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规矩与守规矩的思考
中共廊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刘书强
●从过来的实践看，立规矩易，守规矩难。但是，既然定了规矩、有了纪律，就要在执行上从严从实、不折不扣，这样，党的纪律和规矩才能彰显其价值、体现其权威。
●规矩涵盖的内容相比纪律更加广泛，这些抽象性、原则性的规矩要是立不起来、严不起来，就会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对党的肌体、党的组织带来更大的腐蚀性和涣散性。
●不讲规矩之所以仍有市场，其实有着文化思想、社会心态等深层次背景
●这些无视规矩、破坏规矩的行为，一界限不清，二不好取证，三没人举报，所以才成为导致组织涣散、纪律松驰的罪魁祸首，以至于一出问题就是大娄子，一出案子就是大案子。因此，在落实“两个责任”上，必须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而且要抓早抓小、常抓真抓。
前段时间，省委印发了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十不准”，其目的在于让党的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从过来的实践看，立规矩易，守规矩难。但是，既然定了规矩、有了纪律，就要在执行上从严从实、不折不扣，这样，党的纪律和规矩才能彰显其价值、体现其权威。
一、规矩比纪律的范围更广，必须像守纪律那样讲规矩
什么是党的规矩？就是全党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这种规矩既包括成文的规范，如党章、党纪、国法，也包括不成文的规矩，如优良传统、工作惯例、伦理道德。由此可见，规矩涵盖的内容相比纪律更加广泛，落到白纸黑字的明规矩、硬规矩还容易理解，关键是那些约定俗成的相对柔性的规矩，由于靠的是道德的自律和内心的约束，所以，常常被一些党员干部视如敝屣、不屑一顾。但是，这些抽象性、原则性的规矩要是立不起来、严不起来，就会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对党的肌体、党的组织带来更大的腐蚀性和涣散性。
古语讲：“大节不可失，小节不可纵”，正是因为规矩意识的养成要从小节做起、从身边做起，所以对不守规矩的行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七个有之”，必须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比如：有的干部整天张家长李家短的嚼舌头根子，口无遮拦、说三道四，妄议大政方针，散布小道消息，不该问的偏要四处打听，不该知道的非要刨根问底。有的还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包括污蔑中央反腐败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排除异己的手段”，等等。比如：有的干部目无组织、不讲程序，“迈过锅台上炕”，搞先斩后奏，甚至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不仅随意外出不报告，连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声称家里有几套房是个人隐私，拒不如实申报；还有的办了几个身份证、持有好几本因私护照都不向组织报告。比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得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但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司空见惯，呼的一方显着亲热、透着义气，应的一方也很顺耳、很受用，俨然一个啸聚山林、一呼百应的“山大王”。自己如此，老婆孩子也近水楼台、狐假虎威，甚至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比如：关于领导干部兼职的问题，中央早就明文禁止，但长时间被视如无物，导致社会兼职成为不少领导干部“正当创收”的副业。还有些退下来的领导干部，不愿意“门前冷落车马稀”，就想法在协会学会挂个头衔，这个协会学会也因此身价倍增，既然有了“金钟罩”、“铁布衫”那何乐而不为？又比如：有些地方有拜把子、结干亲的风俗，甚至一人就有几十个盟兄弟。他们结拜时磕头盟誓，约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拜后则称兄道弟，无非是相互照应、相互帮衬。应该说，这种结谊形式一旦掺杂了利益交换，就已经变了质、串了味，实际上已经成了陈规陋习、歪风邪气。
以上列举的这些现象，从本质上看都属于不守规矩，而明规矩一旦失守，潜规则必然盛行，而且会无孔不入、四处蔓延，不但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形象，而且割裂党群干群关系、毒化社会风气。因此，要让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必须先追根溯源，再对症下药。这样，守纪律、讲规矩才能够落地生根，而不是沦为空谈。
二、不讲规矩之所以仍有市场，其实有着文化思想、社会心态等深层次背景
有人讲，中国人没有信仰，不畏天地，不敬神明。没有神明，就无所顾忌；没有信仰，就肆无忌惮。也有人讲，中国人自古以来深信凡规矩就有例外，“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比如说警车就敢闯红灯，有关系就能走后门。如果说走旁门左道更方便，那谁还走光明正道呢？分析规矩意识差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特权思想，它源于自古以来的等级观念。当前，特权思想依然在一些官员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比如，某些地方或单位出现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专横跋扈、一手遮天，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就是特权思想在作祟，党员领导干部一旦拥有绝对的特权，同样会成为“土皇帝”、“南霸天”，所以出现决策失误与权力腐败也就在所难免。
二是人情观念，问题在于超越了尺度、没有了节制。人情本来是很美好的东西，有人情味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人情观念一旦掌握不好火候，就会造成人情优先理性、人情超越规矩、人情大于王法。这些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往往会把纪律和规矩绑架或架空，甚至有的党员干部东窗事发后，依然妄图借助人情逃脱法纪的制裁。
三是利己主义，主要表现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老话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些都是讲利己主义的。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已经演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视公权为私产，拿规矩当儿戏。必须看到，讲规矩的核心问题就是摆正公与私的关系，一旦私欲膨胀，必然践踏公器、破坏规矩。
四是圈子文化，也可以说是山头文化、帮派文化。中国人向来推崇“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特别是在官场，攀龙附凤、拉帮结派通常被视为捷径，于是乎找靠山、攀高枝、抱大腿、进圈子。圈内的是自己人，要特别关照、利益均沾；圈外的是其他人，要保持距离、形同陌路，比如“石油帮”、“西山会”就是其中的典型和缩影。
五是从众心理，主要基于“法不责众”的思维方式。一项法规，如果大多数人不去遵守，那么少数遵守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反之，如果多数人都能遵守，那么少数违法者就会受到制裁，这就是从众心理。正是认为法不责众，有些人才对不讲规矩心安理得，比如说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
六是英雄情结，既不切实际地崇拜英雄，又不择手段地争当英雄。很多中国人信奉成王败寇，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定是非。这样，有人就为了结果不择手段，为了政绩不守规矩，甚至是破坏规矩，还美其名曰顾大局、有魄力。这种英雄情结的扭曲和变异，结果就是不成英雄就成奸雄、不留美名就留骂名。
三、只有锁定和牵住“两个责任”，纪律和规矩才能立起来、严起来
中央之所以在落实“两个责任”上煞费苦心、三令五申，就是因为很多地方在管党治党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无视规矩、破坏规矩的行为，一界限不清，二不好取证，三没人举报，所以才成为导致组织涣散、纪律松驰的罪魁祸首，以至于一出问题就是大娄子，一出案子就是大案子。因此，在落实“两个责任”上，必须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而且要抓早抓小、常抓真抓。
一方面，规矩意识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必须靠日常的教育、监督、管理来渗透和强化，这就为主体责任的落实提供了抓手。对于各级各部门的党委来讲，由于距离近、看得清，知道身边谁最不听话、爱耍小聪明，知道底下谁不守规矩、爱打擦边球，所以，落实主体责任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坚持有的放矢，一切朝着纪律和规矩去。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彻底斩断从违纪到违法的通道，不能只当老好人，不去得罪人，而是要敢抓敢管、当仁不让，让红红脸、出出汗形成常态。通过及时的提醒、有力的触动，唤醒党员干部党章党规的意识，让他们记起党员这个第一身份。如果不闻不问、无动于衷，一旦造成恶劣影响，那这个地方、这个部门的领导就是历史的罪人，就要被追责问责。
另一方面，纪律观念的树立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必须靠刚性的监督、执纪、问责来维护和维持，这就为监督责任的履行指明了方向。对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来讲，必须向管住纪律的方向深化“三转”，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露头就打、寸步不让，绝不能以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让纪律在多数党员面前成为摆设。比如说，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依然顶风违纪的行为，就属于违反政治纪律；对于个人有关事项隐瞒不报，就属于违反组织纪律。只有越往后执纪问责越要从严，才能产生高压、形成震慑，才能倒逼主体责任上肩上手、用心用力。此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也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对于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理，扮演好“侦察哨”和“啄木鸟”的角色。
立规矩与守规矩的思考
中共廊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刘书强
●从过来的实践看，立规矩易，守规矩难。但是，既然定了规矩、有了纪律，就要在执行上从严从实、不折不扣，这样，党的纪律和规矩才能彰显其价值、体现其权威。
●规矩涵盖的内容相比纪律更加广泛，这些抽象性、原则性的规矩要是立不起来、严不起来，就会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对党的肌体、党的组织带来更大的腐蚀性和涣散性。
●不讲规矩之所以仍有市场，其实有着文化思想、社会心态等深层次背景
●这些无视规矩、破坏规矩的行为，一界限不清，二不好取证，三没人举报，所以才成为导致组织涣散、纪律松驰的罪魁祸首，以至于一出问题就是大娄子，一出案子就是大案子。因此，在落实“两个责任”上，必须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而且要抓早抓小、常抓真抓。
前段时间，省委印发了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十不准”，其目的在于让党的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从过来的实践看，立规矩易，守规矩难。但是，既然定了规矩、有了纪律，就要在执行上从严从实、不折不扣，这样，党的纪律和规矩才能彰显其价值、体现其权威。
一、规矩比纪律的范围更广，必须像守纪律那样讲规矩
什么是党的规矩？就是全党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这种规矩既包括成文的规范，如党章、党纪、国法，也包括不成文的规矩，如优良传统、工作惯例、伦理道德。由此可见，规矩涵盖的内容相比纪律更加广泛，落到白纸黑字的明规矩、硬规矩还容易理解，关键是那些约定俗成的相对柔性的规矩，由于靠的是道德的自律和内心的约束，所以，常常被一些党员干部视如敝屣、不屑一顾。但是，这些抽象性、原则性的规矩要是立不起来、严不起来，就会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对党的肌体、党的组织带来更大的腐蚀性和涣散性。
古语讲：“大节不可失，小节不可纵”，正是因为规矩意识的养成要从小节做起、从身边做起，所以对不守规矩的行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七个有之”，必须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比如：有的干部整天张家长李家短的嚼舌头根子，口无遮拦、说三道四，妄议大政方针，散布小道消息，不该问的偏要四处打听，不该知道的非要刨根问底。有的还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包括污蔑中央反腐败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排除异己的手段”，等等。比如：有的干部目无组织、不讲程序，“迈过锅台上炕”，搞先斩后奏，甚至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不仅随意外出不报告，连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声称家里有几套房是个人隐私，拒不如实申报；还有的办了几个身份证、持有好几本因私护照都不向组织报告。比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得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但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司空见惯，呼的一方显着亲热、透着义气，应的一方也很顺耳、很受用，俨然一个啸聚山林、一呼百应的“山大王”。自己如此，老婆孩子也近水楼台、狐假虎威，甚至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比如：关于领导干部兼职的问题，中央早就明文禁止，但长时间被视如无物，导致社会兼职成为不少领导干部“正当创收”的副业。还有些退下来的领导干部，不愿意“门前冷落车马稀”，就想法在协会学会挂个头衔，这个协会学会也因此身价倍增，既然有了“金钟罩”、“铁布衫”那何乐而不为？又比如：有些地方有拜把子、结干亲的风俗，甚至一人就有几十个盟兄弟。他们结拜时磕头盟誓，约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拜后则称兄道弟，无非是相互照应、相互帮衬。应该说，这种结谊形式一旦掺杂了利益交换，就已经变了质、串了味，实际上已经成了陈规陋习、歪风邪气。
以上列举的这些现象，从本质上看都属于不守规矩，而明规矩一旦失守，潜规则必然盛行，而且会无孔不入、四处蔓延，不但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形象，而且割裂党群干群关系、毒化社会风气。因此，要让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必须先追根溯源，再对症下药。这样，守纪律、讲规矩才能够落地生根，而不是沦为空谈。
二、不讲规矩之所以仍有市场，其实有着文化思想、社会心态等深层次背景
有人讲，中国人没有信仰，不畏天地，不敬神明。没有神明，就无所顾忌；没有信仰，就肆无忌惮。也有人讲，中国人自古以来深信凡规矩就有例外，“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比如说警车就敢闯红灯，有关系就能走后门。如果说走旁门左道更方便，那谁还走光明正道呢？分析规矩意识差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特权思想，它源于自古以来的等级观念。当前，特权思想依然在一些官员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比如，某些地方或单位出现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专横跋扈、一手遮天，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就是特权思想在作祟，党员领导干部一旦拥有绝对的特权，同样会成为“土皇帝”、“南霸天”，所以出现决策失误与权力腐败也就在所难免。
二是人情观念，问题在于超越了尺度、没有了节制。人情本来是很美好的东西，有人情味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人情观念一旦掌握不好火候，就会造成人情优先理性、人情超越规矩、人情大于王法。这些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往往会把纪律和规矩绑架或架空，甚至有的党员干部东窗事发后，依然妄图借助人情逃脱法纪的制裁。
三是利己主义，主要表现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老话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些都是讲利己主义的。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已经演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视公权为私产，拿规矩当儿戏。必须看到，讲规矩的核心问题就是摆正公与私的关系，一旦私欲膨胀，必然践踏公器、破坏规矩。
四是圈子文化，也可以说是山头文化、帮派文化。中国人向来推崇“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特别是在官场，攀龙附凤、拉帮结派通常被视为捷径，于是乎找靠山、攀高枝、抱大腿、进圈子。圈内的是自己人，要特别关照、利益均沾；圈外的是其他人，要保持距离、形同陌路，比如“石油帮”、“西山会”就是其中的典型和缩影。
五是从众心理，主要基于“法不责众”的思维方式。一项法规，如果大多数人不去遵守，那么少数遵守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反之，如果多数人都能遵守，那么少数违法者就会受到制裁，这就是从众心理。正是认为法不责众，有些人才对不讲规矩心安理得，比如说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
六是英雄情结，既不切实际地崇拜英雄，又不择手段地争当英雄。很多中国人信奉成王败寇，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定是非。这样，有人就为了结果不择手段，为了政绩不守规矩，甚至是破坏规矩，还美其名曰顾大局、有魄力。这种英雄情结的扭曲和变异，结果就是不成英雄就成奸雄、不留美名就留骂名。
三、只有锁定和牵住“两个责任”，纪律和规矩才能立起来、严起来
中央之所以在落实“两个责任”上煞费苦心、三令五申，就是因为很多地方在管党治党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无视规矩、破坏规矩的行为，一界限不清，二不好取证，三没人举报，所以才成为导致组织涣散、纪律松驰的罪魁祸首，以至于一出问题就是大娄子，一出案子就是大案子。因此，在落实“两个责任”上，必须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而且要抓早抓小、常抓真抓。
一方面，规矩意识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必须靠日常的教育、监督、管理来渗透和强化，这就为主体责任的落实提供了抓手。对于各级各部门的党委来讲，由于距离近、看得清，知道身边谁最不听话、爱耍小聪明，知道底下谁不守规矩、爱打擦边球，所以，落实主体责任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坚持有的放矢，一切朝着纪律和规矩去。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彻底斩断从违纪到违法的通道，不能只当老好人，不去得罪人，而是要敢抓敢管、当仁不让，让红红脸、出出汗形成常态。通过及时的提醒、有力的触动，唤醒党员干部党章党规的意识，让他们记起党员这个第一身份。如果不闻不问、无动于衷，一旦造成恶劣影响，那这个地方、这个部门的领导就是历史的罪人，就要被追责问责。
另一方面，纪律观念的树立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必须靠刚性的监督、执纪、问责来维护和维持，这就为监督责任的履行指明了方向。对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来讲，必须向管住纪律的方向深化“三转”，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露头就打、寸步不让，绝不能以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让纪律在多数党员面前成为摆设。比如说，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依然顶风违纪的行为，就属于违反政治纪律；对于个人有关事项隐瞒不报，就属于违反组织纪律。只有越往后执纪问责越要从严，才能产生高压、形成震慑，才能倒逼主体责任上肩上手、用心用力。此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也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对于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理，扮演好“侦察哨”和“啄木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