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2期
（总第 226 期）社会主义研究SOCIALISM STUDIESNo.2，2016Serial No. 226研究现状与动态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近期回顾与未来展望
胡洪彬
【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国内学界对其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成果丰富，但相关
研究在理论性、学科交叉性、视角多样性和研究力量的科学性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后学界要进一步强化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深度、视角创新和多学科分析，并不断推进学术研究中科学梯队的有效建构，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6）02-0150-08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廉政建设
思想研究”（15NDJC026Z）。
【作者简介】 胡洪彬（1981—），男，浙江临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复旦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近两年来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迅速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由此也形成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为厘清国内学界近期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基本脉络，促进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本文对近期国内学术界成果做出梳理，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一、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其并非一个简单项目，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有序加以推进，首要任务是必须对这一战略内蕴的核心内涵做出科学把握。综合学界近两年来的分析，其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论”：
其一，“二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从区域关联性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做出解析，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非对古丝绸之路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区域间团结互信与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其认为，在当下区域发展的环境下，这种精神在内涵上主要体现为“软硬”两个层面，其中“硬”的层面就是强化经贸合作，将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功能拓展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方向，而“软”的层面就是要强化人文交流，将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提升为民间和政府两个领域的交流与沟通。①
其二，“三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黑格尔“目的理性”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进行解构，如有学者就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运作，将其定义为“经济先行、境外核心合作区和战略目标”三大维度，其中经济先行就是要建构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并由此发挥资本先导的保障作用，境外核心合作区则主要包括中亚和东南亚两个向度，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则在于通过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建构自由贸易区网络，以最终达到实现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稳定繁荣的目的。②
其三，“四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立足于国际社会的“他者”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做出解释，其很大程度上旨在对国际社会做出回应。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部分国家仍心存疑虑，一些误读甚至曲解有待消除，当前亟需通过对战略本身的内涵解读和交流沟通形成认同与共150
识，为此其着重强调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四大核心内涵：即开放、包容、互利和共营。其中“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理念，“包容”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参与方的多元化，“互利”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共营”则是保障“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
其四，“六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实践运作的视角来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其强调的是战略推进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广泛涉及面的发展平台，要在实践中加以有序推进，就必须基于以下六组对应平衡的关系来对其核心内涵作出理解和把握。具体包括：（1）古今传承。即传承并提升古丝路文明，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合作。
（2）内外开放。即实现国内沿线区域与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开放。（3）海陆统筹。即通过现代海路、陆路、空路实现区域大联通。（4）东西互济。即在同欧陆和东南亚之间实现共同推进。（5）虚实结合。即由战略构想向战略实施不断实现转变。（6）中外共赢。即达到中国同相关国家和地区实现互利的良好局面。④
其五，“十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同“六维论”的分析视角相类似，但其对核心内涵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六维论”的一种补充阐述。如有学者在对“一带一路”战略核心内涵的解读上，除了强调历史传承、开放包容、海陆统筹、东西互济、虚实结合和中外共赢等六大要素外，还额外强调了“经贸先行、设施联通、大国责任、市场作用”的内涵要义，在其看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贸易和投资是关键，市场机制是核心内容，基础设施是基本条件，而无论哪个方面都要以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作用的积极发挥为根本前提，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在国家社会上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⑤可见，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目前国内学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涵盖到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方面面，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唯有坚持动态与静态分析、现实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原则，并站在理论构建的高度对其地位、作用、价值等做出综合性阐释，其内涵界定才能走向明晰化和科学化。
二、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与动因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都与其背景、动因及目的等一些列因素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不外乎此。对于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学界也对其特殊背景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文献观点的归纳，我们发现目前学界主要从历史和当代两大视角分别展开进行阐述，具体而言：
1.“古代角度论”。持这类观点的以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为主，主要基于古丝绸之路之历史和文化资源为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做出解析。如有历史学者认为，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开辟了一条贯穿东西南北，连接欧亚和直通印度洋的通商要道，其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珠宝等领域的商品交换不断走向繁荣，可谓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路径，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传奇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在新的历史时期，续写古人的足迹构建经济大走廊，必将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⑥也有学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做出分析，认为正是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古丝绸之路，才把中华文化同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连接了起来，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通，今天“一带一路”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之文化精神的最好传承，其必将在未来发出更加闪亮的光芒。⑦
2.“当代角度论”。持这类观点的以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为主，同古代角度论者饱满的“浪漫主义情怀”相比，当代角度论者体现出的是更多的“现实主义关切”。在一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战略不是“历史符号的回归”，更不是“空洞肤浅的辞藻”，而是“凝聚当下中国发展以及同欧亚邻国关系的努力。”⑧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学者们结合自身所学，基于不同领域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动因做出客观分析，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内因论”。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为主，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1）经济新常态。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正值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包括制造业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放缓，出口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以及传统要素供给增速放缓等，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国家破除体制障碍，加大改革力度，这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重要内因。⑨（2）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包括郑永年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向高收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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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不能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并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搞”，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⑩（3）区域发展差异性。一些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当下我国东西部的区域发展差距也客观存在，这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障碍，同时也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化解东西部经济不均衡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其二，“外因论”。以地缘政治问题研究为主。在一些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状况是影响国家外交格局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亚欧大陆一直是作为世界中心的位置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无论是美国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还是英国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有过充分论证。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先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消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并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近年来欧盟也加速了东扩步伐，俄罗斯则在强化与独联体国家合作的基础上启动了“欧亚联盟”，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加入。各种力量的不断切入加剧了区域局势的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横跨“边缘地带”及“心脏地带”的地缘轴心大国，为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有必要对此作出回应，“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其根本目标即实现区域内相关国家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可以说，区域地缘政治状况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重要外因。其三，“建构论”。以区域国际关系研究为主。这类观点可视为中国视角下化解地缘政治危机的补充论证，但与前两类视角相对较为“悲观”的分析视角不同，“建构论”者秉持着乐观主义姿态，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进行了论证，如有学者分析道，早在1994年，中国就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提出“共建现代丝绸之路，扩大亚欧文化交流”的主张，1998年，一条东起上海并穿越中亚直至德国的亚欧陆地光缆系统实现开通，进一步为复兴古老丝绸之路提供了根基。此后，中国同欧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关领域的合作不断铺开，如2007年，中国就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蒙古等国达成协议，宣布建设一条中欧现代丝绸之路；2011年，中国又宣布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以建构中国—东盟全方位海上合作格局。正是基于中国同周边国家良好关系的建构和相关领域的长期合作，才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提供了铺垫。三、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与机遇
诚如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所言，“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其重要目标就在于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对强化区域合作和推进国内发展重要性的认知，学界也对其积极价值进行了解析，相关观点主要集中在意义和机遇两个层面，其中意义探讨较为宏观，机遇分析则主要涉及具体领域的微观层面。
1.宏观层面：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其一，经济意义。这是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方面，很多学者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阐释了“一带一路”战略对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价值。如南开大学盛斌教授就将“一带一路”视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恰逢其时”的战略，在其看来，“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开辟新兴出口和投资市场，其有助于打破我国对传统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并增进中西部地区边境经贸交流与合作，因而对带动国内劳动力就业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带来积极意义。而且“一带一路”战略在增强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客观上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辟了新的空间，有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推动国内产业实现进一步升级。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非传统区域，通过强化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往来，这也有助于中国向外寻求新的战略发展空间，构建中国新时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其二，政治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于政治稳定的建构亦有其积极意义，这集中体现在对中国政治安全的有力维护上，张文木对此做了详细解读，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引发的各种不同解读，迫切要求学界站在政治高度上对其加以认识，否则相关分析就极易囿于“行业视角而有失偏颇”。尤其是在当前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做准备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国家“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为国家政治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在他看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要义就在于搞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而其最高政治目标就在于“广交朋友”，通过新丝绸之路联起中国与世界、152
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以再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环境，唯此必将有助于达到行稳致远的目标，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赢得更好的明天。其三，文化意义。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实亟需，同时也是强化同周边国家文化往来的重要平台，因此，“一带一路”既是经济战略，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战略，因此必须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意义做出充分认知。这其中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都内蕴着以文化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为理念的重要意蕴，战略的推进实施既强化了沿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国家人民的交流，为各种优秀文化的和平共处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为国家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开辟了道路，因此对推进我国文化市场的开拓是一个历史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差异和选择，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以实现求同存异、共生共荣，显然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华文化的繁盛崛起、自信自强的走出去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四，国际意义。作为一项区域性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可谓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世界，其不仅对中国发展有积极价值，同时也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对此冯宗宪从“一带一路”战略国际段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二维阐释，一方面，对于国际段的中国紧邻区域，这一战略符合了上合组织框架下区域合作发展的新动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国大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强化上合组织的合作，有关国家能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国际段，这一战略也展现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其间中国以走廊经济、带状经济、技术援助等方式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其能够推进欧亚各国经济联系实现更加紧密化，在强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拓展各国发展空间，并最终惠及亚欧非乃至全世界，为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和平进步带来深远意义。2.微观层面：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研究。在从国家整体性和国际性角度探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外，学者们也对该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做出了解读。综合而言，学界对这一方向的研究相对要更为具体性，在范围上也主要以国内为主。其中在区域范围的定位上，主要是对“一带一路”国内段沿线各省区市的发展机遇做出了分析。如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必将打通我国东中西部间的物流通道和战略资源通道，密切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经济联系，能够为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西部省区带来发展机遇。而针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者们则对重点探讨了战略背景下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发展机遇和区位优势。在研究方向上，学界主要基于能源安全、企业战略等具体领域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进行了解读。如有学者就将“一带一路”战略视为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认为其有助于实现我国能源供给来源的多元化、进口途径的多样化和能源合作的多边化。有学者则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了国内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历史机遇。此外，亦有学者强调了“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安全治理的历史性机遇，认为其能够为创造边疆安全治理所需的良好环境提供保障。以上分析可谓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价值研究的基本图景。
四、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风险与误区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同沿线多个国家紧密相关，同时涵盖了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各领域，在发挥巨大价值的同时，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相关风险和误区亦“不可不察”，这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具体而言，学界主要基于主客观两重维度进行解析：
1.客观维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可能性风险。综合学界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地缘政治风险。主要是指受地缘关系中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军事科学院王卫星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必然受到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政治挑战，其中，“一带一路”首先势必会对美“新丝绸之路”和“北南走廊”计划形成冲击，为此其必将从中设置障碍，如以TPP为抓手阻滞欧亚大陆的深度合作，挑动南海争端以离间我国与东盟的关系等，从而达到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目标。俄罗斯出于担心对其所主导的“欧亚联盟”战略的冲击，不排除对“一带一路”战略存有戒心的可能性。印度作为涉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国家，自古同中国就存在边界领土争端，同时为维护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也势必会对“一带一路”采取警惕立场，此外，区域内的日本更是一直致力于遏制中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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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会通过对外援助等手段拉拢沿线国家进行反华遏华，从而对“一带一路”战略形成牵制，以上因素都是战略推进中必须高度引起重视的。其二，经济安全风险。主要是因特定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郭宪纲从投资所在国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而“一带一路”战略投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这必然导致大多数投资存在收益率偏低的弊端，加之其中有部分国家存在主权信用等级较低的现实问题，有些则是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国内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巨大，国家长期负债且债务偿还能力弱，这些经济因素势必将成为阻碍国内企业参与投资的重大障碍。此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客观上存在的恐怖主义、海盗威胁等也是构成投资风险递增的重要内因，尤其是一些国家因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移民、贫困、社会动荡、能源冲突等，进一步导致其国内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因此，如何降低对沿线国家投资不确定性风险是未来战略推进的重大议题。其三，制度性风险。即在战略运行过程中制度规范体系的缺失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学者马学礼基于强化区域合作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规范体系建设现状做出了客观分析。在他看来，“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典型的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其顺利推进需要以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为根本保障。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的制度建构水平看，“一带一路”在实践中还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性安排，亦缺乏统一的常设管理机构，客观上导致规则标准和执行力存在较低和乏弱的风险性。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在实践中虽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了差异化的合作机制，本身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但这种实践模式也同时凸显出了合作机制不统一的现实问题，导致战略本身还处于低制度化下的区域合作阶段。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体制、民族宗教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差异性，进一步加大了战略实施中高标准规则的建构难度，导致“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贸易投资规则标准远低于TPP和RCEP，规则约束力亦难得到有效体现。2.主观维度：讨论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误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但认识亦能够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如何强化正确认知，确保实践的科学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中科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教授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统领性战略，对其正确理解和认知是推动其实现顺利前进的重要前提，而从近两年的发展实践看，社会各界对其认识还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如将“一带一路”视为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路线，忽视发展创新性，将“一带一路”视为区域发展战略，忽视其多重空间属性，以及将“一带一路”视为线状经济体，忽视同沿线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的重要性等。解和认同度的角度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误区进行分析，认为做好沿线各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工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保障，但国内各界对“一带一路”战略中这方面的认知还稍显不足，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将“一带一路”战略片面地理解为强化投资，认为只要把投资搞上去，当地“民心”就能“相通”，结果反而加剧了对来源国的疑虑。另一方面，一些参与企业也片面地将“民心相通”工作视为政府之事，自身缺乏参与积极性，这对国内企业顺利实现“走出去”也是极不利的，并在整体上阻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五、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推进路径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存在的风险与误区，学界也对战略推进路径进行了探索与研究。概而言之，可从以下五重向度做出归纳分析：
其一，在战略布局上，主张在重点突出与互利共赢中实现协调并进。科学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首要的是积极做好战略的整体布局工作。对此于津平认为，明确战略重点是有效规划全局和实效有序推进的重要前提。在“一带一路”的推进实践中，要着力克服贪大求快的心理，尤其是要防止不顾效益而进行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应基于利益及周边友好国家优先的原则，明确“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进而为盘活全局提供根基。张军扩则把坚持互利共赢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以及确保战略全局协同迈进的根本动力，他主张在战略布局上要积极找准利益契合点，并着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开放务实的姿态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协调并进。关于互利共赢的战略布局，王义桅则基于文明传承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一带一154
路”战略不在于城池得失，而在于谋篇布局，对此应通过以共赢主义超越零和博弈，以取得东西呼应和海陆联通，这也是人民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二，在战略实施上，主张以完善相关机制和强化公共服务为关键环节。制度是带有全局性和关键性的要素，“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亦不例外，王明国认为，积极把“一带一路”战略落实为具体性制度，是有效减轻战略实施阻力的关键，他主张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建构一套“新制度体系”，具体路径为：（1）以声明、协议等非正式制度为先导，逐步推进正式制度建设进程，从而避免同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纷争。（2）以双边机制为基础，以多边机制为方向，从而推进双边关系顺利走向多边网络。（3）以经济机制为核心，以政治和人文机制为补充，从而确保“一带一路”战略下实现经济政治和人文交流的多维化。以制度建设为根基，学者黄河进一步阐释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性，其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主体是企业，良好的公共服务是降低企业成本和减少经营风险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着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专业化服务队伍的建设，并积极通过公共平台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信息，同时要不断探索区域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如鼓励私人资本通过公共私营合作制（PPP）等模式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等，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其三，在战略关系上，主张以扩大合作和建构互信为重要抓手。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核心，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要达到这一目标，一些学者主张拓展合作范围，如时殷弘就认为，“一带一路”中的国内热和国外冷现象对战略的实施是极为不利的，应积极将其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唯有通过拓展广泛合作以消减外部阻力，才能在形成动员中谋求成功。对此，王卫星基于国际局势进一步论证了拓展合作，形成于我有利战略态势的具体路径，其中对于俄印等地区大国，其主张要提高双边经济依存度，着力形成一种合作前进的局面，对于美、日等域外大国，则要坚持不曲求不排斥的策略，与其开展一些选择性合作，以稀释其对抗动机。通过强化战略互信实现良好战略关系的建构。如刘昌明认为，建构互信是维护良好战略关系的重要手段，他力主通过提升战略互信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抓手，对此，既要不断推进政府层面的交流，不断提升中国在周边国家间的信誉度，又要广泛开展民间交流，建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友好形象，由此不断减少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和担心。其四，在战略理念上，主张自我认知提升与科学理念外传的合而为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形成科学的战略理念，以建构区域范围内有关“一带一路”的科学认知体系。为此，林毅夫认为国家应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要支持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力度，以提炼国家发展、转型经验的一般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界商界的培训项目，以提升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规划内容、政府和企业的职责、各地区功能定位等方面内容的科学认知度，为夯实“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奠定理念根基。在强化教育培训的同时，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误解，国家还要积极推进对“一带一路”科学理念的对外传播工作，对此在实践中要着力细分受众群体，如将受众细分为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等，并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发布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不同信息内容，以提高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同时在传播过程中要注重国际国内的互动，并充分发挥自媒体的强大舆论辐射能力，以最终形成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其五，在战略目标上，主张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根本取向。战略目标的科学设定是实现战略能力提升和推进战略本身有序前进的内在保障。“一带一路”战略要取得最终成果，也必须对战略目标做出明确化的界定。对此阎学通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方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一致的，当今中国已到了能在一代人之内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阶段，“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需要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联，“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符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学者明浩则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角，阐释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目标取向。他认为，“一带一路”强调的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等根基的发展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其显然同“一带一路”战略是不谋而合的，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就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一带一路”的理念及其战略路径，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验变为现实。155
六、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未来展望
以上通过对近两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整体性回顾可以看出，目前该领域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当下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推进奠定了智力支撑和学理支撑。但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内容分析也同时显现出，目前该领域研究中依然存在一些现实缺憾：（1）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以“一带一路”战略的价值、政策等层面的经验研究为主，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和界定，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未形成较为权威性的意见。如许多研究者都将“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推进落实到相关机制的明确化和完善化上，但对于如何建构一套跨区域性且可操作性的协作机制还缺乏有力的论证，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初步阶段。（2）对国外视角的整合性分析相对不足。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国内发展战略，其本身亦带有国际性和区域性色彩。“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欧美国家对此给予了较大关注，期间褒贬之声皆而有之，目前国内学界虽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回应，但数量有限且深度也有待加强。（3）学科参与面依然有待拓展，对已有成果的统计分析显示，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还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解释，从其他学科视角进行的研究，如法学、哲学及人类学等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的分析相对较少。（4）机构参与状况较为混乱。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忙着争抢，很多人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专家和智囊，甚至出现“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一哄而散”的现实窘境，导致研究过程缺乏持续性，难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有效统一。
基于此，笔者认为学界今后应进一步强化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一，进一步强化对“一带一路”战略重点问题的理论研究力度。一方面要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外延及其运行中应遵循的客观规律做出更为精确的分析和界定，其中既要在基于历史背景和新世纪以来的客观实践挖掘和提炼“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要义，又要立足于行业发展的微观视角、国内区域间协作的中观视角以及国际关联性的宏观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运作的整体性和区域性运作规律做出探究。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建设“三个共同体”的理论高度，从“一带一路”战略的价值、地位、运作步骤、目标取向等方面入手，着力建构“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本身的指向作用。
其二，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外视角研究，以有效应对国际舆论风险和战略运作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紧密相关，同时也关涉到一些欧美国家的利益，期间国际舆论赞同之声、质疑之声甚至否定之声杂糅其间，如不对其做出科学研判，势必会致自身于被动境地。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界要以更加开放的视界，积极关注相关国家政界、学界、媒体等的反应动态，尤其是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中亚五国以及南亚诸国对战略的评价及其政策转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形成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是提升舆论主动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化解“一带一路”战略实践运作中各类风险的必然路径。
其三，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学科交叉化。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战略，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研究，首先必然涉及经济学研究范畴，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要更好地实现合作与创新，确保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化，其也必然牵涉政治、历史、文化、制度等多重因素，这决定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就不能局限在经济学范围之内，而必须着力拓展研究视野，通过积极借鉴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法学、历史学、文化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进行研究和分析，由此着力推进学界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实现多元化和学科交叉化，唯此该领域的研究也才能进一步走向纵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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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长峰］
Research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u Hongbin
Abstract: Sinc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the domestic academia has carried out activ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nd got rich achievements, But the theoriza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diversity and research scientifi calnes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e domestic academia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theoretical depth, innovative perspective and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research,an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 c research team, So as to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Strateg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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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2期
（总第 226 期）社会主义研究SOCIALISM STUDIESNo.2，2016Serial No. 226研究现状与动态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近期回顾与未来展望
胡洪彬
【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国内学界对其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成果丰富，但相关
研究在理论性、学科交叉性、视角多样性和研究力量的科学性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后学界要进一步强化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深度、视角创新和多学科分析，并不断推进学术研究中科学梯队的有效建构，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6）02-0150-08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廉政建设
思想研究”（15NDJC026Z）。
【作者简介】 胡洪彬（1981—），男，浙江临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复旦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近两年来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迅速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由此也形成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为厘清国内学界近期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基本脉络，促进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本文对近期国内学术界成果做出梳理，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一、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其并非一个简单项目，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有序加以推进，首要任务是必须对这一战略内蕴的核心内涵做出科学把握。综合学界近两年来的分析，其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论”：
其一，“二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从区域关联性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做出解析，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非对古丝绸之路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区域间团结互信与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其认为，在当下区域发展的环境下，这种精神在内涵上主要体现为“软硬”两个层面，其中“硬”的层面就是强化经贸合作，将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功能拓展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方向，而“软”的层面就是要强化人文交流，将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提升为民间和政府两个领域的交流与沟通。①
其二，“三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黑格尔“目的理性”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进行解构，如有学者就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运作，将其定义为“经济先行、境外核心合作区和战略目标”三大维度，其中经济先行就是要建构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并由此发挥资本先导的保障作用，境外核心合作区则主要包括中亚和东南亚两个向度，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则在于通过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建构自由贸易区网络，以最终达到实现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稳定繁荣的目的。②
其三，“四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立足于国际社会的“他者”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做出解释，其很大程度上旨在对国际社会做出回应。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部分国家仍心存疑虑，一些误读甚至曲解有待消除，当前亟需通过对战略本身的内涵解读和交流沟通形成认同与共150
识，为此其着重强调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四大核心内涵：即开放、包容、互利和共营。其中“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理念，“包容”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参与方的多元化，“互利”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共营”则是保障“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
其四，“六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实践运作的视角来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其强调的是战略推进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广泛涉及面的发展平台，要在实践中加以有序推进，就必须基于以下六组对应平衡的关系来对其核心内涵作出理解和把握。具体包括：（1）古今传承。即传承并提升古丝路文明，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合作。
（2）内外开放。即实现国内沿线区域与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开放。（3）海陆统筹。即通过现代海路、陆路、空路实现区域大联通。（4）东西互济。即在同欧陆和东南亚之间实现共同推进。（5）虚实结合。即由战略构想向战略实施不断实现转变。（6）中外共赢。即达到中国同相关国家和地区实现互利的良好局面。④
其五，“十维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同“六维论”的分析视角相类似，但其对核心内涵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六维论”的一种补充阐述。如有学者在对“一带一路”战略核心内涵的解读上，除了强调历史传承、开放包容、海陆统筹、东西互济、虚实结合和中外共赢等六大要素外，还额外强调了“经贸先行、设施联通、大国责任、市场作用”的内涵要义，在其看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贸易和投资是关键，市场机制是核心内容，基础设施是基本条件，而无论哪个方面都要以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作用的积极发挥为根本前提，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在国家社会上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⑤可见，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目前国内学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涵盖到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方面面，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唯有坚持动态与静态分析、现实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原则，并站在理论构建的高度对其地位、作用、价值等做出综合性阐释，其内涵界定才能走向明晰化和科学化。
二、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与动因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都与其背景、动因及目的等一些列因素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不外乎此。对于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学界也对其特殊背景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文献观点的归纳，我们发现目前学界主要从历史和当代两大视角分别展开进行阐述，具体而言：
1.“古代角度论”。持这类观点的以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为主，主要基于古丝绸之路之历史和文化资源为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做出解析。如有历史学者认为，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开辟了一条贯穿东西南北，连接欧亚和直通印度洋的通商要道，其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珠宝等领域的商品交换不断走向繁荣，可谓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路径，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传奇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在新的历史时期，续写古人的足迹构建经济大走廊，必将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⑥也有学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做出分析，认为正是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古丝绸之路，才把中华文化同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连接了起来，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通，今天“一带一路”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之文化精神的最好传承，其必将在未来发出更加闪亮的光芒。⑦
2.“当代角度论”。持这类观点的以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为主，同古代角度论者饱满的“浪漫主义情怀”相比，当代角度论者体现出的是更多的“现实主义关切”。在一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战略不是“历史符号的回归”，更不是“空洞肤浅的辞藻”，而是“凝聚当下中国发展以及同欧亚邻国关系的努力。”⑧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学者们结合自身所学，基于不同领域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动因做出客观分析，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内因论”。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为主，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1）经济新常态。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正值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包括制造业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放缓，出口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以及传统要素供给增速放缓等，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国家破除体制障碍，加大改革力度，这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重要内因。⑨（2）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包括郑永年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向高收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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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不能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并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搞”，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⑩（3）区域发展差异性。一些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当下我国东西部的区域发展差距也客观存在，这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障碍，同时也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化解东西部经济不均衡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其二，“外因论”。以地缘政治问题研究为主。在一些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状况是影响国家外交格局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亚欧大陆一直是作为世界中心的位置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无论是美国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还是英国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有过充分论证。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先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消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并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近年来欧盟也加速了东扩步伐，俄罗斯则在强化与独联体国家合作的基础上启动了“欧亚联盟”，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加入。各种力量的不断切入加剧了区域局势的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横跨“边缘地带”及“心脏地带”的地缘轴心大国，为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有必要对此作出回应，“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其根本目标即实现区域内相关国家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可以说，区域地缘政治状况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重要外因。其三，“建构论”。以区域国际关系研究为主。这类观点可视为中国视角下化解地缘政治危机的补充论证，但与前两类视角相对较为“悲观”的分析视角不同，“建构论”者秉持着乐观主义姿态，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进行了论证，如有学者分析道，早在1994年，中国就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提出“共建现代丝绸之路，扩大亚欧文化交流”的主张，1998年，一条东起上海并穿越中亚直至德国的亚欧陆地光缆系统实现开通，进一步为复兴古老丝绸之路提供了根基。此后，中国同欧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关领域的合作不断铺开，如2007年，中国就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蒙古等国达成协议，宣布建设一条中欧现代丝绸之路；2011年，中国又宣布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以建构中国—东盟全方位海上合作格局。正是基于中国同周边国家良好关系的建构和相关领域的长期合作，才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提供了铺垫。三、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与机遇
诚如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所言，“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其重要目标就在于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对强化区域合作和推进国内发展重要性的认知，学界也对其积极价值进行了解析，相关观点主要集中在意义和机遇两个层面，其中意义探讨较为宏观，机遇分析则主要涉及具体领域的微观层面。
1.宏观层面：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其一，经济意义。这是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方面，很多学者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阐释了“一带一路”战略对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价值。如南开大学盛斌教授就将“一带一路”视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恰逢其时”的战略，在其看来，“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开辟新兴出口和投资市场，其有助于打破我国对传统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并增进中西部地区边境经贸交流与合作，因而对带动国内劳动力就业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带来积极意义。而且“一带一路”战略在增强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客观上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辟了新的空间，有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推动国内产业实现进一步升级。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非传统区域，通过强化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往来，这也有助于中国向外寻求新的战略发展空间，构建中国新时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其二，政治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于政治稳定的建构亦有其积极意义，这集中体现在对中国政治安全的有力维护上，张文木对此做了详细解读，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引发的各种不同解读，迫切要求学界站在政治高度上对其加以认识，否则相关分析就极易囿于“行业视角而有失偏颇”。尤其是在当前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做准备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国家“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为国家政治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在他看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要义就在于搞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而其最高政治目标就在于“广交朋友”，通过新丝绸之路联起中国与世界、152
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以再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环境，唯此必将有助于达到行稳致远的目标，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赢得更好的明天。其三，文化意义。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实亟需，同时也是强化同周边国家文化往来的重要平台，因此，“一带一路”既是经济战略，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战略，因此必须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意义做出充分认知。这其中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都内蕴着以文化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为理念的重要意蕴，战略的推进实施既强化了沿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国家人民的交流，为各种优秀文化的和平共处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为国家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开辟了道路，因此对推进我国文化市场的开拓是一个历史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差异和选择，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以实现求同存异、共生共荣，显然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华文化的繁盛崛起、自信自强的走出去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四，国际意义。作为一项区域性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可谓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世界，其不仅对中国发展有积极价值，同时也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对此冯宗宪从“一带一路”战略国际段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二维阐释，一方面，对于国际段的中国紧邻区域，这一战略符合了上合组织框架下区域合作发展的新动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国大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强化上合组织的合作，有关国家能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国际段，这一战略也展现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其间中国以走廊经济、带状经济、技术援助等方式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其能够推进欧亚各国经济联系实现更加紧密化，在强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拓展各国发展空间，并最终惠及亚欧非乃至全世界，为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和平进步带来深远意义。2.微观层面：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研究。在从国家整体性和国际性角度探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外，学者们也对该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做出了解读。综合而言，学界对这一方向的研究相对要更为具体性，在范围上也主要以国内为主。其中在区域范围的定位上，主要是对“一带一路”国内段沿线各省区市的发展机遇做出了分析。如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必将打通我国东中西部间的物流通道和战略资源通道，密切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经济联系，能够为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西部省区带来发展机遇。而针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者们则对重点探讨了战略背景下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发展机遇和区位优势。在研究方向上，学界主要基于能源安全、企业战略等具体领域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进行了解读。如有学者就将“一带一路”战略视为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认为其有助于实现我国能源供给来源的多元化、进口途径的多样化和能源合作的多边化。有学者则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了国内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历史机遇。此外，亦有学者强调了“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安全治理的历史性机遇，认为其能够为创造边疆安全治理所需的良好环境提供保障。以上分析可谓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价值研究的基本图景。
四、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风险与误区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同沿线多个国家紧密相关，同时涵盖了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各领域，在发挥巨大价值的同时，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相关风险和误区亦“不可不察”，这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具体而言，学界主要基于主客观两重维度进行解析：
1.客观维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可能性风险。综合学界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地缘政治风险。主要是指受地缘关系中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军事科学院王卫星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必然受到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政治挑战，其中，“一带一路”首先势必会对美“新丝绸之路”和“北南走廊”计划形成冲击，为此其必将从中设置障碍，如以TPP为抓手阻滞欧亚大陆的深度合作，挑动南海争端以离间我国与东盟的关系等，从而达到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目标。俄罗斯出于担心对其所主导的“欧亚联盟”战略的冲击，不排除对“一带一路”战略存有戒心的可能性。印度作为涉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国家，自古同中国就存在边界领土争端，同时为维护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也势必会对“一带一路”采取警惕立场，此外，区域内的日本更是一直致力于遏制中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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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会通过对外援助等手段拉拢沿线国家进行反华遏华，从而对“一带一路”战略形成牵制，以上因素都是战略推进中必须高度引起重视的。其二，经济安全风险。主要是因特定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郭宪纲从投资所在国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而“一带一路”战略投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这必然导致大多数投资存在收益率偏低的弊端，加之其中有部分国家存在主权信用等级较低的现实问题，有些则是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国内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巨大，国家长期负债且债务偿还能力弱，这些经济因素势必将成为阻碍国内企业参与投资的重大障碍。此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客观上存在的恐怖主义、海盗威胁等也是构成投资风险递增的重要内因，尤其是一些国家因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移民、贫困、社会动荡、能源冲突等，进一步导致其国内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因此，如何降低对沿线国家投资不确定性风险是未来战略推进的重大议题。其三，制度性风险。即在战略运行过程中制度规范体系的缺失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学者马学礼基于强化区域合作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规范体系建设现状做出了客观分析。在他看来，“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典型的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其顺利推进需要以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为根本保障。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的制度建构水平看，“一带一路”在实践中还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性安排，亦缺乏统一的常设管理机构，客观上导致规则标准和执行力存在较低和乏弱的风险性。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在实践中虽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了差异化的合作机制，本身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但这种实践模式也同时凸显出了合作机制不统一的现实问题，导致战略本身还处于低制度化下的区域合作阶段。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体制、民族宗教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差异性，进一步加大了战略实施中高标准规则的建构难度，导致“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贸易投资规则标准远低于TPP和RCEP，规则约束力亦难得到有效体现。2.主观维度：讨论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误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但认识亦能够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如何强化正确认知，确保实践的科学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中科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教授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统领性战略，对其正确理解和认知是推动其实现顺利前进的重要前提，而从近两年的发展实践看，社会各界对其认识还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如将“一带一路”视为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路线，忽视发展创新性，将“一带一路”视为区域发展战略，忽视其多重空间属性，以及将“一带一路”视为线状经济体，忽视同沿线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的重要性等。解和认同度的角度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误区进行分析，认为做好沿线各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工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保障，但国内各界对“一带一路”战略中这方面的认知还稍显不足，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将“一带一路”战略片面地理解为强化投资，认为只要把投资搞上去，当地“民心”就能“相通”，结果反而加剧了对来源国的疑虑。另一方面，一些参与企业也片面地将“民心相通”工作视为政府之事，自身缺乏参与积极性，这对国内企业顺利实现“走出去”也是极不利的，并在整体上阻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五、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推进路径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存在的风险与误区，学界也对战略推进路径进行了探索与研究。概而言之，可从以下五重向度做出归纳分析：
其一，在战略布局上，主张在重点突出与互利共赢中实现协调并进。科学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首要的是积极做好战略的整体布局工作。对此于津平认为，明确战略重点是有效规划全局和实效有序推进的重要前提。在“一带一路”的推进实践中，要着力克服贪大求快的心理，尤其是要防止不顾效益而进行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应基于利益及周边友好国家优先的原则，明确“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进而为盘活全局提供根基。张军扩则把坚持互利共赢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以及确保战略全局协同迈进的根本动力，他主张在战略布局上要积极找准利益契合点，并着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开放务实的姿态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协调并进。关于互利共赢的战略布局，王义桅则基于文明传承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一带一154
路”战略不在于城池得失，而在于谋篇布局，对此应通过以共赢主义超越零和博弈，以取得东西呼应和海陆联通，这也是人民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二，在战略实施上，主张以完善相关机制和强化公共服务为关键环节。制度是带有全局性和关键性的要素，“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亦不例外，王明国认为，积极把“一带一路”战略落实为具体性制度，是有效减轻战略实施阻力的关键，他主张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建构一套“新制度体系”，具体路径为：（1）以声明、协议等非正式制度为先导，逐步推进正式制度建设进程，从而避免同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纷争。（2）以双边机制为基础，以多边机制为方向，从而推进双边关系顺利走向多边网络。（3）以经济机制为核心，以政治和人文机制为补充，从而确保“一带一路”战略下实现经济政治和人文交流的多维化。以制度建设为根基，学者黄河进一步阐释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性，其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主体是企业，良好的公共服务是降低企业成本和减少经营风险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着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专业化服务队伍的建设，并积极通过公共平台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信息，同时要不断探索区域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如鼓励私人资本通过公共私营合作制（PPP）等模式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等，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其三，在战略关系上，主张以扩大合作和建构互信为重要抓手。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核心，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要达到这一目标，一些学者主张拓展合作范围，如时殷弘就认为，“一带一路”中的国内热和国外冷现象对战略的实施是极为不利的，应积极将其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唯有通过拓展广泛合作以消减外部阻力，才能在形成动员中谋求成功。对此，王卫星基于国际局势进一步论证了拓展合作，形成于我有利战略态势的具体路径，其中对于俄印等地区大国，其主张要提高双边经济依存度，着力形成一种合作前进的局面，对于美、日等域外大国，则要坚持不曲求不排斥的策略，与其开展一些选择性合作，以稀释其对抗动机。通过强化战略互信实现良好战略关系的建构。如刘昌明认为，建构互信是维护良好战略关系的重要手段，他力主通过提升战略互信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抓手，对此，既要不断推进政府层面的交流，不断提升中国在周边国家间的信誉度，又要广泛开展民间交流，建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友好形象，由此不断减少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和担心。其四，在战略理念上，主张自我认知提升与科学理念外传的合而为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形成科学的战略理念，以建构区域范围内有关“一带一路”的科学认知体系。为此，林毅夫认为国家应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要支持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力度，以提炼国家发展、转型经验的一般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界商界的培训项目，以提升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规划内容、政府和企业的职责、各地区功能定位等方面内容的科学认知度，为夯实“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奠定理念根基。在强化教育培训的同时，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误解，国家还要积极推进对“一带一路”科学理念的对外传播工作，对此在实践中要着力细分受众群体，如将受众细分为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等，并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发布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不同信息内容，以提高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同时在传播过程中要注重国际国内的互动，并充分发挥自媒体的强大舆论辐射能力，以最终形成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其五，在战略目标上，主张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根本取向。战略目标的科学设定是实现战略能力提升和推进战略本身有序前进的内在保障。“一带一路”战略要取得最终成果，也必须对战略目标做出明确化的界定。对此阎学通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方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一致的，当今中国已到了能在一代人之内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阶段，“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需要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联，“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符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学者明浩则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角，阐释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目标取向。他认为，“一带一路”强调的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等根基的发展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其显然同“一带一路”战略是不谋而合的，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就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一带一路”的理念及其战略路径，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验变为现实。155
六、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未来展望
以上通过对近两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整体性回顾可以看出，目前该领域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当下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推进奠定了智力支撑和学理支撑。但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内容分析也同时显现出，目前该领域研究中依然存在一些现实缺憾：（1）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以“一带一路”战略的价值、政策等层面的经验研究为主，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和界定，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未形成较为权威性的意见。如许多研究者都将“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推进落实到相关机制的明确化和完善化上，但对于如何建构一套跨区域性且可操作性的协作机制还缺乏有力的论证，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初步阶段。（2）对国外视角的整合性分析相对不足。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国内发展战略，其本身亦带有国际性和区域性色彩。“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欧美国家对此给予了较大关注，期间褒贬之声皆而有之，目前国内学界虽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回应，但数量有限且深度也有待加强。（3）学科参与面依然有待拓展，对已有成果的统计分析显示，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还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解释，从其他学科视角进行的研究，如法学、哲学及人类学等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的分析相对较少。（4）机构参与状况较为混乱。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忙着争抢，很多人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专家和智囊，甚至出现“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一哄而散”的现实窘境，导致研究过程缺乏持续性，难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有效统一。
基于此，笔者认为学界今后应进一步强化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一，进一步强化对“一带一路”战略重点问题的理论研究力度。一方面要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外延及其运行中应遵循的客观规律做出更为精确的分析和界定，其中既要在基于历史背景和新世纪以来的客观实践挖掘和提炼“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要义，又要立足于行业发展的微观视角、国内区域间协作的中观视角以及国际关联性的宏观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运作的整体性和区域性运作规律做出探究。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建设“三个共同体”的理论高度，从“一带一路”战略的价值、地位、运作步骤、目标取向等方面入手，着力建构“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本身的指向作用。
其二，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外视角研究，以有效应对国际舆论风险和战略运作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紧密相关，同时也关涉到一些欧美国家的利益，期间国际舆论赞同之声、质疑之声甚至否定之声杂糅其间，如不对其做出科学研判，势必会致自身于被动境地。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界要以更加开放的视界，积极关注相关国家政界、学界、媒体等的反应动态，尤其是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中亚五国以及南亚诸国对战略的评价及其政策转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形成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是提升舆论主动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化解“一带一路”战略实践运作中各类风险的必然路径。
其三，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学科交叉化。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战略，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研究，首先必然涉及经济学研究范畴，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要更好地实现合作与创新，确保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化，其也必然牵涉政治、历史、文化、制度等多重因素，这决定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就不能局限在经济学范围之内，而必须着力拓展研究视野，通过积极借鉴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法学、历史学、文化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进行研究和分析，由此着力推进学界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实现多元化和学科交叉化，唯此该领域的研究也才能进一步走向纵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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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长峰］
Research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u Hongbin
Abstract: Sinc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the domestic academia has carried out activ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nd got rich achievements, But the theoriza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diversity and research scientifi calnes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e domestic academia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theoretical depth, innovative perspective and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research,an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 c research team, So as to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Strateg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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