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承认了中国,如今,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基里尔・巴尔斯基所从事的工作,正是通过浩如烟海的史料、亲历者的口述,来追寻本国外交机构在华的足迹,重现那段历史。 与国民党分手 “请允许我汇报!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已经成功完成了苏联政府下达的任务,返回常驻地北京。没有任何人员伤亡。”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国民党统治区临时代办弗拉基米尔・瓦西科夫向驻华大使尼古拉・罗申汇报。 如此一来,苏联大使馆终于结束了在中国长达12年的颠沛流离生涯。 1937年7月,日本入侵中国,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溃不成军,日军步步紧逼南京。国民党迁都内陆腹地重庆,苏联使团也跟到西南。时任大使的是34岁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帕纽什金(潘友新)。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行事果敢,集卓越的组织天赋与杰出的分析、谈判才能于一身,同时还是苏联驻华情报机关负责人。他在华的主要任务是严防日本进攻苏联,推动中国政府积极反日。 1945年9月,日本投降。翌年5月初,苏联使馆迁回南京,外交官面临的新任务是密切关注中国国内时局的发展,当时,国共之间的政治军事对峙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由于政治及经济中心开始北移,1946年1月,莫斯科决定在北平设立使馆代表处,7月升级为总领事馆,坐落在市中心的东交民巷,使用的正好是自1861年以来俄使团住过的老宅。当时,中国内战已经开始,共产党拥有东北根据地这一强大后盾,收缴了战败日军的大量武器,并获得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及经济援助,摧枯拉朽,迅速向南方挺进。 1949年元月,国民党政府南迁广东,建议各国使团也随行前往。苏联使团第一个响应号召。因为斯大林不想给西方国家以任何口实,指责他支持中国革命。2月底,大使及使馆绝大多数成员举家南迁。 蒋介石军队接连溃败。国民党开始为自己兴建“备用机场”。1949年6月11日,它通知使馆从广州迁回重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的假信息,因为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打算逃亡台湾。但使馆该怎么办呢? 有人认为,追随国民党政府已毫无意义。但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不这么看。他在1949年9月15日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称“拒绝转移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断绝”。他建议使馆转移,但历史的阴差阳错却令此命令无法执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瓦西科夫迅速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照会,称“由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苏联政府认为它同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终止”。但他从代外长叶公超处得到的答复是只有中国驻苏使馆成员受允回国后,苏联人方能离开。如此一来,苏联外交官便沦为了人质,好在两周后一切便得到圆满解决。他们先搭乘飞机,后转搭客轮,谁知客轮燃料用光,只能被拖着前行,抵达北京已是10月20日了。 进入俄中蜜月期 迎接他们的是新大使罗申。毛泽东对罗申的任命感到不解甚至有些失望,早在1949年2月,中共便表示有意让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出任首位驻苏大使,也期望苏联能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外交家或是国务活动家前来中国。北京深知,罗申其实是名谍报人员。 罗申出生于梁赞,行伍一生。他很早就以军事情报员身份来华工作,最初是武官崔可夫的助理,后者离任后他便升任武官。考虑再三,北京还是默许了莫斯科的人事安排。罗申抵京当天,周恩来总理亲往火车站迎接,规格之高,超出了外交礼仪。10月16日,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 在新中国成立前,苏联政府便向中国派出援华专家。其人数很快从最初的300人增至数千名。不少专家都住在与使馆仅一街之隔的国际饭店。每周六和周日那里都会举办盛大的舞会,邀请苏联外交官及夫人参加,专家们也是使馆的常客,大家一起比赛象棋、打排球。排球场与英国驻华使馆仅一墙之隔,一不留神,球就飞到对方院里,按理说只能向对方礼宾官索要,但苏联人经常“奋不顾身”地翻墙拣球,公然“藐视”大英帝国的“领土完整”。 苏联使馆人丁兴旺,多亏了当时管理食堂的移民罗曼诺夫斯基,他是个精明干练的商人,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罗申大使善于交际,来北京不久,他就跟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维克托神父交上朋友,传道团有自己的养牛场、养蜂场、菜地和果园,使馆的奶制品以及其他食材就购自那里。放假时,家属们经常光顾附近一家名为普希金的商店,与其说是购物,不如说是想跟俄罗斯售货员拉拉家常。 俄中关系的蜜月期拉开帷幕,这是一种真诚的、令人振奋的、世代皆兄弟的友谊。当然,在此阶段也不乏问题和失误,但这并非后来的相互仇恨与敌视。对于当年有机会在华工作的苏联人而言,那的确是段相当幸福的岁月。(摘自俄罗斯《环球回声》周刊)
苏联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承认了中国,如今,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基里尔・巴尔斯基所从事的工作,正是通过浩如烟海的史料、亲历者的口述,来追寻本国外交机构在华的足迹,重现那段历史。 与国民党分手 “请允许我汇报!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已经成功完成了苏联政府下达的任务,返回常驻地北京。没有任何人员伤亡。”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国民党统治区临时代办弗拉基米尔・瓦西科夫向驻华大使尼古拉・罗申汇报。 如此一来,苏联大使馆终于结束了在中国长达12年的颠沛流离生涯。 1937年7月,日本入侵中国,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溃不成军,日军步步紧逼南京。国民党迁都内陆腹地重庆,苏联使团也跟到西南。时任大使的是34岁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帕纽什金(潘友新)。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行事果敢,集卓越的组织天赋与杰出的分析、谈判才能于一身,同时还是苏联驻华情报机关负责人。他在华的主要任务是严防日本进攻苏联,推动中国政府积极反日。 1945年9月,日本投降。翌年5月初,苏联使馆迁回南京,外交官面临的新任务是密切关注中国国内时局的发展,当时,国共之间的政治军事对峙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由于政治及经济中心开始北移,1946年1月,莫斯科决定在北平设立使馆代表处,7月升级为总领事馆,坐落在市中心的东交民巷,使用的正好是自1861年以来俄使团住过的老宅。当时,中国内战已经开始,共产党拥有东北根据地这一强大后盾,收缴了战败日军的大量武器,并获得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及经济援助,摧枯拉朽,迅速向南方挺进。 1949年元月,国民党政府南迁广东,建议各国使团也随行前往。苏联使团第一个响应号召。因为斯大林不想给西方国家以任何口实,指责他支持中国革命。2月底,大使及使馆绝大多数成员举家南迁。 蒋介石军队接连溃败。国民党开始为自己兴建“备用机场”。1949年6月11日,它通知使馆从广州迁回重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的假信息,因为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打算逃亡台湾。但使馆该怎么办呢? 有人认为,追随国民党政府已毫无意义。但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不这么看。他在1949年9月15日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称“拒绝转移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断绝”。他建议使馆转移,但历史的阴差阳错却令此命令无法执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瓦西科夫迅速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照会,称“由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苏联政府认为它同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终止”。但他从代外长叶公超处得到的答复是只有中国驻苏使馆成员受允回国后,苏联人方能离开。如此一来,苏联外交官便沦为了人质,好在两周后一切便得到圆满解决。他们先搭乘飞机,后转搭客轮,谁知客轮燃料用光,只能被拖着前行,抵达北京已是10月20日了。 进入俄中蜜月期 迎接他们的是新大使罗申。毛泽东对罗申的任命感到不解甚至有些失望,早在1949年2月,中共便表示有意让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出任首位驻苏大使,也期望苏联能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外交家或是国务活动家前来中国。北京深知,罗申其实是名谍报人员。 罗申出生于梁赞,行伍一生。他很早就以军事情报员身份来华工作,最初是武官崔可夫的助理,后者离任后他便升任武官。考虑再三,北京还是默许了莫斯科的人事安排。罗申抵京当天,周恩来总理亲往火车站迎接,规格之高,超出了外交礼仪。10月16日,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 在新中国成立前,苏联政府便向中国派出援华专家。其人数很快从最初的300人增至数千名。不少专家都住在与使馆仅一街之隔的国际饭店。每周六和周日那里都会举办盛大的舞会,邀请苏联外交官及夫人参加,专家们也是使馆的常客,大家一起比赛象棋、打排球。排球场与英国驻华使馆仅一墙之隔,一不留神,球就飞到对方院里,按理说只能向对方礼宾官索要,但苏联人经常“奋不顾身”地翻墙拣球,公然“藐视”大英帝国的“领土完整”。 苏联使馆人丁兴旺,多亏了当时管理食堂的移民罗曼诺夫斯基,他是个精明干练的商人,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罗申大使善于交际,来北京不久,他就跟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维克托神父交上朋友,传道团有自己的养牛场、养蜂场、菜地和果园,使馆的奶制品以及其他食材就购自那里。放假时,家属们经常光顾附近一家名为普希金的商店,与其说是购物,不如说是想跟俄罗斯售货员拉拉家常。 俄中关系的蜜月期拉开帷幕,这是一种真诚的、令人振奋的、世代皆兄弟的友谊。当然,在此阶段也不乏问题和失误,但这并非后来的相互仇恨与敌视。对于当年有机会在华工作的苏联人而言,那的确是段相当幸福的岁月。(摘自俄罗斯《环球回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