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深入人心，由于科学知识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知识”，因此它与宗教、哲学、艺术等一般人类知识是不同的。在科学知识有别于其它知识的各种特征中，科学结论的“可检验性”是最基本的特征。然而近年来，学术界的学术不端现象频频出现。今天我们主要谈谈在学术界学术不端的历史及不良影响。
不得不说，要想严谨地定义“学术不端行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世记80年代，美国一些科学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andation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等都提出过定义范本，但都因爭议太大，而末能被接受。1999年
一个隶属于总统执行办公室的、由总统科学顾问主管的科技政策办公室（The Office 10月，
“学术不端行为（Misconduct ）是指在申请、实施、评议研究项目、和报告研究结果时的捏造（Fabrication ）、篡改（Falsification ）、或剽窃（Plagiarism ）。此定义中的研究，是指在科学、工程、和数学的各领域内的一切基础、应用和论证研究。捏造是指编造结果，并记录和或报告这些结果。篡改是指不正当地操控研究材料、设备、过程；修改或删除数据或结果，以致研究记录不能真实、准确地代表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研究记录是指导致生成研究结果的数据和结果记录，它包括：有形的和电子的实验记录、研究建议、进展报告、摘要、论文、口头陈述、内部报告和杂志文章。剽窃是在未指出相应出处的情况下，将他人的思想、方法、结果或文字据为已有。也包括侵占在匿名评议他人的研究申请和投稿论文时所获得的上述各项内容。学术不端行为不包括无意犯下的错误（Honest error ），或无意导致的观点差异（Honest differences of opinion ）。”
定义还附加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判定条件。应当指出，本定义所指称的范围没有涵盖人文科学各领域；不端行为的范围也忽略了在申请基金，求职等过程中伪造简历等这类问题。因此它尚需进一步完善。
科学史料的分析发现，科学从实证的实验研究开始，不同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免。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喜欢进行“思想实验”的科学家，他有名的自由落体的实验，别人从来沒能重复过。以致有人“怀疑伽利略是否真的做过那种实验”。伽里略本人似乎也并不忌讳这种用“思想实验”获得科学结论的方法。在他著名的《关于二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伽利略生动地描述着一个球从航行中的船桅上作落体运动的情况。但当别人问他是否亲自做过这项试验时，伽利略毫不在乎地回答：“没有，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无需任何实验，我就知道必然如此”。著名科学史家布罗德（Broad w ）和韦德（Wade N ）认为，“从西方实验科学开始的阶段起，对（实验）数据就存在一种模棱二可的态度。一方面，实验数据被当成真理的最终仲裁著；另一方面，事实在必要时又要服从理论，假如与理论不符，甚至可以加以歪曲”。这生动地说明，现在被认为明显的学术不端行为，在现代科学诞生时起就普遍存在着。
近几十年来开始大量暴露出来的科学欺诈案例，是从上世记70年代萨默林（Summerlin W ）科学作假案开始的。萨黙林毕业于埃黙里大学医学院，在做了几年实习医生后，于1971年投奔明尼苏达大学的罗伯特. 古德（Robert Good ）实验室，在他指导下进行移植免疫方面（抗移植排斥）的研究。古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免疫学家，他一生署名发表论文就有2000多篇，与其它人合作写作或编辑著作50多本。1973年3月甚至成了“时代”杂志（Time ）的封面人物。萨黙林在他的手下也成果不断，受到古德的特别宠信。1973年1月，古德被任命为著名的纽约斯隆. 凯特林癌症研究所（Memorial 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所长，并把萨默林一起带上，负责移植免疫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在明尼苏达时期，萨默林就开始了一项具有重大临床意义研究。萨默林说，异体皮肤、组织和器官在体外培养几周后再进行异体移植，就可以避免移植排斥的发生，并宣称他已经用这个方法在兔子和小鼠的皮肤或角膜移植上获得了成功。
然而，萨默林科学作假案只是上世记七十年代倒下的笫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的几年，不断有性质恶劣的科学作假丑闻被揭发出来：如1979年的耶鲁大学的费利格-索曼案（Felig-soman ）；1980年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约翰. 朗案（Jhon Long ）；1981年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提出了一个比较可接受的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
哈佛大学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的达西案（Jhon Darsee ）等。其中影最大的是1986年爆出的涉及诺奖得主的“巴尔的摩案”（The Baltimore Affarir ）。此案审理长达10年之久，其间形势跌宕起伏，对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造成的影响深远而恶劣。近些年来，学术论文扣3110643181科学欺诈案不断暴露于各种顶尖的科学杂志，2011年底“科学家”（The Scientist ）杂志网络版发表了题名“2011年顶级科学丑闻”（Top Science Scandals of 2011）的文章，历数了去年一年中5项著名的科学丑闻，并回顾了2010年的另外5项重大科欺诈案件的处理情况，反映了学术不端行为在近年来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这些科学史上以及近几十年来连续揭出的科学丑闻说明，神坛上的科学并非如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描述的那样超凡脱俗。历史和现实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著名的科学史家贾德森（Judson HF ）责疑道，面对越来越猖厥的科学欺诈，使“我们无法迴避一个具有颠复性的问题，那就是在某种重大意义上，欺诈是科学体制所固有的吗？”。科学开始清楚地展现了它本质中“病理学”的一面。
古德新官上任，急着要出成果。他对萨默林的工作寄于厚望，不断催促他尽快将研究结果发表。1973年3月，萨默林在美国癌症学会年会上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的皮肤在经过4到6周的组织培养后，移植到任何人身上都不会发生免疫排斥”。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实验室发现可能帮助解决器官移植问题”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萨默林的研究成果。萨默林一夜成名了。但是此时危机己经开始出现。其他研究人员，包括他自已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不能重复他的结果。萨默林急于表白自己的结果是真实的，1974年3月26日上午，他将据称经过皮肤移植的白鼠送给古德过目。在此前他用黑色水笔将二只白鼠皮肤涂上几块色彩浓重的黑斑，称这就是移植存活的黑色小鼠的皮肤。古德看了很高兴。萨然默林将小鼠送回饲养室，动物室的高级实验师馬丁（Martin J ）将鼠笼放进原来的位置时发现，小鼠的黑色皮毛颜色异样，在用酒精擦洗后，这些黑色就被洗掉了。萨默林的作假立即暴露，后续的调查发现，他以前的多篇论文都有类似的作假行为。萨默林随后被开除，在学术界消失了。萨默林明目张胆的作假丑闻震惊了整个科学界，被称为“科学界的水门事件”。
关于发现艾滋病病原（HIV ）的优先权的爭夺，甚至变成了美国和法国二国之间的利益之战。虽然2008年诺奨企图将其一锤定音，但爭议至今未了。对于科学的普遍主义，默顿是这样认为的：一项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承认，不取决于提出这项成果人的个人或社会地位；与这个人的种族、宗教、阶级以也没有关系。黙顿认为，科学界釆取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和重复实验这三项措施，就可以确保这个普遍主义的贯彻。但不断暴露出的科学丑闻使默顿关于科学的“普遍主义”的特质受到普遍的质疑。2000年他在发布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相当高比例的“严重不端行为”，“其程度达10％或更高”。至于象修改数据或选择性地使用研究结果，论文不实署名等问题几乎普遍存在，尤其在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中，这种情况的“发生率高得惊人”。而许多学术不端行为大多没被揭发出来，己暴露的科学丑闻也不是通过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发现的。而重复实验通常只会在问题暴露以后才进行。大量事实证明：科学，实际上是掌握在一个利益相互纠缠的精英集团手中，他们制定科学规划，确定拨款项目，决定项目申请人的命运。他们决定着论文能否发表，并享有约定俗成的成果免检的特权。在这种状态下，科学的普遍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不断暴露的科学丑闻，和科学界实际存在的现实使默顿关于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
“科学知识”历来是哲学家们的研究领地，并认为这个“自然之镜”是不能进行社会分析的。现在社会学家大胆地进入了这个领域。这些SSK 的学者们极其执着和认真地开创着他们的事业，把科学知识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语义学甚至人类学的研究。他们深入实验室，记录科学家的日常工作，观察科学知识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他们证明了，理性并非是科学的唯一要素。创造力、想象力、直觉、偏好等许多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对科学知识的考察一旦进入了“社会过程”，科学头顶上的耀眼光笀就消失了。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由被称为科学家的人们运作着，而科学家在人性和社会性上，与普通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们也有七
情六欲，也有私心杂念，也有高级和低下之分，也得为稻梁谋，也得为名忙，为利跑”。那么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这样，科学开始走下神坛，回归人间。对这个问题，布罗德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科学舞弊现象突出了科学合乎人性的那个方面。”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科学的一些本质特性，尤其在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性质方面的探索，已远超出了黙顿学派，因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取代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成为西方科学社会的主流。SSK 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走出了科学主义的迷思，让科学走下神坛。这是一个进步。但它过份强调了科学实践中的非理性方面，极端性地提出“反对方法”，有从反对科学主义走向了反科学的危险，在相当程度上歪曲了科学的真实面貌。这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背景（如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以及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SSK 学者们并无意为学术不端行为寻找辩解的理由，但其理论却在客观上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是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但其中广泛意义上的“私利追求”也是很强的驱动力。在实验科学发展的早期，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动机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对荣誉的追求。但目前，科学已成为一种规模厐大、投入巨大的社会建制（Institution ）。据统计，1953年在科学研发领域的投入为27.83亿美元，而到2002年则上升了28倍，达到781.85亿美元。而在产出上看，从17世记中叶以来，科学论文的数量，每15年就增加一倍。近年来，“获博士学位的人数，在职科学家的人数，杂志的数量和杂志的厚度，发表学术论文扣. 1760405151每篇论文作者的人数”都在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在扩展。科学已成了一种科学家赖以生存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同行之间的竞爭日益加剧，压力越来越大，“惩处与回报”的巨大反差，使道德约束变得越来越弱。学术不端行为与各种现实利益纠缠在一起，使之越来越成为一种生存需要。科学本质中潜在的黑暗面便日益凸现出来。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表明：各种形式的科学欺诈行为伴隨着科学的出现而同时发生，并隨着科学体制的扩大和发展，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来。实际情况是，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率隨着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的变化而涨落。各种“学术行为规范”条例的出台，并沒有防止或减少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术不端行为是一种科学的本质特性。科学中的不端行为就象生命中的疾病一样，是与生命本体不可分离的。但是就象人生病不治疗就会死亡一样，虽然疾病不可避免，但医学仍要发展，治病救人始终是医学的崇高使命识。因此，虽然学术不端行为总是会存在，但对之必需严加防范和惩处，否则科学的大厦就会坍塌。认识这一点，正视这一现实，我们在面对学术不端行为时，学术界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焦虑；公众也可以以正常的心态保持对科学的信心；而科学管理者则可以通过全面掌握科学本质规律，更有效地保持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引导、监督、控制和惩处，从而更有效地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几百年来，对“科学”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己经积累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对“科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仍学派林立，相互爭论不休。我们认为，不但要从科学实践的常态中去研究（包括默顿学派和SSK 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而且还要对科学“反常”的另一面，即学术不端行为进行科学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达到对科学本质的真正认识。
只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各种表相的分析和琐碎的论证，并不能真正地认识这种科学反常现象的本质，反而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过度忧虑，妨碍我们现实和理性地对待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单靠不断地推出各种“学术行为规范条例”也不能杜绝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显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一种创新的精神，这应引起国内学术界和科学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去年（2012年10月1日）《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 ）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多数撤回的论文都是由学术不端行为引起”（Misconduct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retract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的研究论文，显示了一种对学术不端行为更加客观的态度。可能标志着对科学造假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深入人心，由于科学知识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知识”，因此它与宗教、哲学、艺术等一般人类知识是不同的。在科学知识有别于其它知识的各种特征中，科学结论的“可检验性”是最基本的特征。然而近年来，学术界的学术不端现象频频出现。今天我们主要谈谈在学术界学术不端的历史及不良影响。
不得不说，要想严谨地定义“学术不端行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世记80年代，美国一些科学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andation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等都提出过定义范本，但都因爭议太大，而末能被接受。1999年
一个隶属于总统执行办公室的、由总统科学顾问主管的科技政策办公室（The Office 10月，
“学术不端行为（Misconduct ）是指在申请、实施、评议研究项目、和报告研究结果时的捏造（Fabrication ）、篡改（Falsification ）、或剽窃（Plagiarism ）。此定义中的研究，是指在科学、工程、和数学的各领域内的一切基础、应用和论证研究。捏造是指编造结果，并记录和或报告这些结果。篡改是指不正当地操控研究材料、设备、过程；修改或删除数据或结果，以致研究记录不能真实、准确地代表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研究记录是指导致生成研究结果的数据和结果记录，它包括：有形的和电子的实验记录、研究建议、进展报告、摘要、论文、口头陈述、内部报告和杂志文章。剽窃是在未指出相应出处的情况下，将他人的思想、方法、结果或文字据为已有。也包括侵占在匿名评议他人的研究申请和投稿论文时所获得的上述各项内容。学术不端行为不包括无意犯下的错误（Honest error ），或无意导致的观点差异（Honest differences of opinion ）。”
定义还附加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判定条件。应当指出，本定义所指称的范围没有涵盖人文科学各领域；不端行为的范围也忽略了在申请基金，求职等过程中伪造简历等这类问题。因此它尚需进一步完善。
科学史料的分析发现，科学从实证的实验研究开始，不同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免。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喜欢进行“思想实验”的科学家，他有名的自由落体的实验，别人从来沒能重复过。以致有人“怀疑伽利略是否真的做过那种实验”。伽里略本人似乎也并不忌讳这种用“思想实验”获得科学结论的方法。在他著名的《关于二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伽利略生动地描述着一个球从航行中的船桅上作落体运动的情况。但当别人问他是否亲自做过这项试验时，伽利略毫不在乎地回答：“没有，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无需任何实验，我就知道必然如此”。著名科学史家布罗德（Broad w ）和韦德（Wade N ）认为，“从西方实验科学开始的阶段起，对（实验）数据就存在一种模棱二可的态度。一方面，实验数据被当成真理的最终仲裁著；另一方面，事实在必要时又要服从理论，假如与理论不符，甚至可以加以歪曲”。这生动地说明，现在被认为明显的学术不端行为，在现代科学诞生时起就普遍存在着。
近几十年来开始大量暴露出来的科学欺诈案例，是从上世记70年代萨默林（Summerlin W ）科学作假案开始的。萨黙林毕业于埃黙里大学医学院，在做了几年实习医生后，于1971年投奔明尼苏达大学的罗伯特. 古德（Robert Good ）实验室，在他指导下进行移植免疫方面（抗移植排斥）的研究。古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免疫学家，他一生署名发表论文就有2000多篇，与其它人合作写作或编辑著作50多本。1973年3月甚至成了“时代”杂志（Time ）的封面人物。萨黙林在他的手下也成果不断，受到古德的特别宠信。1973年1月，古德被任命为著名的纽约斯隆. 凯特林癌症研究所（Memorial 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所长，并把萨默林一起带上，负责移植免疫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在明尼苏达时期，萨默林就开始了一项具有重大临床意义研究。萨默林说，异体皮肤、组织和器官在体外培养几周后再进行异体移植，就可以避免移植排斥的发生，并宣称他已经用这个方法在兔子和小鼠的皮肤或角膜移植上获得了成功。
然而，萨默林科学作假案只是上世记七十年代倒下的笫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的几年，不断有性质恶劣的科学作假丑闻被揭发出来：如1979年的耶鲁大学的费利格-索曼案（Felig-soman ）；1980年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约翰. 朗案（Jhon Long ）；1981年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提出了一个比较可接受的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
哈佛大学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的达西案（Jhon Darsee ）等。其中影最大的是1986年爆出的涉及诺奖得主的“巴尔的摩案”（The Baltimore Affarir ）。此案审理长达10年之久，其间形势跌宕起伏，对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造成的影响深远而恶劣。近些年来，学术论文扣3110643181科学欺诈案不断暴露于各种顶尖的科学杂志，2011年底“科学家”（The Scientist ）杂志网络版发表了题名“2011年顶级科学丑闻”（Top Science Scandals of 2011）的文章，历数了去年一年中5项著名的科学丑闻，并回顾了2010年的另外5项重大科欺诈案件的处理情况，反映了学术不端行为在近年来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这些科学史上以及近几十年来连续揭出的科学丑闻说明，神坛上的科学并非如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描述的那样超凡脱俗。历史和现实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著名的科学史家贾德森（Judson HF ）责疑道，面对越来越猖厥的科学欺诈，使“我们无法迴避一个具有颠复性的问题，那就是在某种重大意义上，欺诈是科学体制所固有的吗？”。科学开始清楚地展现了它本质中“病理学”的一面。
古德新官上任，急着要出成果。他对萨默林的工作寄于厚望，不断催促他尽快将研究结果发表。1973年3月，萨默林在美国癌症学会年会上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的皮肤在经过4到6周的组织培养后，移植到任何人身上都不会发生免疫排斥”。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实验室发现可能帮助解决器官移植问题”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萨默林的研究成果。萨默林一夜成名了。但是此时危机己经开始出现。其他研究人员，包括他自已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不能重复他的结果。萨默林急于表白自己的结果是真实的，1974年3月26日上午，他将据称经过皮肤移植的白鼠送给古德过目。在此前他用黑色水笔将二只白鼠皮肤涂上几块色彩浓重的黑斑，称这就是移植存活的黑色小鼠的皮肤。古德看了很高兴。萨然默林将小鼠送回饲养室，动物室的高级实验师馬丁（Martin J ）将鼠笼放进原来的位置时发现，小鼠的黑色皮毛颜色异样，在用酒精擦洗后，这些黑色就被洗掉了。萨默林的作假立即暴露，后续的调查发现，他以前的多篇论文都有类似的作假行为。萨默林随后被开除，在学术界消失了。萨默林明目张胆的作假丑闻震惊了整个科学界，被称为“科学界的水门事件”。
关于发现艾滋病病原（HIV ）的优先权的爭夺，甚至变成了美国和法国二国之间的利益之战。虽然2008年诺奨企图将其一锤定音，但爭议至今未了。对于科学的普遍主义，默顿是这样认为的：一项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承认，不取决于提出这项成果人的个人或社会地位；与这个人的种族、宗教、阶级以也没有关系。黙顿认为，科学界釆取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和重复实验这三项措施，就可以确保这个普遍主义的贯彻。但不断暴露出的科学丑闻使默顿关于科学的“普遍主义”的特质受到普遍的质疑。2000年他在发布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相当高比例的“严重不端行为”，“其程度达10％或更高”。至于象修改数据或选择性地使用研究结果，论文不实署名等问题几乎普遍存在，尤其在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中，这种情况的“发生率高得惊人”。而许多学术不端行为大多没被揭发出来，己暴露的科学丑闻也不是通过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发现的。而重复实验通常只会在问题暴露以后才进行。大量事实证明：科学，实际上是掌握在一个利益相互纠缠的精英集团手中，他们制定科学规划，确定拨款项目，决定项目申请人的命运。他们决定着论文能否发表，并享有约定俗成的成果免检的特权。在这种状态下，科学的普遍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不断暴露的科学丑闻，和科学界实际存在的现实使默顿关于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
“科学知识”历来是哲学家们的研究领地，并认为这个“自然之镜”是不能进行社会分析的。现在社会学家大胆地进入了这个领域。这些SSK 的学者们极其执着和认真地开创着他们的事业，把科学知识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语义学甚至人类学的研究。他们深入实验室，记录科学家的日常工作，观察科学知识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他们证明了，理性并非是科学的唯一要素。创造力、想象力、直觉、偏好等许多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对科学知识的考察一旦进入了“社会过程”，科学头顶上的耀眼光笀就消失了。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由被称为科学家的人们运作着，而科学家在人性和社会性上，与普通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们也有七
情六欲，也有私心杂念，也有高级和低下之分，也得为稻梁谋，也得为名忙，为利跑”。那么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这样，科学开始走下神坛，回归人间。对这个问题，布罗德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科学舞弊现象突出了科学合乎人性的那个方面。”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科学的一些本质特性，尤其在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性质方面的探索，已远超出了黙顿学派，因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取代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成为西方科学社会的主流。SSK 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走出了科学主义的迷思，让科学走下神坛。这是一个进步。但它过份强调了科学实践中的非理性方面，极端性地提出“反对方法”，有从反对科学主义走向了反科学的危险，在相当程度上歪曲了科学的真实面貌。这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背景（如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以及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SSK 学者们并无意为学术不端行为寻找辩解的理由，但其理论却在客观上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是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但其中广泛意义上的“私利追求”也是很强的驱动力。在实验科学发展的早期，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动机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对荣誉的追求。但目前，科学已成为一种规模厐大、投入巨大的社会建制（Institution ）。据统计，1953年在科学研发领域的投入为27.83亿美元，而到2002年则上升了28倍，达到781.85亿美元。而在产出上看，从17世记中叶以来，科学论文的数量，每15年就增加一倍。近年来，“获博士学位的人数，在职科学家的人数，杂志的数量和杂志的厚度，发表学术论文扣. 1760405151每篇论文作者的人数”都在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在扩展。科学已成了一种科学家赖以生存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同行之间的竞爭日益加剧，压力越来越大，“惩处与回报”的巨大反差，使道德约束变得越来越弱。学术不端行为与各种现实利益纠缠在一起，使之越来越成为一种生存需要。科学本质中潜在的黑暗面便日益凸现出来。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表明：各种形式的科学欺诈行为伴隨着科学的出现而同时发生，并隨着科学体制的扩大和发展，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来。实际情况是，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率隨着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的变化而涨落。各种“学术行为规范”条例的出台，并沒有防止或减少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术不端行为是一种科学的本质特性。科学中的不端行为就象生命中的疾病一样，是与生命本体不可分离的。但是就象人生病不治疗就会死亡一样，虽然疾病不可避免，但医学仍要发展，治病救人始终是医学的崇高使命识。因此，虽然学术不端行为总是会存在，但对之必需严加防范和惩处，否则科学的大厦就会坍塌。认识这一点，正视这一现实，我们在面对学术不端行为时，学术界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焦虑；公众也可以以正常的心态保持对科学的信心；而科学管理者则可以通过全面掌握科学本质规律，更有效地保持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引导、监督、控制和惩处，从而更有效地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几百年来，对“科学”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己经积累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对“科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仍学派林立，相互爭论不休。我们认为，不但要从科学实践的常态中去研究（包括默顿学派和SSK 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而且还要对科学“反常”的另一面，即学术不端行为进行科学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达到对科学本质的真正认识。
只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各种表相的分析和琐碎的论证，并不能真正地认识这种科学反常现象的本质，反而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过度忧虑，妨碍我们现实和理性地对待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单靠不断地推出各种“学术行为规范条例”也不能杜绝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显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一种创新的精神，这应引起国内学术界和科学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去年（2012年10月1日）《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 ）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多数撤回的论文都是由学术不端行为引起”（Misconduct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retract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的研究论文，显示了一种对学术不端行为更加客观的态度。可能标志着对科学造假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