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重
中国农村经济 1995年07期
一、我国工农业发展长期处于失调状态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工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起具有门类齐全的、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长期失调，到了农业无法支撑时，不得不进行调整的问题。所以，国民经济的年际波动很大，其运行呈波动与调整交替循环的状态。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1950-1952年的三年建设，1952年即恢复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自1953-1957年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后，工农业发展即出现了不协调现象。国际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中期，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合理比例是2.5-3:1。但是，我国“一五”期间为4:1，其中1956年扩大到5.6:1。1958-1962年的“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0年发动了大跃进，工农业发展出现严重失调，1958年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一度扩大到22.8:1，造成农业的1959-1961年连续三年负增长，1961、1962年工业也出现负增长，1961年即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二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0.06%。1963-1965年继续进行调整，加快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发展速度比缩小到1.6:1。1966-1970年“三五”计划期间，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左”的干扰，造成1967-1968年工农业生产的徘徊。整个“三五”计划期间的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为4.1:1。1971-1980年的“四五”“五五”计划期间，前期发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用工业，增加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后期开始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工业发展则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较大，改革又滞后于农业，年际波动大。这一期间工农业发展的速度比，“四五”为2.7:1、“五五”为3:1。1981-1990年的“六五”“七五”计划期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国家又从价格、生产资料供应和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支持农业生产，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业出现了超常速的增长，改变了我国农产品供应长期短缺的状况，也促进了工业的持续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发展速度比为1.1:1。但是，自1985年开始，国民经济又出现了“工业过热，农业过冷”的反差，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一度扩大为5.3:1。1989年进行治理整顿，1985-1990年六年的发展速度比为3.2:1。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比例又呈扩大趋势，1994年达到5.1:1。这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工农业发展长期失调，它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居民收入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差别却是扩大了。它反映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上，1952年城乡的比例为2.4:1，三年困难时期扩大到3.2:1，1980年缩小为2.7:1，1983-1985年进一步缩小到2.2:1。但是，以后又逐年扩大，1993年达到了3.2:1。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计算在内，其差别还要大于这个比例。同时，工业扩大再生产资金，长期以来是由国家拨款的；农业则基本上靠农民自筹，农民由于收入低，对农的投入少，所以不能适应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工农业发展长期失调，城乡间生产、消费的差别扩大，导致我国形成基本上是传统农业、农村与基本上是现代工业、城市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二、工农业发展长期失调根源的探讨
二元结构性矛盾的集中表现，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同步。建国后，我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建设，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已由3:7改变为7:3，这表明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问题是，工农业劳动者就业结构、城乡居民结构的比例仍然为2:8没有变化。出现这一畸形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自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来，即实行优先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与国际早期工业化国家对比，我国具有工业化超前、重工业起步超前、重工业结构不合理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等等不同特点；加上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过高、过急，和计划安排上的某些失误；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投入资金多、提供就业岗位少、经济效益低等问题。
重工业需要投入的资金多，提供的就业岗位少。据《中州学刊》1982年第三期的一份资料分析，装备一个重工业工人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投入轻工业则可装备2.7个工人，其中服装、皮革、工艺美术等行业可装备8.4个工人。由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1952-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07亿元增加到3002亿元，增加了27倍多；但职工只增加了3.6倍，由1531万人增加到7067万人。工业化不仅没有促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进程，而且还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自然增长就业的需要，曾一度实行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
工业经济效益低。由于重工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经常因“缺电、待料”停工，加以企业经营机制缺乏活力，导致劳动生产率低、设备利用率低、能耗高。例如能耗方面，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我国为国际平均水平的2.7倍，日本的5倍，比印度还高0.7倍。这个“两低一高”造成了工业的经济效益低。据有关专家的分析，五十年代，我国当时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但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已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当然其间有不可比的因素，这需要我们认真进行具体分析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我国工业化，在当时严峻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下，根本没有利用外资的可能。开始，前苏联曾有过一些援助，但不久即继绝了，所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全部需从国内筹集。同时，我国工业化起步即重点发展重工业，没有一个发展轻工业以扩大积累的过程，所以，工业化所需的全部资金，完全要由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农业来承担。国家为了保证工业的运行和发展，采取了行政手段和相应的组织机制。例如，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办法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等。据国家统计资料，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1952-1978年国民收入生产额中，城市占53.3%，农村占46.6%；而国民收入消费额中，城市占54.4%，农村占45.6%，净流出1.9%。又据中国农财研究会的《研究摘报》1992年第四期资料：农业在1952-1987年期间，不包括农业税在内，仅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累计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达6000多亿元。问题还在于，目前仍需“以农补工”。据《中国改革报》1994年6月24日理论版一文的分析，1990-1992年的三年间，农业净流出资金分别为747、1107、1378亿元。
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向工业、城市倾斜，农业、农村的资金和资源大量流向工业、城市，而把人力资源留在农村。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农村经济又是单一经营，劳动力基本上束缚在土地上，造成农业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必然的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加以长期存在着“剪刀差”，致使农民纯收入低。农业正是由于劳动力多，劳均耕地少，造成没有实行机械化的客观要求和可能；农民因纯收入低，也就没有用现代物质技术装备农业的能力和积极性。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今天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的根本原因。
结论是，长期“以农补工”，农业现代化滞后，是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调的根本原因。
三、二元结构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党中央曾多次指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目标“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现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正是由于农民非农化滞后，农业劳动力过多，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导致形成了二元结构性的矛盾，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元结构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1)农业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0%左右，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只能供养三、四个人的低水平消费的需要；而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可以供养几十个人的高水平消费的需要，所以他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均在10%以下。现在，我国由于工业的发展，非农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以人口的自然增长，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已经出现。如果农业现代化继续滞后，不可能支撑国家的现代化。(2)农民收入低制约着工业产品市场的扩大。我国农村人口占80%，但在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只占50%左右，1993年又下降到41.1%。如果能够不断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国内市场的容量即可成倍地扩大，为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反之，国内市场的容量始终是有限的，从而制约着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多次出现疲软，主要是由于农村市场疲软引起的。(3)农民素质低影响着整个国民的素质。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居民素质原来就有差别。建国后，城乡差别又没有缩小。目前，农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0%多，人均一年文化教育费用的支出只有几元；大中城市已开始普及高中教育，农村只普及初中教育；全国成年人中的1.4亿文盲半文盲，近90%是农民。农民的素质低于城市居民，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则高于城市居民，导致我国人口呈逆向淘汰趋势，这对现代化的深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4)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已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农民为了谋求就业的机会，纷纷涌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形成“民工潮”；没有外出的，在农村无所事事；这给社会秩序、治安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还必须看到，近年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的绝对数还多于非农化的绝对数，剩余劳动力仍是增加的趋势。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就业问题，必然会对现代化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四、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结构的设想
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转变二元结构为发达的一元结构，实现国家现代化，根本在于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同时，针对农业弱质产业的特点，采取支持和保护政策，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长期以来，强调要“重视农业”，但总是落不到实处，其中有认识的问题。例如，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打算先把工业搞上去，回过头来抓农业；开辟财源要靠搞项目、搞工业；有钱不怕没有粮；等等。但经济现象必然有其经济的根源，事实证明，根源在于现在宏观经济还需“以农补工”。据专家根据国际经验分析，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宏观经济已应该结束“以农补工”，进入“工农业互相不补”的阶段。所以，加大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力度，大力提高其经济效益，是目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国有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改变“以农补工”的状况，必将促进农业现代化，有利于缓解二元结构。
事实上，我国有一些地方已经建成了现代化农业、农村的雏形。这些地方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深化改革，坚持农村的“三化”、农业的“三化”建设。
农村的“三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这些地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乡镇企业。它既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在社区内为农业提供“建农补农”的资金。从而为解决农业现代化中“剩余劳动力到哪里去，装备农业的资金从哪里来”的老大难问题开拓了途径，使农业逐步形成规模经营，提高有机构成，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些地方的领导，在实践中也认识到了工业生产的规律，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同步发展，有计划地加强了小城镇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工业的经济效益，又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农民的非农化。所以，认真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有计划地进行农村“三化”建设，使农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逐步提高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水平，从而做到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这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农业的“三化”即农业商品化、专业化、组织化。现代化农业不仅是高土地产出率、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而且也是商品化的农业。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产品缺乏商品经济的观念，只追求数量，忽视农产品的商品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中，要使农产品具有竞争力，必须具有商品化的特征，即达到优质化、标准化、规格化、批量化的“四化”要求。为此，农业生产要逐步实现专业化、组织化。在这方面，各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出现了不少的制度上、组织上的创新。例如，农业实行生产的区域化，进行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搞活土地使用权形成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农工商科技一体化，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鼓励农业各种专业协会、研究会的组成等。在农业“三化”水平较高的地方，由于农产品生产的质量、标准、规格有了组织（各种类型组织）的保证，并有一定的批量，易与客户建立较稳定的产销关系，所以，较好地解决了农业分散的小生产与统一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这些地方，目前发展的趋势是，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一般由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农工商一体化“龙头”企业提供服务即基本可以解决。然而，现在有的农工商一体化基层组织，因商品生产的发展，已感到势单力薄，也有一些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所以，在自主经营、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组成了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企业，提高了农业组织化的程度，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可以预期，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将来一定还会逐步地、自下而上地联合组成跨地区的专业的或综合的各种联合企业组织，以至全国性的企业组织。这些组织，必将成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农民与国家对话的渠道，和国家赖以进行宏观调控、建立市场秩序的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存在着的两亿多有经营自主权的农户的分散状况，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产业化体系，促进农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作者介绍：郑重 农业部农研中心
作者：郑重
中国农村经济 1995年07期
一、我国工农业发展长期处于失调状态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工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起具有门类齐全的、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长期失调，到了农业无法支撑时，不得不进行调整的问题。所以，国民经济的年际波动很大，其运行呈波动与调整交替循环的状态。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1950-1952年的三年建设，1952年即恢复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自1953-1957年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后，工农业发展即出现了不协调现象。国际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中期，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合理比例是2.5-3:1。但是，我国“一五”期间为4:1，其中1956年扩大到5.6:1。1958-1962年的“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0年发动了大跃进，工农业发展出现严重失调，1958年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一度扩大到22.8:1，造成农业的1959-1961年连续三年负增长，1961、1962年工业也出现负增长，1961年即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二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0.06%。1963-1965年继续进行调整，加快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发展速度比缩小到1.6:1。1966-1970年“三五”计划期间，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左”的干扰，造成1967-1968年工农业生产的徘徊。整个“三五”计划期间的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为4.1:1。1971-1980年的“四五”“五五”计划期间，前期发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用工业，增加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后期开始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工业发展则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较大，改革又滞后于农业，年际波动大。这一期间工农业发展的速度比，“四五”为2.7:1、“五五”为3:1。1981-1990年的“六五”“七五”计划期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国家又从价格、生产资料供应和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支持农业生产，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业出现了超常速的增长，改变了我国农产品供应长期短缺的状况，也促进了工业的持续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发展速度比为1.1:1。但是，自1985年开始，国民经济又出现了“工业过热，农业过冷”的反差，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一度扩大为5.3:1。1989年进行治理整顿，1985-1990年六年的发展速度比为3.2:1。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比例又呈扩大趋势，1994年达到5.1:1。这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工农业发展长期失调，它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居民收入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差别却是扩大了。它反映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上，1952年城乡的比例为2.4:1，三年困难时期扩大到3.2:1，1980年缩小为2.7:1，1983-1985年进一步缩小到2.2:1。但是，以后又逐年扩大，1993年达到了3.2:1。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计算在内，其差别还要大于这个比例。同时，工业扩大再生产资金，长期以来是由国家拨款的；农业则基本上靠农民自筹，农民由于收入低，对农的投入少，所以不能适应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工农业发展长期失调，城乡间生产、消费的差别扩大，导致我国形成基本上是传统农业、农村与基本上是现代工业、城市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二、工农业发展长期失调根源的探讨
二元结构性矛盾的集中表现，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同步。建国后，我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建设，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已由3:7改变为7:3，这表明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问题是，工农业劳动者就业结构、城乡居民结构的比例仍然为2:8没有变化。出现这一畸形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自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来，即实行优先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与国际早期工业化国家对比，我国具有工业化超前、重工业起步超前、重工业结构不合理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等等不同特点；加上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过高、过急，和计划安排上的某些失误；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投入资金多、提供就业岗位少、经济效益低等问题。
重工业需要投入的资金多，提供的就业岗位少。据《中州学刊》1982年第三期的一份资料分析，装备一个重工业工人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投入轻工业则可装备2.7个工人，其中服装、皮革、工艺美术等行业可装备8.4个工人。由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1952-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07亿元增加到3002亿元，增加了27倍多；但职工只增加了3.6倍，由1531万人增加到7067万人。工业化不仅没有促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进程，而且还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自然增长就业的需要，曾一度实行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
工业经济效益低。由于重工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经常因“缺电、待料”停工，加以企业经营机制缺乏活力，导致劳动生产率低、设备利用率低、能耗高。例如能耗方面，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我国为国际平均水平的2.7倍，日本的5倍，比印度还高0.7倍。这个“两低一高”造成了工业的经济效益低。据有关专家的分析，五十年代，我国当时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但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已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当然其间有不可比的因素，这需要我们认真进行具体分析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我国工业化，在当时严峻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下，根本没有利用外资的可能。开始，前苏联曾有过一些援助，但不久即继绝了，所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全部需从国内筹集。同时，我国工业化起步即重点发展重工业，没有一个发展轻工业以扩大积累的过程，所以，工业化所需的全部资金，完全要由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农业来承担。国家为了保证工业的运行和发展，采取了行政手段和相应的组织机制。例如，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办法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等。据国家统计资料，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1952-1978年国民收入生产额中，城市占53.3%，农村占46.6%；而国民收入消费额中，城市占54.4%，农村占45.6%，净流出1.9%。又据中国农财研究会的《研究摘报》1992年第四期资料：农业在1952-1987年期间，不包括农业税在内，仅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累计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达6000多亿元。问题还在于，目前仍需“以农补工”。据《中国改革报》1994年6月24日理论版一文的分析，1990-1992年的三年间，农业净流出资金分别为747、1107、1378亿元。
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向工业、城市倾斜，农业、农村的资金和资源大量流向工业、城市，而把人力资源留在农村。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农村经济又是单一经营，劳动力基本上束缚在土地上，造成农业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必然的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加以长期存在着“剪刀差”，致使农民纯收入低。农业正是由于劳动力多，劳均耕地少，造成没有实行机械化的客观要求和可能；农民因纯收入低，也就没有用现代物质技术装备农业的能力和积极性。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今天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的根本原因。
结论是，长期“以农补工”，农业现代化滞后，是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调的根本原因。
三、二元结构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党中央曾多次指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目标“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现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正是由于农民非农化滞后，农业劳动力过多，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导致形成了二元结构性的矛盾，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元结构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1)农业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0%左右，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只能供养三、四个人的低水平消费的需要；而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可以供养几十个人的高水平消费的需要，所以他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均在10%以下。现在，我国由于工业的发展，非农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以人口的自然增长，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已经出现。如果农业现代化继续滞后，不可能支撑国家的现代化。(2)农民收入低制约着工业产品市场的扩大。我国农村人口占80%，但在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只占50%左右，1993年又下降到41.1%。如果能够不断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国内市场的容量即可成倍地扩大，为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反之，国内市场的容量始终是有限的，从而制约着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多次出现疲软，主要是由于农村市场疲软引起的。(3)农民素质低影响着整个国民的素质。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居民素质原来就有差别。建国后，城乡差别又没有缩小。目前，农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0%多，人均一年文化教育费用的支出只有几元；大中城市已开始普及高中教育，农村只普及初中教育；全国成年人中的1.4亿文盲半文盲，近90%是农民。农民的素质低于城市居民，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则高于城市居民，导致我国人口呈逆向淘汰趋势，这对现代化的深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4)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已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农民为了谋求就业的机会，纷纷涌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形成“民工潮”；没有外出的，在农村无所事事；这给社会秩序、治安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还必须看到，近年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的绝对数还多于非农化的绝对数，剩余劳动力仍是增加的趋势。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就业问题，必然会对现代化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四、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结构的设想
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转变二元结构为发达的一元结构，实现国家现代化，根本在于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同时，针对农业弱质产业的特点，采取支持和保护政策，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长期以来，强调要“重视农业”，但总是落不到实处，其中有认识的问题。例如，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打算先把工业搞上去，回过头来抓农业；开辟财源要靠搞项目、搞工业；有钱不怕没有粮；等等。但经济现象必然有其经济的根源，事实证明，根源在于现在宏观经济还需“以农补工”。据专家根据国际经验分析，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宏观经济已应该结束“以农补工”，进入“工农业互相不补”的阶段。所以，加大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力度，大力提高其经济效益，是目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国有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改变“以农补工”的状况，必将促进农业现代化，有利于缓解二元结构。
事实上，我国有一些地方已经建成了现代化农业、农村的雏形。这些地方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深化改革，坚持农村的“三化”、农业的“三化”建设。
农村的“三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这些地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乡镇企业。它既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在社区内为农业提供“建农补农”的资金。从而为解决农业现代化中“剩余劳动力到哪里去，装备农业的资金从哪里来”的老大难问题开拓了途径，使农业逐步形成规模经营，提高有机构成，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些地方的领导，在实践中也认识到了工业生产的规律，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同步发展，有计划地加强了小城镇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工业的经济效益，又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农民的非农化。所以，认真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有计划地进行农村“三化”建设，使农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逐步提高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水平，从而做到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这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农业的“三化”即农业商品化、专业化、组织化。现代化农业不仅是高土地产出率、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而且也是商品化的农业。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产品缺乏商品经济的观念，只追求数量，忽视农产品的商品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中，要使农产品具有竞争力，必须具有商品化的特征，即达到优质化、标准化、规格化、批量化的“四化”要求。为此，农业生产要逐步实现专业化、组织化。在这方面，各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出现了不少的制度上、组织上的创新。例如，农业实行生产的区域化，进行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搞活土地使用权形成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农工商科技一体化，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鼓励农业各种专业协会、研究会的组成等。在农业“三化”水平较高的地方，由于农产品生产的质量、标准、规格有了组织（各种类型组织）的保证，并有一定的批量，易与客户建立较稳定的产销关系，所以，较好地解决了农业分散的小生产与统一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这些地方，目前发展的趋势是，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一般由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农工商一体化“龙头”企业提供服务即基本可以解决。然而，现在有的农工商一体化基层组织，因商品生产的发展，已感到势单力薄，也有一些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所以，在自主经营、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组成了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企业，提高了农业组织化的程度，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可以预期，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将来一定还会逐步地、自下而上地联合组成跨地区的专业的或综合的各种联合企业组织，以至全国性的企业组织。这些组织，必将成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农民与国家对话的渠道，和国家赖以进行宏观调控、建立市场秩序的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存在着的两亿多有经营自主权的农户的分散状况，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产业化体系，促进农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作者介绍：郑重 农业部农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