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所知，这些来过或来到山东的新教先驱有郭士立、麦都思（Medhurst）、史蒂文斯（Stevens）、花雅各（J.L. Holmes）。
郭士立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Gützlaff），一位德国裁缝师的儿子，1803年7月8日生于普鲁士波美尼亚（PrussiaPomerania）比列兹镇（Pyritz）。在鹿特丹（Rotterdam）按立为牧师，作为荷兰传道会的传教士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于1827年抵达工作地。但两年之后（1829年），他脱离荷兰传道会，暂时负责伦敦传道会在马六甲（Malacca）的工作。他一直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在汉语学习有了显著进步之后，即开始沿中国海岸线做长途旅行。1831年（6月18日至12月13日）乘舢板沿中国海岸线抵达天津、满洲。作为外国人，他穿着中国当地人的服装，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姓氏的名字，沿途行医，借机散发了大量基督教书籍。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他登陆胶州，发现市场上以合理价格出售各种欧洲和印度商品。
1832年（2月25日至9月5日)，他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的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Amherst）轮船（350吨），充当该船翻译和医生。虽然东印度公司这次航行没有达到打开新的贸易渠道的目的，但郭士立散发了许多书籍。这次航行，他们并没有到胶州，负责“阿美士德勋爵号”轮船的胡夏米（H.H.Lindsay）描述说“因为这个山东最重要的大市场，有很多舢板挤满了港口”。7月14日，他们在威海卫湾刘公岛登录，在刘公岛上，他们在山岭中漫游，发现岛上的渔民“似乎每张脸上都是不友好的表情”。第二天（7月15日），“阿美士德号”抵达威海卫，他们发现“这里的官员非常不友好”。不过，郭士立却高兴地发现威海卫当地居民比刘公岛上的渔民愿意接受他的基督教书籍。16日，他们一伙人又登岸威海卫，“但我们发现这里的人们反倒向我们出售我们需要的补给品，每个人都强要我们购买。”当他们见到当地官员们时，那些官员就抱怨说他们“带了一支鸟枪上岸，而且还放了几枪”；不过，郭士立记述当时的情况说，“我们作了解释，说携带武器是我们到一个陌生国家的习惯,放了几枪是我们娱乐娱乐。但是，在我们说了我们的要求之后，便毫无收获地不得不离开了威海卫。”正如郭士立所指出的，山东和山东人的贫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山东人似乎非常贫穷，而且，整个山东地区都非常贫穷。”离开威海卫，他们去了朝鲜。
麦都思和史蒂芬
继郭士立登陆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先驱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史蒂芬（EdwinStevens），一位是英国人，另一位是美国人。麦都思1796年4月29日出生在伦敦，1817年6月12日作为伦敦传道会牧师抵达马六甲。马礼逊博士1834年去世后，他于1835年7月21日与史蒂芬先生一起从广州出发，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
史蒂芬1802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New Canaan ,Connecticut），美国海员之友会（theAmerican Seaman FriendSociety）委派他为广州特遣牧师，他于1832年10月26日抵达那里。1836年，根据他离开美国之前的一项安排，史蒂芬参与了美部会海外宣教委员会（the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Missions）的工作。
受郭士立中国沿海北上旅行的鼓励和已故马礼逊博士广泛散发基督教文学作品呼吁的影响，麦都思和史蒂芬与阿利发洋行（olyphantandcompany）达成了一项协议，使用该洋行的“休伦号”（Huron）双桅横帆船（211吨）三个月。“休伦号”由温莎（ThomasWinsor）担任船长，十二名水手，装备两门固定火炮和数门旋转火炮。
1835年8月26日，他们从广州出发，“寻找散发书籍和布道之地。”他们在船上装有“大约20,000册各种书籍，一些易于理解的经文小册子，麦都思的《福音调和》（Harmonyof the Gospels）、《神理总论》(Theology)、《神天十条圣诫注解》（Commentary on the TenCommandments）、《耶稣赎罪之论》（the Life ofChrist），以及其他各种出版物。9月11日上午1点，他们停靠山东东北部的威海卫湾，登上了刘公岛。虽然当他们一出现，很多当地人就跑掉了，但当有人听麦都思说汉语后，立即好奇起来，挤满了这两个外国人散发书籍和小册子的房子，听讲的这些人表现得“很文明”。两天以后，他们访问了威海卫陆上的几个村庄，“散发书籍没有收到任何暴力阻拦。”其中有一个村庄，“人们等不及正规发放，就自己动手帮忙散发。”两天时间里，他们“共散发了1,000册书，每册100页”，在山东，他们原本“没期待热情接收书籍”。15日，他们在奇山所湾（KeshanSoBay）即烟台湾登录。在这里，他们没有受到像威海卫那样的欢迎，因为“尽管这里的人们很高兴接受我们散发的书籍，但他们却强烈反对我们进入他们的村庄”。然而，在烟台湾的舢板上，他们发现人们渴望得到散发的书籍，“从不嫌多。”像他们的前辈郭士立一样，他们也免费进行医疗服务。烟台有一位拾破烂的想要一些药品，当问他是什么病的时候，他“坦白地说他现在没有什么病，但可能不久就生个什么病，他想要些药品预备着”。他们下一个散发书籍的地方是靖海卫（Tsinghaiwei）,位于海岬南部岸边，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有些人很高兴接收了书籍，但有些人却拒绝接收，不过，接收的人在增多。”在靖海卫周边呆了几天，访问了沿岸一些村庄。这些村转的人不愿和他们打任何交道，常常拒绝他们的书籍。“有一两个村庄，他们什么也不要。”
10月1日，他们启程返航，31日第到广州附近伶仃（lintin），度过了这次行程中最多的没有航行的日子——“大约三个星期”。在山东，散发了“近4,000册书，包括大量《神天圣书》（HolyScriptures）”。10月1日，他们启程返航，31日第到广州附近伶仃（lintin），度过了这次行程中最多的没有航行的日子——“大约三个星期”。在山东，散发了“近4,000册书，包括大量《神天圣书》（HolyScriptures）”。像在他们之前去过山东的郭士立一样，人们的贫穷给他们以深刻印象。尤其是他们所见到的妇女，正如以下记述所言，引起了他们的同情：“但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所有女性痛苦、邋遢、蜡黄的面容，令人不安，使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同情，她们太无助了。改善现状的前景渺茫，或者说大量当地人除了受到基督教自由快乐的影响，毫无希望改变目前的现状。”诚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总体上说，山东人“在对待外国人的举止方面，远不如南方人和调皮捣蛋的乡下人热诚机敏。”尽管他们认为山东最贫穷的乞丐讲的汉语，与“南方的学者”相比“发音要好听得多”，但他们对山东人总体上教育显著缺乏感到沮丧。史蒂芬先生写道：“山东读书人数量显得比我预期的要少的多；不仅与我们交谈的妇女中没有一个认识字，而且农村中穷苦人也很少有人能读懂一页书。不过，在城市和富庶地区，读书人的比例要高一些。”1832年，《中国丛报》创刊，开始做有益的宣传，1835年11月发表了史蒂芬先生写的他们的旅行报告，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一报告信息的传播，引起了花雅各的注意，引导他到山东，也引发了常规海外宣教会在“中国圣省”开展工作。
花雅各
第四位基督新教宣教先驱是花雅各（James LandrumHolmes）牧师，他也可以位列当代宣教史行列。花雅各先生1836年5月16日出生于西佛吉尼亚州普雷斯顿县（PrestonCounty,WestVirginia）。1858年7月被按立为牧师,美国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委派他为赴海外传教士。1858年8月21日，花雅各牧师和花雅各夫人乘“猎鹰号”（Falcon）前往上海，1859年2月到达目的地。
1858年7月被按立为牧师,美国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委派他为赴海外传教士。1858年8月21日，花雅各牧师和花雅各夫人乘“猎鹰号”（Falcon）前往上海，1859年2月到达目的地。
把花雅各夫人留在船上，他上岸去取前一天商定租借的马。到了他预定的地方，发现这里的管事的禁止他租用马匹。花雅各拜访了地方官员，就是这位官员下令严禁把马租借给外国人，结果，这位官员打官腔对他说：本人不能为来访者提供马匹，如果花雅各能够弄到马，那就可以随便乘坐。于是，花雅各这位心眼灵活的传教士就派他的汉语教师到邻近村庄去买了两匹山东小型马匹。
他们立即启程去登州，第二天到了那里。登州人一见到花雅各，就对这个“怪物”感到非常惊讶。“登州城门”，他写道，“当我们来时挤满了看光景的人；我们走进城门以后，后面跟着长长一队人。我们的向导领我们到了一家客栈，在夏天太阳地里走了很远的路，很想休息一下，但令我们难堪的是，一直跟在我们后面那些人也来到了客栈，拥挤在门口，想着法子往里面看个究竟。”
作为城市，花雅各对登州印象很深，他发现这里街道宽敞，并且比他预期的整洁得多，石头垒砌的房屋看上去好像是“很舒适的样子”，他想，“当地人充满活力的身板、红彤彤的面容，表明这里的气候有宜健康。”在登州呆了两天，花雅各和他的汉语教师回到了烟台，花雅各在这里度过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同时准备再次到登州旅行，政治形势，或者是如他所的“天津英国使馆官员的灾难性问题”，迫使他返回了上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征求美国南浸信会海外宣教总部和他的朋友们意见，询问一旦道路畅通，能否支持他在山东设立布道站。
1860年夏天，花雅各再次北上，不过他这一次似乎一直待在烟台。这段时间里，他白天在街上穿梭，想弄一套房子安个家。晚上，因为没有人敢冒险留宿外国人，他就“在海港各种小船里过夜，这条船要离开就搬到另一条船上，船长很友善，给了他这一特权”。花雅各似乎就这样在烟台住了两个月，随后返回了上海。1860年12月31日，与海雅西（JesseB.Hartwell）牧师与及海雅西夫人和一个婴儿一起，花雅各一家第三次到烟台。这一次，他不再是先驱，而是有了一位同工。
（注释太多，暂时略去）
郭大松译自《在山东前线》
据我们所知，这些来过或来到山东的新教先驱有郭士立、麦都思（Medhurst）、史蒂文斯（Stevens）、花雅各（J.L. Holmes）。
郭士立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Gützlaff），一位德国裁缝师的儿子，1803年7月8日生于普鲁士波美尼亚（PrussiaPomerania）比列兹镇（Pyritz）。在鹿特丹（Rotterdam）按立为牧师，作为荷兰传道会的传教士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于1827年抵达工作地。但两年之后（1829年），他脱离荷兰传道会，暂时负责伦敦传道会在马六甲（Malacca）的工作。他一直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在汉语学习有了显著进步之后，即开始沿中国海岸线做长途旅行。1831年（6月18日至12月13日）乘舢板沿中国海岸线抵达天津、满洲。作为外国人，他穿着中国当地人的服装，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姓氏的名字，沿途行医，借机散发了大量基督教书籍。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他登陆胶州，发现市场上以合理价格出售各种欧洲和印度商品。
1832年（2月25日至9月5日)，他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的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Amherst）轮船（350吨），充当该船翻译和医生。虽然东印度公司这次航行没有达到打开新的贸易渠道的目的，但郭士立散发了许多书籍。这次航行，他们并没有到胶州，负责“阿美士德勋爵号”轮船的胡夏米（H.H.Lindsay）描述说“因为这个山东最重要的大市场，有很多舢板挤满了港口”。7月14日，他们在威海卫湾刘公岛登录，在刘公岛上，他们在山岭中漫游，发现岛上的渔民“似乎每张脸上都是不友好的表情”。第二天（7月15日），“阿美士德号”抵达威海卫，他们发现“这里的官员非常不友好”。不过，郭士立却高兴地发现威海卫当地居民比刘公岛上的渔民愿意接受他的基督教书籍。16日，他们一伙人又登岸威海卫，“但我们发现这里的人们反倒向我们出售我们需要的补给品，每个人都强要我们购买。”当他们见到当地官员们时，那些官员就抱怨说他们“带了一支鸟枪上岸，而且还放了几枪”；不过，郭士立记述当时的情况说，“我们作了解释，说携带武器是我们到一个陌生国家的习惯,放了几枪是我们娱乐娱乐。但是，在我们说了我们的要求之后，便毫无收获地不得不离开了威海卫。”正如郭士立所指出的，山东和山东人的贫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山东人似乎非常贫穷，而且，整个山东地区都非常贫穷。”离开威海卫，他们去了朝鲜。
麦都思和史蒂芬
继郭士立登陆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先驱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史蒂芬（EdwinStevens），一位是英国人，另一位是美国人。麦都思1796年4月29日出生在伦敦，1817年6月12日作为伦敦传道会牧师抵达马六甲。马礼逊博士1834年去世后，他于1835年7月21日与史蒂芬先生一起从广州出发，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
史蒂芬1802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New Canaan ,Connecticut），美国海员之友会（theAmerican Seaman FriendSociety）委派他为广州特遣牧师，他于1832年10月26日抵达那里。1836年，根据他离开美国之前的一项安排，史蒂芬参与了美部会海外宣教委员会（the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Missions）的工作。
受郭士立中国沿海北上旅行的鼓励和已故马礼逊博士广泛散发基督教文学作品呼吁的影响，麦都思和史蒂芬与阿利发洋行（olyphantandcompany）达成了一项协议，使用该洋行的“休伦号”（Huron）双桅横帆船（211吨）三个月。“休伦号”由温莎（ThomasWinsor）担任船长，十二名水手，装备两门固定火炮和数门旋转火炮。
1835年8月26日，他们从广州出发，“寻找散发书籍和布道之地。”他们在船上装有“大约20,000册各种书籍，一些易于理解的经文小册子，麦都思的《福音调和》（Harmonyof the Gospels）、《神理总论》(Theology)、《神天十条圣诫注解》（Commentary on the TenCommandments）、《耶稣赎罪之论》（the Life ofChrist），以及其他各种出版物。9月11日上午1点，他们停靠山东东北部的威海卫湾，登上了刘公岛。虽然当他们一出现，很多当地人就跑掉了，但当有人听麦都思说汉语后，立即好奇起来，挤满了这两个外国人散发书籍和小册子的房子，听讲的这些人表现得“很文明”。两天以后，他们访问了威海卫陆上的几个村庄，“散发书籍没有收到任何暴力阻拦。”其中有一个村庄，“人们等不及正规发放，就自己动手帮忙散发。”两天时间里，他们“共散发了1,000册书，每册100页”，在山东，他们原本“没期待热情接收书籍”。15日，他们在奇山所湾（KeshanSoBay）即烟台湾登录。在这里，他们没有受到像威海卫那样的欢迎，因为“尽管这里的人们很高兴接受我们散发的书籍，但他们却强烈反对我们进入他们的村庄”。然而，在烟台湾的舢板上，他们发现人们渴望得到散发的书籍，“从不嫌多。”像他们的前辈郭士立一样，他们也免费进行医疗服务。烟台有一位拾破烂的想要一些药品，当问他是什么病的时候，他“坦白地说他现在没有什么病，但可能不久就生个什么病，他想要些药品预备着”。他们下一个散发书籍的地方是靖海卫（Tsinghaiwei）,位于海岬南部岸边，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有些人很高兴接收了书籍，但有些人却拒绝接收，不过，接收的人在增多。”在靖海卫周边呆了几天，访问了沿岸一些村庄。这些村转的人不愿和他们打任何交道，常常拒绝他们的书籍。“有一两个村庄，他们什么也不要。”
10月1日，他们启程返航，31日第到广州附近伶仃（lintin），度过了这次行程中最多的没有航行的日子——“大约三个星期”。在山东，散发了“近4,000册书，包括大量《神天圣书》（HolyScriptures）”。10月1日，他们启程返航，31日第到广州附近伶仃（lintin），度过了这次行程中最多的没有航行的日子——“大约三个星期”。在山东，散发了“近4,000册书，包括大量《神天圣书》（HolyScriptures）”。像在他们之前去过山东的郭士立一样，人们的贫穷给他们以深刻印象。尤其是他们所见到的妇女，正如以下记述所言，引起了他们的同情：“但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所有女性痛苦、邋遢、蜡黄的面容，令人不安，使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同情，她们太无助了。改善现状的前景渺茫，或者说大量当地人除了受到基督教自由快乐的影响，毫无希望改变目前的现状。”诚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总体上说，山东人“在对待外国人的举止方面，远不如南方人和调皮捣蛋的乡下人热诚机敏。”尽管他们认为山东最贫穷的乞丐讲的汉语，与“南方的学者”相比“发音要好听得多”，但他们对山东人总体上教育显著缺乏感到沮丧。史蒂芬先生写道：“山东读书人数量显得比我预期的要少的多；不仅与我们交谈的妇女中没有一个认识字，而且农村中穷苦人也很少有人能读懂一页书。不过，在城市和富庶地区，读书人的比例要高一些。”1832年，《中国丛报》创刊，开始做有益的宣传，1835年11月发表了史蒂芬先生写的他们的旅行报告，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一报告信息的传播，引起了花雅各的注意，引导他到山东，也引发了常规海外宣教会在“中国圣省”开展工作。
花雅各
第四位基督新教宣教先驱是花雅各（James LandrumHolmes）牧师，他也可以位列当代宣教史行列。花雅各先生1836年5月16日出生于西佛吉尼亚州普雷斯顿县（PrestonCounty,WestVirginia）。1858年7月被按立为牧师,美国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委派他为赴海外传教士。1858年8月21日，花雅各牧师和花雅各夫人乘“猎鹰号”（Falcon）前往上海，1859年2月到达目的地。
1858年7月被按立为牧师,美国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委派他为赴海外传教士。1858年8月21日，花雅各牧师和花雅各夫人乘“猎鹰号”（Falcon）前往上海，1859年2月到达目的地。
把花雅各夫人留在船上，他上岸去取前一天商定租借的马。到了他预定的地方，发现这里的管事的禁止他租用马匹。花雅各拜访了地方官员，就是这位官员下令严禁把马租借给外国人，结果，这位官员打官腔对他说：本人不能为来访者提供马匹，如果花雅各能够弄到马，那就可以随便乘坐。于是，花雅各这位心眼灵活的传教士就派他的汉语教师到邻近村庄去买了两匹山东小型马匹。
他们立即启程去登州，第二天到了那里。登州人一见到花雅各，就对这个“怪物”感到非常惊讶。“登州城门”，他写道，“当我们来时挤满了看光景的人；我们走进城门以后，后面跟着长长一队人。我们的向导领我们到了一家客栈，在夏天太阳地里走了很远的路，很想休息一下，但令我们难堪的是，一直跟在我们后面那些人也来到了客栈，拥挤在门口，想着法子往里面看个究竟。”
作为城市，花雅各对登州印象很深，他发现这里街道宽敞，并且比他预期的整洁得多，石头垒砌的房屋看上去好像是“很舒适的样子”，他想，“当地人充满活力的身板、红彤彤的面容，表明这里的气候有宜健康。”在登州呆了两天，花雅各和他的汉语教师回到了烟台，花雅各在这里度过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同时准备再次到登州旅行，政治形势，或者是如他所的“天津英国使馆官员的灾难性问题”，迫使他返回了上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征求美国南浸信会海外宣教总部和他的朋友们意见，询问一旦道路畅通，能否支持他在山东设立布道站。
1860年夏天，花雅各再次北上，不过他这一次似乎一直待在烟台。这段时间里，他白天在街上穿梭，想弄一套房子安个家。晚上，因为没有人敢冒险留宿外国人，他就“在海港各种小船里过夜，这条船要离开就搬到另一条船上，船长很友善，给了他这一特权”。花雅各似乎就这样在烟台住了两个月，随后返回了上海。1860年12月31日，与海雅西（JesseB.Hartwell）牧师与及海雅西夫人和一个婴儿一起，花雅各一家第三次到烟台。这一次，他不再是先驱，而是有了一位同工。
（注释太多，暂时略去）
郭大松译自《在山东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