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要想赢得主动、有所作为，都必须放眼世界、放眼未来，都必须提倡思考、提倡探索，做到与时俱进。要具体地思考、深入地思考、连贯系统地思考，思考现在、过去和未来，思考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思考实践、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
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
改革不可能每一步都使每一个人得到利益，但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多数人利益；改革从总体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生活暂时遭遇困难的人；改革必须依靠精明的领导者、依靠科学技术，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劳动人民的作用。
有些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定性，先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讲过，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先起个小名，这小名不讲究，叫阿猫、阿狗、铁蛋都可以，关键的问题是孩子要养得好，要结实，要聪明，要有本事。
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把思想问题比做锁，是先有锁，钥匙后配。对很落后、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
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不注意内在联系和整体协调发展，不讲“微调”，只搞“大修”，没有不吃亏的。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这就如同一架机器，各个部件各有功能，其正常运转是由部件和总体性能决定的，能快不快就会浪费机器，盲目求快就会损坏机器。
事物是可分的，但斗争是多样的，两个人谈心、争论，把思想统一了；手术刀和病灶斗，把病去掉了；扁担和肩膀斗，把水挑回家了。这就是斗争方式的多样性。
整个世界竞技运动的发展都是以对方强大为提高自己的前提。对方强了你打不过，你就要想办法，就可以发展；如果对方越打越软，就促进不了自己的发展。比如说武松是英雄，那是因为他打死了老虎，他要是打了一只猫，就算不上英雄了。
真实、全面、及时地弄清群众在想什么，并不容易。如果没有民主、和谐的气氛，就不容易听到真话；如果缺乏闻过则喜的胸怀，就不容易听进真话；如果对听到的情况不作科学的综合分析，就不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一块木头是什么?就是一块木头，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这就是质的多样性。
说什么事情不行、不对容易，而说怎么行、怎么对很难。
许多事情似乎早就明白，如果问上几个为什么，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明白；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就会变糊涂为明白，这个明白才是真明白。
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但这种人也不能多，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数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满盘象棋都是车，见面就“兑”没法走。
领导者的作用，就在于把多数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合理发挥出去。领导者的积极，归根结底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积极，如果领导者的积极带来周围的人都不积极，这个积极就值得怀疑，这个积极就不
如不积极。
搞建设要有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渐进性、同步性是讲协调，迂回性就是有时候得停一下、转个弯。
不要光看别人赚不赚钱，还要看自己赚不赚钱；不要光看眼前赚不赚钱，还要看长远赚不赚钱；不要光看某个具体项目赚不赚钱，还要看总体上赚不赚钱。
坚持不是简单照搬，而是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在坚持中前进；继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结合新情况，创造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抛弃过时的，创造新鲜的。
有很多事情，既表现为各种矛盾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又表现为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孤立看一筹莫展，综合看柳暗花明。
城市领导的决策必须依靠城市科学，离开城市科学的领导是“瞎领导”；同时，城市科学也必须围绕城市领导的需要进行研究，脱离领导的研究是“白研究”。
问题当然要正视而不能回避，缺点当然要改正而不可掩饰，情绪当然要理顺而不容大意。但是，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不应成为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应成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根据；不应成为心烦气躁、怨天尤人的借口，而应成为磨炼意志、施展才干的机会。
我们讲自觉性，这话包括了对自己的不足和缺点的认识，也包括对自己的成绩和优点的认识。对优点不认识也叫盲目。你要知道你值钱的可贵的东西在什么地方。
尊重人，就是要平等待人，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理解人，就是要理解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和个性，承认人们不同的性格、爱好和兴趣。关心人，就是要对人满腔热情、诚恳宽厚，为人排忧解难。
大家在一起总是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给别人留些存在与活动的余地。如果你挤得人家一点空间都没有，互相一伸胳膊、一伸腿就碰上了，不能怨别人蹬了你，而要怨你自己留给别人的空间太小。
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说的是为人处世不要只从一面去想，而要注意替对方想想，换个位臵想想。只要能设身处地看问题，就容易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加深理解，达到谅解。
有些人专找干事人的毛病，甚至给人家安个小辫子，揪住不放。凡干实事的人，就要说话，就要办事，就要待人。老说话难免有失，老办事难免有错，老待人难免有怨，哪怕是万分之一。其结果，干事的人变成了毛病最多的人，不干事而整人的人反倒变成专给人“治病”的人。
我常讲历史的人要办历史的事，这包含两个意思，既不要超越历史，去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该干的事情也不去办。
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
学哲学要学原理，用哲学也要用原理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事物，而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某些结论。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应用哲学的某个观点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事例，或者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查找理论根据，这些都是必需的，也可以叫学用结合，但其意义更多地还是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任何一个事物，要想真正地认识它，全面地说明它，正确地处理它，都不是哪一个观点所能担当得了的，应该既符合唯物论，也符合辩证法，符合各个哲学原理。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通常把它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等，主要是为了教学表达的方便，实际上它们互相是连为一体的，不
能说某件事情的合理解决，只是应用了唯物论而不符合辩证法，或者只是用了辩证法而没了唯物论，应该是应用并符合全部的哲学原理。因此，学哲学、用哲学，应该是学习应用它的原理，学习应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简单地查找结论，机械地对号入座，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常常坏事。我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我国的农村改革在开始时阻力很大，反对者似乎有理有据、理直气壮。他们理直气壮的依据是什么呢？都是经典著作中的说法，都是马恩列斯毛怎么怎么讲的，无非是社会主义农业是公有制呀、机械化呀等等，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违背了这些原则，是赤裸裸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者所讲的也是经典著作中的道理，也是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际是粮食产量低，人们吃不饱，应该研究新办法。他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改不改要看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改不改要看群众是愿意还是反对，是积极还是消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好坏对错要看实践的结果。前者讲的是个别结论，后者讲的是基本原理，谁对谁错？20多年过去了，农村改革的是非功过早已有了定论，对于当时的那场争论也很少有人再提了。其实，回顾一下那场争论，回顾一下争论双方引经据典的文章，从而使人们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这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下功夫最多的是哲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哲学。我学哲学，主要是在实践中学，在使用中学，最基本的是哲学原理主导着我的思维。我的文章、讲话中，哲学词语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没有。哲学词语多的常常是为了说理、论证、辩护，哲学词语少的或没有哲学词语的并不是没有哲学指导。有些哲学词语很少的文章、讲话，倒可能是我的得意之作。
――摘自李瑞环《学哲学 用哲学》
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要想赢得主动、有所作为，都必须放眼世界、放眼未来，都必须提倡思考、提倡探索，做到与时俱进。要具体地思考、深入地思考、连贯系统地思考，思考现在、过去和未来，思考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思考实践、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
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
改革不可能每一步都使每一个人得到利益，但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多数人利益；改革从总体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生活暂时遭遇困难的人；改革必须依靠精明的领导者、依靠科学技术，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劳动人民的作用。
有些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定性，先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讲过，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先起个小名，这小名不讲究，叫阿猫、阿狗、铁蛋都可以，关键的问题是孩子要养得好，要结实，要聪明，要有本事。
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把思想问题比做锁，是先有锁，钥匙后配。对很落后、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
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不注意内在联系和整体协调发展，不讲“微调”，只搞“大修”，没有不吃亏的。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这就如同一架机器，各个部件各有功能，其正常运转是由部件和总体性能决定的，能快不快就会浪费机器，盲目求快就会损坏机器。
事物是可分的，但斗争是多样的，两个人谈心、争论，把思想统一了；手术刀和病灶斗，把病去掉了；扁担和肩膀斗，把水挑回家了。这就是斗争方式的多样性。
整个世界竞技运动的发展都是以对方强大为提高自己的前提。对方强了你打不过，你就要想办法，就可以发展；如果对方越打越软，就促进不了自己的发展。比如说武松是英雄，那是因为他打死了老虎，他要是打了一只猫，就算不上英雄了。
真实、全面、及时地弄清群众在想什么，并不容易。如果没有民主、和谐的气氛，就不容易听到真话；如果缺乏闻过则喜的胸怀，就不容易听进真话；如果对听到的情况不作科学的综合分析，就不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一块木头是什么?就是一块木头，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这就是质的多样性。
说什么事情不行、不对容易，而说怎么行、怎么对很难。
许多事情似乎早就明白，如果问上几个为什么，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明白；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就会变糊涂为明白，这个明白才是真明白。
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但这种人也不能多，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数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满盘象棋都是车，见面就“兑”没法走。
领导者的作用，就在于把多数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合理发挥出去。领导者的积极，归根结底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积极，如果领导者的积极带来周围的人都不积极，这个积极就值得怀疑，这个积极就不
如不积极。
搞建设要有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渐进性、同步性是讲协调，迂回性就是有时候得停一下、转个弯。
不要光看别人赚不赚钱，还要看自己赚不赚钱；不要光看眼前赚不赚钱，还要看长远赚不赚钱；不要光看某个具体项目赚不赚钱，还要看总体上赚不赚钱。
坚持不是简单照搬，而是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在坚持中前进；继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结合新情况，创造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抛弃过时的，创造新鲜的。
有很多事情，既表现为各种矛盾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又表现为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孤立看一筹莫展，综合看柳暗花明。
城市领导的决策必须依靠城市科学，离开城市科学的领导是“瞎领导”；同时，城市科学也必须围绕城市领导的需要进行研究，脱离领导的研究是“白研究”。
问题当然要正视而不能回避，缺点当然要改正而不可掩饰，情绪当然要理顺而不容大意。但是，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不应成为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应成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根据；不应成为心烦气躁、怨天尤人的借口，而应成为磨炼意志、施展才干的机会。
我们讲自觉性，这话包括了对自己的不足和缺点的认识，也包括对自己的成绩和优点的认识。对优点不认识也叫盲目。你要知道你值钱的可贵的东西在什么地方。
尊重人，就是要平等待人，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理解人，就是要理解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和个性，承认人们不同的性格、爱好和兴趣。关心人，就是要对人满腔热情、诚恳宽厚，为人排忧解难。
大家在一起总是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给别人留些存在与活动的余地。如果你挤得人家一点空间都没有，互相一伸胳膊、一伸腿就碰上了，不能怨别人蹬了你，而要怨你自己留给别人的空间太小。
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说的是为人处世不要只从一面去想，而要注意替对方想想，换个位臵想想。只要能设身处地看问题，就容易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加深理解，达到谅解。
有些人专找干事人的毛病，甚至给人家安个小辫子，揪住不放。凡干实事的人，就要说话，就要办事，就要待人。老说话难免有失，老办事难免有错，老待人难免有怨，哪怕是万分之一。其结果，干事的人变成了毛病最多的人，不干事而整人的人反倒变成专给人“治病”的人。
我常讲历史的人要办历史的事，这包含两个意思，既不要超越历史，去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该干的事情也不去办。
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
学哲学要学原理，用哲学也要用原理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事物，而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某些结论。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应用哲学的某个观点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事例，或者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查找理论根据，这些都是必需的，也可以叫学用结合，但其意义更多地还是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任何一个事物，要想真正地认识它，全面地说明它，正确地处理它，都不是哪一个观点所能担当得了的，应该既符合唯物论，也符合辩证法，符合各个哲学原理。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通常把它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等，主要是为了教学表达的方便，实际上它们互相是连为一体的，不
能说某件事情的合理解决，只是应用了唯物论而不符合辩证法，或者只是用了辩证法而没了唯物论，应该是应用并符合全部的哲学原理。因此，学哲学、用哲学，应该是学习应用它的原理，学习应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简单地查找结论，机械地对号入座，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常常坏事。我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我国的农村改革在开始时阻力很大，反对者似乎有理有据、理直气壮。他们理直气壮的依据是什么呢？都是经典著作中的说法，都是马恩列斯毛怎么怎么讲的，无非是社会主义农业是公有制呀、机械化呀等等，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违背了这些原则，是赤裸裸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者所讲的也是经典著作中的道理，也是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际是粮食产量低，人们吃不饱，应该研究新办法。他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改不改要看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改不改要看群众是愿意还是反对，是积极还是消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好坏对错要看实践的结果。前者讲的是个别结论，后者讲的是基本原理，谁对谁错？20多年过去了，农村改革的是非功过早已有了定论，对于当时的那场争论也很少有人再提了。其实，回顾一下那场争论，回顾一下争论双方引经据典的文章，从而使人们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这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下功夫最多的是哲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哲学。我学哲学，主要是在实践中学，在使用中学，最基本的是哲学原理主导着我的思维。我的文章、讲话中，哲学词语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没有。哲学词语多的常常是为了说理、论证、辩护，哲学词语少的或没有哲学词语的并不是没有哲学指导。有些哲学词语很少的文章、讲话，倒可能是我的得意之作。
――摘自李瑞环《学哲学 用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