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
二百年，时光荏苒，足以淘尽微不足道的砂砾，沉淀光耀后人的宝石，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段玉裁就是这样一颗璀璨的宝石。
清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江南正是莺飞草长、姹紫嫣红的时节，书桌上摆放着新刊的三十卷《说文解字注》，望着凝一生心血、倾半生之力的著作，八十一岁的段玉裁心中充满了欣慰与感激：欣慰险胜病魔，终究了却此生最大的愿望；感激作为一名学者，命运给予了他莫大的幸运，逢学术盛世，得良师益友，至学问巅峰。
雍正十三年（1735），段玉裁生于江苏金坛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自小聪颖过人，六岁由祖父发蒙，十二岁得到江苏督学使者的赞赏和嘉奖。大约二十岁时，段玉裁认识了父亲的好友蔡一凡，这位蔡先生髫年即工于诗词律赋，受其影响，段玉裁爱上了词，跟随蔡先生学习音律，“始知古均大略”（《段玉裁先生年谱》）。可惜这点文艺的小火苗很快就被段玉裁的父亲掐灭了，理由是词学“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愈远”（同上），从小就被家族规定走举业道路的段玉裁不愿违逆父命，于是放弃词学，专心举业。这个小插曲在段玉裁的人生轨道上只是一个短暂的偏离，却在段玉裁的学术生命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小种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段玉裁考中举人，在坐师钱汝同的家中看到了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惊其考据之博衍，始有意于音韵之学”（《说文解字注》），这次“偶遇”成为日后段玉裁精研古音卒成小学大家的一个契机。
乾隆二十八年（1763），段玉裁遇见了照亮他思想与学问一生的明灯——集经学家、小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等光环于一身的学界大儒戴震。段玉裁对戴震可谓一见倾慕，决意要拜戴震为师。戴震年长段玉裁十二岁，中举时间却晚于段玉裁两年，因此，不管段玉裁如何虔诚地誊抄他的著作，如何恭敬地以弟子谦称，戴震都坚决推辞段玉裁的拜师之请。戴震固执，段玉裁却更是一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拉锯了六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戴震终于被段玉裁的真诚和执著打动，许以师徒相称。从此，只要有机会，段玉裁都会紧紧追随戴震，倾听教诲，恪尽弟子之谊，两人如同当年的孔子与颜回，亦师亦友，戴震对段玉裁生活上多有照顾，时时解救段玉裁于困窘，学术上视其为知己，常常在书信中坦陈自己的学问心得。八年后，戴震在京师逝世，段玉裁悲痛万分，厚赗戴震遗族，亲撰祭文。此后，只要有人提及戴震的名讳，一定垂手拱立；每至朔望，必定庄重地诵读戴震手札一通，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生命结束。段玉裁与戴震相识相处只有十来年，却钦佩感念终身，八十岁时仍深深怀念恩师：“辑先生手迹十五汇为一册，时时览观。呜呼！哲人其萎，失声之哭，于兹三十有八年矣。”（《经韵楼集》）
段玉裁生逢乾嘉盛世，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文祸，有意识地远离时事，投身古籍，经学的研究空前兴盛。段玉裁师承戴震，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均受戴震深刻影响。作为皖派汉学领袖，戴震以考据学成就闻名于世，在古音学和训诂学上均有重要发明，他认为治经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而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戴震全书》）段玉裁继承小学明而经学明的思想，终身致力于由小学而经学的工作：“经之不明，由失其义理。义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故训，或失其音读，三者失而义理能得，未之有也。”（《经韵楼集》）先秦古籍年代久远，经籍面目时有模糊，探讨汉字本形、本义的《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解读典籍的必备钥匙。在尊崇汉学的清代，《说文》更是被神圣化，俨然小学领域的珠峰，有志于经学研究的学者，无不寻求各种路径努力攀登，渴望能臻于峰顶，俯瞰经学世界。当段玉裁确定由小学而经学的治学道路时，《说文》同样成为他的首要挑战对象：“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说文解字注》）一入“说文”深似海，倾尽半生，段玉裁不仅登顶《说文》巅峰，也将自己锻造成了一座后人难以超越的小学昆仑。
浸润于《说文》三十馀年，段玉裁完成了三部著作：《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注》。其中，《汲古阁说文订》是利用宋本《说文》和《五音韵谱》《集韵》《类篇》等书来校勘被明代毛晋剜改过的大徐本《说文》，目的是“存铉本之真面目，使学者家有真铉本”（《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读》属于长编性质，相当于研读《说文》的札记汇编，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作说解；《说文解字注》是在《说文解字读》的基础之上精炼加工而成，一扫之前治《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说文解字注》）的弊端，清代《说文》之学由此而盛。
作为一部综合体现段玉裁在校勘、考据、文字、音韵、训诂等领域深厚功力和卓越成就的著作，《说文解字注》主要有以下内容：正谬误，定羡夺，恢复《说文》旧貌；发明《说文》编排和说解的体例；阐发《说文》解字释义所使用的术语；征引传世文献，推求《说文》本字本义的根据；分析文字构形，说明字义引申，辨析同义词；以声音为线索，互求文字之形、音、义。
《说文解字注》一问世，就被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二百年来一直是研习《说文》的必读书目。“说文学”在清代属于显学，研究者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其中不乏功力深厚者，上述工作也不只有段玉裁在做，但段玉裁被奉为“说文四大家”之首，这部著作被王念孙盛赞“千七百年来无此作”（《说文解字注·序》），追根究底，与段玉裁超越时人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分不开。如果以现代语言文字学的高度来审视段玉裁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会发现成长于传统学术环境的段玉裁的小学研究暗含两个重要的现代意识：
1、系统的意识
系统论是20世纪才出现的理论，二百多年前的段玉裁当然不会有完备的现代系统论思想，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处不有系统，语言系统、文字系统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比如，两千年前的《说文解字》已经显示汉字的构形具有系统性，深谙《说文》、对汉字的形、音、义烂熟于心的段玉裁对汉字汉语的系统自会有所感觉，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体察到字与字之间的形、音、义关联，并利用这些关联来校勘字形、阐释字义、类聚词汇。
古籍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是校勘，在校勘实践中，段玉裁认识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经韵楼集》）。当遇到古书无可依据，或数本无所适从时，就需要以理分析，判定是非。段玉裁将本校法与理校法综合运用，利用所校之书的体例原则，发挥自身在典籍、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精深功力，使书中内容前后互证，抉摘异同，辨别是非，比如：
《说文》：“二，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二之属皆从二。”《说文解字读》：“今各本作‘丄’，误也。古文‘帝’字解说云：‘二，古文上字。辛言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然则古文‘上’字本作‘二’，后人以其似二三之二，乃改为‘丄’，……谬之极矣。”
大徐本《说文》“上”字头作“丄”，段玉裁改作“二”，这与甲骨文、金文的写法契合。段玉裁并没有精研金石文字，有生之年亦未获见甲骨出土，他做出的这种改动是根据《说文》从“上”之字（“帝辛言示辰龙童音章”）都做“二”而不是作“丄”悟知的。
《说文》列部属字的次第很有规律，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总结为：“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隐括有条例’也。《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因此，当出现不符合这个原则的情况，段玉裁就会进行改补，比如：大徐本《说文》的玉部列字顺序为“瑁、璬、珩、玦、瑞、珥、瑱、琫、珌、璏、瑵……”，除了“瑞”，其他字都表示玉饰，段玉裁根据《说文》部内字以义相属的编排原则，将不表示玉饰的“瑞”提到“璬”前，并做注曰：“瑞为圭、璧、璋、琮之总称，自璧至瑁十五字皆瑞也，故总言之。”这样，“瑞”便与“璧”等十五文相属，而“璬”“珩”“玦”则与“珥”“瑱”“琫”“珌”“璏”“瑵”等相属。
《说文》的释义也有体例，段玉裁常以此作为校勘的依据，比如：大徐本《说文》虫部：“蝙，蝙蝠也。”段玉裁改作：“蝙，蝙蝠，服翼也。”注：“‘服翼’二字旧在‘蝠’篆下，今依全书通例移此。”段玉裁所说的“全书通例”是指许慎说解联绵词的体例：联绵词的两个字分列前后，在前字之下列出整个联绵词以及解释或者书证，后字之下只列出其词。因此，“服翼”这个解释只能放在前字“蝙”下，放在“蝠”下是后人改窜，要移至“蝙”下。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说文》在收字选形、编排说解等方面自有一套体例原则，段玉裁将它们发掘、总结、利用，是以系统内部规律来解决系统内部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使段玉裁在清代校勘学领域也成为一个领军人物。
段玉裁的系统意识不仅体现在校勘方法上，还显示在词汇的研究上。《说文》以说解本字本义为主，段玉裁不仅关注本义，还重视引申义：“守其本义而弃其馀义者，其失也固；习其馀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经韵楼集》）他在《说文解字注》中抓住本义，以本义为起点，“讨源而纳流”（《经韵楼集》），展示词义系统。比如对“理”的本义“治玉”和一系列引申义“天理”“肌理”“腠理”“文理”“治理”“分理”“条理”的分析：
《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义也。戴先生《孟子字义疏证》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郑注《乐记》：“理者，分也。”许叔重曰：“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有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说文》收录了许多同义词，但这些同义词不是以类聚方式存在，而是散见于五百四十部中，各自孤立存在，段玉裁利用《说文》表现同义关系的术语，如“与某互训”“某与某义同”“某与某统言皆称”“某与某为转注”等，将同义词系联起来，建立汉语同义词系统，并在系统内部对同义词进行词义辨析，比如下面这组关于“行走”的同义词：
《说文·行部》：“行，人之步趋也。”注：“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谓之行，统言之也。《尔雅》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析言之也。”
由于具有系统的意识，段玉裁的词汇研究在系统性和深刻性上前无古人，也是时人难以企及的，为后世的汉语词汇系统、词义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语音的意识
汉字是表意文字，因义构形，语音无法通过字形直接传递，汉字这个特点造成汉字使用者具有见形思义的认知习惯，后人阅读前代文献时，常常不能突破字形的束缚，落入借字的陷阱，而汉字的研究也长期处于重视形义关系忽略形音关系、音义关系的状态。到了清代，戴震等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语音在解决古籍用字问题中的作用：“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学士茫然莫究。”提出“音义互求”的训诂方法：“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戴震全书》）段玉裁继承了戴震对语音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说文解字注》）汉字是形、音、义的有机结合体的思想在段玉裁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作序时得到进一步发扬：“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相互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乎得音。”（《广雅疏证·序》）“形音义”三者互求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段玉裁由文字孤立研究进入到语言文字综合研究的领域，“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六者互求则意味着段玉裁的语言文字研究由共时层面进入到历史层面，这些理论不仅引领了整个清代学术，使大量的古籍通假问题得以破释，对今天的语言文字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字发展至小篆，形声字所占比例已超过80%，有深厚古韵学养的段玉裁敏锐地发现，《说文》形声字的形、音具有“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特点：“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自音有变转，同一声而分散于各部各韵，……参参不齐，承学多疑之，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说文解字注》）由此开辟了从谐声偏旁入手来研究古韵分部的新途径。段玉裁将上古韵分为六类十七部，“支、脂、之”三韵与“真、文”二韵都得以分立。附于《说文解字注》书后的《六书音均表》打乱《说文》九千多小篆据形定位的传统，把它们安置于新的古韵系统，一一标明各字的韵部，从语音的角度给予汉字新的位置系统。
段玉裁还发现形声字的音、义具有“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的关系，据此，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系联了许多具有同源关系的形声字，比如《说文·衣部》：“襛，衣厚皃。从衣，農声。”段注：“凡農声之字皆训厚。醲，酒厚也。濃，露多也。襛，衣厚皃也。引申为凡多厚之称。”以音为管键，段玉裁将宋人发明的“右文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触摸到现代词源学的脉搏。
回溯往事，段玉裁年轻时痴迷词学而初窥古韵，偶见顾炎武《音学五书》遂有志于古韵学，后遇良师，声气相投，论韵十五年，因着这样的缘分，段玉裁才会对语音有异乎常人的敏感，潜心于古韵的研究，在纵横交错的学术路径中，找到登峰的正确方向。命运就是一个个偶然串成的必然，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冥冥中自有天意。
段玉裁曾和大多数古代学子一样，以举业为人生目标，希望读书改变贫寒的命运，结果却是科举不顺，仕途蹇塞，一生贫病交加，何其不幸也！可他又何其幸也，成功的条件——天资、勤奋、执著，他一样不缺，朴学繁荣的时代环境让他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小学研究，他终身以导师戴震的“求是”精神为指?，继承却不墨守前贤的成果，他最初本着“小学明而经学明”的想法而研究《说文》，不曾想，《说文》耗尽了他的生命，也成就了他的事业。在他的手上，《说文》不再只是经学的附庸，而有了独立的研究天地。自他放下举业，离开仕途，全心投入《说文》的研究，学问于他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屡次被病痛折磨得几乎熬不下去时，他焦虑担忧的却是《说文解字注》还没有完成。在人生的后半段，学问已成为支撑他生命的力量，虽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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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15年第12期
段玉裁
二百年，时光荏苒，足以淘尽微不足道的砂砾，沉淀光耀后人的宝石，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段玉裁就是这样一颗璀璨的宝石。
清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江南正是莺飞草长、姹紫嫣红的时节，书桌上摆放着新刊的三十卷《说文解字注》，望着凝一生心血、倾半生之力的著作，八十一岁的段玉裁心中充满了欣慰与感激：欣慰险胜病魔，终究了却此生最大的愿望；感激作为一名学者，命运给予了他莫大的幸运，逢学术盛世，得良师益友，至学问巅峰。
雍正十三年（1735），段玉裁生于江苏金坛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自小聪颖过人，六岁由祖父发蒙，十二岁得到江苏督学使者的赞赏和嘉奖。大约二十岁时，段玉裁认识了父亲的好友蔡一凡，这位蔡先生髫年即工于诗词律赋，受其影响，段玉裁爱上了词，跟随蔡先生学习音律，“始知古均大略”（《段玉裁先生年谱》）。可惜这点文艺的小火苗很快就被段玉裁的父亲掐灭了，理由是词学“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愈远”（同上），从小就被家族规定走举业道路的段玉裁不愿违逆父命，于是放弃词学，专心举业。这个小插曲在段玉裁的人生轨道上只是一个短暂的偏离，却在段玉裁的学术生命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小种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段玉裁考中举人，在坐师钱汝同的家中看到了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惊其考据之博衍，始有意于音韵之学”（《说文解字注》），这次“偶遇”成为日后段玉裁精研古音卒成小学大家的一个契机。
乾隆二十八年（1763），段玉裁遇见了照亮他思想与学问一生的明灯——集经学家、小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等光环于一身的学界大儒戴震。段玉裁对戴震可谓一见倾慕，决意要拜戴震为师。戴震年长段玉裁十二岁，中举时间却晚于段玉裁两年，因此，不管段玉裁如何虔诚地誊抄他的著作，如何恭敬地以弟子谦称，戴震都坚决推辞段玉裁的拜师之请。戴震固执，段玉裁却更是一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拉锯了六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戴震终于被段玉裁的真诚和执著打动，许以师徒相称。从此，只要有机会，段玉裁都会紧紧追随戴震，倾听教诲，恪尽弟子之谊，两人如同当年的孔子与颜回，亦师亦友，戴震对段玉裁生活上多有照顾，时时解救段玉裁于困窘，学术上视其为知己，常常在书信中坦陈自己的学问心得。八年后，戴震在京师逝世，段玉裁悲痛万分，厚赗戴震遗族，亲撰祭文。此后，只要有人提及戴震的名讳，一定垂手拱立；每至朔望，必定庄重地诵读戴震手札一通，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生命结束。段玉裁与戴震相识相处只有十来年，却钦佩感念终身，八十岁时仍深深怀念恩师：“辑先生手迹十五汇为一册，时时览观。呜呼！哲人其萎，失声之哭，于兹三十有八年矣。”（《经韵楼集》）
段玉裁生逢乾嘉盛世，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文祸，有意识地远离时事，投身古籍，经学的研究空前兴盛。段玉裁师承戴震，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均受戴震深刻影响。作为皖派汉学领袖，戴震以考据学成就闻名于世，在古音学和训诂学上均有重要发明，他认为治经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而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戴震全书》）段玉裁继承小学明而经学明的思想，终身致力于由小学而经学的工作：“经之不明，由失其义理。义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故训，或失其音读，三者失而义理能得，未之有也。”（《经韵楼集》）先秦古籍年代久远，经籍面目时有模糊，探讨汉字本形、本义的《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解读典籍的必备钥匙。在尊崇汉学的清代，《说文》更是被神圣化，俨然小学领域的珠峰，有志于经学研究的学者，无不寻求各种路径努力攀登，渴望能臻于峰顶，俯瞰经学世界。当段玉裁确定由小学而经学的治学道路时，《说文》同样成为他的首要挑战对象：“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说文解字注》）一入“说文”深似海，倾尽半生，段玉裁不仅登顶《说文》巅峰，也将自己锻造成了一座后人难以超越的小学昆仑。
浸润于《说文》三十馀年，段玉裁完成了三部著作：《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注》。其中，《汲古阁说文订》是利用宋本《说文》和《五音韵谱》《集韵》《类篇》等书来校勘被明代毛晋剜改过的大徐本《说文》，目的是“存铉本之真面目，使学者家有真铉本”（《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读》属于长编性质，相当于研读《说文》的札记汇编，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作说解；《说文解字注》是在《说文解字读》的基础之上精炼加工而成，一扫之前治《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说文解字注》）的弊端，清代《说文》之学由此而盛。
作为一部综合体现段玉裁在校勘、考据、文字、音韵、训诂等领域深厚功力和卓越成就的著作，《说文解字注》主要有以下内容：正谬误，定羡夺，恢复《说文》旧貌；发明《说文》编排和说解的体例；阐发《说文》解字释义所使用的术语；征引传世文献，推求《说文》本字本义的根据；分析文字构形，说明字义引申，辨析同义词；以声音为线索，互求文字之形、音、义。
《说文解字注》一问世，就被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二百年来一直是研习《说文》的必读书目。“说文学”在清代属于显学，研究者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其中不乏功力深厚者，上述工作也不只有段玉裁在做，但段玉裁被奉为“说文四大家”之首，这部著作被王念孙盛赞“千七百年来无此作”（《说文解字注·序》），追根究底，与段玉裁超越时人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分不开。如果以现代语言文字学的高度来审视段玉裁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会发现成长于传统学术环境的段玉裁的小学研究暗含两个重要的现代意识：
1、系统的意识
系统论是20世纪才出现的理论，二百多年前的段玉裁当然不会有完备的现代系统论思想，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处不有系统，语言系统、文字系统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比如，两千年前的《说文解字》已经显示汉字的构形具有系统性，深谙《说文》、对汉字的形、音、义烂熟于心的段玉裁对汉字汉语的系统自会有所感觉，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体察到字与字之间的形、音、义关联，并利用这些关联来校勘字形、阐释字义、类聚词汇。
古籍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是校勘，在校勘实践中，段玉裁认识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经韵楼集》）。当遇到古书无可依据，或数本无所适从时，就需要以理分析，判定是非。段玉裁将本校法与理校法综合运用，利用所校之书的体例原则，发挥自身在典籍、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精深功力，使书中内容前后互证，抉摘异同，辨别是非，比如：
《说文》：“二，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二之属皆从二。”《说文解字读》：“今各本作‘丄’，误也。古文‘帝’字解说云：‘二，古文上字。辛言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然则古文‘上’字本作‘二’，后人以其似二三之二，乃改为‘丄’，……谬之极矣。”
大徐本《说文》“上”字头作“丄”，段玉裁改作“二”，这与甲骨文、金文的写法契合。段玉裁并没有精研金石文字，有生之年亦未获见甲骨出土，他做出的这种改动是根据《说文》从“上”之字（“帝辛言示辰龙童音章”）都做“二”而不是作“丄”悟知的。
《说文》列部属字的次第很有规律，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总结为：“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隐括有条例’也。《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因此，当出现不符合这个原则的情况，段玉裁就会进行改补，比如：大徐本《说文》的玉部列字顺序为“瑁、璬、珩、玦、瑞、珥、瑱、琫、珌、璏、瑵……”，除了“瑞”，其他字都表示玉饰，段玉裁根据《说文》部内字以义相属的编排原则，将不表示玉饰的“瑞”提到“璬”前，并做注曰：“瑞为圭、璧、璋、琮之总称，自璧至瑁十五字皆瑞也，故总言之。”这样，“瑞”便与“璧”等十五文相属，而“璬”“珩”“玦”则与“珥”“瑱”“琫”“珌”“璏”“瑵”等相属。
《说文》的释义也有体例，段玉裁常以此作为校勘的依据，比如：大徐本《说文》虫部：“蝙，蝙蝠也。”段玉裁改作：“蝙，蝙蝠，服翼也。”注：“‘服翼’二字旧在‘蝠’篆下，今依全书通例移此。”段玉裁所说的“全书通例”是指许慎说解联绵词的体例：联绵词的两个字分列前后，在前字之下列出整个联绵词以及解释或者书证，后字之下只列出其词。因此，“服翼”这个解释只能放在前字“蝙”下，放在“蝠”下是后人改窜，要移至“蝙”下。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说文》在收字选形、编排说解等方面自有一套体例原则，段玉裁将它们发掘、总结、利用，是以系统内部规律来解决系统内部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使段玉裁在清代校勘学领域也成为一个领军人物。
段玉裁的系统意识不仅体现在校勘方法上，还显示在词汇的研究上。《说文》以说解本字本义为主，段玉裁不仅关注本义，还重视引申义：“守其本义而弃其馀义者，其失也固；习其馀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经韵楼集》）他在《说文解字注》中抓住本义，以本义为起点，“讨源而纳流”（《经韵楼集》），展示词义系统。比如对“理”的本义“治玉”和一系列引申义“天理”“肌理”“腠理”“文理”“治理”“分理”“条理”的分析：
《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义也。戴先生《孟子字义疏证》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郑注《乐记》：“理者，分也。”许叔重曰：“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有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说文》收录了许多同义词，但这些同义词不是以类聚方式存在，而是散见于五百四十部中，各自孤立存在，段玉裁利用《说文》表现同义关系的术语，如“与某互训”“某与某义同”“某与某统言皆称”“某与某为转注”等，将同义词系联起来，建立汉语同义词系统，并在系统内部对同义词进行词义辨析，比如下面这组关于“行走”的同义词：
《说文·行部》：“行，人之步趋也。”注：“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谓之行，统言之也。《尔雅》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析言之也。”
由于具有系统的意识，段玉裁的词汇研究在系统性和深刻性上前无古人，也是时人难以企及的，为后世的汉语词汇系统、词义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语音的意识
汉字是表意文字，因义构形，语音无法通过字形直接传递，汉字这个特点造成汉字使用者具有见形思义的认知习惯，后人阅读前代文献时，常常不能突破字形的束缚，落入借字的陷阱，而汉字的研究也长期处于重视形义关系忽略形音关系、音义关系的状态。到了清代，戴震等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语音在解决古籍用字问题中的作用：“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学士茫然莫究。”提出“音义互求”的训诂方法：“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戴震全书》）段玉裁继承了戴震对语音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说文解字注》）汉字是形、音、义的有机结合体的思想在段玉裁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作序时得到进一步发扬：“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相互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乎得音。”（《广雅疏证·序》）“形音义”三者互求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段玉裁由文字孤立研究进入到语言文字综合研究的领域，“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六者互求则意味着段玉裁的语言文字研究由共时层面进入到历史层面，这些理论不仅引领了整个清代学术，使大量的古籍通假问题得以破释，对今天的语言文字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字发展至小篆，形声字所占比例已超过80%，有深厚古韵学养的段玉裁敏锐地发现，《说文》形声字的形、音具有“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特点：“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自音有变转，同一声而分散于各部各韵，……参参不齐，承学多疑之，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说文解字注》）由此开辟了从谐声偏旁入手来研究古韵分部的新途径。段玉裁将上古韵分为六类十七部，“支、脂、之”三韵与“真、文”二韵都得以分立。附于《说文解字注》书后的《六书音均表》打乱《说文》九千多小篆据形定位的传统，把它们安置于新的古韵系统，一一标明各字的韵部，从语音的角度给予汉字新的位置系统。
段玉裁还发现形声字的音、义具有“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的关系，据此，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系联了许多具有同源关系的形声字，比如《说文·衣部》：“襛，衣厚皃。从衣，農声。”段注：“凡農声之字皆训厚。醲，酒厚也。濃，露多也。襛，衣厚皃也。引申为凡多厚之称。”以音为管键，段玉裁将宋人发明的“右文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触摸到现代词源学的脉搏。
回溯往事，段玉裁年轻时痴迷词学而初窥古韵，偶见顾炎武《音学五书》遂有志于古韵学，后遇良师，声气相投，论韵十五年，因着这样的缘分，段玉裁才会对语音有异乎常人的敏感，潜心于古韵的研究，在纵横交错的学术路径中，找到登峰的正确方向。命运就是一个个偶然串成的必然，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冥冥中自有天意。
段玉裁曾和大多数古代学子一样，以举业为人生目标，希望读书改变贫寒的命运，结果却是科举不顺，仕途蹇塞，一生贫病交加，何其不幸也！可他又何其幸也，成功的条件——天资、勤奋、执著，他一样不缺，朴学繁荣的时代环境让他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小学研究，他终身以导师戴震的“求是”精神为指?，继承却不墨守前贤的成果，他最初本着“小学明而经学明”的想法而研究《说文》，不曾想，《说文》耗尽了他的生命，也成就了他的事业。在他的手上，《说文》不再只是经学的附庸，而有了独立的研究天地。自他放下举业，离开仕途，全心投入《说文》的研究，学问于他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屡次被病痛折磨得几乎熬不下去时，他焦虑担忧的却是《说文解字注》还没有完成。在人生的后半段，学问已成为支撑他生命的力量，虽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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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