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话语分析 (2013-10-24 10:38:52)转载▼
标签： 文化 网络 社会学 话语分析 分类： text
内容提要：网络流行语不仅活跃在网络交往行为中，而且已经流出网络进入现实生活之中。生动活泼的网络流行语显示了网民对社会生活的丰富想象力，同时还展现了语言在网络中的感性化活力。尤为重要的是，感性化的网络流行语并非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形象表达，其中还包含了对社会消极因素的讽喻，体现了广大网民嘲讽邪恶虚假、期盼公平正义的理性要求。因此，应当对网络流行语开展深入的话语分析，既可从中发现网络行为中蕴含的各种积极因素，也可从中揭示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 感性化 讽喻性 权力关系
网络流行语几乎与互联网同时诞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迅速扩展而呈现更加活跃的趋势。在百度百科上，网络流行语被定义为“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这一定义阐明了网络流行语诞生的场所——网络，以及创造网络流行语的特定人群——网民。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以往的网络语言研究往往聚集于网络语言的年轻化、娱乐化、圈子化等与年轻网友群体特征相符合的方面，大都将之归结为亚文化研究的范畴。
然而，随着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发展，网络的力量逐渐超越特定的亚文化圈，开始影响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互动也日益加深，如“躲猫猫”和“俯卧撑”的出现。网络语言也超越了虚拟现实的范畴，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下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这也使得对网络流行语的社会学解释具有了新的角度。网络语言可被视为特殊的文本，成为话语分析的对象，既可从中发现网络语言乃至当代大众交流的感性化趋势，也可透过这些生动的语言现象，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特定的社会语境，以及语境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网络语言的话语分析
通常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大多学者拒斥宏大理论的建构而寻求具体的分析和解释。当西方社会学理论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之后，①后现代主义也把话语分析作为深入研究各种相对具体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广泛的话语分析，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建构出内容丰富的思想理论，包括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以及雅克布森和拉康等人的话语研究。②这种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往往并不仅仅把重点放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而是透过语言发现语言背后隐含的社会因素。
福柯在分析医学档案和话语实践时，关注语言背后隐藏的权
力关系，揭示话语如何被建构出来，指
出话语实践涉及各种产生话语的方式，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制度和行为模式中，体现在话语流通和传播的形式中。① 谢立中在其提倡的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论范式中指出，所谓多元话语分析，是对人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将某一社会现实建构出来的过程和机制展开的考察。② 多元化与分析并非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是在对话语词句、话语系统和传播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构出自己的解释。台湾学者汤志杰也曾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史上的概念发展和演变历程，以此来反映人们观念变化背后蕴含的诸多力量。③ 本文借鉴以往社会学研究中的话语分析，首先关注网络流行语的形式特征，即语言符号的内在结构和感性形式; 其次关注网络流行语的社会生成机制，也就是语言符号被建构背后的讽喻性和权力压制机制。
二、网络流行语的感性化
最初的网络流行语以符号和谐音的使用为特征。作为网友之间沟通信息的符号，形象化的特征是初期的网络流行语区别于一般语言的重要之处。据载，世界上最早的互联网流行语言为笑脸的符号，“: ) ”，④这种形象化的符号超越了传统语言的界限，使网民之间的沟通感性化。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初期，随着网上聊天室的兴起，一些谐音和象形的符号开始出现，例如表示“再见”的“886”，表示“我爱你”的“521”。还有以符号组成笑脸“^_^”。直至最后出现的所谓“火星文”，都是依靠声音或形象上的特征，赋予某一符号特定的含义。
美眉”全拼的缩写
在初期的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和发展中，谐音、拟像和缩略语作为最主要的形式，其传播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网络聊天、论坛发言中，具有很强的亚文化性。最简单的网络语言起源于简便，但更多时候，新的语言构成是由于网络中的年轻群体常常以这种方式赋予符号新的意义，而在这些意义获得群体认可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群体的认同感，以区别于不具备解码能力的人群。
在网络流行语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局限在较小的圈子之内，并未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语言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也较为简单。单纯的符号游戏，编码解码的行动背后，更多的是指向简单的人际沟通和信息的传递，修辞的手法在此时并未完全显现。但是，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并未从此停滞。近年来，以“俯卧撑”、“打酱油”、“山寨”等为代表的新形式的网络流行语开始迅速出现在网络上，并且超越了网络媒体的范畴，出现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甚至学生群
体的日常用语中。
近年新出现的这类网络流行语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最
能引起人们关注的不再是承载话语意义的符号本身的变异，而是其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深层含义。按照索绪尔所指和能指的划分，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在网络流行语中，能指的形式变化并不构成吸引人眼球的重要方面，真正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所指的内涵被大众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加以重新建构，赋予了在当下环境中新的意义。而符号背后新的意义的获得却是因为特定的社会事件所引发，受到特定的舆论环境所限制。结合汉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典故式使用方法，可以将这类流行语称之为“典故式语言”。
具备这一新型特点的网络流行语，其本身既是语词符号，又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话语事件。每一个话语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基于对话语背后社会事件的共同体会，类似于现象学社会学中的共有知识。① 处在相同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对这类事件产生了共同的理解，以一种意会的方式，将对社会事件的看法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往往由于外部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的制约，只能采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加以表述。由此，新出现的这类网络流行语，在表面上以人们曾经熟知的词汇为主，但是在具体含义和使用方法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异，常常被网民以一种隐喻、借代和反讽的修辞方式来加以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往往建立在言说者对语词背后的社会事件了解的基础上，在对话的过程中，隐含着双方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言说者之间具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可以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一种类型学上的归纳: 从符号本身的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拟声流行语和拟像流行语，以及和声音图像毫无关联的典故式流行语; 从符号背后的含义上，可以分为娱乐性流行语和社会事件流行语( 如表3 所示)。早期的网络流行语停留在拟声和拟像的阶段，而当网络屏蔽制度建立后，网络流行语具有了话语事件的含义。特定的符号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新的所指在网络空间中被建构出来，通过借代、暗喻、拟声等方式指代符号背后所代表的社会事件。不了解某一社会事件的外部人员则不能理解符号的含义。
典故式拟声拟像娱乐式“喊你回家吃饭”等“偶”“GG”等“囧”“ORZ”社会事件“俯卧撑”“打酱油”“你幸福吗” “欺实马” “TG” “河蟹”如果把网络流行语放到汉字演化史中考察，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深思的问题。无论是拟声的还是拟像的，也无论是象征娱乐的还是象征社会事件的，表达网络流行语的
文字都表现了典型的感性特征。而最明确的感性特征就是形象性、具体性和直接性，无论哪一类的网络流行语文字都表现
了这种感性特征。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当代或后现代性语言，却以其文字表现的感性形象性回复了古代汉字起源时的象形性。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化中承载并传递了中华民族注重感性教化的文化传统。随着历史的推演，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传入，汉字及其表达的汉语的理性化程度不断地提高，大量出现的专有名词和专业话语的总体趋势是抽象化，这不仅规范出越来越多的具有明确间隔性的专业领域，也使原本分化不足的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开始了理性分化。然而，不管中华民族的理性分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注重人际交往的伦理本位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发生着不可去除的影响。而理性化的专业语言却以其抽象化特点局限着人们的交往空间，特别是在有5 亿多人口参与的中国网络空间中，理性化、抽象化的专业语言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局限性。相反，那些网络流行语却以其生动的感性形象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指代性，穿越了不同领域的界限，或突破了社会分化的限制与间隔，充分展示其群众喜闻乐见而能广泛流传的效力。
事实上，不仅这里列举的这些网络流行语具有感性化特征，而且每天发表一亿多条的微博也具有感性化特点。140 字的微博，不可能做出概念界定和逻辑推论，网民必须尽可能以简短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而简短的语言若以抽象语词表现，即便不至于完全封闭自身，也只能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十分窄小的交流空间，发挥不了微博广泛交流的作用。因此，在快速转换的微博字幕上，简短的文字绝大部分是在述说着网民身边的故事，形象的比喻、具体的指谓、充满乐趣的调侃和诙谐幽默的玩笑，当然也不乏对社会不公或丑恶行为的直接贬斥，但往往都属于感性层面上的生动表达，而很少能见到数理分析、逻辑推论和归纳演绎式的
理论论述。
网络微博是突破了职位差别、地位高低、群体区别、专业界限以及城乡空间和区域环境限制的参与人数最多、展开空间最广阔的交往领域，而正是这种突破边界限制、参与人数众多和展开空间广阔的特点，要求其中的语言表达要努力感性化。其理由在于，脱离了专业领域限制的广大社会成员，支配其日常交往行为的意识活动通常是没有进入概念化和逻辑化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在感性意识支配下的语言表达也必然表现出形象、具体和直接性的感性特点。只有具备这种感性化特点的语言或文字，
才能在非专业化的公众交往空间中实现自己的交往目的。
三、网络流行语的讽喻性
在传统学术话语中，感性化不仅表示形象性、具体性和直接性，而且还意味
着外在性、被动性和顺从性。因为感性被认为不懂得推论和分析，不能从事物的表面深入到本质，更不能批判性地去伪存真、除恶扬善，所以，无论是感性意识还是感性行为，都被看作保守的、被动的现象。马尔库塞曾经深入地批判了这种片面的感性观，在他看来，没有受到压抑的感性并不是单纯的被动性，原初的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都具有综合性、选择性甚至创造性。只是在压抑文明的扭曲下，感性才变得麻木迟钝，变得被动保守。迟钝的感性是文明的产物，应当在非压抑文明中重建人们的新感受力。①
马尔库塞的理想性论述在网络流行语中看到了实现的可能性。网络流行语不仅有生动的感性特点，并且还有抨击邪恶、伸张正气的讽喻性。这里，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指谓某种社会事件的典故式的网络流行语上。在这类典故式网络流行语的背后，均隐含着言说者对于特定社会事件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往往不是通过直接的表述来传递，而是以一种较为隐秘的意会的方式流行起来。在日常语言交流中，人们不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以一种借代和隐喻的方式表达，在这种话语方式的展开和流行过程中，语言不仅回避了某种禁忌，而且还显示了交流者的话语权力，即便是受到压抑的话语权力，都是建构话语的
关键力量。
语言的禁忌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语言禁忌。社会所给定的语言学规则限定了语言的随意使用。这种语言禁忌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社会道德的约束，例如人类学研究中“塔布”现象，一方面是对神灵或者其他崇拜导致的话语禁忌，①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权力对于符号使用的压制力量。例如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对皇帝名字、孔子名字，乃至各种颜色等符号的禁用等等。② 对符号使用权的权力掌控，体现了权力的拥有者对整个社会象征系统的控制，而在更具体的语言传播的掌控中，如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也体现了当时的政府树立统治合法性的渴望。但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多元诠释性却为权力的承受者提供了反击的空间。
在“俯卧撑”和“躲猫猫”等话语由普通用语到网络流行语的建构过程中，政府、网民、网络空间、大众媒体等各个方面都在当下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相互碰撞。以“俯卧撑”为例，“俯卧撑”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瓮安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2008 年6 月22 日
，贵州省瓮安县一位少女凌晨在当地一座水库边非正常死亡。贵州省、黔南州和瓮安县等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案发时犯罪嫌疑人“正在做俯卧撑”为理由，宣布犯罪嫌疑人无罪。这种
草率的宣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瓮安群体事件”，“俯卧撑”也随之成为网络流行语。“俯卧撑”这个原本指谓一种身体活动的用语，却成了指责瓮安事件中政府不作为甚至隐瞒事实的代名词，并进一步演化为批评政府不负责、包庇坏人的流行语。
“俯卧撑”无疑是一个表示身体动作的感性行为层面的名词，它能够在网上广泛流传，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名词能够对瓮安事件中政府不作为的事实作出形象指代，另一方面它能够意蕴丰富地表达百姓对这种事实的强烈嘲讽。形象指代是可以广泛引起人们认同的感性表达，它可以明确地引导人们把思想意识聚集到一个具体事实; 而强烈嘲讽则是以感性用语表达了要求揭示事实真相、维护社会公正的理性化要求，是以隐喻的形式表示了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广泛流传的理性批判。因此，“俯卧撑”这个网络流行语是以感性的形式伸张了普遍性的理性要求，是理性原则的感性表达。与之类似，“躲猫猫”和“欺实马”等网络流行语，都有极为相似的社会事实基础和对不当行为的讽喻性批判。
在主流的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中，政府的权力制约作用相对明显，大众并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相对自由和管理难度较大的互联网空间，网民则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之中，可以受限制较少地发表自己的言论。然而，网民言论并非毫无限制，某些机构为了维持秩序稳定，常常通过对某些语词使用的限制来控制网络舆论。通过关键词屏蔽和网络人工审查机制，机构权力在互联网这一特定的场域中设置了语言的界限。可以言说的与受到禁忌的符号，恰恰反映出网民认同权力对语言的生成作用和机构权力对语言的规制作用。
由于语言的使用受到权力因素的制约，在特定的权力制约下，只有改变某些语词固定的用法才可以实现原本的意义表达。所以，在中国互联网的空间中，语言禁忌逼迫网民为了实现某种交流而创造新语词或为旧语词赋予新的涵义。网民为了发挥语言表达的权力，利用隐喻和借代的方式开展交流，应当看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话语策略的选择。因此，当一些不符合事实的甚至荒诞的说法被传媒公布出来之后，网民对这些说法产生质疑，而这种质疑的表达往往是受到限制的。正是因为受到某些特定环境的限制，网民的质疑不能得到充分而
直接的表达，必须做出某些语言上的掩饰和遮盖，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质疑。因此，借代、隐喻和反讽的修辞手法，成了网民表达质疑的有效形式，并由此而能够实现话语的表达权力。
对网络流行语的生成过程作如下简单的归纳:
1. 社会事件－
典故式流行语: 作为所指的社会事件———信息( 语言) 交流的限制———讽刺效果的新词的出现———新词的产生。
2. 社会事件－ 拟声/拟像流行语: 特定原因造成的敏感词———符号的禁止使用———拟声词的出现。
3. 娱乐－ 典故式流行语: 娱乐事件的产生( 自然/网络水军) ———娱乐新词的出现———娱乐流行语的生成。
可以看出，社会事件类的流行语流行的背后，大都有权力压制的影子。在事件类流行语的流行背后，往往是网络的封锁机制，使得原有的社会政治事件，以一种借代和隐喻的形式被谈论，在讨论中，网络成员反而会获得一种对抗权力的快感。而在拟像、拟声类流行语背后，往往是网络自动过滤装置的作用，关键词和敏感词被过滤，使得新的拟声词和拟像词大量流行。而新的网络词汇的出现，也是对机械的词汇自动过滤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掌控者的一种巧妙回避和机智嘲讽。
将社会事件类网络流行语的流行视为特定的社会文本，那么，这一文本得以获得自身意义的语境不仅仅是具体的网络语言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社会语境，我们虽然无法精确地阐明文本—情境、行动—结构之间的客观的必然的因果链条，但是运用一种诠释性理解的方法，以一种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将网络流行语的流行置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中，更好的体会和理解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
这类新型网络流行语的流行，恰恰从2008 年奥运会前后开始盛行，除“做人不要太CNN”外(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绝大部分指向冲突性的社会集群事件的流行语均在奥运会之后。以奥运会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为标识，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至少以互联网的舆论监控而言，为了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行，有关部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网络监督和屏蔽机制，以保证在奥运期间国内舆情和民意的稳定。而这种制度安排在奥运会之后并没有解除，而是在互联网中得以延续。当然，抛开奥运会的因素，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我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也是处在不断完善和强化的进程中，尽管为了保持网络健康运行，建立适当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实行过于严厉的审查，其直接后果将会导致网民的信息交流和网络表达受到压制。
从网络流行语生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恰恰是对互联网的简单屏蔽和限制，使得语言符号本身的含义被重新建构和改写。在这种意义上，正是对网络语言的限制才产生了新的反抗性话语。可以说权力对网络语言的压制和语言使用者的反抗，共同建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大部分网络流行语
。这一点，和语言本质，即符号意义的社会生成密切相关。在古代中国，政府对某些词汇的避讳，往往也会产生新的流行话语。例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案例中，对“deng”的声音的避讳，使得“放火”的说法迅速流行，新的符号含义反而会构成一种更强大的讽刺力量，成为一种“语言的游击战”。这是一种简单封锁压制语言而产生的悖论现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途径的迅捷发展，网民的话语权力必然逐渐强大。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结构需要政府、学者加以重新考察，网络中崛起的话语权力在客观上要求一个平等、合理的网络公共空间出现，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交流的平台。协调各方之间矛盾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从制度的层面出发，建设开放、透明、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网络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话语体系中，建立一个公众广泛参与和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间，是解决国家和市民之间关系张力的有效途径，①也是发扬民主、有效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正确道路。
我国古代先贤，在论及社会治理时就已明确指出民众获得话语空间和言论权力的重要意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②因此社会的治理者简单地通过话语禁闭来限制民间的声音，就如同试图堵塞决堤的洪水一般，是行不通的，只有虚心接受监督和对话，给公众以权力，创造出良好的舆论空间，建设出制度化的网络公共领域，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而非被屏蔽和反抗建构出来的“河蟹”。
网络话语分析 (2013-10-24 10:38:5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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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网络流行语不仅活跃在网络交往行为中，而且已经流出网络进入现实生活之中。生动活泼的网络流行语显示了网民对社会生活的丰富想象力，同时还展现了语言在网络中的感性化活力。尤为重要的是，感性化的网络流行语并非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形象表达，其中还包含了对社会消极因素的讽喻，体现了广大网民嘲讽邪恶虚假、期盼公平正义的理性要求。因此，应当对网络流行语开展深入的话语分析，既可从中发现网络行为中蕴含的各种积极因素，也可从中揭示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 感性化 讽喻性 权力关系
网络流行语几乎与互联网同时诞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迅速扩展而呈现更加活跃的趋势。在百度百科上，网络流行语被定义为“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这一定义阐明了网络流行语诞生的场所——网络，以及创造网络流行语的特定人群——网民。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以往的网络语言研究往往聚集于网络语言的年轻化、娱乐化、圈子化等与年轻网友群体特征相符合的方面，大都将之归结为亚文化研究的范畴。
然而，随着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发展，网络的力量逐渐超越特定的亚文化圈，开始影响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互动也日益加深，如“躲猫猫”和“俯卧撑”的出现。网络语言也超越了虚拟现实的范畴，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下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这也使得对网络流行语的社会学解释具有了新的角度。网络语言可被视为特殊的文本，成为话语分析的对象，既可从中发现网络语言乃至当代大众交流的感性化趋势，也可透过这些生动的语言现象，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特定的社会语境，以及语境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网络语言的话语分析
通常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大多学者拒斥宏大理论的建构而寻求具体的分析和解释。当西方社会学理论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之后，①后现代主义也把话语分析作为深入研究各种相对具体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广泛的话语分析，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建构出内容丰富的思想理论，包括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以及雅克布森和拉康等人的话语研究。②这种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往往并不仅仅把重点放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而是透过语言发现语言背后隐含的社会因素。
福柯在分析医学档案和话语实践时，关注语言背后隐藏的权
力关系，揭示话语如何被建构出来，指
出话语实践涉及各种产生话语的方式，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制度和行为模式中，体现在话语流通和传播的形式中。① 谢立中在其提倡的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论范式中指出，所谓多元话语分析，是对人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将某一社会现实建构出来的过程和机制展开的考察。② 多元化与分析并非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是在对话语词句、话语系统和传播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构出自己的解释。台湾学者汤志杰也曾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史上的概念发展和演变历程，以此来反映人们观念变化背后蕴含的诸多力量。③ 本文借鉴以往社会学研究中的话语分析，首先关注网络流行语的形式特征，即语言符号的内在结构和感性形式; 其次关注网络流行语的社会生成机制，也就是语言符号被建构背后的讽喻性和权力压制机制。
二、网络流行语的感性化
最初的网络流行语以符号和谐音的使用为特征。作为网友之间沟通信息的符号，形象化的特征是初期的网络流行语区别于一般语言的重要之处。据载，世界上最早的互联网流行语言为笑脸的符号，“: ) ”，④这种形象化的符号超越了传统语言的界限，使网民之间的沟通感性化。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初期，随着网上聊天室的兴起，一些谐音和象形的符号开始出现，例如表示“再见”的“886”，表示“我爱你”的“521”。还有以符号组成笑脸“^_^”。直至最后出现的所谓“火星文”，都是依靠声音或形象上的特征，赋予某一符号特定的含义。
美眉”全拼的缩写
在初期的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和发展中，谐音、拟像和缩略语作为最主要的形式，其传播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网络聊天、论坛发言中，具有很强的亚文化性。最简单的网络语言起源于简便，但更多时候，新的语言构成是由于网络中的年轻群体常常以这种方式赋予符号新的意义，而在这些意义获得群体认可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群体的认同感，以区别于不具备解码能力的人群。
在网络流行语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局限在较小的圈子之内，并未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语言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也较为简单。单纯的符号游戏，编码解码的行动背后，更多的是指向简单的人际沟通和信息的传递，修辞的手法在此时并未完全显现。但是，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并未从此停滞。近年来，以“俯卧撑”、“打酱油”、“山寨”等为代表的新形式的网络流行语开始迅速出现在网络上，并且超越了网络媒体的范畴，出现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甚至学生群
体的日常用语中。
近年新出现的这类网络流行语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最
能引起人们关注的不再是承载话语意义的符号本身的变异，而是其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深层含义。按照索绪尔所指和能指的划分，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在网络流行语中，能指的形式变化并不构成吸引人眼球的重要方面，真正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所指的内涵被大众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加以重新建构，赋予了在当下环境中新的意义。而符号背后新的意义的获得却是因为特定的社会事件所引发，受到特定的舆论环境所限制。结合汉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典故式使用方法，可以将这类流行语称之为“典故式语言”。
具备这一新型特点的网络流行语，其本身既是语词符号，又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话语事件。每一个话语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基于对话语背后社会事件的共同体会，类似于现象学社会学中的共有知识。① 处在相同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对这类事件产生了共同的理解，以一种意会的方式，将对社会事件的看法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往往由于外部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的制约，只能采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加以表述。由此，新出现的这类网络流行语，在表面上以人们曾经熟知的词汇为主，但是在具体含义和使用方法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异，常常被网民以一种隐喻、借代和反讽的修辞方式来加以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往往建立在言说者对语词背后的社会事件了解的基础上，在对话的过程中，隐含着双方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言说者之间具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可以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一种类型学上的归纳: 从符号本身的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拟声流行语和拟像流行语，以及和声音图像毫无关联的典故式流行语; 从符号背后的含义上，可以分为娱乐性流行语和社会事件流行语( 如表3 所示)。早期的网络流行语停留在拟声和拟像的阶段，而当网络屏蔽制度建立后，网络流行语具有了话语事件的含义。特定的符号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新的所指在网络空间中被建构出来，通过借代、暗喻、拟声等方式指代符号背后所代表的社会事件。不了解某一社会事件的外部人员则不能理解符号的含义。
典故式拟声拟像娱乐式“喊你回家吃饭”等“偶”“GG”等“囧”“ORZ”社会事件“俯卧撑”“打酱油”“你幸福吗” “欺实马” “TG” “河蟹”如果把网络流行语放到汉字演化史中考察，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深思的问题。无论是拟声的还是拟像的，也无论是象征娱乐的还是象征社会事件的，表达网络流行语的
文字都表现了典型的感性特征。而最明确的感性特征就是形象性、具体性和直接性，无论哪一类的网络流行语文字都表现
了这种感性特征。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当代或后现代性语言，却以其文字表现的感性形象性回复了古代汉字起源时的象形性。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化中承载并传递了中华民族注重感性教化的文化传统。随着历史的推演，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传入，汉字及其表达的汉语的理性化程度不断地提高，大量出现的专有名词和专业话语的总体趋势是抽象化，这不仅规范出越来越多的具有明确间隔性的专业领域，也使原本分化不足的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开始了理性分化。然而，不管中华民族的理性分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注重人际交往的伦理本位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发生着不可去除的影响。而理性化的专业语言却以其抽象化特点局限着人们的交往空间，特别是在有5 亿多人口参与的中国网络空间中，理性化、抽象化的专业语言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局限性。相反，那些网络流行语却以其生动的感性形象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指代性，穿越了不同领域的界限，或突破了社会分化的限制与间隔，充分展示其群众喜闻乐见而能广泛流传的效力。
事实上，不仅这里列举的这些网络流行语具有感性化特征，而且每天发表一亿多条的微博也具有感性化特点。140 字的微博，不可能做出概念界定和逻辑推论，网民必须尽可能以简短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而简短的语言若以抽象语词表现，即便不至于完全封闭自身，也只能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十分窄小的交流空间，发挥不了微博广泛交流的作用。因此，在快速转换的微博字幕上，简短的文字绝大部分是在述说着网民身边的故事，形象的比喻、具体的指谓、充满乐趣的调侃和诙谐幽默的玩笑，当然也不乏对社会不公或丑恶行为的直接贬斥，但往往都属于感性层面上的生动表达，而很少能见到数理分析、逻辑推论和归纳演绎式的
理论论述。
网络微博是突破了职位差别、地位高低、群体区别、专业界限以及城乡空间和区域环境限制的参与人数最多、展开空间最广阔的交往领域，而正是这种突破边界限制、参与人数众多和展开空间广阔的特点，要求其中的语言表达要努力感性化。其理由在于，脱离了专业领域限制的广大社会成员，支配其日常交往行为的意识活动通常是没有进入概念化和逻辑化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在感性意识支配下的语言表达也必然表现出形象、具体和直接性的感性特点。只有具备这种感性化特点的语言或文字，
才能在非专业化的公众交往空间中实现自己的交往目的。
三、网络流行语的讽喻性
在传统学术话语中，感性化不仅表示形象性、具体性和直接性，而且还意味
着外在性、被动性和顺从性。因为感性被认为不懂得推论和分析，不能从事物的表面深入到本质，更不能批判性地去伪存真、除恶扬善，所以，无论是感性意识还是感性行为，都被看作保守的、被动的现象。马尔库塞曾经深入地批判了这种片面的感性观，在他看来，没有受到压抑的感性并不是单纯的被动性，原初的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都具有综合性、选择性甚至创造性。只是在压抑文明的扭曲下，感性才变得麻木迟钝，变得被动保守。迟钝的感性是文明的产物，应当在非压抑文明中重建人们的新感受力。①
马尔库塞的理想性论述在网络流行语中看到了实现的可能性。网络流行语不仅有生动的感性特点，并且还有抨击邪恶、伸张正气的讽喻性。这里，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指谓某种社会事件的典故式的网络流行语上。在这类典故式网络流行语的背后，均隐含着言说者对于特定社会事件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往往不是通过直接的表述来传递，而是以一种较为隐秘的意会的方式流行起来。在日常语言交流中，人们不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以一种借代和隐喻的方式表达，在这种话语方式的展开和流行过程中，语言不仅回避了某种禁忌，而且还显示了交流者的话语权力，即便是受到压抑的话语权力，都是建构话语的
关键力量。
语言的禁忌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语言禁忌。社会所给定的语言学规则限定了语言的随意使用。这种语言禁忌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社会道德的约束，例如人类学研究中“塔布”现象，一方面是对神灵或者其他崇拜导致的话语禁忌，①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权力对于符号使用的压制力量。例如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对皇帝名字、孔子名字，乃至各种颜色等符号的禁用等等。② 对符号使用权的权力掌控，体现了权力的拥有者对整个社会象征系统的控制，而在更具体的语言传播的掌控中，如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也体现了当时的政府树立统治合法性的渴望。但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多元诠释性却为权力的承受者提供了反击的空间。
在“俯卧撑”和“躲猫猫”等话语由普通用语到网络流行语的建构过程中，政府、网民、网络空间、大众媒体等各个方面都在当下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相互碰撞。以“俯卧撑”为例，“俯卧撑”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瓮安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2008 年6 月22 日
，贵州省瓮安县一位少女凌晨在当地一座水库边非正常死亡。贵州省、黔南州和瓮安县等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案发时犯罪嫌疑人“正在做俯卧撑”为理由，宣布犯罪嫌疑人无罪。这种
草率的宣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瓮安群体事件”，“俯卧撑”也随之成为网络流行语。“俯卧撑”这个原本指谓一种身体活动的用语，却成了指责瓮安事件中政府不作为甚至隐瞒事实的代名词，并进一步演化为批评政府不负责、包庇坏人的流行语。
“俯卧撑”无疑是一个表示身体动作的感性行为层面的名词，它能够在网上广泛流传，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名词能够对瓮安事件中政府不作为的事实作出形象指代，另一方面它能够意蕴丰富地表达百姓对这种事实的强烈嘲讽。形象指代是可以广泛引起人们认同的感性表达，它可以明确地引导人们把思想意识聚集到一个具体事实; 而强烈嘲讽则是以感性用语表达了要求揭示事实真相、维护社会公正的理性化要求，是以隐喻的形式表示了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广泛流传的理性批判。因此，“俯卧撑”这个网络流行语是以感性的形式伸张了普遍性的理性要求，是理性原则的感性表达。与之类似，“躲猫猫”和“欺实马”等网络流行语，都有极为相似的社会事实基础和对不当行为的讽喻性批判。
在主流的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中，政府的权力制约作用相对明显，大众并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相对自由和管理难度较大的互联网空间，网民则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之中，可以受限制较少地发表自己的言论。然而，网民言论并非毫无限制，某些机构为了维持秩序稳定，常常通过对某些语词使用的限制来控制网络舆论。通过关键词屏蔽和网络人工审查机制，机构权力在互联网这一特定的场域中设置了语言的界限。可以言说的与受到禁忌的符号，恰恰反映出网民认同权力对语言的生成作用和机构权力对语言的规制作用。
由于语言的使用受到权力因素的制约，在特定的权力制约下，只有改变某些语词固定的用法才可以实现原本的意义表达。所以，在中国互联网的空间中，语言禁忌逼迫网民为了实现某种交流而创造新语词或为旧语词赋予新的涵义。网民为了发挥语言表达的权力，利用隐喻和借代的方式开展交流，应当看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话语策略的选择。因此，当一些不符合事实的甚至荒诞的说法被传媒公布出来之后，网民对这些说法产生质疑，而这种质疑的表达往往是受到限制的。正是因为受到某些特定环境的限制，网民的质疑不能得到充分而
直接的表达，必须做出某些语言上的掩饰和遮盖，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质疑。因此，借代、隐喻和反讽的修辞手法，成了网民表达质疑的有效形式，并由此而能够实现话语的表达权力。
对网络流行语的生成过程作如下简单的归纳:
1. 社会事件－
典故式流行语: 作为所指的社会事件———信息( 语言) 交流的限制———讽刺效果的新词的出现———新词的产生。
2. 社会事件－ 拟声/拟像流行语: 特定原因造成的敏感词———符号的禁止使用———拟声词的出现。
3. 娱乐－ 典故式流行语: 娱乐事件的产生( 自然/网络水军) ———娱乐新词的出现———娱乐流行语的生成。
可以看出，社会事件类的流行语流行的背后，大都有权力压制的影子。在事件类流行语的流行背后，往往是网络的封锁机制，使得原有的社会政治事件，以一种借代和隐喻的形式被谈论，在讨论中，网络成员反而会获得一种对抗权力的快感。而在拟像、拟声类流行语背后，往往是网络自动过滤装置的作用，关键词和敏感词被过滤，使得新的拟声词和拟像词大量流行。而新的网络词汇的出现，也是对机械的词汇自动过滤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掌控者的一种巧妙回避和机智嘲讽。
将社会事件类网络流行语的流行视为特定的社会文本，那么，这一文本得以获得自身意义的语境不仅仅是具体的网络语言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社会语境，我们虽然无法精确地阐明文本—情境、行动—结构之间的客观的必然的因果链条，但是运用一种诠释性理解的方法，以一种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将网络流行语的流行置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中，更好的体会和理解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
这类新型网络流行语的流行，恰恰从2008 年奥运会前后开始盛行，除“做人不要太CNN”外(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绝大部分指向冲突性的社会集群事件的流行语均在奥运会之后。以奥运会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为标识，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至少以互联网的舆论监控而言，为了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行，有关部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网络监督和屏蔽机制，以保证在奥运期间国内舆情和民意的稳定。而这种制度安排在奥运会之后并没有解除，而是在互联网中得以延续。当然，抛开奥运会的因素，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我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也是处在不断完善和强化的进程中，尽管为了保持网络健康运行，建立适当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实行过于严厉的审查，其直接后果将会导致网民的信息交流和网络表达受到压制。
从网络流行语生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恰恰是对互联网的简单屏蔽和限制，使得语言符号本身的含义被重新建构和改写。在这种意义上，正是对网络语言的限制才产生了新的反抗性话语。可以说权力对网络语言的压制和语言使用者的反抗，共同建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大部分网络流行语
。这一点，和语言本质，即符号意义的社会生成密切相关。在古代中国，政府对某些词汇的避讳，往往也会产生新的流行话语。例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案例中，对“deng”的声音的避讳，使得“放火”的说法迅速流行，新的符号含义反而会构成一种更强大的讽刺力量，成为一种“语言的游击战”。这是一种简单封锁压制语言而产生的悖论现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途径的迅捷发展，网民的话语权力必然逐渐强大。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结构需要政府、学者加以重新考察，网络中崛起的话语权力在客观上要求一个平等、合理的网络公共空间出现，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交流的平台。协调各方之间矛盾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从制度的层面出发，建设开放、透明、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网络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话语体系中，建立一个公众广泛参与和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间，是解决国家和市民之间关系张力的有效途径，①也是发扬民主、有效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正确道路。
我国古代先贤，在论及社会治理时就已明确指出民众获得话语空间和言论权力的重要意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②因此社会的治理者简单地通过话语禁闭来限制民间的声音，就如同试图堵塞决堤的洪水一般，是行不通的，只有虚心接受监督和对话，给公众以权力，创造出良好的舆论空间，建设出制度化的网络公共领域，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而非被屏蔽和反抗建构出来的“河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