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9日夜，在繁华的天津英租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中国、影响波及世界的重大案件――亲日派的新任天津海关监督兼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被爱国抗日志士所刺杀。如在平时。此事件也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但因其发生在英租界，就引起了一系列日英之间的问题，导致两国一年多的外交交涉。
程锡庚事件至今已经70年了，如今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保存了这一事件的大量档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分机密资料渐渐解密。本文依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尘封史料，将其始末加以整理，真相予以披露，使那段历史内幕清晰于人们的面前。
程锡庚喋血租界
程锡庚(1893―1939)，字莲士，江苏镇江人。18岁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校。民国初任海军部秘书。奉派赴英留学。民国8年(1919)毕业于伦敦大学，后又留学法国和美国，曾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1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秘书，曾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任“国联”行政会中国代表团秘书。民国12年任财政部秘书、全国财政讨论会专门委员。民国17年被派赴巴黎，办理中法退还庚款案；民国23年(1934)任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时已是当时的社会名流。
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在日本人扶持下，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巩固伪政权，立即着手筹建伪政府控制的管理华北金融的中央银行机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8年3月10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北平。当即公布伪“联银”发行的钞票与法币等价流通，市场交易都须使用伪“联银券”，银行钱庄账目一律以伪联银券为本位币。在当时华北金融中心的天津，伪联银分行也与总行同时成立，程锡庚加入伪政府，任伪联银天津分行第一任经理后，1939年3月又被任命伪天津海关监督。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击破坏伪临时政府，命令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天津站，对伪临时政府要人进行暗杀活动。军统天津站利用一些爱国志士组织了外围团体“抗日锄奸暗杀团”，从事侦查、刺杀汉奸的活动。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由军统供应。在此背景下，春风得意的程锡庚自然名列军统的汉奸名单。成了暗杀的目标。
1939年4月9日夜7点30分左右，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正在看电影的程锡庚突然被爱国抗日志士枪杀，当场毙命。同时在影院欲捕捉枪手的苏联人曼舒罗夫(音译)被打成重伤，瑞士人格拉萨也被枪手射死。
翌日，消息传出，震惊全国，伪天津特别公署代理市长温世珍致函英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英领事下令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在限定的期日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在最短期间切实改善治安状况，并提出“天津公署警察局”官警随时可进入英租界，与工部局警方共同搜查凶手的要求。同时日本占领军一方也私下说服英租界当局。表示日本宪兵队愿意提供帮助，双方共同搜索暗杀案犯。于是11日英租界方面以书面同意接受日本“协力”，与日本方面共同搜捕暗杀案犯。天津英总领事12日在回答伪天津市特别公署照会中也表示：接受日本方面协力，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日英共同搜捕租界
日本宪兵队与英工部局警察局共同搜捕暗杀案，于4月15日在天津英租界内开始第一次协力大搜索。4月17日第二次搜索检查中，逮捕所持毛瑟手枪的一名叫王文科的中国人，审问后知其为八路军系列人员。在4月22日第三次搜索检查中。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警察检举逮捕了4名中国男性嫌疑犯。扣押在租界警方。日本军方对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的合作态度表示赞赏。英驻天津领事又在日本宪兵队的强烈要求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不在的状况下(4月19日英大使卡尔抵重庆，25日卡尔在重庆谈话，否认调和)，独断同意将4名嫌疑犯暂时借给日本宪兵队审问。开始英方提示日方在24小时内返还4名嫌疑犯给英国租界方面。后在日本宪兵队的固执要求下，同意给5天时间审问，即在30日返还。日本宪兵队立即提审，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得到了4人的口供。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机密第882号资料《在天津日本总领事田代重德给有田外务大臣的报告》中，记载了4人的身份和供述内容。4人身份和陈述材料如下(涉及的日期都是农历)：
这四人同住：天津英租界内五十六号路益世里六十八号。
第一号人物：蓝向隆，别名：赵洪，年龄：四十三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第二号：蓝隆，别名：赵如，年龄：二十六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第三号：李德祥：二十七岁，原籍：河北省宝坻县。第四号：沈向金，别名：赵生、张富，年龄：三十岁。原籍：河北省宝坻县。
蓝向隆的陈述：我十七岁前上私塾，十九岁在线香制香厂里作学徒，二十一岁时的十二月我参加了东北五十八团三营第九连作为一名步兵入队，在兵队里当勤务三年。当退伍后，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警察局任警士，三年后升任警长，约六年勤务之后在河北三河县警察局任警长，约五年后退职。
我在河北宝坻县朋友王文来信要求下，让我招募兵士组织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在我的组织下招募了六百余名兵士，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和王文会合，编成北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王文自任第九路军军长，我任忠又救国军第九路军第一旅旅长。其后受到日军多次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八月末第九路军解散。
我和赵生及妻来到天津，在天津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十二号居住。约十数日前搬入现在的益世里。房租从开始时候就由王文来支付，每月给我五十五元的生活费。我是王文指挥的锄奸暗杀目的组长。
我在三月初，具体日期没记住。那天午后二点三十分，王文坐汽车来我家，告诉我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刺杀伪“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我也承诺了，就领着李德祥，各自拿着王文给的装六发子弹的新手枪，坐王文的汽车(2146号)出发。我们去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在大光明影院前，已经到达的有白桐春、李志忠、张富等三人在那等着。我被命令看汽车掩护，在那等待放哨。王文和李德祥进入影院，白桐春、李志忠、张富三人放哨。掩护左右。不久，就听到枪声。而后李德祥钻进车内，一分钟过后王文也钻进车内，车马上开动，出中街、伦敦路。在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的胡同前，我和李德祥下车，将手枪还给王文。过了两日后，王文来我家，兴奋地说：上次大光明的暗杀大成功!为避免搜索，各位尽快搬家!他给了我三十元，我就搬入现在的家。
我除了和刺杀“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有关联以外，还有去年三月在北京和王文等数名同志，参加了刺杀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动。我作为王文的部下参加刺杀行动，每月的费用都是王文支付。我都是为生活才做的，但现在非常后悔。
蓝隆陈述材料：我是蓝向隆的弟弟，自小作农业、无
学历。兄小学三年修业，在线香制香厂里打工。兄在任旅长时我任其副官，在新安城驻屯。去年8月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
我和兄夫妇、母、兄的孩子来天津，住在乐庆里后又搬到现在的地方住。兄从王文每月领五十、六十元。我不知兄做何工作。电影院的刺杀事件发生后，李德祥对我说：都是和王文暗杀团有关联。
李德祥陈述材料：我自小在家从事农活，没上私塾。二十一岁参加了大口屯自卫团，去年六月任王文的副官，八月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解散后，九月上旬我来到天津赵洪的家。在蓝家，王文、李桂石等其他友人(详细名字不知)经常来。我也在蓝家居住。我每月领三十元，我参加暗杀团活动，是在暗杀团打杂活。
沈向金陈述材料：我自小在家从事农业，上了二年半私塾。民国二十二年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商会组织的自卫团里任班长。五年的勤务后，在去年六月被任命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官，去年八月末第九路军解散，我来天津在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十二号居住。在本年三月下旬搬入现在住所。蓝向隆是王文的暗杀组长，我在蓝组长手下工作。生活费每月自王文处领取，每月五十元。去年十一月左右，在王文命令下，我和蓝向隆、李风桐等一同在法租界永安饭店。参加刺杀潘市长行动，因防卫警戒严密没能得手。没达到暗杀目的。
大约距现在二十日前(时间不能正确记述)，早八点左右，蓝组长对我说：今夜有工作，十二点左右去来自里。午后一点过后我去那里。王文、组长和我坐汽车到二十九号路的小公园，在公园里王文命令我们暗杀程锡庚经理。在到公园前，在车内我领到手枪。在公园等到六点左右，到大光明影院，组长和我放哨掩护。汽车停在大光明影院西邻的左侧西方向。我的任务是监视外面，不久听到枪声，馆内大乱，观众惊乱地争先恐后逃离影院，王文也出来上车，往西方向行去。在七十四号路乐庆里我下车。将手枪还给王文。事件数日后我搬入现在住所。又过二日，组长给我一百元。组长拿了多少不知。十五日、十六日前、组长和我去东马路大狮子胡同李同志家，给我新手枪说开始行动，在东门附近狙击日本军人。
去年年末在法租界刺杀王竹林(王竹林系天津盐商，又是商会会长。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出任伪职)及去年五月在法租界国泰电影院及特一区光陆电影院爆弹装置，去年四月左右在北京的王克敏暗杀事件，全部都是王文及蓝组长等同志所为。我是去年一月王文通知我来天津作生意，为了生活参加了暗杀活动。
依据以上调查结果，天津日本宪兵队判定4人为程锡庚案件关联犯人后，4月30日早。宪兵队本部的特高课长大田清一等日本方面和伪天津政府关系者，带以上4人，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陪同见证下，到大光明影院进行现场勘查检证。现场勘查检证参加者有：宪兵队上条曹长、特高课长大田清一、高桥少尉，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格林斯来特督察长、英领事馆哈巴德领事及日本天津领事馆田中领事、渡边翻泽，还有伪警察官数人。依据上述人员所言，在现场进行所在位置、逃走经路等勘查、考证，也对4月20日在天津东马路电车交叉点附近发生的刺杀日本宪兵未遂事件进行勘查考证。
日英双方在现场勘查检证结束后，确定了调查结果，再次判定4人为关联犯人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大田清一自信地将4人全员返还给英租界警方。伪临时政府及日本方面便正式要求引渡，等着英租界工部局将4人送来。可是4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后，全员翻供，拒不承认自己是暗杀关联者。
其后日方和伪天津政府再次要求英方引渡。英国方面却采取不协作态度，施展英国特有的老练、圆滑的外交术来交涉。英方以自供供述中有数点虚伪，证据不充分，拒绝引渡4人。日宪兵队方面也强词：4人都自供并进行了勘查检证，日英双方都在现场认可的!英方也反驳：供词中有虚伪部分，不能作为证据。并强调大使不在、诸问题不能解决等等。
英方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其背景一是国民党政府对英施加的压力；再是日本占领中国后，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权益上的冲突和恶化。在日军占领地域，第三国的活动和权益受到限制和损坏，所以英国方面在引渡问题上对日伪采取了对抗政策。
日军对英租界封锁
5月5日，日本占领军和伪政府当局各机关秘密协商对英策略；6日，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长)宣称：“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5月8日伪天津市政府提示公文要求英方引渡4人。但英租界方面示予难色，强调犯罪证据不足不能引渡。面对英方外交的老练，日占领军方面认为，以文字的外交交涉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独断，决定采取对英租界封锁的强硬手段。于是5月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代重德赴英国驻津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杰佛逊提交通牒。限英方于6月7日12点前引渡犯人，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适当的行动。伪市长温世珍也在6月1日致函英国驻津总领事馆，提出引渡“凶犯”和取缔英租界内“不法电台广播”等要求。
在日方提出通牒期限前，6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外交大臣转交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要求英方不要交出嫌疑犯，承诺以后不会在英租界内发生类似事件。在英国国内，各方也声明不能屈服日本的威压行为。对日本的要求不能妥协等等。为此，在东京的英国大使克莱琪对日本有田外务大臣提出照会，强调在无确凿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引渡4人，有损英国传统的正义感立场。
6月6日晚，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佛逊向天津日本领事馆田代总领事表示：如提出新的证据，英国可以再考虑处理解决方法。将犯罪证据不足的人引渡给贵方，如被处极刑，有损英国正义观念立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本国政府拒绝日本引渡要求。
6月7日，天津伪市政府重申以前训令：“限两日内市属各机关职员一律迁出英、法租界。”
6月10日东京英国大使克莱琪访日本有田外务大臣，言：“因犯人否认自白供述，处理事件的正当方法是提供新的证据。本政府对日本来的威吓恐吓绝对不会妥协。”
在此同时，日军在天津组织了“反英大游行”示威活动，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日本右翼团体的反英示威游行。6月12日午前，日本内阁机关的兴亚院表明“以坚决的态度解决天津租界问题”，以示日本将以强硬手段来解决事件。天津领事馆田代总领事午后发出“有田外务大臣宛秘第三四七号”电信，通知外务省：12日现地驻屯军本间部队决定14日午前6点实施检问，彻底封锁英法租界。
6月13日早。日占领军以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名义，终于发表了封锁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声明中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我们的英雄的兵士，及税关监督被暗杀，说明租界是庇护犯人的犯罪温床。为了确保我方的安全。在14日6点前不引渡犯人的场合，即对英法租界实行全面封锁。以及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
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政府当局改变援蒋态度，杜绝在金融、经济、思想上对新临时政府的扰乱政策。英租界当局有必要认识华北的新形势，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封锁英法租界可能给第三国者带来不便，但这也是我方最小限的行动”等等。伪天津市署随即贴出布告：全市居民不得轻率出人英法租界。
13日午前，英国政府照会日本驻英大使重光：“如有新的证据，英国可重新考虑处理解决事件方法，请日本政府下令取消14日对英天津租界的封锁。”是夜英国方面向日方提案，选定英日及第三国中立国人员组成法院委员会来共同审判裁决4人。日本方面以审判权限在于中国新临时政府，拒否了英方提案。
从6月14日午前6时起。日天津占领军进入了行动，对英法租界外围的7条通路及从万国桥起到白河下游实施封锁，开始了盘问和检查。又在通往英、法租界的从万国桥(法租界内)起到白河下游，实行水上船舶许可证通行；七经路(铁道线方向特一区)、六纬路(特三区向万国桥方向)等管区增设监视口。
第二天(15日)，在英国竞马场道检问口，出现英租界驻兵的抗议活动，全副武装的英兵架起机枪并呐喊，双方出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日军随即调来坦克助威，对峙4个小时后，英兵无奈地撤去。其后在检问时。日军气焰嚣张，经常在大庭广众面前对英国人加以羞辱，实行近于脱衣裸体的检查。
日英东京会谈引渡4人
英国外交部起初曾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但英国无法兼顾东西两个半球的窘境。虽然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活动，但对封锁租界则感到无法应付。因此，经过军、政及外交各方面的多次磋商，决定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日本政府也表示同意，并招集天津现地有关军政人员，在东京进行了外交谈判。
7月15日9时。世界注目的日英会谈在东京日本外务官邸举行，日本有田外务大臣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开始就原则问题进行谈判。经过3次的会谈，终于在7月22日午后11时在东京外务官邸，日英东京会谈的第四会谈上，英国对日本让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就日军在其占领区治安上，英国表示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实际局势，在此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统治区治安之目的，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
在双方约定的7月24日共同发表《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后，日本举国欢腾，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日本屈服了!这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又一次胜利。
就在英日就天津租界事件进行谈判过程中，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英国不要交出行刺汉奸的嫌疑犯。英日达成《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后，中国国内反应强烈!各界申明这就是“英国的东方慕尼黑方案”。中国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琪奉命向英国政府声明：协定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利益，但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第二，日军在它作为侵略结果而占领的任何土地上都不应享有任何权利。随后中国共产党于7月29日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通过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的慕尼黑性质。文章写道：协定是“放任侵略、纵容战争的又一罪恶”，“它不仅违背了英国历次在国际会上对中国担保之义务，而且违背了英国人民的和平利益及人类的正义和公理”。“英国与日寇订立这一协定，则无异是赞助日本在中国的掳掠、屠杀、奸淫、侮辱和占领：无异赞助日本消灭我国的抗战力量”。
但日英双方在7月24日进入第二阶段的具体事项的会谈以后。在租界具体治安协助事项，禁止流通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以及搬出在英租界内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存放的现银问题交涉上停滞。特别是日本要求在英租界内禁止“法币”流通，协助流通伪“联合准备银行券”，并将英法租界内中国的银行所存之白银完全交给伪临时政府等等，这些都涉及到英美法各国的共同利益，英方难以接受，对立激化。
7月26日。美国宣布6个月以后将终止19l 1年的日美通商航海商约。并且美国和法国驻日大使来访日本外务省，表示不同意在英租界禁止法币流通。所以在8月以后，日英的天津租界谈判渐渐中止。
但根据《有田一克莱琪协定》，8月11日，英国宣布以两名杀人犯、两人参加非法组织等罪名引渡蓝向隆等4人，同时延长会谈。8月13日。重庆政府发表声明“对英的引渡表示遗憾，现在其4人是无罪的：即使有罪，也应交给重庆政府。期待英国的强硬对日态度”。
在日英双方法币流通和现银问题的会谈实际破裂情况下，8月14日，天津的日军军方代表离开东京。返回天津。在中国的日军华北方面侵略军发表强硬声明，“事情恶化责任在英国方面，强调租界封锁是现地军对治安和自卫非常必要的行动。以后租界内各种事态恶化的场合英国负全部责任”。
8月18日，英国方面通知日本外务省因国内训令，谈判暂时中止。
可是在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后。英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是夜天津英国领事馆通知日本天津领事馆。在9月5日引渡4人。
9月5日夜里，天津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大田课长等数人来到维多利亚路和24号路交叉点，在悲壮的场面中，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等英方数人将蓝向隆等4人引渡日本宪兵队。是时天津发大水，陆地交接不了，4人从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舟艇上交接到日本宪兵队艇上。当夜4人被拘留在河北大经路特别警察署。
从上述资料来看。这4人并不是程锡庚事件的直接刺杀者。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程锡庚?
日本史料中记载：1939年8月下旬重庆等地有新闻报道说：刺杀程锡庚的是南开中学学生卓忠良和袁汉忠。日方认为这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用来搅乱事件作出的一策。“卓忠良”和“袁汉忠”是日本方面发音有误，实际上是祝宗梁、袁汉俊。此二人到香港警方自首。声明他们在电影院刺杀了程锡庚，提出在电影院打出一条“程锡庚有人找”的幻灯为他们笔记，并以现场的遗留品上有祝宗梁指纹为证等等，当时那个幻灯也作为物证保存在英租界警方。可是香港警方以卓忠良和袁汉忠作为暗杀者证据不足，拒绝了二人的自首。现在台湾“国史馆”里也有档案：《祝宗梁锄奸告》，记载了是爱国志士、南开学生祝宗梁刺杀了程锡庚。
钩沉九二八大搜捕告密者
日英双方在天津租界治安上达成的协议，英方引渡了4人后，日伪特务机构更加大肆疯狂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气焰十分嚣张。终于在1939年9月28日，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华北区国民党地下组织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
失。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到底是何原因导致九二八大搜捕?究竟是谁出卖了天津国民党地下组织?
国内普遍说法是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的特工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天津展开大搜捕。
在《抗日神经战》一书中有文章《军统戴笠暗杀汉奸行动》记载：军统大特务王天木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7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
在天津图书馆的《天津抗战纪事》一书中有文章《抗战期间天津的抗日杀奸团》记载：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日特逮捕后叛变投敌，将曾澈出卖，把所有抗团活动及联络地点。告知日本宪兵队。在1939年9月天津大水泛滥过后，抗日锄奸团团员李如鹏接到曾澈通知。说裴级三不可靠，要大家注意。李如鹏尚没有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次日即9月28日，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包围了他的家(今营口道诚士里，当时是英租界管辖)。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
将以上这些资料相比照，便会发现各方记载差异很大，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情况严重，据此难以说明史实真相。
有必要从当时日本方面的资料来寻找答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1939年第738号机密函件，天津9月29日后发――本省9月29日夜着，为天津领事馆田代总领事给野村外务大臣文件中记载的内容：“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检举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人名极密)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蓝衣社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月28日凌晨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警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等等。
又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中也能明了地看出告密者。昭和14年(1939)10月19日，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州平给在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在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的机密通函，标题为《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内中记载：“当地宪兵队在9月28日午前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国民党天津党部主席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5点半率宪兵五十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_丁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一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等等。
以上文中的王文是军统华北区要人。国内有记载，他曾经参加过在天津租界刺杀一代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行动。曾澈也是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杀奸团组织负责者。通过以上日本解密史料可看到，正是在军统组织领导者王文、曾澈的自供下，华北区国民党军政及特务等地下组织才遭受致命打击!尤其是在曾澈被捕后，日宪兵队迅速行动，逮捕了大量国民党地下组织成员。
在日本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九二八大搜捕”中被日军捕获的蓝衣社成员赵再生等20人，表示以“和平救国”形式投降日宪兵队，并呼吁其他蓝衣社成员也投降日方。那个被拘留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若僖即当地电报局局长。也在随后表示脱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专职于电报局工作。
1940年以后，随着英、法两国在欧洲的战事失败，英法两国加速了对日妥协让步。6月19日，日英就租界问题达成协议；6月20日，日法达成协议；当日午后6点，天津日本占领军解除了英法租界封锁。
随后。日本又开始了要求英方封锁滇缅通往中方的运输通道，同时也要求法方封锁滇越、桂越通往中方的运输通道的外交交涉。这是后话。
责任编辑 谢凤英
1939年4月9日夜，在繁华的天津英租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中国、影响波及世界的重大案件――亲日派的新任天津海关监督兼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被爱国抗日志士所刺杀。如在平时。此事件也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但因其发生在英租界，就引起了一系列日英之间的问题，导致两国一年多的外交交涉。
程锡庚事件至今已经70年了，如今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保存了这一事件的大量档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分机密资料渐渐解密。本文依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尘封史料，将其始末加以整理，真相予以披露，使那段历史内幕清晰于人们的面前。
程锡庚喋血租界
程锡庚(1893―1939)，字莲士，江苏镇江人。18岁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校。民国初任海军部秘书。奉派赴英留学。民国8年(1919)毕业于伦敦大学，后又留学法国和美国，曾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1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秘书，曾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任“国联”行政会中国代表团秘书。民国12年任财政部秘书、全国财政讨论会专门委员。民国17年被派赴巴黎，办理中法退还庚款案；民国23年(1934)任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时已是当时的社会名流。
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在日本人扶持下，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巩固伪政权，立即着手筹建伪政府控制的管理华北金融的中央银行机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8年3月10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北平。当即公布伪“联银”发行的钞票与法币等价流通，市场交易都须使用伪“联银券”，银行钱庄账目一律以伪联银券为本位币。在当时华北金融中心的天津，伪联银分行也与总行同时成立，程锡庚加入伪政府，任伪联银天津分行第一任经理后，1939年3月又被任命伪天津海关监督。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击破坏伪临时政府，命令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天津站，对伪临时政府要人进行暗杀活动。军统天津站利用一些爱国志士组织了外围团体“抗日锄奸暗杀团”，从事侦查、刺杀汉奸的活动。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由军统供应。在此背景下，春风得意的程锡庚自然名列军统的汉奸名单。成了暗杀的目标。
1939年4月9日夜7点30分左右，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正在看电影的程锡庚突然被爱国抗日志士枪杀，当场毙命。同时在影院欲捕捉枪手的苏联人曼舒罗夫(音译)被打成重伤，瑞士人格拉萨也被枪手射死。
翌日，消息传出，震惊全国，伪天津特别公署代理市长温世珍致函英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英领事下令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在限定的期日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在最短期间切实改善治安状况，并提出“天津公署警察局”官警随时可进入英租界，与工部局警方共同搜查凶手的要求。同时日本占领军一方也私下说服英租界当局。表示日本宪兵队愿意提供帮助，双方共同搜索暗杀案犯。于是11日英租界方面以书面同意接受日本“协力”，与日本方面共同搜捕暗杀案犯。天津英总领事12日在回答伪天津市特别公署照会中也表示：接受日本方面协力，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日英共同搜捕租界
日本宪兵队与英工部局警察局共同搜捕暗杀案，于4月15日在天津英租界内开始第一次协力大搜索。4月17日第二次搜索检查中，逮捕所持毛瑟手枪的一名叫王文科的中国人，审问后知其为八路军系列人员。在4月22日第三次搜索检查中。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警察检举逮捕了4名中国男性嫌疑犯。扣押在租界警方。日本军方对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的合作态度表示赞赏。英驻天津领事又在日本宪兵队的强烈要求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不在的状况下(4月19日英大使卡尔抵重庆，25日卡尔在重庆谈话，否认调和)，独断同意将4名嫌疑犯暂时借给日本宪兵队审问。开始英方提示日方在24小时内返还4名嫌疑犯给英国租界方面。后在日本宪兵队的固执要求下，同意给5天时间审问，即在30日返还。日本宪兵队立即提审，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得到了4人的口供。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机密第882号资料《在天津日本总领事田代重德给有田外务大臣的报告》中，记载了4人的身份和供述内容。4人身份和陈述材料如下(涉及的日期都是农历)：
这四人同住：天津英租界内五十六号路益世里六十八号。
第一号人物：蓝向隆，别名：赵洪，年龄：四十三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第二号：蓝隆，别名：赵如，年龄：二十六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第三号：李德祥：二十七岁，原籍：河北省宝坻县。第四号：沈向金，别名：赵生、张富，年龄：三十岁。原籍：河北省宝坻县。
蓝向隆的陈述：我十七岁前上私塾，十九岁在线香制香厂里作学徒，二十一岁时的十二月我参加了东北五十八团三营第九连作为一名步兵入队，在兵队里当勤务三年。当退伍后，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警察局任警士，三年后升任警长，约六年勤务之后在河北三河县警察局任警长，约五年后退职。
我在河北宝坻县朋友王文来信要求下，让我招募兵士组织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在我的组织下招募了六百余名兵士，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和王文会合，编成北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王文自任第九路军军长，我任忠又救国军第九路军第一旅旅长。其后受到日军多次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八月末第九路军解散。
我和赵生及妻来到天津，在天津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十二号居住。约十数日前搬入现在的益世里。房租从开始时候就由王文来支付，每月给我五十五元的生活费。我是王文指挥的锄奸暗杀目的组长。
我在三月初，具体日期没记住。那天午后二点三十分，王文坐汽车来我家，告诉我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刺杀伪“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我也承诺了，就领着李德祥，各自拿着王文给的装六发子弹的新手枪，坐王文的汽车(2146号)出发。我们去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在大光明影院前，已经到达的有白桐春、李志忠、张富等三人在那等着。我被命令看汽车掩护，在那等待放哨。王文和李德祥进入影院，白桐春、李志忠、张富三人放哨。掩护左右。不久，就听到枪声。而后李德祥钻进车内，一分钟过后王文也钻进车内，车马上开动，出中街、伦敦路。在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的胡同前，我和李德祥下车，将手枪还给王文。过了两日后，王文来我家，兴奋地说：上次大光明的暗杀大成功!为避免搜索，各位尽快搬家!他给了我三十元，我就搬入现在的家。
我除了和刺杀“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有关联以外，还有去年三月在北京和王文等数名同志，参加了刺杀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动。我作为王文的部下参加刺杀行动，每月的费用都是王文支付。我都是为生活才做的，但现在非常后悔。
蓝隆陈述材料：我是蓝向隆的弟弟，自小作农业、无
学历。兄小学三年修业，在线香制香厂里打工。兄在任旅长时我任其副官，在新安城驻屯。去年8月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
我和兄夫妇、母、兄的孩子来天津，住在乐庆里后又搬到现在的地方住。兄从王文每月领五十、六十元。我不知兄做何工作。电影院的刺杀事件发生后，李德祥对我说：都是和王文暗杀团有关联。
李德祥陈述材料：我自小在家从事农活，没上私塾。二十一岁参加了大口屯自卫团，去年六月任王文的副官，八月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解散后，九月上旬我来到天津赵洪的家。在蓝家，王文、李桂石等其他友人(详细名字不知)经常来。我也在蓝家居住。我每月领三十元，我参加暗杀团活动，是在暗杀团打杂活。
沈向金陈述材料：我自小在家从事农业，上了二年半私塾。民国二十二年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商会组织的自卫团里任班长。五年的勤务后，在去年六月被任命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官，去年八月末第九路军解散，我来天津在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十二号居住。在本年三月下旬搬入现在住所。蓝向隆是王文的暗杀组长，我在蓝组长手下工作。生活费每月自王文处领取，每月五十元。去年十一月左右，在王文命令下，我和蓝向隆、李风桐等一同在法租界永安饭店。参加刺杀潘市长行动，因防卫警戒严密没能得手。没达到暗杀目的。
大约距现在二十日前(时间不能正确记述)，早八点左右，蓝组长对我说：今夜有工作，十二点左右去来自里。午后一点过后我去那里。王文、组长和我坐汽车到二十九号路的小公园，在公园里王文命令我们暗杀程锡庚经理。在到公园前，在车内我领到手枪。在公园等到六点左右，到大光明影院，组长和我放哨掩护。汽车停在大光明影院西邻的左侧西方向。我的任务是监视外面，不久听到枪声，馆内大乱，观众惊乱地争先恐后逃离影院，王文也出来上车，往西方向行去。在七十四号路乐庆里我下车。将手枪还给王文。事件数日后我搬入现在住所。又过二日，组长给我一百元。组长拿了多少不知。十五日、十六日前、组长和我去东马路大狮子胡同李同志家，给我新手枪说开始行动，在东门附近狙击日本军人。
去年年末在法租界刺杀王竹林(王竹林系天津盐商，又是商会会长。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出任伪职)及去年五月在法租界国泰电影院及特一区光陆电影院爆弹装置，去年四月左右在北京的王克敏暗杀事件，全部都是王文及蓝组长等同志所为。我是去年一月王文通知我来天津作生意，为了生活参加了暗杀活动。
依据以上调查结果，天津日本宪兵队判定4人为程锡庚案件关联犯人后，4月30日早。宪兵队本部的特高课长大田清一等日本方面和伪天津政府关系者，带以上4人，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陪同见证下，到大光明影院进行现场勘查检证。现场勘查检证参加者有：宪兵队上条曹长、特高课长大田清一、高桥少尉，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格林斯来特督察长、英领事馆哈巴德领事及日本天津领事馆田中领事、渡边翻泽，还有伪警察官数人。依据上述人员所言，在现场进行所在位置、逃走经路等勘查、考证，也对4月20日在天津东马路电车交叉点附近发生的刺杀日本宪兵未遂事件进行勘查考证。
日英双方在现场勘查检证结束后，确定了调查结果，再次判定4人为关联犯人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大田清一自信地将4人全员返还给英租界警方。伪临时政府及日本方面便正式要求引渡，等着英租界工部局将4人送来。可是4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后，全员翻供，拒不承认自己是暗杀关联者。
其后日方和伪天津政府再次要求英方引渡。英国方面却采取不协作态度，施展英国特有的老练、圆滑的外交术来交涉。英方以自供供述中有数点虚伪，证据不充分，拒绝引渡4人。日宪兵队方面也强词：4人都自供并进行了勘查检证，日英双方都在现场认可的!英方也反驳：供词中有虚伪部分，不能作为证据。并强调大使不在、诸问题不能解决等等。
英方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其背景一是国民党政府对英施加的压力；再是日本占领中国后，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权益上的冲突和恶化。在日军占领地域，第三国的活动和权益受到限制和损坏，所以英国方面在引渡问题上对日伪采取了对抗政策。
日军对英租界封锁
5月5日，日本占领军和伪政府当局各机关秘密协商对英策略；6日，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长)宣称：“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5月8日伪天津市政府提示公文要求英方引渡4人。但英租界方面示予难色，强调犯罪证据不足不能引渡。面对英方外交的老练，日占领军方面认为，以文字的外交交涉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独断，决定采取对英租界封锁的强硬手段。于是5月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代重德赴英国驻津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杰佛逊提交通牒。限英方于6月7日12点前引渡犯人，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适当的行动。伪市长温世珍也在6月1日致函英国驻津总领事馆，提出引渡“凶犯”和取缔英租界内“不法电台广播”等要求。
在日方提出通牒期限前，6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外交大臣转交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要求英方不要交出嫌疑犯，承诺以后不会在英租界内发生类似事件。在英国国内，各方也声明不能屈服日本的威压行为。对日本的要求不能妥协等等。为此，在东京的英国大使克莱琪对日本有田外务大臣提出照会，强调在无确凿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引渡4人，有损英国传统的正义感立场。
6月6日晚，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佛逊向天津日本领事馆田代总领事表示：如提出新的证据，英国可以再考虑处理解决方法。将犯罪证据不足的人引渡给贵方，如被处极刑，有损英国正义观念立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本国政府拒绝日本引渡要求。
6月7日，天津伪市政府重申以前训令：“限两日内市属各机关职员一律迁出英、法租界。”
6月10日东京英国大使克莱琪访日本有田外务大臣，言：“因犯人否认自白供述，处理事件的正当方法是提供新的证据。本政府对日本来的威吓恐吓绝对不会妥协。”
在此同时，日军在天津组织了“反英大游行”示威活动，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日本右翼团体的反英示威游行。6月12日午前，日本内阁机关的兴亚院表明“以坚决的态度解决天津租界问题”，以示日本将以强硬手段来解决事件。天津领事馆田代总领事午后发出“有田外务大臣宛秘第三四七号”电信，通知外务省：12日现地驻屯军本间部队决定14日午前6点实施检问，彻底封锁英法租界。
6月13日早。日占领军以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名义，终于发表了封锁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声明中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我们的英雄的兵士，及税关监督被暗杀，说明租界是庇护犯人的犯罪温床。为了确保我方的安全。在14日6点前不引渡犯人的场合，即对英法租界实行全面封锁。以及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
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政府当局改变援蒋态度，杜绝在金融、经济、思想上对新临时政府的扰乱政策。英租界当局有必要认识华北的新形势，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封锁英法租界可能给第三国者带来不便，但这也是我方最小限的行动”等等。伪天津市署随即贴出布告：全市居民不得轻率出人英法租界。
13日午前，英国政府照会日本驻英大使重光：“如有新的证据，英国可重新考虑处理解决事件方法，请日本政府下令取消14日对英天津租界的封锁。”是夜英国方面向日方提案，选定英日及第三国中立国人员组成法院委员会来共同审判裁决4人。日本方面以审判权限在于中国新临时政府，拒否了英方提案。
从6月14日午前6时起。日天津占领军进入了行动，对英法租界外围的7条通路及从万国桥起到白河下游实施封锁，开始了盘问和检查。又在通往英、法租界的从万国桥(法租界内)起到白河下游，实行水上船舶许可证通行；七经路(铁道线方向特一区)、六纬路(特三区向万国桥方向)等管区增设监视口。
第二天(15日)，在英国竞马场道检问口，出现英租界驻兵的抗议活动，全副武装的英兵架起机枪并呐喊，双方出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日军随即调来坦克助威，对峙4个小时后，英兵无奈地撤去。其后在检问时。日军气焰嚣张，经常在大庭广众面前对英国人加以羞辱，实行近于脱衣裸体的检查。
日英东京会谈引渡4人
英国外交部起初曾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但英国无法兼顾东西两个半球的窘境。虽然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活动，但对封锁租界则感到无法应付。因此，经过军、政及外交各方面的多次磋商，决定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日本政府也表示同意，并招集天津现地有关军政人员，在东京进行了外交谈判。
7月15日9时。世界注目的日英会谈在东京日本外务官邸举行，日本有田外务大臣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开始就原则问题进行谈判。经过3次的会谈，终于在7月22日午后11时在东京外务官邸，日英东京会谈的第四会谈上，英国对日本让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就日军在其占领区治安上，英国表示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实际局势，在此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统治区治安之目的，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
在双方约定的7月24日共同发表《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后，日本举国欢腾，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日本屈服了!这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又一次胜利。
就在英日就天津租界事件进行谈判过程中，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英国不要交出行刺汉奸的嫌疑犯。英日达成《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后，中国国内反应强烈!各界申明这就是“英国的东方慕尼黑方案”。中国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琪奉命向英国政府声明：协定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利益，但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第二，日军在它作为侵略结果而占领的任何土地上都不应享有任何权利。随后中国共产党于7月29日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通过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的慕尼黑性质。文章写道：协定是“放任侵略、纵容战争的又一罪恶”，“它不仅违背了英国历次在国际会上对中国担保之义务，而且违背了英国人民的和平利益及人类的正义和公理”。“英国与日寇订立这一协定，则无异是赞助日本在中国的掳掠、屠杀、奸淫、侮辱和占领：无异赞助日本消灭我国的抗战力量”。
但日英双方在7月24日进入第二阶段的具体事项的会谈以后。在租界具体治安协助事项，禁止流通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以及搬出在英租界内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存放的现银问题交涉上停滞。特别是日本要求在英租界内禁止“法币”流通，协助流通伪“联合准备银行券”，并将英法租界内中国的银行所存之白银完全交给伪临时政府等等，这些都涉及到英美法各国的共同利益，英方难以接受，对立激化。
7月26日。美国宣布6个月以后将终止19l 1年的日美通商航海商约。并且美国和法国驻日大使来访日本外务省，表示不同意在英租界禁止法币流通。所以在8月以后，日英的天津租界谈判渐渐中止。
但根据《有田一克莱琪协定》，8月11日，英国宣布以两名杀人犯、两人参加非法组织等罪名引渡蓝向隆等4人，同时延长会谈。8月13日。重庆政府发表声明“对英的引渡表示遗憾，现在其4人是无罪的：即使有罪，也应交给重庆政府。期待英国的强硬对日态度”。
在日英双方法币流通和现银问题的会谈实际破裂情况下，8月14日，天津的日军军方代表离开东京。返回天津。在中国的日军华北方面侵略军发表强硬声明，“事情恶化责任在英国方面，强调租界封锁是现地军对治安和自卫非常必要的行动。以后租界内各种事态恶化的场合英国负全部责任”。
8月18日，英国方面通知日本外务省因国内训令，谈判暂时中止。
可是在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后。英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是夜天津英国领事馆通知日本天津领事馆。在9月5日引渡4人。
9月5日夜里，天津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大田课长等数人来到维多利亚路和24号路交叉点，在悲壮的场面中，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等英方数人将蓝向隆等4人引渡日本宪兵队。是时天津发大水，陆地交接不了，4人从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舟艇上交接到日本宪兵队艇上。当夜4人被拘留在河北大经路特别警察署。
从上述资料来看。这4人并不是程锡庚事件的直接刺杀者。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程锡庚?
日本史料中记载：1939年8月下旬重庆等地有新闻报道说：刺杀程锡庚的是南开中学学生卓忠良和袁汉忠。日方认为这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用来搅乱事件作出的一策。“卓忠良”和“袁汉忠”是日本方面发音有误，实际上是祝宗梁、袁汉俊。此二人到香港警方自首。声明他们在电影院刺杀了程锡庚，提出在电影院打出一条“程锡庚有人找”的幻灯为他们笔记，并以现场的遗留品上有祝宗梁指纹为证等等，当时那个幻灯也作为物证保存在英租界警方。可是香港警方以卓忠良和袁汉忠作为暗杀者证据不足，拒绝了二人的自首。现在台湾“国史馆”里也有档案：《祝宗梁锄奸告》，记载了是爱国志士、南开学生祝宗梁刺杀了程锡庚。
钩沉九二八大搜捕告密者
日英双方在天津租界治安上达成的协议，英方引渡了4人后，日伪特务机构更加大肆疯狂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气焰十分嚣张。终于在1939年9月28日，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华北区国民党地下组织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
失。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到底是何原因导致九二八大搜捕?究竟是谁出卖了天津国民党地下组织?
国内普遍说法是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的特工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天津展开大搜捕。
在《抗日神经战》一书中有文章《军统戴笠暗杀汉奸行动》记载：军统大特务王天木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7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
在天津图书馆的《天津抗战纪事》一书中有文章《抗战期间天津的抗日杀奸团》记载：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日特逮捕后叛变投敌，将曾澈出卖，把所有抗团活动及联络地点。告知日本宪兵队。在1939年9月天津大水泛滥过后，抗日锄奸团团员李如鹏接到曾澈通知。说裴级三不可靠，要大家注意。李如鹏尚没有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次日即9月28日，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包围了他的家(今营口道诚士里，当时是英租界管辖)。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
将以上这些资料相比照，便会发现各方记载差异很大，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情况严重，据此难以说明史实真相。
有必要从当时日本方面的资料来寻找答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1939年第738号机密函件，天津9月29日后发――本省9月29日夜着，为天津领事馆田代总领事给野村外务大臣文件中记载的内容：“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检举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人名极密)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蓝衣社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月28日凌晨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警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等等。
又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中也能明了地看出告密者。昭和14年(1939)10月19日，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州平给在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在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的机密通函，标题为《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内中记载：“当地宪兵队在9月28日午前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国民党天津党部主席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5点半率宪兵五十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_丁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一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等等。
以上文中的王文是军统华北区要人。国内有记载，他曾经参加过在天津租界刺杀一代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行动。曾澈也是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杀奸团组织负责者。通过以上日本解密史料可看到，正是在军统组织领导者王文、曾澈的自供下，华北区国民党军政及特务等地下组织才遭受致命打击!尤其是在曾澈被捕后，日宪兵队迅速行动，逮捕了大量国民党地下组织成员。
在日本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九二八大搜捕”中被日军捕获的蓝衣社成员赵再生等20人，表示以“和平救国”形式投降日宪兵队，并呼吁其他蓝衣社成员也投降日方。那个被拘留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若僖即当地电报局局长。也在随后表示脱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专职于电报局工作。
1940年以后，随着英、法两国在欧洲的战事失败，英法两国加速了对日妥协让步。6月19日，日英就租界问题达成协议；6月20日，日法达成协议；当日午后6点，天津日本占领军解除了英法租界封锁。
随后。日本又开始了要求英方封锁滇缅通往中方的运输通道，同时也要求法方封锁滇越、桂越通往中方的运输通道的外交交涉。这是后话。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