莲师事先为我安排了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机会，只因欧战阻隔，未能成行。更加严重的是1941年12月，日美太平洋大战爆发，燕京大学立即遭到日寇查封，当时我已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因此遭日寇宪兵逮捕，因“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才于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非常幸运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达比或译作德贝)教授，正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的变化，历史资料十分重要，实地考察以及人类活动遗迹遗物的深入研究更加重要。正是在他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使我得以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也使我认识到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是有广阔前途和重要现实意义的。1949年夏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我与欢呼入云的群众站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满怀激情，真是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
当时，我仍然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转年春学期中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历史系课程目录中列有“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我即建议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写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公开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我又应梁思成教授之约，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兼课，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一课，这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更为重要。尤其难得的是梁思成教授作为新成立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还推荐我兼任该委员会的委员，使我感到学有所用而深受鼓舞，为此我根据当时在西北郊规划建设文化教
育区的要求，完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即“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
时隔两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来燕园，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兼职与日俱增，从《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一直到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等，不烦列举。但是有一项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又直接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新机遇，也就是我国西北六省区沙漠考察的计划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60至1964年，我连年暑假和北大历史地理研究小组的同志，从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以及乌兰布和沙漠逐步西进，对我国历史时期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进行了考察研究，逐步探索出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不料，这项重要的研究正在顺利进行时，“文化大革命”就从北大校园里开始了，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戛然中断，我个人也失去人身自由。“文革”中各种人身侮辱和迫害我虽然顶过来了，可是深入沙区考察从而探索历史地理研究新领域所应有的年华，却永远地失去了。
“文革”中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两年，劳动和磨难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增强了自信，终于使我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有幸得以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此也开始了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早在1957年夏，中央教育部曾派我出席由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主持召开的“今日的大学”国际讨论会，这是“文革”以前我仅有的一次国外活动。“文革”以后，从1980年到1996年，前后出国十次，或是讲学，或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先后担任过客座教授、住校访问学者、国际地理学会学术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成员。做过关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以及我国西北沙区历史地理考察的学术讲演、介绍过中国地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和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卓越成就等等。以上各项活动，主要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中进行的，也有的是在西班牙和荷兰。其中使我收益最大的是1984年1月，我作为路斯基金学者应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北京和华盛顿两个首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想上的比较研究，为此我还曾利用暑假到该校设在华盛顿的研究中心，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写成专题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一文，这一研究对中外城市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工作，我和该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国际著名学者瑞溥思(John W.Reps)教授结为好友。他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宠伟的华盛顿——首都的规划设计和发展》，也正是我这次前来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由此，我认为城市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是有广阔前途的。
1984年我初来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曾于7月初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荣誉科学博士”称号。我当初的导师达比教授早已转往剑桥大学任教，却特地赶来参加这一仪式，使我深受感动。
我的另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是促进了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在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我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我国却尚未参加。1985年4月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我国政府应尽早予以批准的书面提案，由其他三位委员联合签名，终于得到批准。我国首次得以列入这项保护公约的，在北京就有三项，即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日后列入该项公约的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项目已经大大增加。
1991年秋天，我再次访问康奈尔大学，乃是接受瑞溥思教授在华盛顿建城200周年所出版的一部巨著：《华盛顿图说——1790年以来的首都》，书的扉页上印有如下的字句：“给我的朋友和同行，在北京的侯仁之和在莫斯科的瑟奇·奥泽戈尔(Sergey Ozhegov)”。因此我在赠送仪式上作了有关北京和华盛顿在设计思想上的比较研究的演讲，作为答谢。
1996年5月我又应邀出席美国克莱尔门特·麦基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召开的一次国际讨论会，题目是“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我考虑到自己出生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是在燕
京大学的学习中，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使我得以在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传统学风下，终于探索出自己科学研究的方向。最后，又是借助于原来的北京大学分校，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校友会支持下，于1991年初成立了燕京研究院，委我兼任院长，并得以继续编辑出版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享誉海内外的《燕京学报》。“饮水思源”，终于促使我写成了一篇“我从燕京大学来”的回忆录，并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同样题目的发言，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最后应该补充一点，即我还曾尽可能的献身科普读物的写作，事出有因，此不赘述。
(1997年5月23日凌晨，在布谷鸟歌声中，
完稿于燕南园61号阳台。时年即将86岁。）
——《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上的北京城
侯仁之
二、 作家资料
作者小传
1911年12月6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枣强县萧张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之外只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和我一起成长。父亲当时任教于抡才学校，我和弟弟在母亲独出心裁的教养下，度过了最难忘怀的童年时代。
我读完小学后，主要由于时局动荡不安，经过四次转学，最后才得毕业于通州潞河高中。因此我在中学的正常学习，颇多损失。但是从一年级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引发了我对课外阅读的极大兴趣，足以补偿六年间正常学习的不足。这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从同学那里第一次借阅到一本文学作品《超人》，其中“离家的一年”这一篇深深触动了我。书的作者正是日后以《寄小读者》而深受广大青少年敬爱的冰心，实际上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中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度过的。时值“国难”当头，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在课外阅读的启发下，决定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我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我还得到了博闻强记、贯通古今的邓小诚(文如)教授的及时指点，也使我深受教益。这时在课外参考书中，我又开始受到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这一学术思想的极大影响，也为他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而深受感染。
在燕大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之后，我应新兼任历史系主任的颉刚师之命，留校为研究生兼作助教。他创设了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指定我事先为学生写好参考资料，作为现场实习之用。我早就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了兴趣。这时参考资料的写作更进一步增加了我自己对北京古城的一些认识。可是这一学年刚刚结束，日本侵略者阴谋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相继沦陷，颉刚师被迫离校南下，我就转为煨莲师的研究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完成了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硕士论文。实际上我这时的学术思想已经向着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为此煨莲师事先为我安排了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机会，只因欧战阻隔，未能成行。更加严重的是1941年12月，日美太平洋大战爆发，燕京大学立即遭到日寇查封，当时我已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因此遭日寇宪兵逮捕，因“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才于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非常幸运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达比或译作德贝)教授，正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的变化，历史资料十分重要，实地考察以及人类活动遗迹遗物的深入研究更加重要。正是在他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使我得以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也使我认识到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是有广阔前途和重要现实意义的。1949年夏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我与欢呼入云的群众站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满怀激情，真是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
当时，我仍然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转年春学期中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历史系课程目录中列有“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我即建议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写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公开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我又应梁思成教授之约，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兼课，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一课，这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更为重要。尤其难得的是梁思成教授作为新成立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还推荐我兼任该委员会的委员，使我感到学有所用而深受鼓舞，为此我根据当时在西北郊规划建设文化教
育区的要求，完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即“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
时隔两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来燕园，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兼职与日俱增，从《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一直到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等，不烦列举。但是有一项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又直接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新机遇，也就是我国西北六省区沙漠考察的计划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60至1964年，我连年暑假和北大历史地理研究小组的同志，从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以及乌兰布和沙漠逐步西进，对我国历史时期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进行了考察研究，逐步探索出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不料，这项重要的研究正在顺利进行时，“文化大革命”就从北大校园里开始了，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戛然中断，我个人也失去人身自由。“文革”中各种人身侮辱和迫害我虽然顶过来了，可是深入沙区考察从而探索历史地理研究新领域所应有的年华，却永远地失去了。
“文革”中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两年，劳动和磨难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增强了自信，终于使我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有幸得以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此也开始了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早在1957年夏，中央教育部曾派我出席由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主持召开的“今日的大学”国际讨论会，这是“文革”以前我仅有的一次国外活动。“文革”以后，从1980年到1996年，前后出国十次，或是讲学，或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先后担任过客座教授、住校访问学者、国际地理学会学术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成员。做过关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以及我国西北沙区历史地理考察的学术讲演、介绍过中国地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和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卓越成就等等。以上各项活动，主要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中进行的，也有的是在西班牙和荷兰。其中使我收益最大的是1984年1月，我作为路斯基金学者应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北京和华盛顿两个首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想上的比较研究，为此我还曾利用暑假到该校设在华盛顿的研究中心，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写成专题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一文，这一研究对中外城市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工作，我和该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国际著名学者瑞溥思(John W.Reps)教授结为好友。他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宠伟的华盛顿——首都的规划设计和发展》，也正是我这次前来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由此，我认为城市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是有广阔前途的。
1984年我初来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曾于7月初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荣誉科学博士”称号。我当初的导师达比教授早已转往剑桥大学任教，却特地赶来参加这一仪式，使我深受感动。
我的另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是促进了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在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我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我国却尚未参加。1985年4月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我国政府应尽早予以批准的书面提案，由其他三位委员联合签名，终于得到批准。我国首次得以列入这项保护公约的，在北京就有三项，即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日后列入该项公约的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项目已经大大增加。
1991年秋天，我再次访问康奈尔大学，乃是接受瑞溥思教授在华盛顿建城200周年所出版的一部巨著：《华盛顿图说——1790年以来的首都》，书的扉页上印有如下的字句：“给我的朋友和同行，在北京的侯仁之和在莫斯科的瑟奇·奥泽戈尔(Sergey Ozhegov)”。因此我在赠送仪式上作了有关北京和华盛顿在设计思想上的比较研究的演讲，作为答谢。
1996年5月我又应邀出席美国克莱尔门特·麦基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召开的一次国际讨论会，题目是“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我考虑到自己出生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是在燕
京大学的学习中，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使我得以在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传统学风下，终于探索出自己科学研究的方向。最后，又是借助于原来的北京大学分校，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校友会支持下，于1991年初成立了燕京研究院，委我兼任院长，并得以继续编辑出版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享誉海内外的《燕京学报》。“饮水思源”，终于促使我写成了一篇“我从燕京大学来”的回忆录，并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同样题目的发言，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最后应该补充一点，即我还曾尽可能的献身科普读物的写作，事出有因，此不赘述。
(1997年5月23日凌晨，在布谷鸟歌声中，
完稿于燕南园61号阳台。时年即将86岁。）
——《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