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景祥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再生和延伸，这个宏阔的主题，涵盖了广袤的欧亚大陆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今天的“一带一路”上，曾有许许多多别具一格的伟大人物走过，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方济各・沙勿略（Salnt Francisco Xavier）就是其中的一个。 沙勿略是西班牙人，生于1506年，青年时赴法国求学。1534年耶稣会在巴黎成立时，沙勿略是八位创始人之一。1542年，沙勿略赴亚洲传教，是第一个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教士。沙勿略在印度果阿、马六甲、班达岛等地游历了几年后，于1549年到了日本，并取得了在当地传教的许可。仅在日本住了两年多一点，便于1551年匆匆离开，尝试前往中国传教。 时值明代实行海禁，不准外国人进入，沙勿略最终未能实现在中国传教的愿望，于1552年12月在广东珠江口外的上川岛病逝，时年46岁。近30年之后，约在1581年，利玛窦设法从澳门进入中国，先是在广东传教，后又北上至南京。到1600年，终于有机会进入北京，获准在北京居留和传教，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 沙勿略将自己在日本遇到的一些特殊经历，通过书信报告耶稣会总部，在当时的教会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在一封信中说：“关于天地的创造者，所有的日本人都感到十分不解，无法想象，因为被他们尊为圣人的教诲中，并没有提到过造物主。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世间所有一切都由造物主所创，那么中国人一定会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是来世还是国家政治，中国人的造诣都更深。” 他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日本的博学之士问他：“如果你们的教义所说的是真理，为什么中国人没听说过呢？”“日本人之间进行激烈争论时，也总是引用中国人的权威论述。”正是这个难以回答的诘难，使沙勿略下决心到中国传教。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广大，如果不能先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那么，也很难在日本传教。沙勿略在一些信中，热情地赞誉中国：“中国是很大的国家，和平，无战争，是极为推崇正义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中闻所未闻的正义之国。”“中国人极为敏锐，富有才能，爱好学习，是有学问的人。”“所有的人都说，中国的一切都在宏伟设想下得到完美治理。”虽然今天看来，沙勿略对中国的评价有过誉之嫌，但却如实反映了欧亚海道初通之时，东亚地区政治和文化格局的一个侧面。 400余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界虽不复往昔之面貌，但精神和魂魄并未真变。世界大势，如同人的身体，人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靠血气所支撑。血气流通不息，熏蒸灌溉着通身各个脉络，才能耳聪目明，手足便利。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间，也只能大体求同，小体存异，彼此交流，互为借鉴，才能扩大视野，提升境界。 所谓“否极泰来”，其中的“否”，即是瘀塞之意，“泰”则是通畅之意。欧亚大陆自古便形成“东西相通，南北相抗”的基本格局，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欧洲，虽相隔辽远，却一直相互吸引，遥相呼应，互有所需，互有所求。就实质意义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即是“否极泰来”之意。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将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通过国家间各种制度安排，加强公路、铁路、港口、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从海陆两途将欧亚大陆各国间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够在欧亚大陆充分流动，滋润哺育各国经济发展，促进各国社会进步，增进国家间的友谊和信赖，共谋和平发展的大局，从而形成新的、由欧亚大陆人民所能自己掌握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构思宏阔，立意高远。对中国长远发展而言，它有重开国运之规模。与此同时，它也为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已显出重开世运之气象。从世界发展大势看，“一带一路”倡议的确符合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全球化的潮流，但归根结蒂，“一带一路”最终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中国欲联合各国共谋大业，需要储备足够的实力，以使各国能切实从中受益。这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及社会心理，理应会“否极泰来”，达到一个新境界。
宿景祥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再生和延伸，这个宏阔的主题，涵盖了广袤的欧亚大陆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今天的“一带一路”上，曾有许许多多别具一格的伟大人物走过，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方济各・沙勿略（Salnt Francisco Xavier）就是其中的一个。 沙勿略是西班牙人，生于1506年，青年时赴法国求学。1534年耶稣会在巴黎成立时，沙勿略是八位创始人之一。1542年，沙勿略赴亚洲传教，是第一个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教士。沙勿略在印度果阿、马六甲、班达岛等地游历了几年后，于1549年到了日本，并取得了在当地传教的许可。仅在日本住了两年多一点，便于1551年匆匆离开，尝试前往中国传教。 时值明代实行海禁，不准外国人进入，沙勿略最终未能实现在中国传教的愿望，于1552年12月在广东珠江口外的上川岛病逝，时年46岁。近30年之后，约在1581年，利玛窦设法从澳门进入中国，先是在广东传教，后又北上至南京。到1600年，终于有机会进入北京，获准在北京居留和传教，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 沙勿略将自己在日本遇到的一些特殊经历，通过书信报告耶稣会总部，在当时的教会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在一封信中说：“关于天地的创造者，所有的日本人都感到十分不解，无法想象，因为被他们尊为圣人的教诲中，并没有提到过造物主。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世间所有一切都由造物主所创，那么中国人一定会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是来世还是国家政治，中国人的造诣都更深。” 他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日本的博学之士问他：“如果你们的教义所说的是真理，为什么中国人没听说过呢？”“日本人之间进行激烈争论时，也总是引用中国人的权威论述。”正是这个难以回答的诘难，使沙勿略下决心到中国传教。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广大，如果不能先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那么，也很难在日本传教。沙勿略在一些信中，热情地赞誉中国：“中国是很大的国家，和平，无战争，是极为推崇正义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中闻所未闻的正义之国。”“中国人极为敏锐，富有才能，爱好学习，是有学问的人。”“所有的人都说，中国的一切都在宏伟设想下得到完美治理。”虽然今天看来，沙勿略对中国的评价有过誉之嫌，但却如实反映了欧亚海道初通之时，东亚地区政治和文化格局的一个侧面。 400余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界虽不复往昔之面貌，但精神和魂魄并未真变。世界大势，如同人的身体，人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靠血气所支撑。血气流通不息，熏蒸灌溉着通身各个脉络，才能耳聪目明，手足便利。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间，也只能大体求同，小体存异，彼此交流，互为借鉴，才能扩大视野，提升境界。 所谓“否极泰来”，其中的“否”，即是瘀塞之意，“泰”则是通畅之意。欧亚大陆自古便形成“东西相通，南北相抗”的基本格局，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欧洲，虽相隔辽远，却一直相互吸引，遥相呼应，互有所需，互有所求。就实质意义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即是“否极泰来”之意。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将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通过国家间各种制度安排，加强公路、铁路、港口、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从海陆两途将欧亚大陆各国间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够在欧亚大陆充分流动，滋润哺育各国经济发展，促进各国社会进步，增进国家间的友谊和信赖，共谋和平发展的大局，从而形成新的、由欧亚大陆人民所能自己掌握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构思宏阔，立意高远。对中国长远发展而言，它有重开国运之规模。与此同时，它也为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已显出重开世运之气象。从世界发展大势看，“一带一路”倡议的确符合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全球化的潮流，但归根结蒂，“一带一路”最终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中国欲联合各国共谋大业，需要储备足够的实力，以使各国能切实从中受益。这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及社会心理，理应会“否极泰来”，达到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