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号：[**************]3
湖北大学
期末课程论文
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 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院系：化学化工学院
学位类别：2014人力资源管理本科（双学位）
姓名：占群
指导老师：刘和旺
完成时间：2016年6月13日
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 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摘要
劳动力资源是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该增长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息息相关。围绕着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以及“民工荒”等现象，国内外学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展开了诸多研究，提供了多种思考方式。
本文首先对“刘易斯拐点”进行了解释，提供了多位学者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具体看法，再总结了自己对“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的判断依据。而后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进行实例讨论，最后结合中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通过自己的了解简述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看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企业用工成本 刘易斯拐点之争
一、刘易斯拐点的相关理论和具体判断标准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又称路易斯拐点），由威廉·阿瑟·刘易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68年提出，是指劳动力结构由供不应求（即劳动力过剩）向供不应求（即劳动力不足）转变的转折点。通常在一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部门的富余劳动力会逐渐转变到非农产业，由此导致农村部门富余劳动力数量减少，直至枯竭，富余劳动力由充裕转变为枯竭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AD1右移至 AD3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和基本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就是二元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故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文中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
不同学者对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
易斯拐点”的到来会伴随着几个显著变化：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业出现资本深化，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以及人口类型的变化。蔡昉把上述四个方面总结为两个重要的变化标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一个时区而不是时点，其伴随着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工资差别，非资本部门实际工资的固定增长，非资本部门对资本部门劳动供给弹性等变化。黎煦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被配置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比例。吴要武则认为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城镇（非技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上升，厂商开始用资本代替劳动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现象。
而我根据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以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简单的判断和总结了“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有一下几点：（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剩余到枯竭的拐点，且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故我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关键之一。（2）劳动力的工资是否上涨。根据阿瑟·刘易斯的观点，当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劳动力无限供给（过剩）变成短缺甚至枯竭，这时必定会使劳动力工资上涨，否则将出现用工荒。所以我认为劳动力的工资状况是判断的标准之二。（3）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由于“刘易斯第二拐点”是指经济发展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阶段，从而转变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的劳动力市场为适应变化，呈现一体化的状态，故我认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为其判断的标准之三。
二．刘易斯拐点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的联系
首先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必定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有关。接下来我将用几个实例来论证我的观点：（1）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一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73%多，相比2009年6月的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很多地区出现农民工无法就业的根本原因是待遇太低，在温州，一个农民工的一般月薪期望为1500元，但实际上企业只能开出1000—1200元的工资，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使得很多公司把工资压得很低。现在虽然接到了订单，但是很多订单只是企业为了稳定客户而接下来的“薄利单”，有的甚至是零利润，所以即使是缺人，也无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故通过此现象可映射出当出现劳动力短缺时企业用工成本必定会上升。而劳动力短缺又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必要条件。
（2）近几年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人。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招工难”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用工成本优势。民工大省的“招工难”,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信号。
（3）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以及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河南、四川、贵州等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的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故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速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以前的农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劳动力短缺后农民工对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此时的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从
“只要有活干就行”到“工资太低我不干”、“议价权”逐渐从企业向农民工不断倾斜。故工资的提高促使大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前兆。
（4）供给关系的变化使用工成本升高,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的价格主要由其生产成本决定，同时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从需求的角度看，2006-2010年，第二产业分别增长13.4%、15.1%、9.9%、9.9%、12.2%，第三产业分别增长14.1%、16%、10.4%、
9.3%、9.5%，第二、第三产业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了旺盛的需求。从供给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加上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农民外出就业有了更多的选择，一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农村，减少了劳动力短期市场供给；农村人口长期以来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因素，能够投入劳动力市场总量将逐渐减少，这些将给劳动力市场的长期供给产生影响。此外，从劳动力供给的质量来看，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巨大，政府对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力度也在逐年增大，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和整体素质逐渐提高，农民工经过多年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劳动技能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必然要求劳动力报酬不断提高。此时趋向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故可作为“刘易斯拐点”的判据之一。
（5）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2032 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迅速扩大，服务业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全面铺开，专家预计中国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 亿人，供应为8.19 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这些数据明确表明人口增长和产业改革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时导致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引发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思考。
三、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面对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技工荒”等问题，蔡昉等人于2005年首次提出，“民工荒”现象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的一个转折性标志。2007年，吴要武也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应当在2002—2004年之间，从此以后，城镇劳动力市场开始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并引起了工资的快速增长。蔡昉认为，农村不再如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有1/3甚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高达1.5亿到2亿人。根据测算，2004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例为23.5%，还不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的50%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人，剩余比例只有11.7%。40岁以上的劳动力大多不愿意流动，20~30岁的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未来农业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力将是非常有限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这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将经常出现。尽管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但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蔡昉认为，“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根据测算，曹建海指出随着工厂生产线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和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分别吸引农民工总数的17％及20.３％。而留在东部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了近８个百分点。同时，内需市场火爆对劳工需求强烈，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农产品价格上涨，留家务农的人群也在增多。
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在蔡昉等人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同时，以樊纲、周天勇、钱文荣等为代表的一
些专家、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民工荒”只是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结构性短缺。河南省省长郭庚茂认为，“出现民工荒，就说中国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是一个误区。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就业机会增多；另一个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有了更多新内容，不再满足于只是得到生活保障，年年出现民工荒，根源在于劳动力技能结构问题。目前，我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的不足。樊纲认为，尽管如今同过去相比，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速度在放慢，但这个“由农转工”的过程在今后十年、二十年还将继续。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预示着工业化基本完成。我国从人口红利时代跨入“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5~15年的路要走。
而我认为，尽管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标志性特征、对经济发展影响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但是，争议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传统的、依赖低工资水平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将成为过去。无论劳动力供给变化如何，人力资本价格上升将成为必然。这既预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出现重大变局，同时往往也是区域发展重新洗牌的开始。面对中国即将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一方面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契机。因此，要创新制度，破除旧的发展格局，抓住机会实施创新驱动，加快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要素支持从物质资源为主向高端人力资源为主、产品结构从一般传统加工制造产品为主向战略性新兴产品为主转变，形成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先发优势。
所以我认为中国本身的制度性因素及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决定了“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前提假设与中国的实际有所相悖，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中国的解释力。因而不能简单地运用”刘易斯拐点“理论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的问题。“十二五”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探讨如何发展、如何转型才是核心，当下的着力点应是改善民生福祉，并且激励劳动者不断创新。就如习总书记所谈论的如何实现中国梦，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要点。这是我认为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结论。
学号：[**************]3
湖北大学
期末课程论文
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 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院系：化学化工学院
学位类别：2014人力资源管理本科（双学位）
姓名：占群
指导老师：刘和旺
完成时间：2016年6月13日
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 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摘要
劳动力资源是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该增长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息息相关。围绕着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以及“民工荒”等现象，国内外学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展开了诸多研究，提供了多种思考方式。
本文首先对“刘易斯拐点”进行了解释，提供了多位学者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具体看法，再总结了自己对“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的判断依据。而后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进行实例讨论，最后结合中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通过自己的了解简述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看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企业用工成本 刘易斯拐点之争
一、刘易斯拐点的相关理论和具体判断标准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又称路易斯拐点），由威廉·阿瑟·刘易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68年提出，是指劳动力结构由供不应求（即劳动力过剩）向供不应求（即劳动力不足）转变的转折点。通常在一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部门的富余劳动力会逐渐转变到非农产业，由此导致农村部门富余劳动力数量减少，直至枯竭，富余劳动力由充裕转变为枯竭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AD1右移至 AD3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和基本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就是二元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故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文中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
不同学者对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
易斯拐点”的到来会伴随着几个显著变化：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业出现资本深化，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以及人口类型的变化。蔡昉把上述四个方面总结为两个重要的变化标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一个时区而不是时点，其伴随着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工资差别，非资本部门实际工资的固定增长，非资本部门对资本部门劳动供给弹性等变化。黎煦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被配置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比例。吴要武则认为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城镇（非技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上升，厂商开始用资本代替劳动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现象。
而我根据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以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简单的判断和总结了“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有一下几点：（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剩余到枯竭的拐点，且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故我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关键之一。（2）劳动力的工资是否上涨。根据阿瑟·刘易斯的观点，当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劳动力无限供给（过剩）变成短缺甚至枯竭，这时必定会使劳动力工资上涨，否则将出现用工荒。所以我认为劳动力的工资状况是判断的标准之二。（3）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由于“刘易斯第二拐点”是指经济发展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阶段，从而转变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的劳动力市场为适应变化，呈现一体化的状态，故我认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为其判断的标准之三。
二．刘易斯拐点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的联系
首先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必定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有关。接下来我将用几个实例来论证我的观点：（1）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一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73%多，相比2009年6月的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很多地区出现农民工无法就业的根本原因是待遇太低，在温州，一个农民工的一般月薪期望为1500元，但实际上企业只能开出1000—1200元的工资，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使得很多公司把工资压得很低。现在虽然接到了订单，但是很多订单只是企业为了稳定客户而接下来的“薄利单”，有的甚至是零利润，所以即使是缺人，也无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故通过此现象可映射出当出现劳动力短缺时企业用工成本必定会上升。而劳动力短缺又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必要条件。
（2）近几年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人。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招工难”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用工成本优势。民工大省的“招工难”,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信号。
（3）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以及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河南、四川、贵州等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的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故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速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以前的农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劳动力短缺后农民工对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此时的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从
“只要有活干就行”到“工资太低我不干”、“议价权”逐渐从企业向农民工不断倾斜。故工资的提高促使大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前兆。
（4）供给关系的变化使用工成本升高,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的价格主要由其生产成本决定，同时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从需求的角度看，2006-2010年，第二产业分别增长13.4%、15.1%、9.9%、9.9%、12.2%，第三产业分别增长14.1%、16%、10.4%、
9.3%、9.5%，第二、第三产业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了旺盛的需求。从供给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加上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农民外出就业有了更多的选择，一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农村，减少了劳动力短期市场供给；农村人口长期以来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因素，能够投入劳动力市场总量将逐渐减少，这些将给劳动力市场的长期供给产生影响。此外，从劳动力供给的质量来看，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巨大，政府对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力度也在逐年增大，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和整体素质逐渐提高，农民工经过多年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劳动技能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必然要求劳动力报酬不断提高。此时趋向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故可作为“刘易斯拐点”的判据之一。
（5）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2032 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迅速扩大，服务业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全面铺开，专家预计中国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 亿人，供应为8.19 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这些数据明确表明人口增长和产业改革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时导致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引发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思考。
三、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面对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技工荒”等问题，蔡昉等人于2005年首次提出，“民工荒”现象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的一个转折性标志。2007年，吴要武也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应当在2002—2004年之间，从此以后，城镇劳动力市场开始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并引起了工资的快速增长。蔡昉认为，农村不再如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有1/3甚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高达1.5亿到2亿人。根据测算，2004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例为23.5%，还不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的50%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人，剩余比例只有11.7%。40岁以上的劳动力大多不愿意流动，20~30岁的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未来农业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力将是非常有限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这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将经常出现。尽管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但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蔡昉认为，“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根据测算，曹建海指出随着工厂生产线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和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分别吸引农民工总数的17％及20.３％。而留在东部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了近８个百分点。同时，内需市场火爆对劳工需求强烈，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农产品价格上涨，留家务农的人群也在增多。
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在蔡昉等人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同时，以樊纲、周天勇、钱文荣等为代表的一
些专家、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民工荒”只是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结构性短缺。河南省省长郭庚茂认为，“出现民工荒，就说中国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是一个误区。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就业机会增多；另一个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有了更多新内容，不再满足于只是得到生活保障，年年出现民工荒，根源在于劳动力技能结构问题。目前，我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的不足。樊纲认为，尽管如今同过去相比，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速度在放慢，但这个“由农转工”的过程在今后十年、二十年还将继续。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预示着工业化基本完成。我国从人口红利时代跨入“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5~15年的路要走。
而我认为，尽管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标志性特征、对经济发展影响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但是，争议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传统的、依赖低工资水平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将成为过去。无论劳动力供给变化如何，人力资本价格上升将成为必然。这既预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出现重大变局，同时往往也是区域发展重新洗牌的开始。面对中国即将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一方面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契机。因此，要创新制度，破除旧的发展格局，抓住机会实施创新驱动，加快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要素支持从物质资源为主向高端人力资源为主、产品结构从一般传统加工制造产品为主向战略性新兴产品为主转变，形成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先发优势。
所以我认为中国本身的制度性因素及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决定了“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前提假设与中国的实际有所相悖，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中国的解释力。因而不能简单地运用”刘易斯拐点“理论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的问题。“十二五”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探讨如何发展、如何转型才是核心，当下的着力点应是改善民生福祉，并且激励劳动者不断创新。就如习总书记所谈论的如何实现中国梦，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要点。这是我认为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