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研究：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 ［ 作者：周兆安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1859 更新时间：2010-3-27 文章录入：admin ］
友情链接回转窑回转窑价格水泥回转窑石灰回转窑烘干机煤泥烘干机沙子烘干机河砂开采
一、引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热点。因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都纷纷引用这一概念以解释纷繁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这不仅预示着各学科之间对话的加强，也预示着一个新的知识产业的来临。究其概念的缘起，社会资本是由“资本”（capital）一词延展而来。其间经过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以及社会学家布迪厄文化资本的不断升华，资本的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甚至是政治领域。特别是随着科尔曼将其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社会资本逐步成为资本家族中的新成员。其后通过亚历詹德罗·波茨、罗伯特·D·普特南等人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最终将其推向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成熟阶段。尽管社会资本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模型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并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成就，然而，“社会资本”也是过去20多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颇具争辩的概念和理论之一。因此，笔者试图通过较为详细地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历程并借鉴托马斯·福·布朗对社会资本分析层次的研究来构建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期冀为国内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
二、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
托马斯·福特·布朗以系统主义为起点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这样他就把社会资本的分析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他认为，在微观层面上应该集中讨论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包括自我在内）调动资源的潜力，并且关注的是个人的结果，这种关注是在特定社会结构的情境中来考虑的；中观层面则关注网络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宏观层面上主要考虑“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动力的影响[1]。笔者认为，社会现象的复杂多变性要求理论对经验的解释应该突显层次性，特别是社会学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视为其基本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给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提供了肥沃土壤的时候。因此为了使人们在使用社会资本解释社会现象时分清究竟应该在哪个层次上使用，可以将布朗关于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上升到对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进而有利于在这个分析框架之内来重新认识社会资本及其局限。
（一）社会资本理论对个体行动者的关注
尽管詹姆斯·科尔曼和亚历詹德罗·波茨有关社会资本的观点存在诸多不足，但他们的相关研究仍然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意义，因此是任何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都无法避而不谈的领域。
1.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观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莫属詹姆斯·科尔曼。他在整合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原则”和社会学家的社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社会行为。他认为，人们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为个人提供了新的资源——社会资本。科尔曼把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结构内个体的某些行动”[2]354。他主要强调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能够为人们实现特定的目标提供便利。相反，如果没有社会资本，个人和组织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付出极高的代价。据科尔曼的理解，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和不可完全被替代性。但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而是一种存在于不同行为者之间相互关系结构中的资源。与此相对应，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因而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相互信任关系（可相互提供资源）、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可提供公共产品）。“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某些减少它就无法实现的目的的完成成为可能……在一个务农的社群中……在那里农夫彼此打着干草，农具也借来借去，因为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得农夫可以使用更少的物质资本（体现为工具和设备）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因此在科尔曼看来，尽管社会资本具有不可完全被替代性，但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更少的物质资本。
另外，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其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研究的可分割的，可转让的私人物品不同。社会资本对其受益者而言，不是一种私有财产，具有不可转让性，因而它难以被轻易地交换。科尔曼意识到，人们在尽力创立社会资本的同时，这种行为“往往为行动者之外的人带来利益”而“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冲动”，因而，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社会资本往往会在理性行动者的选择中导致公共物品投资不足，进而影响规范的效率，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除此之外，科尔曼还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出现和消亡的各种因素：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
科尔曼特别提醒到，社会资本并不是经久不衰的，其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降低，只有进行长期的交流、规范才能维持。总之，社会关系的维持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前提。
尽管，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有诸多不足。首先，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这在布朗看来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在逻辑上混淆了原因和后果，更重要的还在于使后续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他的错误，因而也就由定义引发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至今仍然困扰着社会资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次，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相当模糊，从而使一些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混入社会资本这所大门。针对第二种情况，波茨认为要全面系统地界定这个概念，必须区分：（1）社会资本的拥有者；（2）社会资本的来源；（3）社会资本本身 [3]。
2.亚历詹德罗·波茨：嵌入自我的观点
波茨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1]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波茨扩大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把社会网络本身的特征也包括了进去。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说法，波茨区分了理性的嵌入和结构潜入。理性潜入表述的是双方互惠的预期，这种预期建立在双边关系中取得强迫对方承认预期能力的基础上面。但是，当双方是更宽泛网络的一部分时（因而是结构潜入），信任就会因为相互预期而增加，更加宽泛的社群会强制推行各种约束因素。波茨称其为“可强制推行的信任” [1]。波茨认为，互惠的期待与可强制推行的信任二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恐惧而推行的。通过从双方约束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向由强制推行的信任调节的社会联系的过渡，波茨把社会资本概念从自我中心（egocenter）层次扩展为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的层次[3]。从这个角度讲，波茨在社会资本的影响层次上超越了科尔曼的单向度理性选择解释，从而形成了包括结构嵌入在内的双向度的影响层次，这无疑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次超越。
另外，波茨详细阐述了不同自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把这些差异解释成为包含它们在内的社会网络不同特征的结果，解释为嵌入网络的程度或类型的结果。这使我们把社会资本想象为一个有过程的、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自我包含在内）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1]。波茨这种前瞻性理解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动态的分析语境，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动力、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来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概念，从而拓展了社会资本的研究视野。
（二）社会资本理论对结构（或网络）的关注
1.博特的结构空档理论
（1）结构空档理论的提出及其主张
如果说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则是相反的情况。博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3]。在他看来，正是联系的相对缺乏（他称为“结构空档”）推动了个人的流动、信息的获得和资源的摄取。博特指出，从谁“那里”获得资源从属于通过网络结构获取这些资源。由于构成双边关系的个体与大多数类似者共享利益、财富、权力和价值等等，所以自我封闭的网络只能提供重复的资源。网络中的结构空档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空档连接的一组组节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他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9]。
另外，博特对作为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封闭网络和开放网络（即结构空档）进行了概念上的整合和经验验证。博特认为，科尔曼和普特南等所说的封闭或紧密网络强调的是内在的凝聚力，它描述了紧密甚或等级制网络如何降低了与制裁和信任相关的风险，后者与社会资本的使用者的表现相关。而坚持开放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结构空档理论关注的是与某个社会群体之外的人的联系，它揭示了机会如何为跨越结构空档的中介人增加价值，这也与社会资本使用者的表现相联系。可以说，博特是第一个认为开放网络和封闭网络视为相互补充的，而不是把它们看做是相互对立的或竞争的社会资本范式。
（2）对结构空档理论的评价
在博特看来，网络中的结构空档不仅有更大的非重复性获取资源的机会，而且他认为在结构空档联结的一组组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博特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博特把社会资本概述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各结点提供资源和控制资源的程度。布朗从博特的理论中找到了既可以作为该理论长处也可以作为该理论缺点的一个特点，即对于任何特定的结点都只能是作为网络总体结构功能而被拥有，相关者的品性或他们之间联系的性质是无法避免的。
布朗还从博特对网络结构背后多种多样的动力进行了质疑。布朗认为，尽管在网络背后有多种多样的动力，但是有些并不是个人利益理性化和竞争最大化所固有的。在布朗看来，博特并不否定这种动力的存在，只是否定它们对于竞争性结果的重要性。
博特认为那些不在私利基础上参与竞争的人只是舞台的布景，不应该成为理论研究的兴趣点所在。而在布朗看来，即使是舞台背景，也是网络结构的一部分，竞争参与者必须通过它才能参与竞争。自我竞争不是一个二元态变量，而归于一个连续系列。网络各方在这个竞争连续系列中的位置需要在大量经验中进行质疑。此外，在互惠和信任的预期受到侵犯时，即便是非竞争的舞台布景也参与建立社区规则和给予制裁。而且，既定网络的存在可能来自规范的或排他主义的动力，而不是来自纯粹个人的私利。博特提醒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忽视舞台背景可能是危险的，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上述几个方面，而且还在于既定网络的存在可能来自规范的或排他主义的动力，而不是来自纯粹个人的私利[1]。
最后，布朗强调他对博特的批判是对作为社会资本总论的结构空档讲的。并进一步指出，即使我们放弃博特的理性选择假设理论，结构空档依然是很有用的。布朗认为，网络分析是可以与各种社会结构和力量理论进行比较的，只要网络被看做是中观作用于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结果，而不是自在生成的力量。
2.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尽管，林南从个体选择行为出发点来研究社会资本，但鉴于他把社会结构放在其理论构架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此把林南的理论放在这部分来讨论。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概念背后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前提：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4]18。简言之，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可摄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方面。”[3]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关注点在于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动受益[4]21。这是林南把社会资本看成是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对社会资本成分划分的重要依据。林南在厘清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功能进行了概括，其功能主要有：第一，促进了信息的流动。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人提供以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第二，社会关系人可以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募者和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人在有关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提升）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第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人的关系，可以为这个人的社会信任提供证明，从而为这个人获取资源提供了便利。第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身份和认可[3]。其实，林南对社会资本功能的概括与科尔曼的功能说有很大的区别。林南是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概括的，而科尔曼是用社会资本的功能来为社会资本下定义的。
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以林南为代表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是近年来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亮点。林南认为，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必须形成一定的测量指标。林南按照韦伯的观点，提出了行动者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的3种类型作为社会资本的内容：（1）财富：经济财产；（2）权力：政治财产；（3）名声：社会财产。林南接着认为，上述的每一种资本都有3个共同特征：（1）达高性：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最好的资源；（2）异质性：位置（position）——通过社会关系，其资源是可以触及的；（3）广泛性：可触及的位置的数量[4]105。林南在界定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测量获取的社会资本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定名法（name generators）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s）。定名法通常是提问一个或几个关于自我在某种角色关系（如邻里、工作）、内容领域（如工作事务、家庭事务）或亲密关系（如信任、最亲密的互动）中的交往者的问题。定位法使用社会中特征显著的结构位置（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作为指标，要求回答者指出每一位置上的交往者之间关系。与定名法不同，定位法研究的是等级制位置，而不是内容或角色领域[4]105。
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因此，个人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建立网络。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模型应该包括3个过程：第一，社会资本中的投资；第二，社会资本的摄取和动员；第三，社会资本的回报。这种回报主要包括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经济回报即物质上的收益，政治回报主要指权力的增大，社会回报主要指声望的增加。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
林南并不赞成帕特南所谓的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社会资本正在下降的这个结论[4]210。他认为因特网与电子网络的兴起标志着社会资本革命性的增长。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商业利益的不断出现，电子网络逐渐地将社会——经济——技术要素融入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之中。这个新特征使社会资本的获取和使用产生了新的问题。林南大胆地预测到，所有形式资本的全部发展形态与效应形式都可以在电子网络中得到考察。电子网络从根本上讲是关系和嵌入性资源——一种社会资本。接着，林南为自己将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要搞清楚电子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它们如何分割社会资本[4]238-239。在一定程度上讲，林南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所有研究社会资本学者应该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即在明晰电子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前提下寻找到电子网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分析电子网络是如何分割社会资本的。林南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不仅极大的推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给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赋予了一种丰富的想象力，并非只有开放网络或仅仅由强弱关系形成的网络才能构成社会资本，这种心智品质预示着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模式。
（三）社会资本理论对宏大系统的关注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研究者在研究视角上也从个体行动者层面扩展到更为宏大的系统层面。针对这种趋势，布朗认为，针对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层面，我们要考虑产生、证明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网络何以嵌入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或较大的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
而最早尝试在更广泛社会范围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因此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5]156-157当一个社群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时，在这个社群中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容易。普特南在对意大利自1970年以来的地区政治制度改革的经验材料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促进成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减少群体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表现为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可能是保持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他看来，意大利各地区之间之所以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上拉开了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这些地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丰富程度不同[6]191-217。在此后的研究中，普特南还发现近年来美国公众对于他人和社会制度的信任程度在不断降低，而且公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也日渐减少。他认为这些都是美国社会资本逐渐衰亡的表现，而这种趋势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此外，普特南认为和常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即它不是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的私有财产。
当然，普特南如同其他学者一样依然没有摆脱被批评的命运。有批评者指出普特南只是分析了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从而他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忽视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力，因此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范围也大打折扣。在林南看来，普特南所认定的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结论让人无法接受，因为社会资本是上升还是下降，主要取决于如何定义和测量，还在于选择哪部分结果来分析，如果将适用于集体的原理套在个体身上，就会出现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从某个层次上得出的结论被运用到其他层次）。因此，针对普特南的观点，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在过去的10年内以电子网络空间的形式在不断地上升[4]210。波茨结合其他批评者的批评认为，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解决普特南观点中的致命问题，即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既可以导致良好的结局，也同样可以引发糟糕的结果。因此，伯茨告诫社会资本分析者，要避免上述困境，就必须遵守特定的原则：第一，要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把概念的定义与其结果区别开；第二，要在因果方向性上有所控制，这样可以在论证中使社会资本的存在先于它的可能结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及其结果的因素；第四，要全面认识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3]。
三、结语：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认识及其局限的总结
（一）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认识
从上述几位学者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社会资本是嵌入个体的，还是依附于关系的，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都具备两个基本属性：生产性和关系性。这两个属性是社会资本发展无法舍弃的重要历史遗产和精神实质，从而成为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和完善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资本理论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石。因为，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交流的产物，它必然无法超越资本的根本属性——生产性——能够产生回报。但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联系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理论要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超越，就必须赋予其社会学特有的属性，即社会性（关系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丧失社会资本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和开拓性，才能抑制社会学被边缘化的倾向。
林南在批评普特南的结论时曾指出，如果将适用于集体的原理套在个体身上，就会出现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即从某个层次上得出的结论被运用到其他层次。这实质上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在应用社会资本分析具体问题时要注意应用哪个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要搞清楚要分析的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选择相应的分析工具即具有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如果要分析的对象是个体，最好从社会资本微观层次来分析；如果要分析的对象是一个类似于集体的问题，最好应用社会资本的中观层次；如果要分析的对象是一个宏大的系统，最好应用社会资本的宏观层次来解析相关问题。另外，还要注意一个社会资本理论是在怎样的一个经验层次上建立起来的，即要搞清楚理论的经验来源，如果一个理论是从集体的层面上获得的，那么该理论能否用来解释个体行为则要进行慎重的考虑。总而言之，如果笼统地、武断地将任一层次上的社会资本理论用来分析一个未经考察的问题，就极有可能造成林南教授所说的“生态谬误”。
（二）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局限的总结
虽然社会资本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无论从其理论的假设还是到该理论本身来看都存在着一些不足或局限。
首先，从上述分析框架中的内容来看，社会资本理论无论在哪个分析层次上至少都隐含着两个相同的假设：互动个体的“理性人”假设；行动个体机会与能力平等假设。这样就随之带来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尽管理性是社会资本背后一只无形的手，但“理性人”是否完全理性，作为一个问题应该值得思考。单从林南所认为的社会资本背后的前提就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来看，个体行动者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取回报，但这就悬置了行动者为什么认为回报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工具理性的原则主要体现在操作手段的选择和功利目标的追求上，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研究者的思维更应考虑社会资本所依赖的网络或结构的建立和实际运作过程，因此对这种建立和运作过程的考虑必然要在复杂的社会事实中进行。第二，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都是平等的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深思。在事实上，个体行动不仅在职业位置上不同，就是在因资源差别而在社会层级结构中的地位也有很大的区别。
其次，在张文宏看来社会资本存在着以下三个局限。第一，“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它可能产生的消极功能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从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来看，他的确过于乐观地高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尽管在后来波茨等人指出了社会资本存在一些消极作用，但从社会资本理论的总体发展脉络来看，对如上看法并不会有很多的人持相反的意见。第二，“社会资本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因而忽视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后果、无理性后果的存在。”对张文宏教授关于社会资本第二个局限的认定，只要回顾一下上文布朗对科尔曼的批评就足够了。同时，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类型体系（其包括：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6]21的表述也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第三，“来自不同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冒着试图用太少的理论解释太多现象的危险，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实际上从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看出，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的形成实质上就是社会资本解释范围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张文宏的第三个判断来看，他在本质上是在告诫国内研究和使用社会资本的学者，不要轻易地沿用、篡改、使用社会资本这个学术概念，更不能将其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致使社会资本失去特有的真实内涵。
最后，笔者认为，后续的社会资本研究者在质疑社会资本相关假设的同时，还需要回过头来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一些假设进行不断的完善。因为，轻易地沿用社会资本已有的概念内涵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本研究想象力的枯竭，一味地彻底地颠覆相关假设则会使社会资本在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陷入体系混乱。因此，笔者形成了上述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提出了在使用社会资本理论时应注意其层次问题，旨在为国内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木子西，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
[2]［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4）.
[4]［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和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周兆安（1980-），男，甘肃白银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民政系助教，硕士。
来源：《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6月第76期
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研究：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 ［ 作者：周兆安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1859 更新时间：2010-3-27 文章录入：admin ］
友情链接回转窑回转窑价格水泥回转窑石灰回转窑烘干机煤泥烘干机沙子烘干机河砂开采
一、引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热点。因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都纷纷引用这一概念以解释纷繁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这不仅预示着各学科之间对话的加强，也预示着一个新的知识产业的来临。究其概念的缘起，社会资本是由“资本”（capital）一词延展而来。其间经过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以及社会学家布迪厄文化资本的不断升华，资本的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甚至是政治领域。特别是随着科尔曼将其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社会资本逐步成为资本家族中的新成员。其后通过亚历詹德罗·波茨、罗伯特·D·普特南等人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最终将其推向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成熟阶段。尽管社会资本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模型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并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成就，然而，“社会资本”也是过去20多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颇具争辩的概念和理论之一。因此，笔者试图通过较为详细地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历程并借鉴托马斯·福·布朗对社会资本分析层次的研究来构建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期冀为国内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
二、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
托马斯·福特·布朗以系统主义为起点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这样他就把社会资本的分析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他认为，在微观层面上应该集中讨论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包括自我在内）调动资源的潜力，并且关注的是个人的结果，这种关注是在特定社会结构的情境中来考虑的；中观层面则关注网络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宏观层面上主要考虑“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动力的影响[1]。笔者认为，社会现象的复杂多变性要求理论对经验的解释应该突显层次性，特别是社会学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视为其基本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给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提供了肥沃土壤的时候。因此为了使人们在使用社会资本解释社会现象时分清究竟应该在哪个层次上使用，可以将布朗关于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上升到对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进而有利于在这个分析框架之内来重新认识社会资本及其局限。
（一）社会资本理论对个体行动者的关注
尽管詹姆斯·科尔曼和亚历詹德罗·波茨有关社会资本的观点存在诸多不足，但他们的相关研究仍然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意义，因此是任何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都无法避而不谈的领域。
1.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观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莫属詹姆斯·科尔曼。他在整合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原则”和社会学家的社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社会行为。他认为，人们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为个人提供了新的资源——社会资本。科尔曼把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结构内个体的某些行动”[2]354。他主要强调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能够为人们实现特定的目标提供便利。相反，如果没有社会资本，个人和组织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付出极高的代价。据科尔曼的理解，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和不可完全被替代性。但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而是一种存在于不同行为者之间相互关系结构中的资源。与此相对应，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因而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相互信任关系（可相互提供资源）、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可提供公共产品）。“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某些减少它就无法实现的目的的完成成为可能……在一个务农的社群中……在那里农夫彼此打着干草，农具也借来借去，因为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得农夫可以使用更少的物质资本（体现为工具和设备）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因此在科尔曼看来，尽管社会资本具有不可完全被替代性，但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更少的物质资本。
另外，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其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研究的可分割的，可转让的私人物品不同。社会资本对其受益者而言，不是一种私有财产，具有不可转让性，因而它难以被轻易地交换。科尔曼意识到，人们在尽力创立社会资本的同时，这种行为“往往为行动者之外的人带来利益”而“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冲动”，因而，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社会资本往往会在理性行动者的选择中导致公共物品投资不足，进而影响规范的效率，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除此之外，科尔曼还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出现和消亡的各种因素：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
科尔曼特别提醒到，社会资本并不是经久不衰的，其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降低，只有进行长期的交流、规范才能维持。总之，社会关系的维持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前提。
尽管，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有诸多不足。首先，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这在布朗看来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在逻辑上混淆了原因和后果，更重要的还在于使后续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他的错误，因而也就由定义引发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至今仍然困扰着社会资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次，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相当模糊，从而使一些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混入社会资本这所大门。针对第二种情况，波茨认为要全面系统地界定这个概念，必须区分：（1）社会资本的拥有者；（2）社会资本的来源；（3）社会资本本身 [3]。
2.亚历詹德罗·波茨：嵌入自我的观点
波茨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1]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波茨扩大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把社会网络本身的特征也包括了进去。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说法，波茨区分了理性的嵌入和结构潜入。理性潜入表述的是双方互惠的预期，这种预期建立在双边关系中取得强迫对方承认预期能力的基础上面。但是，当双方是更宽泛网络的一部分时（因而是结构潜入），信任就会因为相互预期而增加，更加宽泛的社群会强制推行各种约束因素。波茨称其为“可强制推行的信任” [1]。波茨认为，互惠的期待与可强制推行的信任二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恐惧而推行的。通过从双方约束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向由强制推行的信任调节的社会联系的过渡，波茨把社会资本概念从自我中心（egocenter）层次扩展为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的层次[3]。从这个角度讲，波茨在社会资本的影响层次上超越了科尔曼的单向度理性选择解释，从而形成了包括结构嵌入在内的双向度的影响层次，这无疑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次超越。
另外，波茨详细阐述了不同自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把这些差异解释成为包含它们在内的社会网络不同特征的结果，解释为嵌入网络的程度或类型的结果。这使我们把社会资本想象为一个有过程的、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自我包含在内）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1]。波茨这种前瞻性理解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动态的分析语境，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动力、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来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概念，从而拓展了社会资本的研究视野。
（二）社会资本理论对结构（或网络）的关注
1.博特的结构空档理论
（1）结构空档理论的提出及其主张
如果说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则是相反的情况。博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3]。在他看来，正是联系的相对缺乏（他称为“结构空档”）推动了个人的流动、信息的获得和资源的摄取。博特指出，从谁“那里”获得资源从属于通过网络结构获取这些资源。由于构成双边关系的个体与大多数类似者共享利益、财富、权力和价值等等，所以自我封闭的网络只能提供重复的资源。网络中的结构空档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空档连接的一组组节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他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9]。
另外，博特对作为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封闭网络和开放网络（即结构空档）进行了概念上的整合和经验验证。博特认为，科尔曼和普特南等所说的封闭或紧密网络强调的是内在的凝聚力，它描述了紧密甚或等级制网络如何降低了与制裁和信任相关的风险，后者与社会资本的使用者的表现相关。而坚持开放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结构空档理论关注的是与某个社会群体之外的人的联系，它揭示了机会如何为跨越结构空档的中介人增加价值，这也与社会资本使用者的表现相联系。可以说，博特是第一个认为开放网络和封闭网络视为相互补充的，而不是把它们看做是相互对立的或竞争的社会资本范式。
（2）对结构空档理论的评价
在博特看来，网络中的结构空档不仅有更大的非重复性获取资源的机会，而且他认为在结构空档联结的一组组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博特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博特把社会资本概述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各结点提供资源和控制资源的程度。布朗从博特的理论中找到了既可以作为该理论长处也可以作为该理论缺点的一个特点，即对于任何特定的结点都只能是作为网络总体结构功能而被拥有，相关者的品性或他们之间联系的性质是无法避免的。
布朗还从博特对网络结构背后多种多样的动力进行了质疑。布朗认为，尽管在网络背后有多种多样的动力，但是有些并不是个人利益理性化和竞争最大化所固有的。在布朗看来，博特并不否定这种动力的存在，只是否定它们对于竞争性结果的重要性。
博特认为那些不在私利基础上参与竞争的人只是舞台的布景，不应该成为理论研究的兴趣点所在。而在布朗看来，即使是舞台背景，也是网络结构的一部分，竞争参与者必须通过它才能参与竞争。自我竞争不是一个二元态变量，而归于一个连续系列。网络各方在这个竞争连续系列中的位置需要在大量经验中进行质疑。此外，在互惠和信任的预期受到侵犯时，即便是非竞争的舞台布景也参与建立社区规则和给予制裁。而且，既定网络的存在可能来自规范的或排他主义的动力，而不是来自纯粹个人的私利。博特提醒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忽视舞台背景可能是危险的，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上述几个方面，而且还在于既定网络的存在可能来自规范的或排他主义的动力，而不是来自纯粹个人的私利[1]。
最后，布朗强调他对博特的批判是对作为社会资本总论的结构空档讲的。并进一步指出，即使我们放弃博特的理性选择假设理论，结构空档依然是很有用的。布朗认为，网络分析是可以与各种社会结构和力量理论进行比较的，只要网络被看做是中观作用于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结果，而不是自在生成的力量。
2.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尽管，林南从个体选择行为出发点来研究社会资本，但鉴于他把社会结构放在其理论构架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此把林南的理论放在这部分来讨论。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概念背后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前提：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4]18。简言之，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可摄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方面。”[3]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关注点在于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动受益[4]21。这是林南把社会资本看成是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对社会资本成分划分的重要依据。林南在厘清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功能进行了概括，其功能主要有：第一，促进了信息的流动。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人提供以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第二，社会关系人可以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募者和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人在有关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提升）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第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人的关系，可以为这个人的社会信任提供证明，从而为这个人获取资源提供了便利。第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身份和认可[3]。其实，林南对社会资本功能的概括与科尔曼的功能说有很大的区别。林南是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概括的，而科尔曼是用社会资本的功能来为社会资本下定义的。
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以林南为代表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是近年来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亮点。林南认为，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必须形成一定的测量指标。林南按照韦伯的观点，提出了行动者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的3种类型作为社会资本的内容：（1）财富：经济财产；（2）权力：政治财产；（3）名声：社会财产。林南接着认为，上述的每一种资本都有3个共同特征：（1）达高性：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最好的资源；（2）异质性：位置（position）——通过社会关系，其资源是可以触及的；（3）广泛性：可触及的位置的数量[4]105。林南在界定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测量获取的社会资本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定名法（name generators）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s）。定名法通常是提问一个或几个关于自我在某种角色关系（如邻里、工作）、内容领域（如工作事务、家庭事务）或亲密关系（如信任、最亲密的互动）中的交往者的问题。定位法使用社会中特征显著的结构位置（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作为指标，要求回答者指出每一位置上的交往者之间关系。与定名法不同，定位法研究的是等级制位置，而不是内容或角色领域[4]105。
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因此，个人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建立网络。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模型应该包括3个过程：第一，社会资本中的投资；第二，社会资本的摄取和动员；第三，社会资本的回报。这种回报主要包括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经济回报即物质上的收益，政治回报主要指权力的增大，社会回报主要指声望的增加。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
林南并不赞成帕特南所谓的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社会资本正在下降的这个结论[4]210。他认为因特网与电子网络的兴起标志着社会资本革命性的增长。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商业利益的不断出现，电子网络逐渐地将社会——经济——技术要素融入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之中。这个新特征使社会资本的获取和使用产生了新的问题。林南大胆地预测到，所有形式资本的全部发展形态与效应形式都可以在电子网络中得到考察。电子网络从根本上讲是关系和嵌入性资源——一种社会资本。接着，林南为自己将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要搞清楚电子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它们如何分割社会资本[4]238-239。在一定程度上讲，林南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所有研究社会资本学者应该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即在明晰电子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前提下寻找到电子网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分析电子网络是如何分割社会资本的。林南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不仅极大的推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给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赋予了一种丰富的想象力，并非只有开放网络或仅仅由强弱关系形成的网络才能构成社会资本，这种心智品质预示着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模式。
（三）社会资本理论对宏大系统的关注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研究者在研究视角上也从个体行动者层面扩展到更为宏大的系统层面。针对这种趋势，布朗认为，针对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层面，我们要考虑产生、证明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网络何以嵌入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或较大的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
而最早尝试在更广泛社会范围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因此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5]156-157当一个社群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时，在这个社群中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容易。普特南在对意大利自1970年以来的地区政治制度改革的经验材料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促进成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减少群体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表现为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可能是保持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他看来，意大利各地区之间之所以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上拉开了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这些地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丰富程度不同[6]191-217。在此后的研究中，普特南还发现近年来美国公众对于他人和社会制度的信任程度在不断降低，而且公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也日渐减少。他认为这些都是美国社会资本逐渐衰亡的表现，而这种趋势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此外，普特南认为和常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即它不是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的私有财产。
当然，普特南如同其他学者一样依然没有摆脱被批评的命运。有批评者指出普特南只是分析了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从而他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忽视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力，因此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范围也大打折扣。在林南看来，普特南所认定的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结论让人无法接受，因为社会资本是上升还是下降，主要取决于如何定义和测量，还在于选择哪部分结果来分析，如果将适用于集体的原理套在个体身上，就会出现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从某个层次上得出的结论被运用到其他层次）。因此，针对普特南的观点，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在过去的10年内以电子网络空间的形式在不断地上升[4]210。波茨结合其他批评者的批评认为，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解决普特南观点中的致命问题，即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既可以导致良好的结局，也同样可以引发糟糕的结果。因此，伯茨告诫社会资本分析者，要避免上述困境，就必须遵守特定的原则：第一，要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把概念的定义与其结果区别开；第二，要在因果方向性上有所控制，这样可以在论证中使社会资本的存在先于它的可能结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及其结果的因素；第四，要全面认识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3]。
三、结语：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认识及其局限的总结
（一）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认识
从上述几位学者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社会资本是嵌入个体的，还是依附于关系的，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都具备两个基本属性：生产性和关系性。这两个属性是社会资本发展无法舍弃的重要历史遗产和精神实质，从而成为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和完善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资本理论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石。因为，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交流的产物，它必然无法超越资本的根本属性——生产性——能够产生回报。但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联系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理论要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超越，就必须赋予其社会学特有的属性，即社会性（关系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丧失社会资本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和开拓性，才能抑制社会学被边缘化的倾向。
林南在批评普特南的结论时曾指出，如果将适用于集体的原理套在个体身上，就会出现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即从某个层次上得出的结论被运用到其他层次。这实质上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在应用社会资本分析具体问题时要注意应用哪个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要搞清楚要分析的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选择相应的分析工具即具有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如果要分析的对象是个体，最好从社会资本微观层次来分析；如果要分析的对象是一个类似于集体的问题，最好应用社会资本的中观层次；如果要分析的对象是一个宏大的系统，最好应用社会资本的宏观层次来解析相关问题。另外，还要注意一个社会资本理论是在怎样的一个经验层次上建立起来的，即要搞清楚理论的经验来源，如果一个理论是从集体的层面上获得的，那么该理论能否用来解释个体行为则要进行慎重的考虑。总而言之，如果笼统地、武断地将任一层次上的社会资本理论用来分析一个未经考察的问题，就极有可能造成林南教授所说的“生态谬误”。
（二）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局限的总结
虽然社会资本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无论从其理论的假设还是到该理论本身来看都存在着一些不足或局限。
首先，从上述分析框架中的内容来看，社会资本理论无论在哪个分析层次上至少都隐含着两个相同的假设：互动个体的“理性人”假设；行动个体机会与能力平等假设。这样就随之带来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尽管理性是社会资本背后一只无形的手，但“理性人”是否完全理性，作为一个问题应该值得思考。单从林南所认为的社会资本背后的前提就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来看，个体行动者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取回报，但这就悬置了行动者为什么认为回报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工具理性的原则主要体现在操作手段的选择和功利目标的追求上，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研究者的思维更应考虑社会资本所依赖的网络或结构的建立和实际运作过程，因此对这种建立和运作过程的考虑必然要在复杂的社会事实中进行。第二，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都是平等的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深思。在事实上，个体行动不仅在职业位置上不同，就是在因资源差别而在社会层级结构中的地位也有很大的区别。
其次，在张文宏看来社会资本存在着以下三个局限。第一，“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它可能产生的消极功能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从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来看，他的确过于乐观地高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尽管在后来波茨等人指出了社会资本存在一些消极作用，但从社会资本理论的总体发展脉络来看，对如上看法并不会有很多的人持相反的意见。第二，“社会资本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因而忽视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后果、无理性后果的存在。”对张文宏教授关于社会资本第二个局限的认定，只要回顾一下上文布朗对科尔曼的批评就足够了。同时，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类型体系（其包括：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6]21的表述也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第三，“来自不同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冒着试图用太少的理论解释太多现象的危险，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实际上从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看出，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的形成实质上就是社会资本解释范围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张文宏的第三个判断来看，他在本质上是在告诫国内研究和使用社会资本的学者，不要轻易地沿用、篡改、使用社会资本这个学术概念，更不能将其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致使社会资本失去特有的真实内涵。
最后，笔者认为，后续的社会资本研究者在质疑社会资本相关假设的同时，还需要回过头来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一些假设进行不断的完善。因为，轻易地沿用社会资本已有的概念内涵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本研究想象力的枯竭，一味地彻底地颠覆相关假设则会使社会资本在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陷入体系混乱。因此，笔者形成了上述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提出了在使用社会资本理论时应注意其层次问题，旨在为国内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木子西，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
[2]［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4）.
[4]［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和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周兆安（1980-），男，甘肃白银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民政系助教，硕士。
来源：《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6月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