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冯友兰
（1922年4月）
中国落后，在于它没有科学。中国产生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它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
为研究方便计，引入两个名词，分别表示中国哲学的两种一般趋势：它们是“自然”与“人为”，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天”和“人”。天指自然的东西，人指人为的东西。
据《汉书》记载，周朝晚期的思想有九家：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儒家、道家、墨家。
道家教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复归自然”。全能的“道”给予万物以其自己的自然，在其自然中万物得到自己的满足。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人为。
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功利。鉴定道德不在于它是自然的，而在于它是有用的。墨家不以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最幸福，不以为人应当做、需要做的是复归自然，相反地正是要摆脱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反对自然。
儒家分成两种类型，孔子、孟子比较靠近自然这一端，荀子比较靠近人为这一端。按传统的讲法，孔孟代表儒家。儒家是自然与人为这两种极端观点的中道。 儒家、道家、墨家三者为了生存而斗争，最后墨家完全失败，不久就永远消失了。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力求发展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的哲学家。依荀子的理想，他要用征服自然来代替复归自然。这近似培根关于人力的观点。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后学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他的思想。秦王朝灭亡后，荀子的学说也很快地而且永远地消亡了。
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不久来了佛教，又是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直到公元10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继地将儒、释、道三者合一，成为新的教义，输入中华民族的心灵，至于今日。
因为这种新的教义始于宋朝，所以名为“宋学”。这些哲学家自己声称，他们的教义是真正的儒家。如果非说是儒家不可的话，那也只能说是新的儒家。就理想或目的来说，各种类型的新儒家全都一样，其理想都是去人欲以存天理。
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在人间找到它们。但是中国，自从它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换言之，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他的帮助而祈祷，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
什么是科学的用处呢？现代欧洲两位哲学之父提出了两种答案。笛卡儿说是确实性，培根说是力量。
如果是对付自己的心，首先就无须确实。中国所以未曾发现科学方法，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譬如我饿了，我难道还有必要用迂回的、抽象的科学方法向我自己证明我想吃饭吗？此外，中国哲学家爱的是知觉的确实，不是概念的确实，因此他们不想也没有把他们具体的所见翻成科学的形式。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进人伦日用的。柏格森在《心力》中说，欧洲发现了科学方法，是因为现代欧洲科学从物出发。正是从物的科学，欧洲才养成精确、严密、苦求证明，区分哪是只有可能的，哪是确实存在的，这样的习惯。
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
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了科学。这当然只是猜测。但是这个猜测有事实为证，那就是我们在《墨子》、《荀子》中的确看到了科学的萌芽。中国思想中这条“人为”路线，不幸被它的对手战胜了，也或许是一件幸事。如果善的观念并不包括理智的确实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学有什么用呢？
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人为”路线。基督教教人事奉外在的上帝，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却是一个罪人。现代欧洲继承了这种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不过把上帝换成“自然”。所以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既为了确实性，又为了力量。但是“自然”路线又是如何呢？如果万善永恒地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幸福呢？那岂不是像佛家说的端着金饭碗讨饭吗？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有什么用呢？
附注：
1. 摘编自美国《国际伦理学杂志》卷XXXII 第三号（1922年4月），Why China Has no Science。现收集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P81-106。
2.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生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在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英文）、《贞元六书》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3. “科学”一词，指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关系的系统知识，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的简称。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冯友兰
（1922年4月）
中国落后，在于它没有科学。中国产生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它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
为研究方便计，引入两个名词，分别表示中国哲学的两种一般趋势：它们是“自然”与“人为”，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天”和“人”。天指自然的东西，人指人为的东西。
据《汉书》记载，周朝晚期的思想有九家：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儒家、道家、墨家。
道家教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复归自然”。全能的“道”给予万物以其自己的自然，在其自然中万物得到自己的满足。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人为。
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功利。鉴定道德不在于它是自然的，而在于它是有用的。墨家不以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最幸福，不以为人应当做、需要做的是复归自然，相反地正是要摆脱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反对自然。
儒家分成两种类型，孔子、孟子比较靠近自然这一端，荀子比较靠近人为这一端。按传统的讲法，孔孟代表儒家。儒家是自然与人为这两种极端观点的中道。 儒家、道家、墨家三者为了生存而斗争，最后墨家完全失败，不久就永远消失了。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力求发展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的哲学家。依荀子的理想，他要用征服自然来代替复归自然。这近似培根关于人力的观点。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后学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他的思想。秦王朝灭亡后，荀子的学说也很快地而且永远地消亡了。
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不久来了佛教，又是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直到公元10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继地将儒、释、道三者合一，成为新的教义，输入中华民族的心灵，至于今日。
因为这种新的教义始于宋朝，所以名为“宋学”。这些哲学家自己声称，他们的教义是真正的儒家。如果非说是儒家不可的话，那也只能说是新的儒家。就理想或目的来说，各种类型的新儒家全都一样，其理想都是去人欲以存天理。
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在人间找到它们。但是中国，自从它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换言之，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他的帮助而祈祷，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
什么是科学的用处呢？现代欧洲两位哲学之父提出了两种答案。笛卡儿说是确实性，培根说是力量。
如果是对付自己的心，首先就无须确实。中国所以未曾发现科学方法，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譬如我饿了，我难道还有必要用迂回的、抽象的科学方法向我自己证明我想吃饭吗？此外，中国哲学家爱的是知觉的确实，不是概念的确实，因此他们不想也没有把他们具体的所见翻成科学的形式。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进人伦日用的。柏格森在《心力》中说，欧洲发现了科学方法，是因为现代欧洲科学从物出发。正是从物的科学，欧洲才养成精确、严密、苦求证明，区分哪是只有可能的，哪是确实存在的，这样的习惯。
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
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了科学。这当然只是猜测。但是这个猜测有事实为证，那就是我们在《墨子》、《荀子》中的确看到了科学的萌芽。中国思想中这条“人为”路线，不幸被它的对手战胜了，也或许是一件幸事。如果善的观念并不包括理智的确实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学有什么用呢？
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人为”路线。基督教教人事奉外在的上帝，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却是一个罪人。现代欧洲继承了这种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不过把上帝换成“自然”。所以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既为了确实性，又为了力量。但是“自然”路线又是如何呢？如果万善永恒地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幸福呢？那岂不是像佛家说的端着金饭碗讨饭吗？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有什么用呢？
附注：
1. 摘编自美国《国际伦理学杂志》卷XXXII 第三号（1922年4月），Why China Has no Science。现收集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P81-106。
2.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生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在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英文）、《贞元六书》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3. “科学”一词，指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关系的系统知识，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