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迪医药科技公司（3DMed）CEO 龚兆龙
“快速跟进热门靶点”是国内大多数新药研发企业的策略。然而，快速跟进策略主攻的是first-in-class（首创新药）上市与仿制药上市之间的时间差，这种“夹缝生存”的市场空间有限。在IT界，中国出了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世界知名公司，中国的医药市场也应该足以培育出一批本土的全球性药企。而本土药企想要成为全球性制药企业，唯有开发出真正的创新药。
“十年十亿”是新药研发领域常被引用的说法，即一个创新药的成功上市平均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投入。去年年底，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更显示，新药研发的资金投入已经增长到平均25亿美元以上。
统计数据表明，在新药开发中，临床试验环节的花费占研发成本的60%以上，而六成新药止步于Ⅲ期临床试验。“超过50%的Ⅲ期临床试验失败原因在于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人群缺乏针对性。”拥有10年FDA新药审评经验的思路迪医药科技公司（3DMed）CEO龚兆龙博士告诉记者。
当前，国际上主流的肿瘤药研发模式从靶点出发，历经靶点识别与验证的前期研究、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和优化、临床前体内外药理学和药效学研究、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然后顺次开展Ⅰ到Ⅲ期临床试验等阶段，在充分证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获准上市。
然而，针对某个靶点的新药，尽管可以参照同类药物推断其在病人人群中的反应率，但每个新药在不同遗传背景、具有不同生物标志物的病人群体里的反应率不尽相同，将这些群体不加筛选地混在一起开展临床试验，往往难以达到统计学要求的显著性疗效，从而导致肿瘤药开发后期的高失败率。
“我们进行肿瘤药物研发的思路是倒过来的――从传统的从靶点出发改为从大量肿瘤病人的基因组大数据出发。在过去几年，我们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肝癌原代细胞库，这些细胞株来源于中国肝癌病人，包含病人肿瘤组织的基因信息。我们可以用数百株细胞株评估药物的有效性，并根据对药物敏感的细胞株的肿瘤基因组大数据综合分析结果，针对其共同信号通路寻找生物标记物。在后续的临床研究中，由于我们知道了药物在肿瘤病人中大致有效率，并有明确的生物标记物找到这些有效病人群体。因而可以预见，以患者基因组大数据出发的逆向思维指导的新药开发，将大大提高成功率，降低开发风险。”龚兆龙如是介绍。
历史上成功的基于生物标志物开发的靶向肿瘤药物，包括治疗白血病的Gleevec、治疗肺癌的Gefitinib和Crizotinib、治疗卵巢癌的Olaparib等。尤其是Gefitinib和Olaparib，都是在未筛选人群的临床试验中失败后，重新进行亚组分析，找到基因变异标志物后，再重启生物标志物驱动的临床试验最后得以批准。
当基因组、大数据、基因测序等成为热门词时，不少行业人士看好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及应用，而逆向研发模式或能为新药研发者开阔思路。
据了解，思路迪是2010年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其创始人熊磊博士并未将公司仅仅定位成诊断公司，而是试图利用现有临床资源将业务拓展到药物研发。近一年，公司用肿瘤细胞株库对数百种有潜在治疗作用的药物进行筛选，找出一些有很好反应的药物。
医药经济报：用于逆向研发筛选的潜在药物有哪些？
龚兆龙：药物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全球各国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相当于寻找“老药新用”的可能性，老药最大的优势在于已经在临床使用多年，有完整的安全性数据，在美国按FDA 505b2路径开发，临床开发周期相对较短；二是我国丰富的天然药物库；三是全球在研的新药，包括临床前以及处于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阶段的大约5000种全新化合物。寻找和开发安全有效的药物过程就好像“挖宝藏”，因为我们的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从患者端出发，针对特定患者人群开展临床试验，研发成功机率较传统模式会更大一些。
医药经济报：现在有不少肿瘤基因诊断公司，如Foundation Medicine、华大基因、药明康德等，这样的研发模式是否可能被复制？
龚兆龙：成功开发出一个新药，需要与各方面合作，包括CRO。目前，思路迪的逆向思维模式专注于肿瘤市场，从一级预防到肿瘤新药开发，建立预防、诊断和新药开发一体的商业运作模式，与基因诊断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同。此外，新药开发的最大成本在于时间，思路迪可利用已有的全球最大肝癌细胞库，在肝癌研发上抢时间，因为建一个同等规模的肝癌细胞库至少需要3～5年。可以预见，在其他肿瘤药物研发领域，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公司采取类似模式。
关于思路迪
思路迪(3DBiopharm)是一家由国内和留学欧美的生物科技人员共同创办的生物技术公司，致力于通过发展独特，新颖的高通量生物研究技术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理解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功能的工具。
思路迪医药科技公司（3DMed）CEO 龚兆龙
“快速跟进热门靶点”是国内大多数新药研发企业的策略。然而，快速跟进策略主攻的是first-in-class（首创新药）上市与仿制药上市之间的时间差，这种“夹缝生存”的市场空间有限。在IT界，中国出了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世界知名公司，中国的医药市场也应该足以培育出一批本土的全球性药企。而本土药企想要成为全球性制药企业，唯有开发出真正的创新药。
“十年十亿”是新药研发领域常被引用的说法，即一个创新药的成功上市平均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投入。去年年底，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更显示，新药研发的资金投入已经增长到平均25亿美元以上。
统计数据表明，在新药开发中，临床试验环节的花费占研发成本的60%以上，而六成新药止步于Ⅲ期临床试验。“超过50%的Ⅲ期临床试验失败原因在于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人群缺乏针对性。”拥有10年FDA新药审评经验的思路迪医药科技公司（3DMed）CEO龚兆龙博士告诉记者。
当前，国际上主流的肿瘤药研发模式从靶点出发，历经靶点识别与验证的前期研究、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和优化、临床前体内外药理学和药效学研究、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然后顺次开展Ⅰ到Ⅲ期临床试验等阶段，在充分证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获准上市。
然而，针对某个靶点的新药，尽管可以参照同类药物推断其在病人人群中的反应率，但每个新药在不同遗传背景、具有不同生物标志物的病人群体里的反应率不尽相同，将这些群体不加筛选地混在一起开展临床试验，往往难以达到统计学要求的显著性疗效，从而导致肿瘤药开发后期的高失败率。
“我们进行肿瘤药物研发的思路是倒过来的――从传统的从靶点出发改为从大量肿瘤病人的基因组大数据出发。在过去几年，我们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肝癌原代细胞库，这些细胞株来源于中国肝癌病人，包含病人肿瘤组织的基因信息。我们可以用数百株细胞株评估药物的有效性，并根据对药物敏感的细胞株的肿瘤基因组大数据综合分析结果，针对其共同信号通路寻找生物标记物。在后续的临床研究中，由于我们知道了药物在肿瘤病人中大致有效率，并有明确的生物标记物找到这些有效病人群体。因而可以预见，以患者基因组大数据出发的逆向思维指导的新药开发，将大大提高成功率，降低开发风险。”龚兆龙如是介绍。
历史上成功的基于生物标志物开发的靶向肿瘤药物，包括治疗白血病的Gleevec、治疗肺癌的Gefitinib和Crizotinib、治疗卵巢癌的Olaparib等。尤其是Gefitinib和Olaparib，都是在未筛选人群的临床试验中失败后，重新进行亚组分析，找到基因变异标志物后，再重启生物标志物驱动的临床试验最后得以批准。
当基因组、大数据、基因测序等成为热门词时，不少行业人士看好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及应用，而逆向研发模式或能为新药研发者开阔思路。
据了解，思路迪是2010年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其创始人熊磊博士并未将公司仅仅定位成诊断公司，而是试图利用现有临床资源将业务拓展到药物研发。近一年，公司用肿瘤细胞株库对数百种有潜在治疗作用的药物进行筛选，找出一些有很好反应的药物。
医药经济报：用于逆向研发筛选的潜在药物有哪些？
龚兆龙：药物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全球各国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相当于寻找“老药新用”的可能性，老药最大的优势在于已经在临床使用多年，有完整的安全性数据，在美国按FDA 505b2路径开发，临床开发周期相对较短；二是我国丰富的天然药物库；三是全球在研的新药，包括临床前以及处于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阶段的大约5000种全新化合物。寻找和开发安全有效的药物过程就好像“挖宝藏”，因为我们的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从患者端出发，针对特定患者人群开展临床试验，研发成功机率较传统模式会更大一些。
医药经济报：现在有不少肿瘤基因诊断公司，如Foundation Medicine、华大基因、药明康德等，这样的研发模式是否可能被复制？
龚兆龙：成功开发出一个新药，需要与各方面合作，包括CRO。目前，思路迪的逆向思维模式专注于肿瘤市场，从一级预防到肿瘤新药开发，建立预防、诊断和新药开发一体的商业运作模式，与基因诊断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同。此外，新药开发的最大成本在于时间，思路迪可利用已有的全球最大肝癌细胞库，在肝癌研发上抢时间，因为建一个同等规模的肝癌细胞库至少需要3～5年。可以预见，在其他肿瘤药物研发领域，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公司采取类似模式。
关于思路迪
思路迪(3DBiopharm)是一家由国内和留学欧美的生物科技人员共同创办的生物技术公司，致力于通过发展独特，新颖的高通量生物研究技术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理解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功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