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摘 要：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文化；城市建设；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族群、民众共同创造的文化3）［1］（P 。。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建设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确认识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推动二者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互动演变史
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貌，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等都可归入城市文化的内涵之中。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而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城市文化可划分为互动共生、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中层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国家以文化比强弱，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竞争中抢得一定先机，就必须下大力气进
行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应追寻其“根”——历史根脉，然后再结合现实条件，明确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约在百万年前，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现今已考古发掘出近百处史前人类文化遗迹，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窑文化遗址（位于现今新城区保合少乡大窑村），它的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场面之宏观是世界罕见的。它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原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呼和浩特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晚期，匈奴日渐强盛。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开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长城，在黄河北岸屯兵垦殖，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称始见于史册。云中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开端。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将原来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西汉武帝时期是呼和浩特历史上建城最多的一个时期，至今存有遗址的西汉古城仍有三十余座，这些古城的建筑风格相仿，大部分有内外两城，建有官署、庙宇、民居、作坊、粮仓、街道等。东汉末期之后，该地区行政建制出现空缺。公元2－3世纪，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族拓跋部西迁到该地区游牧，并建立鲜卑人的第一个都城——盛乐城（位于现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权的敕勒族在此地长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区便有了“敕勒川”之称。隋唐时期，突厥族逐渐强大。公元六世纪中叶，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唐朝，经白道川，驻牧于本地区。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的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军事城堡——东、中、西“受降城”。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俗称“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独具特色，高大雄伟，没有瓮城和其它守备设施，这缘于当时“兵贵进取、不求退守”的指导思想。五代十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被称为“哈罗川”，为契丹族所占据。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在此设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东胜州和云内州。丰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区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内由四大坊区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城市四面设城门，并筑有瓮城。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丰州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从云中城时期到丰州城时期，由于这一地域处于游牧文化板块和农业文化板块过渡交界带，战乱频繁，军事
防御和进攻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而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城墙和便于集权控制、等级划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响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则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题，其遗存现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现今赛罕区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是我国现存最精美的辽塔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再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贸易通商，丰州封闭的街坊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与对其构成威胁的蒙古政权开始了连绵的战争。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又称“俺答汗”)率部驻牧于阴山南麓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于是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求的双重推动下，积极谋求与明朝和平通贡与互市。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明双方结束了对立，开设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场所。在此之前，现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就开始陆续迁入土默特地区垦地种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默特地区汉族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开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历时四年，在今呼和浩特旧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语称之为“库库和屯”（后译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赐其名为“归化城”。这一时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关系，引藏传佛教（喇嘛教）入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库库和屯”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召庙。对此，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据《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记》记载，由札萨克喇嘛掌权的大召、席力图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齐召、班革达召和乃莫齐召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权的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寿寺、广福寺和巧尔齐召为“八小召”。来自17世纪的游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召庙的华美，称呼和浩特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继续保持当地安定、团结、发展的形势。
到十六世纪末，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约有十万左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清朝建立后，实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1693年，聚居在归化城的回回商贩和回族官兵在今
旧城北门外修建了清真寺，这里从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并沿袭至今。1697年，康熙帝将恪靖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随公主来到归化的满族家仆、包衣大约有千人左右，在北郊兴建了公主府，府兴营和小府村等村庄也随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垦荒等原因，山西一带的大批汉族工匠、商人、农民来到塞外，“走西口”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人逃难、谋生的途径。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北亚草原上，沿着队商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内的“买卖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买卖城”是在归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见缝插针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区原原本本地搬来，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层面。在此建造的茶馆、酒店、车马大店，以及供驼商卸货、住宿和转卖商品的客店等设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为多），不讲究中轴对称。“买卖城”的空间结构和归化城的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点继承关系：其一，“买卖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庙寺院为各个核心展开的，商业街都是以召庙寺院为起点，向南、向东、向西延伸。通过考证，发现了这些商业街本是蒙古人转召巡礼的路径。其二，“买卖城”里召庙寺院的门前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广场，这里是举行蒙古宗教仪式、召开夏季摔跤大会等的节日空间场所。所以，这也是对游牧都市的广场空间的继承。其三，游牧都市时的商业空间不是店铺，多是露天市场。这一点在“买卖城”中也得到了体现。“买卖城”的街道都很狭窄，但拥挤的街道的出头之处却会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过考证得知，这些空地本是驼桥、羊桥、牛桥、骡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场。这样，“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间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构成重层的空间结构。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为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一座供八旗军驻扎的城池，命名为“绥远城”。当时人们称绥远城为“新城”，而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修建后，满、蒙等族的八旗调拨绥远驻防，其家属也随军居住于此。清代归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区不断扩展和繁荣。现今旧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在这里设立总号。到清代末期，绥远、归化这两座姊妹城形成了东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两城并为归绥县。1921年，平绥铁路开通，火车站附近形成独立的居民区，与“绥远城”、“归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态，这一格局也最终奠定了后来呼和浩特市的发展框架。
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绥远省，设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三片地区逐渐连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并恢复为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纵观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系统。政治、经济、历史、环境、地理、科技、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同时发生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实质上是一个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碰撞、交融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渐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传承、演进与积淀。近代以来，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亲缘的广泛交织，多样性文化的积聚融合，以及时代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今天，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却的文化“记忆”，并创造条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使其从内涵到形式不断增强现代性，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统
一、各类文化交织演进、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的活态文化。此外，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吸纳、弘扬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许多现代企业将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爱护自然的生态观、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华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既注重绿色环保，又注重效率与效益。呼和浩特市经济形态上的城市品牌——“中国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的接轨。
（二）以蒙古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较强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大量吸收汉、突厥、畏兀儿、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种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创新最多、影响最大、谱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虽然游牧生产方式早已终结，但蒙古族文化却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扬光大、再续传奇。
（三）以“和”文化为主要内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着民族和睦、顾全大局、交流合作、传播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交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文化节的举办，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动经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作用。党政机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和支持媒体在这一平台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景观、艺术作品、企业品牌应运而生。昭君文化丰富的“和”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首府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着随和、合作、好客、热情的集体性格，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注重诚信、和气生财的道德风尚，“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风貌，和衷共济的思想意识；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饮业、旅游业、工艺品业等行业广泛应用，这缘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团圆平等、礼宾好客等文化内蕴及风情体验；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称本身就有一个“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辐射性。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统地集聚了高层次的文化机构设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以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等“品牌”，发挥其巨大的辐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体与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导下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异性原则，对城市整体和局部的文化发展模式、方向及布局进行宏观规划的过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文化；其三要昭示未来。如果城市文化定位准确，符合其资源状况和发展需求，就能成为绝大多数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价值，进而对其行为、形象、素质产生导向和优化作用。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的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市委〔2000〕22号文件，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辖“四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的文化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也是下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一）玉泉区文化定位——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
玉泉区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在层峦叠嶂大青山的辉映下，当时的“归化城”显露出一派苍郁的生机，于是，蒙古族居民为其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简称“青城”。玉泉区曾是呼和浩特召庙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完整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图召。大召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堪称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壁画和佛殿内的各种彩塑、金铜造像、晾佛节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尔》经卷、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位于大召南侧门前的“御泉”（后演变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御马刨泉”的传说，清代文人曾题“九边第一泉”词并刻匾悬挂在大召寺山门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区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灯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毁，仅剩背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因该塔由五座小塔构成，故俗称五塔寺。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是由人工积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2006年，五塔寺遗址复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扩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此外，玉泉区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老街、晋商文化遗存和大量传统民居。
作为文化遗产富集区，玉泉区文化定位应是“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其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整体性文化保护。玉泉区的历史地段、
传统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空间环境，也是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实行“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建策略，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按照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维护传统民俗的延续性的原则，对玉泉区实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二是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发卓越的资源禀赋，改变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文物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旅游景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设计开发具有草原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三是把建设“生态玉泉”作为城区规划发展的目标，积极实施空气洁净、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并高标准招商，吸纳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高的企业落户，打造生态工业区。
（二）新城区文化定位——保护传统文化、打造蒙元文化、发展商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
新城区早为清代“绥远城”。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窑文化遗址、和硕恪靖公主府、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国家投资修缮。绥远城墙是负载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构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现已残破不全。自治区已初步投资600万元，在保持与原构造规制不变、与原规格尺寸模数不变、与原材料质地品种不变、与原传统工艺做法不变的原则下，对绥远城东、城北两段698米的残墙进行保护性维修。将军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 ，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 ，是当时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衙署的产权归属于一些单位而不是国家，从而造成“重利用、轻保护、被商业店铺四面夹击”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积极与有关单位协商，以尽快将东跨院的产权收回。 新城区近几年注重提炼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将其渗透、熔铸、升华、移植、物化、体现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观中。例如，投资3亿多元重点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设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景观承建单位组织了包括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交通、生态、灯光等方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项目考察和专题研讨，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发展前景：一条特色鲜明突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元文化国际走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品位品质俱佳的商业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场所。
新城区集中了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党政机关、火车站以及中山路商业街，商业网点密集、消费氛围活跃、生活服务设施便利、交通通讯畅通，宜于发展商业文化。
新城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北部，总土地面积10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64万亩，占总面积的60％，林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新城区先后承担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任务［2］，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也为沿山人民带来发家致富的希望。随着生态效益的初步显现，区内的大窑文化遗址、丈房片水库、神水梁、老爷庙、红山口岩画等景点也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设施也已建成或正在兴建，生态旅游业在这里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赛罕区文化定位——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升城区文化品位、营造社区和谐文化
赛罕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位于城市发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轻的城区，现已逐渐发展成为首府的科教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和经济核心区。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单位和高技术机构，赛罕区可按照“专家论证、政府扶持、科学决策、市场运作、滚动开发”的模式，发展高技术含量和创意创新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共生效应”的产物，文化产业集群包括各类关联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基础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等。这种集合了产业价值链在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在激发创意创新、积累知识、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后，依托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关联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呈网状结构的文化产业园区，其内部实行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享受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近年来，针对居民整体素质和文化品位较高的特点，赛罕区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来抓。形成了以楼院文化、广场文化、节庆文化、家庭文化为框架的社区文化格局。学府社区开设了内蒙图书馆分馆，地北社区的活动中心成为自治区老年人书法协会的活动基地，师大社区的老年蒙古服饰表演队参加了全国比赛，广场、公园到处活跃着社区文化队伍。2005年，赛罕区采取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手段，在全区十几个社区内举办了赛罕区首届社区文化节，营造了和谐、欢乐的社区文化氛围［3］。
（四）回民区文化定位——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发展景区旅游和生态旅游
回民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内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顶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有历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为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政府着力进行了伊斯兰特色街的打造，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景区周边脏、乱、差的环境。现在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标志性景观区。 回民区、新城区所辖的部分大青山山区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现已开发建成哈德门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 级旅游景区）、乌素图森林公园（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苁蓉山庄、太伟高尔夫度假村、奥淳生态园、哈德门高山牧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区可进一步开发采摘园、休闲农场、度假农庄、市民农园等，发展以放牧、喂养、骑马、狩猎、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特色餐饮、民俗表演、园艺劳作等为活动项目的生态旅游业。
四、体现草原文化底蕴，彰显草原文化特色
进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战略为指导，按照“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 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内蒙古会展中心、博物馆、大剧院、体育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成吉思汗大街、伊斯兰特色街等特色景观区（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号如哈纳墙、云图、盘肠、穹顶等装饰大街两侧建筑物的街区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城市绿化等优化环境工程；观音庙、大召、阿吉纳、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齐召、席力图召、大东街、将军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绥远城遗址、乌素图召、白塔等文化景点（区）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硕恪靖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中国乳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盛乐古遗址博物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中国旅蒙商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剪纸博物馆、走西口民俗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院）的建设工程［4］；公主府北公园、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舒雅拉公园、北郊公园、仕奇公园、野生动物园的兴建工程；南湖湿地公园、游乐园、新华公园、蒙古风情园的续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综合治理环城河等水体景观建设工程；赛罕
区雕塑公园等公共艺术景观的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这些工程既体现了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建设对草原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强烈追求，又体现了“开发与保护统一”、“建设性保护与保护性建设并进”的先进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的规模与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彰显。
在文化产业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音像图书等产业为重点门类和主导产业，以广告、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工艺品生产销售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认识不足、准备滞后、运作分散、企业和产品竞争力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兴产业比重小、创意创新能力差、文化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较慢、政策供给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欠佳等问题和制约因素。对此，呼和浩特市应以丰厚的草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主要途径，以科技创新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导、体制机制创新为基本保证，以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为根本战略举措，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应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出台扶持性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资产管理和经营政策、工商管理和价格政策、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优化文化体制和政策环境；应大力培养、引进、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环境；应确立学术界、教育界与公民应尽的草原文化传承、认知与保护义务，提高整个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集体认知程度，优化观念环境；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品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外界的文化贸易往来与合作，发展文化经纪、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组织，实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实行整治性的“减法和加法”保护。“减法”是指整治古迹周边环境，拆除影响、遮挡古建筑景观魅力的低档现代建筑设施，拆除已无保留价值的危旧房，迁出不适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无关的工程项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建设格调、品味、特色、体量与古建筑风貌协调一致的博物馆、广场、绿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恢复老字号，重建传统文化空间，按照“整
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坚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以外建设中高档住宅区，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以往旧城区“矮房子、窄巷子”、基础设施简陋以及市政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设的根脉、灵魂、精髓和品牌，是彰显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资本，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可以借助创意创新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物化、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尽的无形财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和巨大财富。放眼未来，草原文化必将是呼和浩特市综合实力函数中一个逐渐增大的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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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摘 要：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文化；城市建设；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族群、民众共同创造的文化3）［1］（P 。。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建设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确认识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推动二者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互动演变史
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貌，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等都可归入城市文化的内涵之中。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而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城市文化可划分为互动共生、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中层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国家以文化比强弱，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竞争中抢得一定先机，就必须下大力气进
行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应追寻其“根”——历史根脉，然后再结合现实条件，明确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约在百万年前，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现今已考古发掘出近百处史前人类文化遗迹，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窑文化遗址（位于现今新城区保合少乡大窑村），它的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场面之宏观是世界罕见的。它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原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呼和浩特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晚期，匈奴日渐强盛。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开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长城，在黄河北岸屯兵垦殖，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称始见于史册。云中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开端。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将原来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西汉武帝时期是呼和浩特历史上建城最多的一个时期，至今存有遗址的西汉古城仍有三十余座，这些古城的建筑风格相仿，大部分有内外两城，建有官署、庙宇、民居、作坊、粮仓、街道等。东汉末期之后，该地区行政建制出现空缺。公元2－3世纪，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族拓跋部西迁到该地区游牧，并建立鲜卑人的第一个都城——盛乐城（位于现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权的敕勒族在此地长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区便有了“敕勒川”之称。隋唐时期，突厥族逐渐强大。公元六世纪中叶，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唐朝，经白道川，驻牧于本地区。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的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军事城堡——东、中、西“受降城”。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俗称“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独具特色，高大雄伟，没有瓮城和其它守备设施，这缘于当时“兵贵进取、不求退守”的指导思想。五代十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被称为“哈罗川”，为契丹族所占据。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在此设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东胜州和云内州。丰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区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内由四大坊区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城市四面设城门，并筑有瓮城。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丰州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从云中城时期到丰州城时期，由于这一地域处于游牧文化板块和农业文化板块过渡交界带，战乱频繁，军事
防御和进攻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而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城墙和便于集权控制、等级划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响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则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题，其遗存现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现今赛罕区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是我国现存最精美的辽塔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再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贸易通商，丰州封闭的街坊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与对其构成威胁的蒙古政权开始了连绵的战争。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又称“俺答汗”)率部驻牧于阴山南麓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于是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求的双重推动下，积极谋求与明朝和平通贡与互市。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明双方结束了对立，开设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场所。在此之前，现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就开始陆续迁入土默特地区垦地种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默特地区汉族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开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历时四年，在今呼和浩特旧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语称之为“库库和屯”（后译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赐其名为“归化城”。这一时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关系，引藏传佛教（喇嘛教）入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库库和屯”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召庙。对此，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据《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记》记载，由札萨克喇嘛掌权的大召、席力图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齐召、班革达召和乃莫齐召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权的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寿寺、广福寺和巧尔齐召为“八小召”。来自17世纪的游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召庙的华美，称呼和浩特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继续保持当地安定、团结、发展的形势。
到十六世纪末，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约有十万左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清朝建立后，实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1693年，聚居在归化城的回回商贩和回族官兵在今
旧城北门外修建了清真寺，这里从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并沿袭至今。1697年，康熙帝将恪靖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随公主来到归化的满族家仆、包衣大约有千人左右，在北郊兴建了公主府，府兴营和小府村等村庄也随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垦荒等原因，山西一带的大批汉族工匠、商人、农民来到塞外，“走西口”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人逃难、谋生的途径。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北亚草原上，沿着队商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内的“买卖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买卖城”是在归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见缝插针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区原原本本地搬来，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层面。在此建造的茶馆、酒店、车马大店，以及供驼商卸货、住宿和转卖商品的客店等设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为多），不讲究中轴对称。“买卖城”的空间结构和归化城的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点继承关系：其一，“买卖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庙寺院为各个核心展开的，商业街都是以召庙寺院为起点，向南、向东、向西延伸。通过考证，发现了这些商业街本是蒙古人转召巡礼的路径。其二，“买卖城”里召庙寺院的门前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广场，这里是举行蒙古宗教仪式、召开夏季摔跤大会等的节日空间场所。所以，这也是对游牧都市的广场空间的继承。其三，游牧都市时的商业空间不是店铺，多是露天市场。这一点在“买卖城”中也得到了体现。“买卖城”的街道都很狭窄，但拥挤的街道的出头之处却会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过考证得知，这些空地本是驼桥、羊桥、牛桥、骡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场。这样，“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间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构成重层的空间结构。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为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一座供八旗军驻扎的城池，命名为“绥远城”。当时人们称绥远城为“新城”，而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修建后，满、蒙等族的八旗调拨绥远驻防，其家属也随军居住于此。清代归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区不断扩展和繁荣。现今旧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在这里设立总号。到清代末期，绥远、归化这两座姊妹城形成了东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两城并为归绥县。1921年，平绥铁路开通，火车站附近形成独立的居民区，与“绥远城”、“归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态，这一格局也最终奠定了后来呼和浩特市的发展框架。
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绥远省，设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三片地区逐渐连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并恢复为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纵观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系统。政治、经济、历史、环境、地理、科技、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同时发生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实质上是一个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碰撞、交融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渐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传承、演进与积淀。近代以来，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亲缘的广泛交织，多样性文化的积聚融合，以及时代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今天，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却的文化“记忆”，并创造条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使其从内涵到形式不断增强现代性，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统
一、各类文化交织演进、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的活态文化。此外，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吸纳、弘扬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许多现代企业将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爱护自然的生态观、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华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既注重绿色环保，又注重效率与效益。呼和浩特市经济形态上的城市品牌——“中国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的接轨。
（二）以蒙古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较强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大量吸收汉、突厥、畏兀儿、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种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创新最多、影响最大、谱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虽然游牧生产方式早已终结，但蒙古族文化却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扬光大、再续传奇。
（三）以“和”文化为主要内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着民族和睦、顾全大局、交流合作、传播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交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文化节的举办，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动经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作用。党政机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和支持媒体在这一平台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景观、艺术作品、企业品牌应运而生。昭君文化丰富的“和”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首府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着随和、合作、好客、热情的集体性格，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注重诚信、和气生财的道德风尚，“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风貌，和衷共济的思想意识；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饮业、旅游业、工艺品业等行业广泛应用，这缘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团圆平等、礼宾好客等文化内蕴及风情体验；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称本身就有一个“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辐射性。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统地集聚了高层次的文化机构设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以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等“品牌”，发挥其巨大的辐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体与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导下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异性原则，对城市整体和局部的文化发展模式、方向及布局进行宏观规划的过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文化；其三要昭示未来。如果城市文化定位准确，符合其资源状况和发展需求，就能成为绝大多数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价值，进而对其行为、形象、素质产生导向和优化作用。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的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市委〔2000〕22号文件，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辖“四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的文化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也是下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一）玉泉区文化定位——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
玉泉区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在层峦叠嶂大青山的辉映下，当时的“归化城”显露出一派苍郁的生机，于是，蒙古族居民为其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简称“青城”。玉泉区曾是呼和浩特召庙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完整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图召。大召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堪称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壁画和佛殿内的各种彩塑、金铜造像、晾佛节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尔》经卷、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位于大召南侧门前的“御泉”（后演变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御马刨泉”的传说，清代文人曾题“九边第一泉”词并刻匾悬挂在大召寺山门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区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灯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毁，仅剩背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因该塔由五座小塔构成，故俗称五塔寺。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是由人工积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2006年，五塔寺遗址复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扩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此外，玉泉区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老街、晋商文化遗存和大量传统民居。
作为文化遗产富集区，玉泉区文化定位应是“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其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整体性文化保护。玉泉区的历史地段、
传统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空间环境，也是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实行“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建策略，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按照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维护传统民俗的延续性的原则，对玉泉区实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二是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发卓越的资源禀赋，改变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文物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旅游景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设计开发具有草原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三是把建设“生态玉泉”作为城区规划发展的目标，积极实施空气洁净、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并高标准招商，吸纳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高的企业落户，打造生态工业区。
（二）新城区文化定位——保护传统文化、打造蒙元文化、发展商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
新城区早为清代“绥远城”。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窑文化遗址、和硕恪靖公主府、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国家投资修缮。绥远城墙是负载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构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现已残破不全。自治区已初步投资600万元，在保持与原构造规制不变、与原规格尺寸模数不变、与原材料质地品种不变、与原传统工艺做法不变的原则下，对绥远城东、城北两段698米的残墙进行保护性维修。将军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 ，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 ，是当时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衙署的产权归属于一些单位而不是国家，从而造成“重利用、轻保护、被商业店铺四面夹击”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积极与有关单位协商，以尽快将东跨院的产权收回。 新城区近几年注重提炼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将其渗透、熔铸、升华、移植、物化、体现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观中。例如，投资3亿多元重点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设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景观承建单位组织了包括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交通、生态、灯光等方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项目考察和专题研讨，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发展前景：一条特色鲜明突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元文化国际走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品位品质俱佳的商业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场所。
新城区集中了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党政机关、火车站以及中山路商业街，商业网点密集、消费氛围活跃、生活服务设施便利、交通通讯畅通，宜于发展商业文化。
新城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北部，总土地面积10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64万亩，占总面积的60％，林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新城区先后承担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任务［2］，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也为沿山人民带来发家致富的希望。随着生态效益的初步显现，区内的大窑文化遗址、丈房片水库、神水梁、老爷庙、红山口岩画等景点也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设施也已建成或正在兴建，生态旅游业在这里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赛罕区文化定位——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升城区文化品位、营造社区和谐文化
赛罕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位于城市发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轻的城区，现已逐渐发展成为首府的科教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和经济核心区。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单位和高技术机构，赛罕区可按照“专家论证、政府扶持、科学决策、市场运作、滚动开发”的模式，发展高技术含量和创意创新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共生效应”的产物，文化产业集群包括各类关联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基础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等。这种集合了产业价值链在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在激发创意创新、积累知识、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后，依托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关联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呈网状结构的文化产业园区，其内部实行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享受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近年来，针对居民整体素质和文化品位较高的特点，赛罕区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来抓。形成了以楼院文化、广场文化、节庆文化、家庭文化为框架的社区文化格局。学府社区开设了内蒙图书馆分馆，地北社区的活动中心成为自治区老年人书法协会的活动基地，师大社区的老年蒙古服饰表演队参加了全国比赛，广场、公园到处活跃着社区文化队伍。2005年，赛罕区采取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手段，在全区十几个社区内举办了赛罕区首届社区文化节，营造了和谐、欢乐的社区文化氛围［3］。
（四）回民区文化定位——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发展景区旅游和生态旅游
回民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内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顶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有历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为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政府着力进行了伊斯兰特色街的打造，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景区周边脏、乱、差的环境。现在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标志性景观区。 回民区、新城区所辖的部分大青山山区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现已开发建成哈德门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 级旅游景区）、乌素图森林公园（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苁蓉山庄、太伟高尔夫度假村、奥淳生态园、哈德门高山牧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区可进一步开发采摘园、休闲农场、度假农庄、市民农园等，发展以放牧、喂养、骑马、狩猎、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特色餐饮、民俗表演、园艺劳作等为活动项目的生态旅游业。
四、体现草原文化底蕴，彰显草原文化特色
进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战略为指导，按照“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 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内蒙古会展中心、博物馆、大剧院、体育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成吉思汗大街、伊斯兰特色街等特色景观区（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号如哈纳墙、云图、盘肠、穹顶等装饰大街两侧建筑物的街区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城市绿化等优化环境工程；观音庙、大召、阿吉纳、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齐召、席力图召、大东街、将军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绥远城遗址、乌素图召、白塔等文化景点（区）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硕恪靖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中国乳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盛乐古遗址博物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中国旅蒙商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剪纸博物馆、走西口民俗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院）的建设工程［4］；公主府北公园、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舒雅拉公园、北郊公园、仕奇公园、野生动物园的兴建工程；南湖湿地公园、游乐园、新华公园、蒙古风情园的续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综合治理环城河等水体景观建设工程；赛罕
区雕塑公园等公共艺术景观的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这些工程既体现了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建设对草原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强烈追求，又体现了“开发与保护统一”、“建设性保护与保护性建设并进”的先进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的规模与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彰显。
在文化产业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音像图书等产业为重点门类和主导产业，以广告、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工艺品生产销售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认识不足、准备滞后、运作分散、企业和产品竞争力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兴产业比重小、创意创新能力差、文化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较慢、政策供给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欠佳等问题和制约因素。对此，呼和浩特市应以丰厚的草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主要途径，以科技创新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导、体制机制创新为基本保证，以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为根本战略举措，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应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出台扶持性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资产管理和经营政策、工商管理和价格政策、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优化文化体制和政策环境；应大力培养、引进、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环境；应确立学术界、教育界与公民应尽的草原文化传承、认知与保护义务，提高整个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集体认知程度，优化观念环境；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品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外界的文化贸易往来与合作，发展文化经纪、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组织，实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实行整治性的“减法和加法”保护。“减法”是指整治古迹周边环境，拆除影响、遮挡古建筑景观魅力的低档现代建筑设施，拆除已无保留价值的危旧房，迁出不适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无关的工程项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建设格调、品味、特色、体量与古建筑风貌协调一致的博物馆、广场、绿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恢复老字号，重建传统文化空间，按照“整
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坚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以外建设中高档住宅区，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以往旧城区“矮房子、窄巷子”、基础设施简陋以及市政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设的根脉、灵魂、精髓和品牌，是彰显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资本，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可以借助创意创新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物化、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尽的无形财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和巨大财富。放眼未来，草原文化必将是呼和浩特市综合实力函数中一个逐渐增大的自变量。
［参考文献］
［1］吴团英. 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A ］. 胡匡敬. 论草原文化（第二辑）［C ］.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
［2］内蒙古林业局. 新城区：实施生态建设构筑绿色屏障［J ］. 内蒙古林业，2006，（12）：17-19.
［3］李润安. 赛罕区：奋力打造自治区社区建设第一区［J ］. 旗县报道，2007，（1）：15-17. ［4］杨洁. 喜迎自治区60华诞看首府如何大变化［N ］. 内蒙古日报，2006-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