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我策划并主持了一场中国官方议程，邀请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纳斯达克CEO罗伯特·格雷费尔德出席，主题是“让中国的万亿资金发挥作用”，谈的是中国资本向海外输出问题，继而引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
当前中国有着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未来还将源源不断将资本投向其他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阻碍，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来自中国的资本；相反，我们向海外输出的资本被看做“傻钱”，只是让别人用来填洞的工具，甚至我们的海外投资行为，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我在论坛上总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在于我们自己的“Narrative”（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讲得不够好，才招致重重的误解。换句话说，从经济体量上看，我们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国，但从文化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被视为主流——两者结合，就成了世界对中国的定义：一个“有钱的另类”。
西方人看中国人
2012年春节，我因工作在欧洲度过，半个多月里走过了十几个城市。
让我感受颇深的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真的被当成全世界的“煤老板”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欧洲人，面临着国家经济衰退、失业，本国生产的好东西全都买不起，却有中国人如潮水般涌进来，疯狂抢购，一副老子有钱老子怕谁的劲头，可能我也会对中国人羡慕嫉妒恨。更何况中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非西方式民主国家”，岂容你如此张扬。那些排华、反华的极端事件，也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在此特别提醒移民欧洲和赴欧旅行的中国人，注意安全。不要因为那些喜欢炫富的中国人的个人行为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二胡与提琴的协奏
今天的西方媒体所呈现的中国，与我们希望世界看到的中国，形象上有很大差距。
首先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伦理主张，因此常常被误读。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中，中国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暴发户，身强体壮，穿金戴银，不敢轻易得罪，否则后果很严重。他的“不讲理”在于地球上谁有咱家需要的东西，咱就跟谁做生意，至于卖东西这家是不是民主是不是自由，是不是平等是不是博爱，咱管不着。
“中国是一个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从西方报章的这类措辞中，总能读出一丝不便挑明又不言而喻的意味。
目前西方世界通行的外交准则约定，各国不应干涉他国内政，但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有责任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中国外交政策被认为“缺乏国际正义”，当然这其中有他们的偏见和双重立场。
几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学者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在“坚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之上，提出“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这一概念。我个人非常赞同这种外交理论上的探讨创新。中国从既贫又弱的封建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一阶段成就了发展的原则和做法，也许会成为下一阶段实现跨越的桎梏锁链。
我在达沃斯遇到过一个瑞士人，他问我中国是不是借海外投资搞“新殖民主义”。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殖民’意味着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介入，我们介入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有时反而被动。”中国如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决定了我们能否继续向前走，成为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真正为世人尊重和仰视的大国。
当然，一个国家仅凭自身默默的努力，就想获得外界的客观解读，经济大国要继而进化为政治大国、战略大国，谈何容易。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曾经感慨过一句话：“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没有参与一些国际事务时，会被指没有尽到责任；参与其中时，又会冒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还有些时候躺着也中枪，明明是正常的对外宣传，却被看做传递了某种“别有用心”的信息。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曾经说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真实地对外表达自己时，必须用国际上能理解的方式才能收到理想效果。中国公共外交在传递和发表意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让国外受众听进去。”战争和对立的根源是彼此误会，对外传播的目的是达成相互理解，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国际交流中，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角度、幽默和逻辑，讲好中国的故事，而不是一厢情愿，闭门造车。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遇到的阻碍，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比如我们在拉美和非洲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的合作开发，他们那些欧美“前宗主国”本来就不情愿，觉得中国动了他们的奶酪，再加上当地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当地也未必总能百分百尊重人家的风俗，必然会产生误会与摩擦。
记得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跟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同学巴克蒂尔闹过一场误会。他住在我隔壁，可能是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缘故，我们关系非常好。一天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了一会儿，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他太太。因为我的同学出去买东西了，太太以为敲门的是他，便披散着头发迎出来，看到我站在门口，尖叫一声就往回跑。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她已经用黑色头巾把头发包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晚饭以后，巴克蒂尔严肃地和我谈起这件事。他说，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的头发若被其他男子看到，意味着奇耻大辱。所以，下次你再到我们家来做客，敲门以后最好先背转身去。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会忘记我接受过的所有教育，甚至可能捅你一刀！
汉族社会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人们往往很难理解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怎样一种心灵状态，不经意间就伤害了别人。这些由信仰引发的冲突特别危险，虽然始于无意，一旦被西方媒体放大，中国的海外投资行为就成了某些人所说的“新殖民主义”。
2011年冬天，应王雪红夫妇之邀，我在北京音乐厅聆听了一场“二胡与柏林爱乐室内乐五重奏”。作为普通的欣赏者，我听得颇为享受，但是我有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却认为，二胡这种中国民族乐器，无论通过怎样的作品改编和技法创新，也很难与西洋乐器产生和谐交响。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好像二胡与提琴的协奏。两种乐器有着不同的外形和构造，不同的发声原理和演奏技巧，一个音高而细腻，一个音低而醇厚，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表达。中国人认为二胡的琴声很美很性感，西方人则嫌这两根弦的乐器太粗糙，更喜欢提琴的厚重悠扬。
当了一回美国人的“教父”
2002年，我在“美中杰出青年论坛”上结识了一位拥有中校军衔的年轻人Paul。加州别后不久，他就来到北京，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武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韩磊”。他主动打来电话，说他一打开电视就看见了我，这就算在北京接上头了。
要是在冷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基本上就是“间谍”的代名词，所以我一直对“韩磊中校”怀有一丝提防。有一年我过生日，他骑着摩托车来看我，送给我一瓶好酒，还有一件特殊的礼物——他参军第一天从部队领到的军刀，尽管历经时日却光亮如新。这把刀对于一名军人，有着很重要的纪念意义，但是Paul却毫不含糊地送给了我，哥们儿情谊天地可鉴。
出于党员的政治觉悟，我虽然激动地收下了礼物，却总是不放心，晚上一个人在家找出放大镜、镊子和钩子，在灯下掏了半天，唯恐这刀子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我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拿我当兄弟，我怀疑人家想统战我。而且我显然高估了自己，一个媒体人，别人能希图我传递什么特殊情报呢？
这件事之后，我和Paul往来频繁起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极不统一，各自站在祖国的立场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畅所欲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我对美国，又多了很多真实的了解。
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他调回美国，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在五角大楼上班。此后不久去了白宫，做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做时任国务卿赖斯的行政助理。再后来，他在白宫多了一重身份——中国事务主任。听上去级别不算太高，却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官员之一，直接对总统负责。小布什每天早上看到的有关全球重要安全问题的文件，都是Paul负责起草。总统出行，他也坐在“空军一号”上陪同，参与各种会见与谈判。Paul的妻子则是时任副总统切尼的秘书。
Paul的中文说得很好，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只是其中之一。小布什在任8年间，虽然背了不少骂名，但从中国政府、民间的角度看，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相对更加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就和中国渊源很深，同时外交部做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中国官员也与布什家族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身边有像Paul这样的“中国通”，可能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会对决策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小布什卸任后，Paul和妻子又回到中国，当上了清华卡耐基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们夫妇俩在白宫工作的时候，忙得没空生孩子，到中国以后才有了他们的儿子韩拓。我还当上了韩拓的干爹，在英文里对应的词是“God Father”，再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神秘兮兮的“教父”。
其实媒体外交和民间外交，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有句诗叫“高处不胜寒”，真正做到了很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走近他的人很少，他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也就十分有限。媒体报道的消息，又往往会有一些煽动性的文字。这时候私人友谊甚至情感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良性影响，会通过他放大、延伸到他所处的环境，又继续影响这个环境里的其他人。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把我们对他人的善意不断向外辐射，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善意，国与国的“共识”。共识正是在这样一波接一波善意的辐射中逐渐产生。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经意间，说不定就改变了历史。
（摘自《虚实之间》）
在2012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我策划并主持了一场中国官方议程，邀请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纳斯达克CEO罗伯特·格雷费尔德出席，主题是“让中国的万亿资金发挥作用”，谈的是中国资本向海外输出问题，继而引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
当前中国有着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未来还将源源不断将资本投向其他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阻碍，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来自中国的资本；相反，我们向海外输出的资本被看做“傻钱”，只是让别人用来填洞的工具，甚至我们的海外投资行为，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我在论坛上总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在于我们自己的“Narrative”（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讲得不够好，才招致重重的误解。换句话说，从经济体量上看，我们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国，但从文化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被视为主流——两者结合，就成了世界对中国的定义：一个“有钱的另类”。
西方人看中国人
2012年春节，我因工作在欧洲度过，半个多月里走过了十几个城市。
让我感受颇深的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真的被当成全世界的“煤老板”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欧洲人，面临着国家经济衰退、失业，本国生产的好东西全都买不起，却有中国人如潮水般涌进来，疯狂抢购，一副老子有钱老子怕谁的劲头，可能我也会对中国人羡慕嫉妒恨。更何况中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非西方式民主国家”，岂容你如此张扬。那些排华、反华的极端事件，也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在此特别提醒移民欧洲和赴欧旅行的中国人，注意安全。不要因为那些喜欢炫富的中国人的个人行为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二胡与提琴的协奏
今天的西方媒体所呈现的中国，与我们希望世界看到的中国，形象上有很大差距。
首先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伦理主张，因此常常被误读。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中，中国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暴发户，身强体壮，穿金戴银，不敢轻易得罪，否则后果很严重。他的“不讲理”在于地球上谁有咱家需要的东西，咱就跟谁做生意，至于卖东西这家是不是民主是不是自由，是不是平等是不是博爱，咱管不着。
“中国是一个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从西方报章的这类措辞中，总能读出一丝不便挑明又不言而喻的意味。
目前西方世界通行的外交准则约定，各国不应干涉他国内政，但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有责任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中国外交政策被认为“缺乏国际正义”，当然这其中有他们的偏见和双重立场。
几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学者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在“坚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之上，提出“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这一概念。我个人非常赞同这种外交理论上的探讨创新。中国从既贫又弱的封建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一阶段成就了发展的原则和做法，也许会成为下一阶段实现跨越的桎梏锁链。
我在达沃斯遇到过一个瑞士人，他问我中国是不是借海外投资搞“新殖民主义”。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殖民’意味着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介入，我们介入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有时反而被动。”中国如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决定了我们能否继续向前走，成为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真正为世人尊重和仰视的大国。
当然，一个国家仅凭自身默默的努力，就想获得外界的客观解读，经济大国要继而进化为政治大国、战略大国，谈何容易。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曾经感慨过一句话：“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没有参与一些国际事务时，会被指没有尽到责任；参与其中时，又会冒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还有些时候躺着也中枪，明明是正常的对外宣传，却被看做传递了某种“别有用心”的信息。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曾经说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真实地对外表达自己时，必须用国际上能理解的方式才能收到理想效果。中国公共外交在传递和发表意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让国外受众听进去。”战争和对立的根源是彼此误会，对外传播的目的是达成相互理解，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国际交流中，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角度、幽默和逻辑，讲好中国的故事，而不是一厢情愿，闭门造车。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遇到的阻碍，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比如我们在拉美和非洲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的合作开发，他们那些欧美“前宗主国”本来就不情愿，觉得中国动了他们的奶酪，再加上当地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当地也未必总能百分百尊重人家的风俗，必然会产生误会与摩擦。
记得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跟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同学巴克蒂尔闹过一场误会。他住在我隔壁，可能是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缘故，我们关系非常好。一天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了一会儿，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他太太。因为我的同学出去买东西了，太太以为敲门的是他，便披散着头发迎出来，看到我站在门口，尖叫一声就往回跑。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她已经用黑色头巾把头发包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晚饭以后，巴克蒂尔严肃地和我谈起这件事。他说，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的头发若被其他男子看到，意味着奇耻大辱。所以，下次你再到我们家来做客，敲门以后最好先背转身去。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会忘记我接受过的所有教育，甚至可能捅你一刀！
汉族社会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人们往往很难理解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怎样一种心灵状态，不经意间就伤害了别人。这些由信仰引发的冲突特别危险，虽然始于无意，一旦被西方媒体放大，中国的海外投资行为就成了某些人所说的“新殖民主义”。
2011年冬天，应王雪红夫妇之邀，我在北京音乐厅聆听了一场“二胡与柏林爱乐室内乐五重奏”。作为普通的欣赏者，我听得颇为享受，但是我有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却认为，二胡这种中国民族乐器，无论通过怎样的作品改编和技法创新，也很难与西洋乐器产生和谐交响。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好像二胡与提琴的协奏。两种乐器有着不同的外形和构造，不同的发声原理和演奏技巧，一个音高而细腻，一个音低而醇厚，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表达。中国人认为二胡的琴声很美很性感，西方人则嫌这两根弦的乐器太粗糙，更喜欢提琴的厚重悠扬。
当了一回美国人的“教父”
2002年，我在“美中杰出青年论坛”上结识了一位拥有中校军衔的年轻人Paul。加州别后不久，他就来到北京，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武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韩磊”。他主动打来电话，说他一打开电视就看见了我，这就算在北京接上头了。
要是在冷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基本上就是“间谍”的代名词，所以我一直对“韩磊中校”怀有一丝提防。有一年我过生日，他骑着摩托车来看我，送给我一瓶好酒，还有一件特殊的礼物——他参军第一天从部队领到的军刀，尽管历经时日却光亮如新。这把刀对于一名军人，有着很重要的纪念意义，但是Paul却毫不含糊地送给了我，哥们儿情谊天地可鉴。
出于党员的政治觉悟，我虽然激动地收下了礼物，却总是不放心，晚上一个人在家找出放大镜、镊子和钩子，在灯下掏了半天，唯恐这刀子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我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拿我当兄弟，我怀疑人家想统战我。而且我显然高估了自己，一个媒体人，别人能希图我传递什么特殊情报呢？
这件事之后，我和Paul往来频繁起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极不统一，各自站在祖国的立场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畅所欲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我对美国，又多了很多真实的了解。
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他调回美国，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在五角大楼上班。此后不久去了白宫，做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做时任国务卿赖斯的行政助理。再后来，他在白宫多了一重身份——中国事务主任。听上去级别不算太高，却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官员之一，直接对总统负责。小布什每天早上看到的有关全球重要安全问题的文件，都是Paul负责起草。总统出行，他也坐在“空军一号”上陪同，参与各种会见与谈判。Paul的妻子则是时任副总统切尼的秘书。
Paul的中文说得很好，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只是其中之一。小布什在任8年间，虽然背了不少骂名，但从中国政府、民间的角度看，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相对更加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就和中国渊源很深，同时外交部做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中国官员也与布什家族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身边有像Paul这样的“中国通”，可能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会对决策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小布什卸任后，Paul和妻子又回到中国，当上了清华卡耐基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们夫妇俩在白宫工作的时候，忙得没空生孩子，到中国以后才有了他们的儿子韩拓。我还当上了韩拓的干爹，在英文里对应的词是“God Father”，再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神秘兮兮的“教父”。
其实媒体外交和民间外交，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有句诗叫“高处不胜寒”，真正做到了很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走近他的人很少，他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也就十分有限。媒体报道的消息，又往往会有一些煽动性的文字。这时候私人友谊甚至情感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良性影响，会通过他放大、延伸到他所处的环境，又继续影响这个环境里的其他人。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把我们对他人的善意不断向外辐射，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善意，国与国的“共识”。共识正是在这样一波接一波善意的辐射中逐渐产生。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经意间，说不定就改变了历史。
（摘自《虚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