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接到老任的一个电话，告知我《文学自由谈》已经创刊三十周年了，近期要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将评选三十年优秀作者奖……老任说得很平静，可能是因为他和他的编辑同人，早已为纪念刊物的这一非凡诞辰，做了许多前期工作，也可能是老任一贯的编辑作风使然，不事声张、低调行事。但他和自己的刊物一样，内心和文字却是火热的、浓情的，凡是与《文学自由谈》和老任打过交道、投寄过稿件、得到过帮助的人，都会深有同感。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却是一阵激动。老任的一番“通知”，让我突然间就有了一些想法，并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文学自由谈》已经创办三十年了，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可能没有什么，不会引发任何震动或反响，但是对于办刊者，对于与之交往几十年的作者和读者而言，却是一个颇为令人惊讶、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作为同城的编辑同行，可以说是《文学自由谈》的忠实读者和作者，虽然我为它写稿并不多，但这本刊物是我所关注的，它的尽职尽责的办刊者们，譬如已经坚守二十八年的主编老任，包括桂元兄，可以说是为这本刊物，尽献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心血。这样一册专事文艺评论的刊物，要想在当下的环境中，办出水平、办出风格，谈何容易。
然而，的确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文学自由谈》始终守护着自己的评论阵地，用一篇一篇可看可品、一期一期可思可鉴的刊物，传播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倾向。尽管现如今，几乎很少人还能去关心一本期刊的生存，众多粉丝的关注点，都被所谓的时尚、新潮所吸引，但如《文学自由谈》这样平民型刊物、为它供职几十载的编者、相伴相随几十年的新老作者与读者，却是将这本刊物当回事的――它已经出刊三十载了，多么不容易。从三十年前的1985年算起，文海沉浮，该有多少的报和刊（尤其是专事文学批评的刊物），被时代的浪潮所席卷，成为明日黄花。而《文学自由谈》不但存活下来了，而且还依然葆有自己的品质和风格，这对于喜爱和看重这本刊物的人来说，不是应该好好祝贺一番的吗？
我之所以关注《文学自由谈》，是因为它所给予我的印象有些特别。这么多年了，它的编辑思路、选稿标准、编排方式，总是令我心生感触。没有敬业精神、没有深厚底蕴、没有纯熟编务，是做不好这样一本刊物的，一期两期还行，时间长了，三十年下来，刊物还能这样受到读者好评，就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以我的经验判断，主编对于一家刊物来说相当重要，是起主要作用的，并决定着刊物的好坏与优劣，甚至可以说，刊物的风格往往就是主编风格的体现。例如，我们《天津日报》文艺副刊，1949年创刊之初，是郭小川、方纪、孙犁三位大家主持，但不久，前两位便相继调离，留下孙犁先生办“文艺周刊”。迄今六十多年了，因了孙犁先生的“荷花淀派”的影响，这块纯文学园地，始终遵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大力扶植、培养文学新人，成为党报文艺副刊的优秀品牌。主编或曰创办者，对刊物的影响至为深刻，诚可信哉。
《文学自由谈》在国内文坛是一块评论阵地，是阵地就要有思想性和战斗性，它所刊发的稿件，把握、拿捏得都很到位，尽管也曾有过对它的非分指摘。编辑部的办刊宗旨明确，将自己的观点、立场、组稿标准等，每期都刊印在刊物的封二、扉页及封四上。这些编辑部的“话”，都是真话、实话，因为刊物就是这么办下来的，如有刊物想学、想借鉴，恐怕也是学不来的，学不像的。一本刊物有一本刊物的特性，《文学自由谈》好像就得这么办，换成另一副模样，可能就不是《文学自由谈》了。这里面的精髓，我理解就是：不趋“新”（新潮）、不更“姓”（刊名）、不改“帜”（宗旨），从而保证它的纯正、传统。
也是由于《文学自由谈》创刊的1985年，正是天津文坛火热的年代，之前之后的天津文学创作都可圈可点，文艺评论也是风生水起，不乏有影响的事件、文章和作者。《文学自由谈》生逢其时，于大刊小报之丛，渐成风景。三十年后的今天，因了总书记的讲话，中国文坛又劲吹春风，文学创作不仅有了新的预期，文艺评论工作也更加受到重视。2013年，我曾到北京参加由中宣部组织的文艺评论培训班，特别强调报纸期刊要加强文艺评论的宣传力度。在当前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今天，《文学自由谈》仍将大有用武之地，颇具上升空间。
在10月25日召开的“当下文艺批评现象及走向学术研讨会暨《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回顾座谈会”上，获奖者与参会者的发言都很用心，我还意外地见到了曾给《天津日报》副刊写稿的几位老朋友、老作者。可见，刊物之间的联系有时是极为密切的，也说明作者们投稿是有标准、有选择性的，对于自己心仪的刊物，自会拿出好作品支持。同样，不同刊物的编辑之间，也会因为志同道合而成为朋友，相互切磋，传承文脉。
有意思的是，在座谈会的出席者中，还包括多位为《文学自由谈》付出过心血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印刷厂的负责人，有版式美编，也有负责敲字的女孩儿，这让全体与会者心生暖意。这一景象，是其他报刊会议都不曾见到过的，这既是对工作人员的尊重，也体现了刊物的亲和力，不用说，这一定又是老任的“创意”，符合他一贯的性格特点。
那天，接到老任的一个电话，告知我《文学自由谈》已经创刊三十周年了，近期要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将评选三十年优秀作者奖……老任说得很平静，可能是因为他和他的编辑同人，早已为纪念刊物的这一非凡诞辰，做了许多前期工作，也可能是老任一贯的编辑作风使然，不事声张、低调行事。但他和自己的刊物一样，内心和文字却是火热的、浓情的，凡是与《文学自由谈》和老任打过交道、投寄过稿件、得到过帮助的人，都会深有同感。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却是一阵激动。老任的一番“通知”，让我突然间就有了一些想法，并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文学自由谈》已经创办三十年了，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可能没有什么，不会引发任何震动或反响，但是对于办刊者，对于与之交往几十年的作者和读者而言，却是一个颇为令人惊讶、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作为同城的编辑同行，可以说是《文学自由谈》的忠实读者和作者，虽然我为它写稿并不多，但这本刊物是我所关注的，它的尽职尽责的办刊者们，譬如已经坚守二十八年的主编老任，包括桂元兄，可以说是为这本刊物，尽献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心血。这样一册专事文艺评论的刊物，要想在当下的环境中，办出水平、办出风格，谈何容易。
然而，的确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文学自由谈》始终守护着自己的评论阵地，用一篇一篇可看可品、一期一期可思可鉴的刊物，传播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倾向。尽管现如今，几乎很少人还能去关心一本期刊的生存，众多粉丝的关注点，都被所谓的时尚、新潮所吸引，但如《文学自由谈》这样平民型刊物、为它供职几十载的编者、相伴相随几十年的新老作者与读者，却是将这本刊物当回事的――它已经出刊三十载了，多么不容易。从三十年前的1985年算起，文海沉浮，该有多少的报和刊（尤其是专事文学批评的刊物），被时代的浪潮所席卷，成为明日黄花。而《文学自由谈》不但存活下来了，而且还依然葆有自己的品质和风格，这对于喜爱和看重这本刊物的人来说，不是应该好好祝贺一番的吗？
我之所以关注《文学自由谈》，是因为它所给予我的印象有些特别。这么多年了，它的编辑思路、选稿标准、编排方式，总是令我心生感触。没有敬业精神、没有深厚底蕴、没有纯熟编务，是做不好这样一本刊物的，一期两期还行，时间长了，三十年下来，刊物还能这样受到读者好评，就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以我的经验判断，主编对于一家刊物来说相当重要，是起主要作用的，并决定着刊物的好坏与优劣，甚至可以说，刊物的风格往往就是主编风格的体现。例如，我们《天津日报》文艺副刊，1949年创刊之初，是郭小川、方纪、孙犁三位大家主持，但不久，前两位便相继调离，留下孙犁先生办“文艺周刊”。迄今六十多年了，因了孙犁先生的“荷花淀派”的影响，这块纯文学园地，始终遵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大力扶植、培养文学新人，成为党报文艺副刊的优秀品牌。主编或曰创办者，对刊物的影响至为深刻，诚可信哉。
《文学自由谈》在国内文坛是一块评论阵地，是阵地就要有思想性和战斗性，它所刊发的稿件，把握、拿捏得都很到位，尽管也曾有过对它的非分指摘。编辑部的办刊宗旨明确，将自己的观点、立场、组稿标准等，每期都刊印在刊物的封二、扉页及封四上。这些编辑部的“话”，都是真话、实话，因为刊物就是这么办下来的，如有刊物想学、想借鉴，恐怕也是学不来的，学不像的。一本刊物有一本刊物的特性，《文学自由谈》好像就得这么办，换成另一副模样，可能就不是《文学自由谈》了。这里面的精髓，我理解就是：不趋“新”（新潮）、不更“姓”（刊名）、不改“帜”（宗旨），从而保证它的纯正、传统。
也是由于《文学自由谈》创刊的1985年，正是天津文坛火热的年代，之前之后的天津文学创作都可圈可点，文艺评论也是风生水起，不乏有影响的事件、文章和作者。《文学自由谈》生逢其时，于大刊小报之丛，渐成风景。三十年后的今天，因了总书记的讲话，中国文坛又劲吹春风，文学创作不仅有了新的预期，文艺评论工作也更加受到重视。2013年，我曾到北京参加由中宣部组织的文艺评论培训班，特别强调报纸期刊要加强文艺评论的宣传力度。在当前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今天，《文学自由谈》仍将大有用武之地，颇具上升空间。
在10月25日召开的“当下文艺批评现象及走向学术研讨会暨《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回顾座谈会”上，获奖者与参会者的发言都很用心，我还意外地见到了曾给《天津日报》副刊写稿的几位老朋友、老作者。可见，刊物之间的联系有时是极为密切的，也说明作者们投稿是有标准、有选择性的，对于自己心仪的刊物，自会拿出好作品支持。同样，不同刊物的编辑之间，也会因为志同道合而成为朋友，相互切磋，传承文脉。
有意思的是，在座谈会的出席者中，还包括多位为《文学自由谈》付出过心血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印刷厂的负责人，有版式美编，也有负责敲字的女孩儿，这让全体与会者心生暖意。这一景象，是其他报刊会议都不曾见到过的，这既是对工作人员的尊重，也体现了刊物的亲和力，不用说，这一定又是老任的“创意”，符合他一贯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