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培养尖端人才不能急于求成 2011-04-22
侯建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实施“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的大学之一，也是唯一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学，现有两院院士３２人。
中国科大校园里钱学森塑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全国唯一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的高校。图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深圳特区报记者 沈清华
“回答‘钱学森之问’，培养尖端人才，我们的心态不能太急，要更加从容一些。”
“是不是一流大学，关键不在于它有多少学生和多少学科，而在于人才培养的质量。”
“对所从事的事情没有兴趣和激情，年轻人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成才和成功，很难很难。”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来到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校园行政楼专访了中国科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建国。这位儒雅的学者谈起“钱学森之问”、“去行政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教育热点问题，娓娓道来，不时冒出智慧的火花，给人诸多启示。采访结束，侯建国校长还欣然提笔写下“追求卓越、实现梦想，祝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圆满成功”，表达对大运会的美好祝愿。
回答“钱学森之问”心态不能太急
记者：钱学森是中国科大的主要创办者和直接参与者，曾兼任力学系主任长达２０年之久。您作为现任中国科大校长，是如何看待备受关注的“钱学森之问”的？
侯建国：钱老在建校之初就提出了他的办学思想，后来虽然离开了科大，但对人才培养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他从国家长远的发展考虑，提出要培养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比尔.盖茨这样的科学家、企业家等杰出人才，对我们的学校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感到忧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认为，我们过去的教育成就巨大，如果没有大学培养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才，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发展。但是，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现在的高等教育需要大力改革。
在培养尖端人才问题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心态不能太急，要从容一些，培养人才需要时间。就像体育比赛一样，一着急，心态一不稳，动作就容易变形，就容易犯规、犯错误。过去我们这方面也有教训。大家要冷静下来，扎扎实实把一件一件的事情做好，要营造一片肥沃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上能够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理性地质疑，学术上包容，大家能沉下心来十年磨一剑。有了这样的“土壤”，把“种子”洒下去，哪个“种子”成才，一开始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只要我们大学和社会营造了这种“土壤”，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中国大学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就能形成，各种各样的人才就能自然而然成长起来，就像现在欧美的一流高校那样。
任何一所大学，办得再大，学科再全，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就能解决大问题。
记者：中国科大在回答“钱学森之问”上有哪些举措？
侯建国：作为高校的办学者，首先必须认清信息化和国际化时代教育对象的变化。８０后、９０后学生知识面非常广，但多数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的能力还有待改善。此外，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学业压力就很大，上大学之后，反而有一种想放松的感觉，加上社会价值多元化，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已不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我们的大学教育，影响我们如何来教育这一代人。近两年来，我们进行了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更加强调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希望打破过去“流水线式”的传统大学教育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激情，同时尊重学生的多元选择，为他们选择非科技职业生涯提供有效的教育。
具体措施有：一是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成立了１１个科技英才班。学生到了一定时候就到校内科研机构和科学院研究所去，研究所专家也经常来学校开课，让一流学生和一流科学家尽早见面，让学生尽早接触科技前沿，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二是把一学年的学期从两个改成三个。６月到８月有个短学期，在这段时期从国内外请一流教师来校开精品课，给学生有更多选择机会。这项措施去年试行，今年正式实施。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如科大本科生转专业基本不受限制，鼓励跨系学习和选专业，把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贯通，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提前学习研究生课程，让７０％的本科生能够参与科研实践活动等。
记者：作为因材施教一项措施的科大少年班，这几年有什么改革？
侯建国：科大少年班１９７８年成立，３３年来在培养拔尖人才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少年班已经变成了少年班学院，每年把新生中数理基础比较好、对科学兴趣比较大的一些同学吸收到这里。这个学院的学生前两年不分专业，可以在全校范围选课。同时，实行书院制管理，安排学导对学生进行学业辅导，学习上非常灵活，到大三才开始分专业。
记者：教育部去年开始投入大量资源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中国科大成为首批试点高校之一，您如何看待这种举措？
侯建国：我认为只要有资源往教育投入就是好事，当然我们要把它用好。目前看来，现在做得比较好。教育部、财政部把项目定下来了，经费也给我们了，但具体怎样实施，他们基本不管，交给了我们大学，让各个大学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目标来制定培养计划。我参加了几次会，感觉还是给了大学很多自主权。
取消行政级别不是“去行政化”的关键
记者：您是杰出的化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大学校长，您在工作中是如何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的？
侯建国：科大在民主办学、学术优先方面，有非常好的传统。我们比较注意处理好三个方面：一是在学术事务中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科大校一级设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他们是有实质性权力的，学科的设置、学位的授予、职称的评审等，都由他们说了算。科大的校领导从来不在学术委员会任职。院系里面还有教授委员会，引进教师要经过教授委员会投票。二是在学校最主要的行政事务中尊重学术的声音，倾听教授意见，发挥教授们在决策和管理中的作用。比如学校的预算，我们设有预算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专家在资源分配和使用中的作用，为学校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三是管理向服务转变，淡化行政管理权力，强化服务意识。学校所有的管理必须是建立在为学术服务的基础之上，要服务于老师和学生，服务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学校建立了学生服务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为师生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似乎高校“去行政化”就是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您对此怎么看？
侯建国：我不反对取消行政级别，但我认为这不是最本质的问题，因为大学校长不可能靠行政级别来体现他的权威和能力。认为取消了行政级别，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不现实。去不去行政化关键要看大学的行政权力是否尊重学术权力，并在学术事务中依靠教授，行政机构是否真正为教师和学生服务，是否以学术优先和教书育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官再小，如果滥用权力，也能让大家做不成事情。
记者：说到“去行政化”，从大学外部来看，还涉及到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
侯建国：是的，这方面讨论很多了。我认为究竟要有哪些自主权，不能一概而论，每个大学都不同。省属与国立，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要的自主权不一样，不要搞大一统。我认为关键是政府在办学经费和政策上给予充分保障之后，具体如何办学应当由各个大学来做。当然，作为公办大学，你也不能无限制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人才培养的规律也是“根深才能叶茂”
记者：在影响力较大的主要大学排行榜中，中国科大近年来综合实力在国内高校中一直位居前四，中国科大在人才培养上有何特点？
侯建国：这和中国科大的使命、传统和特色联系在一起。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科大时，聂荣臻元帅在开学典礼上说，科大的办学目标“就是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围绕这个目标，科大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等人。学校成立的时候，强调“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目标就是培养科技拔尖人才。５３年过去了，办学地点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培养科技拔尖人才的使命和目标始终没有变。
科大人才培养的特点就是１０个字：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基础宽、厚、实，是指科大学生所有专业所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要比其他大学学生学的要多。在深厚的数理基础上，通过大学教育机构和中国科学院这一国立科研机构结合，使得学校能够不断以科研发展的最新趋势来调整专业知识教育。
作为理工科大学，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数理基础非常重要，这是“根”，“根深”才能“叶茂”，“根深”就是通识教育。在此基础上，还要具备理性思维能力、综合人文素质和国际化视野，这就是我们所要培养的“树型人才”，这种人才将来能够适应各方面的挑战。
记者：这种教育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侯建国：科大人才培养理念的形成，与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１９５９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文章提到中国科大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工作者的，学生必须在学校里打下将来研究工作的基础，学习基础理论的比重要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要比一般理科专业要高。
事实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成功的。比如，科大办学头１０年毕业的７７００多名学生中，成为两院院士的多达３０多人，科技将军２０多位。今年是国际化学年，国际学术机构评出了过去１０年国际上最活跃的１００位化学家，有１２位华人化学家入选，其中６位是科大校友；在最活跃的１００位材料科学家中，排名前五位的有４位是科大校友。目前，科大本科毕业生有７０％顺利进入国内外知名教育和科研机构继续深造，博士生毕业论文质量名列全国前茅。
５０年校庆总结时，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我认为，作为大学，核心使命还是培养人才。
是否是一流大学与规模大小没有关系
记者：看中国科大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本科生的规模几乎是５０多年保持不变。
侯建国：是这样的，很少有高校像我们这样。１９５８年科大第一届本科生招了１６００多人，去年我们招了１７００多人。坚持５０多年不扩招，这与我们一贯强调的重质不重量有关。
记者：国内多所大学都提出创建国际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国科大同样如此，您认为国际一流大学有哪些重要标志？
侯建国：我是这样理解一流大学标准的，一流大学不在于它有多少学生和多少学科，关键是一流大学要有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要不断涌现出一流的科研成果，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文化传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改善民生，而民生改善说到底要靠经济发展。下面的路怎么走，靠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传统发展方式是不行的，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这还是要靠科技，靠大学培养大量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要为社会未来１０－２０年培养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创新人才，使命崇高，我们的目标就是国际一流大学。
记者：创建国际一流大学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侯建国：我认为，最关键的是队伍建设，怎样把最好的学者和老师吸引到大学里来。人始终是决定性因素。
理工科学生也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
记者：包括钱学森、华罗庚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他们不仅自然科学很好，人文素养也很高。中国科大是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
侯建国：社会上有不少人总觉得理工科大学的学生知识比较单一，这不准确。实际上科大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非常重视，因为我们清楚，没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很难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我们设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有近２００名教师，专门负责为全校理工科学生开设历史、文学、艺术、心理和体育等方面的课。第二是通过各种讲座，聘请校外各个领域的名家来做人文知识讲座。第三是各种学生社团，这些社团组织了大量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和对社会的了解。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人文素养里面，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本身就是非常关键的人文素养。严格的科研训练，本身也是对学生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真正到了一定阶段，科学、艺术、人文都是相通的。
我们对教师和学生的人文关怀是一脉相承的。上世纪６０年代很困难的时候，钱学森、郭沫若拿自己的稿费给学生做伙食补贴。现在学校条件最好的地方，一定是教学科研设施。学校管理中也渗透和体现了人文精神，比如对那些不愿意申请补助的经济困难学生，几年前我们利用“一卡通”系统进行“隐形资助”，发现一个学生平均一个月在食堂消费６０次，如果女生平均每餐少于２．６元，男生少于３．１元，“一卡通”系统就自动打入１６０元的补助。这种尊重学生自尊的人性化管理，实际上也是在营造学校的人文氛围。
要从分数崇拜和迷信中解放出来
记者：您对年轻一代的成才成长有什么建议？
侯建国：成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哪一类书写得最多、卖得最火？我估计可能是成才经验、成才励志方面的。很多名人都会写一本自己的成才故事，这也说明成才的路是多样的。从我个人体会来看，要想成才，首先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有兴趣、有激情。这是做好科研工作的前提，有兴趣、有激情，才能从科学研究中找到乐趣。科学家图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始终相伴的心理感受，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创新带来的快乐。其次，要有很扎实的各方面知识。最后，还要有持之以恒和“甘于寂寞”的精神。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会总伴着鲜花和掌声，只有坚持不懈、平心静气地做学问的时候，科研上的创新才会水到渠成。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和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浮躁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对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我还想说不要太看重考试分数。现在考试分数多点少点，并不能决定将来的发展怎样。前面说到科大有６位杰出化学家校友，我查了一下当时他们考入科大的分数，发现他们的平均分在当年学校录取平均分之下，有一名是当时进科大学生中那个省份最高的，有一名是最低的。大家要从分数崇拜和迷信中解放出来。
记者：朱清时校长曾经是您的前任，对办好深圳高等教育和南方科大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侯建国：深圳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做了很多先行先试的事情，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衷心希望南方科技大学能够获得成功！
记者：今年８月第２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深圳召开，您对这届运动会有何期待？
侯建国：这是一届非常重要的大学生体育盛会，体育的精神就是追求更高、更快，不断突破人类自身的物理极限，实际上和我们科大的传统是相合的，我们一直在不断追求卓越，不断追求对自然界规律的更深入认识。我了解到，科大的学生也将参加安徽省的大运火炬接力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积极参与大运，分享盛会。我们也非常希望到时能有学生去深圳参加大运会比赛。
记者手记
令人敬佩的科大传统
走进侯建国校长的办公室，记者有些吃惊，一位副部级的大学校长的办公室怎么只有这么大！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三张沙发之外，几乎再也放不下其他东西，比记者平时看到的很多中小学校长的办公室要小得多。
“我们也有大一点的办公室，不过都是教授们在用。”侯建国说，朱清时院士任科大校长时，用的也是这间办公室。“在中国科大，一切资源都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这是传统。”
在去中科大采访之前，安徽大学校长程桦就用敬佩的口气告诉记者，在科大，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穿着中山装、骑着破旧自行车在校园穿梭，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很难想象那些人就是当今学术界叱咤风云的院士、教授们。他们在生活上极其朴素，而在教学科研上极其认真。
这就是科大人的一种优良传统：艰苦朴素、求真务实。
这种传统是从科大创办之初老一辈科学家那儿传承下来的。据中科大力学系最初几届学生回忆，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时，每次来学校从不穿西装，只穿土布中山装、戴布帽、穿布鞋。夏天来校时戴草帽、穿短裤，短裤上常常打着补丁。而他经常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学校添置仪器和给学生贴补伙食。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认为，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当你了解了科大人的品格，你就会理解科大为何能在教育科研上创下那么多辉煌。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科大人”！
校长名片
侯建国，我国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获凝聚态物理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2011-04-22 深圳特区报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1-04/22/content_1536588.htm
[深圳特区报]培养尖端人才不能急于求成 2011-04-22
侯建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实施“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的大学之一，也是唯一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学，现有两院院士３２人。
中国科大校园里钱学森塑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全国唯一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的高校。图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深圳特区报记者 沈清华
“回答‘钱学森之问’，培养尖端人才，我们的心态不能太急，要更加从容一些。”
“是不是一流大学，关键不在于它有多少学生和多少学科，而在于人才培养的质量。”
“对所从事的事情没有兴趣和激情，年轻人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成才和成功，很难很难。”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来到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校园行政楼专访了中国科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建国。这位儒雅的学者谈起“钱学森之问”、“去行政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教育热点问题，娓娓道来，不时冒出智慧的火花，给人诸多启示。采访结束，侯建国校长还欣然提笔写下“追求卓越、实现梦想，祝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圆满成功”，表达对大运会的美好祝愿。
回答“钱学森之问”心态不能太急
记者：钱学森是中国科大的主要创办者和直接参与者，曾兼任力学系主任长达２０年之久。您作为现任中国科大校长，是如何看待备受关注的“钱学森之问”的？
侯建国：钱老在建校之初就提出了他的办学思想，后来虽然离开了科大，但对人才培养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他从国家长远的发展考虑，提出要培养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比尔.盖茨这样的科学家、企业家等杰出人才，对我们的学校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感到忧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认为，我们过去的教育成就巨大，如果没有大学培养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才，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发展。但是，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现在的高等教育需要大力改革。
在培养尖端人才问题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心态不能太急，要从容一些，培养人才需要时间。就像体育比赛一样，一着急，心态一不稳，动作就容易变形，就容易犯规、犯错误。过去我们这方面也有教训。大家要冷静下来，扎扎实实把一件一件的事情做好，要营造一片肥沃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上能够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理性地质疑，学术上包容，大家能沉下心来十年磨一剑。有了这样的“土壤”，把“种子”洒下去，哪个“种子”成才，一开始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只要我们大学和社会营造了这种“土壤”，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中国大学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就能形成，各种各样的人才就能自然而然成长起来，就像现在欧美的一流高校那样。
任何一所大学，办得再大，学科再全，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就能解决大问题。
记者：中国科大在回答“钱学森之问”上有哪些举措？
侯建国：作为高校的办学者，首先必须认清信息化和国际化时代教育对象的变化。８０后、９０后学生知识面非常广，但多数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的能力还有待改善。此外，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学业压力就很大，上大学之后，反而有一种想放松的感觉，加上社会价值多元化，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已不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我们的大学教育，影响我们如何来教育这一代人。近两年来，我们进行了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更加强调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希望打破过去“流水线式”的传统大学教育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激情，同时尊重学生的多元选择，为他们选择非科技职业生涯提供有效的教育。
具体措施有：一是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成立了１１个科技英才班。学生到了一定时候就到校内科研机构和科学院研究所去，研究所专家也经常来学校开课，让一流学生和一流科学家尽早见面，让学生尽早接触科技前沿，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二是把一学年的学期从两个改成三个。６月到８月有个短学期，在这段时期从国内外请一流教师来校开精品课，给学生有更多选择机会。这项措施去年试行，今年正式实施。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如科大本科生转专业基本不受限制，鼓励跨系学习和选专业，把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贯通，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提前学习研究生课程，让７０％的本科生能够参与科研实践活动等。
记者：作为因材施教一项措施的科大少年班，这几年有什么改革？
侯建国：科大少年班１９７８年成立，３３年来在培养拔尖人才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少年班已经变成了少年班学院，每年把新生中数理基础比较好、对科学兴趣比较大的一些同学吸收到这里。这个学院的学生前两年不分专业，可以在全校范围选课。同时，实行书院制管理，安排学导对学生进行学业辅导，学习上非常灵活，到大三才开始分专业。
记者：教育部去年开始投入大量资源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中国科大成为首批试点高校之一，您如何看待这种举措？
侯建国：我认为只要有资源往教育投入就是好事，当然我们要把它用好。目前看来，现在做得比较好。教育部、财政部把项目定下来了，经费也给我们了，但具体怎样实施，他们基本不管，交给了我们大学，让各个大学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目标来制定培养计划。我参加了几次会，感觉还是给了大学很多自主权。
取消行政级别不是“去行政化”的关键
记者：您是杰出的化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大学校长，您在工作中是如何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的？
侯建国：科大在民主办学、学术优先方面，有非常好的传统。我们比较注意处理好三个方面：一是在学术事务中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科大校一级设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他们是有实质性权力的，学科的设置、学位的授予、职称的评审等，都由他们说了算。科大的校领导从来不在学术委员会任职。院系里面还有教授委员会，引进教师要经过教授委员会投票。二是在学校最主要的行政事务中尊重学术的声音，倾听教授意见，发挥教授们在决策和管理中的作用。比如学校的预算，我们设有预算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专家在资源分配和使用中的作用，为学校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三是管理向服务转变，淡化行政管理权力，强化服务意识。学校所有的管理必须是建立在为学术服务的基础之上，要服务于老师和学生，服务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学校建立了学生服务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为师生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似乎高校“去行政化”就是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您对此怎么看？
侯建国：我不反对取消行政级别，但我认为这不是最本质的问题，因为大学校长不可能靠行政级别来体现他的权威和能力。认为取消了行政级别，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不现实。去不去行政化关键要看大学的行政权力是否尊重学术权力，并在学术事务中依靠教授，行政机构是否真正为教师和学生服务，是否以学术优先和教书育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官再小，如果滥用权力，也能让大家做不成事情。
记者：说到“去行政化”，从大学外部来看，还涉及到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
侯建国：是的，这方面讨论很多了。我认为究竟要有哪些自主权，不能一概而论，每个大学都不同。省属与国立，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要的自主权不一样，不要搞大一统。我认为关键是政府在办学经费和政策上给予充分保障之后，具体如何办学应当由各个大学来做。当然，作为公办大学，你也不能无限制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人才培养的规律也是“根深才能叶茂”
记者：在影响力较大的主要大学排行榜中，中国科大近年来综合实力在国内高校中一直位居前四，中国科大在人才培养上有何特点？
侯建国：这和中国科大的使命、传统和特色联系在一起。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科大时，聂荣臻元帅在开学典礼上说，科大的办学目标“就是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围绕这个目标，科大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等人。学校成立的时候，强调“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目标就是培养科技拔尖人才。５３年过去了，办学地点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培养科技拔尖人才的使命和目标始终没有变。
科大人才培养的特点就是１０个字：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基础宽、厚、实，是指科大学生所有专业所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要比其他大学学生学的要多。在深厚的数理基础上，通过大学教育机构和中国科学院这一国立科研机构结合，使得学校能够不断以科研发展的最新趋势来调整专业知识教育。
作为理工科大学，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数理基础非常重要，这是“根”，“根深”才能“叶茂”，“根深”就是通识教育。在此基础上，还要具备理性思维能力、综合人文素质和国际化视野，这就是我们所要培养的“树型人才”，这种人才将来能够适应各方面的挑战。
记者：这种教育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侯建国：科大人才培养理念的形成，与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１９５９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文章提到中国科大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工作者的，学生必须在学校里打下将来研究工作的基础，学习基础理论的比重要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要比一般理科专业要高。
事实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成功的。比如，科大办学头１０年毕业的７７００多名学生中，成为两院院士的多达３０多人，科技将军２０多位。今年是国际化学年，国际学术机构评出了过去１０年国际上最活跃的１００位化学家，有１２位华人化学家入选，其中６位是科大校友；在最活跃的１００位材料科学家中，排名前五位的有４位是科大校友。目前，科大本科毕业生有７０％顺利进入国内外知名教育和科研机构继续深造，博士生毕业论文质量名列全国前茅。
５０年校庆总结时，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我认为，作为大学，核心使命还是培养人才。
是否是一流大学与规模大小没有关系
记者：看中国科大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本科生的规模几乎是５０多年保持不变。
侯建国：是这样的，很少有高校像我们这样。１９５８年科大第一届本科生招了１６００多人，去年我们招了１７００多人。坚持５０多年不扩招，这与我们一贯强调的重质不重量有关。
记者：国内多所大学都提出创建国际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国科大同样如此，您认为国际一流大学有哪些重要标志？
侯建国：我是这样理解一流大学标准的，一流大学不在于它有多少学生和多少学科，关键是一流大学要有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要不断涌现出一流的科研成果，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文化传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改善民生，而民生改善说到底要靠经济发展。下面的路怎么走，靠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传统发展方式是不行的，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这还是要靠科技，靠大学培养大量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要为社会未来１０－２０年培养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创新人才，使命崇高，我们的目标就是国际一流大学。
记者：创建国际一流大学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侯建国：我认为，最关键的是队伍建设，怎样把最好的学者和老师吸引到大学里来。人始终是决定性因素。
理工科学生也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
记者：包括钱学森、华罗庚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他们不仅自然科学很好，人文素养也很高。中国科大是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
侯建国：社会上有不少人总觉得理工科大学的学生知识比较单一，这不准确。实际上科大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非常重视，因为我们清楚，没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很难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我们设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有近２００名教师，专门负责为全校理工科学生开设历史、文学、艺术、心理和体育等方面的课。第二是通过各种讲座，聘请校外各个领域的名家来做人文知识讲座。第三是各种学生社团，这些社团组织了大量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和对社会的了解。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人文素养里面，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本身就是非常关键的人文素养。严格的科研训练，本身也是对学生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真正到了一定阶段，科学、艺术、人文都是相通的。
我们对教师和学生的人文关怀是一脉相承的。上世纪６０年代很困难的时候，钱学森、郭沫若拿自己的稿费给学生做伙食补贴。现在学校条件最好的地方，一定是教学科研设施。学校管理中也渗透和体现了人文精神，比如对那些不愿意申请补助的经济困难学生，几年前我们利用“一卡通”系统进行“隐形资助”，发现一个学生平均一个月在食堂消费６０次，如果女生平均每餐少于２．６元，男生少于３．１元，“一卡通”系统就自动打入１６０元的补助。这种尊重学生自尊的人性化管理，实际上也是在营造学校的人文氛围。
要从分数崇拜和迷信中解放出来
记者：您对年轻一代的成才成长有什么建议？
侯建国：成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哪一类书写得最多、卖得最火？我估计可能是成才经验、成才励志方面的。很多名人都会写一本自己的成才故事，这也说明成才的路是多样的。从我个人体会来看，要想成才，首先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有兴趣、有激情。这是做好科研工作的前提，有兴趣、有激情，才能从科学研究中找到乐趣。科学家图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始终相伴的心理感受，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创新带来的快乐。其次，要有很扎实的各方面知识。最后，还要有持之以恒和“甘于寂寞”的精神。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会总伴着鲜花和掌声，只有坚持不懈、平心静气地做学问的时候，科研上的创新才会水到渠成。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和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浮躁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对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我还想说不要太看重考试分数。现在考试分数多点少点，并不能决定将来的发展怎样。前面说到科大有６位杰出化学家校友，我查了一下当时他们考入科大的分数，发现他们的平均分在当年学校录取平均分之下，有一名是当时进科大学生中那个省份最高的，有一名是最低的。大家要从分数崇拜和迷信中解放出来。
记者：朱清时校长曾经是您的前任，对办好深圳高等教育和南方科大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侯建国：深圳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做了很多先行先试的事情，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衷心希望南方科技大学能够获得成功！
记者：今年８月第２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深圳召开，您对这届运动会有何期待？
侯建国：这是一届非常重要的大学生体育盛会，体育的精神就是追求更高、更快，不断突破人类自身的物理极限，实际上和我们科大的传统是相合的，我们一直在不断追求卓越，不断追求对自然界规律的更深入认识。我了解到，科大的学生也将参加安徽省的大运火炬接力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积极参与大运，分享盛会。我们也非常希望到时能有学生去深圳参加大运会比赛。
记者手记
令人敬佩的科大传统
走进侯建国校长的办公室，记者有些吃惊，一位副部级的大学校长的办公室怎么只有这么大！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三张沙发之外，几乎再也放不下其他东西，比记者平时看到的很多中小学校长的办公室要小得多。
“我们也有大一点的办公室，不过都是教授们在用。”侯建国说，朱清时院士任科大校长时，用的也是这间办公室。“在中国科大，一切资源都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这是传统。”
在去中科大采访之前，安徽大学校长程桦就用敬佩的口气告诉记者，在科大，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穿着中山装、骑着破旧自行车在校园穿梭，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很难想象那些人就是当今学术界叱咤风云的院士、教授们。他们在生活上极其朴素，而在教学科研上极其认真。
这就是科大人的一种优良传统：艰苦朴素、求真务实。
这种传统是从科大创办之初老一辈科学家那儿传承下来的。据中科大力学系最初几届学生回忆，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时，每次来学校从不穿西装，只穿土布中山装、戴布帽、穿布鞋。夏天来校时戴草帽、穿短裤，短裤上常常打着补丁。而他经常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学校添置仪器和给学生贴补伙食。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认为，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当你了解了科大人的品格，你就会理解科大为何能在教育科研上创下那么多辉煌。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科大人”！
校长名片
侯建国，我国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获凝聚态物理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2011-04-22 深圳特区报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1-04/22/content_15365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