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先生不仅自己的学识思想开时代之先，为学界瞩目，在子女的培养上也独步天下，罕有人及。
□张勇
培养孩子的感恩心、同情心、责任心
梁启超9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过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
1916年2月8日《致顺儿》的信中梁启超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也”。他强调孩子们坚守忠厚为本的家风，不必去巧取豪夺，损伤人格。“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因此，“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从道理上讲，你们“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对孩子慈爱亲近
陪他们玩耍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相处较多，一是在流亡日本后期，一是在定居天津饮冰室之后。
梁启超对孩子们特别慈爱亲近，他对每个孩子都有昵称，他常呼大女儿思顺为“宝贝”、“乖乖”，当梁思顺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时，仍称她“我的宝贝”、“乖乖”。他特别爱女孩，尤爱大女儿。对孩子们的昵称还有达达、庄庄、小白鼻等。当孩子们在幼小时，他常去抱抱亲亲，孩子稍长大后，抽空与孩子们讲讲玩玩，领孩子们到双涛园及海边游泳、钓鱼。1925年7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信中说：“近来和阿时、忠忠三个人合作做点小玩意，把他们做得兴高采烈。”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梁启超与孩子们玩耍的兴致。
灌输生活理念
创造实践机会
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理念决定人生的态度，甚至会左右命运的归宿。所以，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抓住有利时机，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梁启超所谈的人生理念涉及做人、心性修养、如何面对社会和面对自己等许多方面，而且感悟深刻，不仅对其子女有用，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精神财富。将这些论述大体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梁启超认为，唯有“新学之青年”大量涌现，让有自由、有个性、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改变这个“老朽社会”，中国才真正可以燃起希望。1905年，在梁启超去国7年之后，清廷迫于形势，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这一时期为长女梁思顺延请了家教，以学习数理化，他甚至还在家里建了一个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作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喜爱的“宝贝思顺”，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让孩子受良好教育
自办国学家庭培训班
梁启超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子女们的聪明上进，再加上他的精心安排，使其子女都具有了现代知识。但当梁启超发现他们的国学根底不够时，一方面指导他们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一方面又在家中开设了国学训练班。其外孙女吴荔明记云： “为了提高、充实孩子们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据五舅（按排行即梁思达）回忆，补课的课程为：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像梁启超这样举办高水平、有实效的家庭培训班，在一般家庭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千方百计为子女提供学习条件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
适时对孩子
进行挫折教育
梁启超还特别适时地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1923年5月，思成不幸被汽车撞折腿骨住院，至少要推迟一年去美国留学，他为此焦虑不安。为此，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说：“人生之旅途苦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国内多预备一年，多读些国学，温习背诵，“亦未尝有损失耶”。
教育子女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在教育子女这个重大问题上，梁启超的观点发人深省：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的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梁启超堪称是一位极为负责任的父亲，他并不为子女展示虚幻的未来，他告诉他们生而为人的忧思与世界的混乱，要他们以德性涵养的功夫和理性的训练去行动。而且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力杰出或成为“成功者”，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学习和创造，同时又不乏生之乐趣。
刚刚离世的梁思礼先生生前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先生不仅自己的学识思想开时代之先，为学界瞩目，在子女的培养上也独步天下，罕有人及。
□张勇
培养孩子的感恩心、同情心、责任心
梁启超9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过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
1916年2月8日《致顺儿》的信中梁启超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也”。他强调孩子们坚守忠厚为本的家风，不必去巧取豪夺，损伤人格。“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因此，“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从道理上讲，你们“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对孩子慈爱亲近
陪他们玩耍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相处较多，一是在流亡日本后期，一是在定居天津饮冰室之后。
梁启超对孩子们特别慈爱亲近，他对每个孩子都有昵称，他常呼大女儿思顺为“宝贝”、“乖乖”，当梁思顺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时，仍称她“我的宝贝”、“乖乖”。他特别爱女孩，尤爱大女儿。对孩子们的昵称还有达达、庄庄、小白鼻等。当孩子们在幼小时，他常去抱抱亲亲，孩子稍长大后，抽空与孩子们讲讲玩玩，领孩子们到双涛园及海边游泳、钓鱼。1925年7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信中说：“近来和阿时、忠忠三个人合作做点小玩意，把他们做得兴高采烈。”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梁启超与孩子们玩耍的兴致。
灌输生活理念
创造实践机会
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理念决定人生的态度，甚至会左右命运的归宿。所以，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抓住有利时机，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梁启超所谈的人生理念涉及做人、心性修养、如何面对社会和面对自己等许多方面，而且感悟深刻，不仅对其子女有用，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精神财富。将这些论述大体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梁启超认为，唯有“新学之青年”大量涌现，让有自由、有个性、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改变这个“老朽社会”，中国才真正可以燃起希望。1905年，在梁启超去国7年之后，清廷迫于形势，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这一时期为长女梁思顺延请了家教，以学习数理化，他甚至还在家里建了一个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作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喜爱的“宝贝思顺”，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让孩子受良好教育
自办国学家庭培训班
梁启超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子女们的聪明上进，再加上他的精心安排，使其子女都具有了现代知识。但当梁启超发现他们的国学根底不够时，一方面指导他们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一方面又在家中开设了国学训练班。其外孙女吴荔明记云： “为了提高、充实孩子们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据五舅（按排行即梁思达）回忆，补课的课程为：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像梁启超这样举办高水平、有实效的家庭培训班，在一般家庭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千方百计为子女提供学习条件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
适时对孩子
进行挫折教育
梁启超还特别适时地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1923年5月，思成不幸被汽车撞折腿骨住院，至少要推迟一年去美国留学，他为此焦虑不安。为此，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说：“人生之旅途苦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国内多预备一年，多读些国学，温习背诵，“亦未尝有损失耶”。
教育子女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在教育子女这个重大问题上，梁启超的观点发人深省：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的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梁启超堪称是一位极为负责任的父亲，他并不为子女展示虚幻的未来，他告诉他们生而为人的忧思与世界的混乱，要他们以德性涵养的功夫和理性的训练去行动。而且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力杰出或成为“成功者”，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学习和创造，同时又不乏生之乐趣。
刚刚离世的梁思礼先生生前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