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领袖赵朴初会长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庆，1911年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居住。 早年求学于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
四明银行行长。 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
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
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
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
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
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历代书画家集》 苏文 编绘
作为爱国宗教界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第一、
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0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赵朴初先生灵塔位于杭州北高峰北麓法华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中国佛教走过了辉煌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赵朴初居士对佛教始终怀着炽热的感情，以与佛教事业共命运的无私无畏的护法精神，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宗教政策和法律，协助党和政府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项法规，为保障佛教和相关事业的正常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从四个方面回顾赵朴初居士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参与筹建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团结和组织各民族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佛教从此也进入新的时期。1954年颁布和此后几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僧俗著名人士倡议和酝酿，1953年5月正式成立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此后1957 年、 1962 年召开中国佛协第
二、三届代表会议。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宗旨和任务是团结与联系全国佛教徒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爱护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展各项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同时增进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交往，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赵朴初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推进佛教的民主改革，团结全国佛教徒参加祖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带领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自此中国佛教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认真总结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恢复和健全佛教机构，修改和补充佛协章程，明确新时期佛教的任务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居士当选为会长。
1987 年2月、1993年10月中国佛协前后召开了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赵补初居士继任会长。在第六次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作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对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作了清晰明确的阐释。在新修改的章程上规定佛协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从此中国佛教协会承担督导全国佛教寺院、信众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道风学风，健全组织等方面的重大责任。赵补初居士殚精竭虑地尽职尽责，遵循佛协章程，努力落实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为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和组织各地佛教徒投入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适应时代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努力将中国佛教圆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法师提出旨在贴近人生、改善人生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理论以来，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界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
赵朴初居士在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推进佛教适应现实社会，为利益人群，造福社会努力奉献。“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赵朴初居士在新形势下适时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
1983年底，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纪念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今后必须提倡 人间佛教思想，同时提出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的传统。在 1987 年佛协第五届会议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和阐释了这一思想，并且在新修订的佛协章程中明确规定：“ 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 1993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又阐释了人间佛教思想，并强调今后应着重抓好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问题。赵朴初居士在《佛教常识答问》、《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著作中也对人间佛教思想进行了论述。
赵朴初居士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具有怎样的内容和特点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将佛教劝善止恶的戒规和伦理规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萨四摄、六度等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与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相会通，发挥积极作用；
（三）佛教必须“续佛慧命”，传承正法，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为此必须加强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在内的五大自身建设；
（四）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主要有“ 农禅并重 ” 、“ 注重学术研究 ”和“ 国际友好交流 ”三大传统；
（五）强调佛教必须关心现实社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以造福社会，利益人群；
（六）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
赵朴初居士倡导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各级领导和广大僧俗信众的意志和智慧，对以往走过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为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存在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佛教协会继承了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思想，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佛教协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光辉旗帜，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引导各民族佛教徒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三、重视培养佛教人才和佛教文化研究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和佛教文
化研究工作，1956年中国佛学院的成立及其在“文革”后的恢复，栖霞山和灵岩山分院的设立乃至各地佛学院的成立，都得到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他主持召开了1986年和 1992年两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培养佛教人才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大事，提出调整教育规划，编写教材，制定相应措施，联合学界力量培养研究生等，从而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开拓了新局面。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文化研究。在他主持下，佛协组织力量开展保护和整理佛教文物，发掘和拓印房山石经，组织编写《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出版中文版《中国佛教》，恢复金陵刻经处，补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出版各种文集，举办佛教美术艺术展览，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重印《清藏》等。1987 年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和教内外佛教学术交流，出版《佛学研究》、《佛教文化》和学术著作。赵朴初居士为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
四、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长期以来，佛教是中、朝、日三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赵朴初居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从事民间外交的杰出代表之
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与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和团体的佛教文化交流，对增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起了重 要作用。
1993年赵朴初居士率团出席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韩国佛教界也派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居士在致词中说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并提出重建“黄金纽带”的设想。他的比喻和建议立即得到韩国和日本朋友的赞同，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发展友好关系。1995年5月，首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至已在三国连续举行过7次会议。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
此外，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还积极开展与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国家佛教界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推进人民间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朴初居士是一座丰碑，他多年以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功勋；他又是一面旗帜，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参与政协领导，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提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将佛教圆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之中；他德高望重，一身正气，学通今古，知识渊博，诗文书俱臻上乘，然而又虚怀若谷，热情提携后人，被各界人士奉为良师益友，卓越的风范垂于天下，必将彪炳于千秋。
1951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
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德鑫国际首席顾问：天源大师【原名·易洪永】南岳衡山第一奇人，国际知名易学专家，全球周易十大名人，世界顶级堪舆大师，衡阳市南岳区易洪永工作室总经理。师承祖传，精益求精；特别精通麻衣神相及风水勘察。天源大师多年来成功为国内外众多企业策划数百起，使企业摆脱困境，走向可持续快速发展之路，被众多企业个人(政界要员、商界精英、娱乐名人等等)聘为终身咨询顾问。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朴初先生与《乾隆版大藏经》 （梁玉泉 ）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中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佛门龙象，释教大德。他集佛学理论、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身，造诣颇深，堪称一代宗师。他1907年11月5日诞生于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在深切缅怀赵朴初先生百年诞辰时，回忆赵朴初先生对《乾隆版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和发行做的大量工作至今难以忘怀。
《乾隆版大藏经》亦称《龙藏》和《清藏》，是清朝雍正皇帝降旨，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但因雍正皇帝仅完成钦定《清藏》的内容和筹划雕造等事务，开雕不久，他就去世了。雕造和刷印《清藏》的大量工作是由乾隆皇帝完成的，故又称《乾隆版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经板雕造完工。清廷出资刷印一百部《乾隆版大藏经》，颁赐全国各大寺院。七万多块经板贮存故宫武英殿。后因请印不便，奏准，移储柏林寺。“文革”中经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为保护好这套国内仅存的《乾隆版大藏经》经板，文物部门把经板移置智化寺，加以保护。
为更好的保护和整理这套珍贵文物，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共同协商后，决定开展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1987年12月29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召开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汇报会，赵朴老主持会议。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整理，按《千字文》的顺序码放，数百块经板需要补刻，数千块经板因长年被水浸泡腐烂，已经无法使用，需要重新雕刻，六万余块经板完好如初。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赵朴老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高兴地说，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此大的工作，只有盛世才能做到。雕造、刷印《乾隆版大藏经》是在历史上“康乾盛世”完成的。又是盛世，我们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无论对佛教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的事业像龙一样腾飞起来。赵朴老还欣然撰写《重印清龙藏序》；自宋初创刻大藏经，而后历朝无不以刊刻大藏经为大事，以迄元明，官私刻板达十余部，惜屡经丧乱，板佚无存。清雍乾之际，整编重雕，世称龙藏，并收汉土著述达七千八百余卷，博采旁搜，包罗宏富，超轶前代为国重宝。实集佛学典籍之大成，为华夏文化之丰碑。十年否塞，经板残损，并世知闻，咸为扼腕。四凶既翦，国步复康，文运宏开，因缘殊胜。
1988年中国的龙年，1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里，佛教、文物、出版界的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赵老也光临会场，参加新版《乾隆版大藏经》面世，并向国内外发行的新闻发布会。西藏厅正中的桌案上摆放着整齐的新版《乾隆版大藏经》。文物局的领导向赵朴老汇报在印制《乾隆版大藏经》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板的安全保卫工作。文物出版社的领导谈了新版《乾隆版大藏经》全部使用优质宣纸和一得阁的香墨汁，聘请了解放前琉璃厂文富堂的老师傅在印刷和装订技术上把关，严格按传统工艺进行加工制作。同时也谈到由于受时间和财力的限制，经板残损的部分佛经只能用征集到的清乾隆年间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经》，用照相和扫描技术处理后进行装订制作。赵朴老说，能够把724函、7240卷，含1675部佛经大部头的线装古籍《乾隆版大藏经》刷印出版已经是功德无量，如果能够再把损坏掉的经板全部补刻好，那就功德圆满了。赵朴老神情凝重，手捧飘着墨香的《乾隆版大藏经》，心中充满欣喜。
每当想起赵朴老持杖的动作和双手合十的音容笑貌，还有老人家宽容大度、干练潇洒的风度，崇敬之情油然而起，可谓高山仰止。赵老数十年为实现“人间佛教”的理想而身体力行、殚精竭虑。一生慈悲为怀，为践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老人家所说：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明月清
风，不劳寻觅。在纪念赵朴老百年诞辰的时候，祈愿赵朴老乘愿再来，普渡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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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赵朴初的诗词、书法是闻名遐尔，尤其书法影响力非同一般。他是一位蜚声中外的书法家。诗词促进了书法、书法也需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对赵朴初来讲他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思想，其佛学文化是多数学者和书家不具备的。[6]
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然出现了高僧和名居士书法大家，但在佛教界居于领袖地位唯独赵朴初先生。他的诗词和佛教文化知识，促进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史是一位有造诣的书法家。研究赵朴初的书法与佛教文化和他的诗词是分不开的。他既是书法家，也是佛学家、诗人。他忠实地把佛学精粹融化到自己的书法艺术中，他的书法作品在佛门的翰墨史上“功德无量”，永世飘香。
赵朴初青少年时期写什么书体不清，从时代的需要和他的家庭出身，和已形成的书法风格，其书写馆阁体的功底深厚，这种书体虽有落后与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规范书法非常重要的另一面。从书法规范的低层次到直抒胸臆高层次的过渡，没有书法规范的低层是不行的，规范是每个艺术家的起步之始，这需要个人的拼搏，观念的更新，逐步蜕变，还要摆脱世俗，方可达到成功的意境。
赵朴初在书法艺术上由传统走向创新。其一，家学渊源，受到直接熏陶、教育，特别在诗词、书法方面由启蒙到成才，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和成功影响至深。其二，作为一代佛教领袖，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禅理与书法理论的结合，对他的影响是全方位，也是多层次的。赵朴初先生曾告诫书法界朋友，他把“书法当成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博学各家法帖，撷诸家之精粹，融会贯通，终于写出自己风格。
赵朴初行书有自己的独以之处，在用笔上无论起笔、收笔，都做到了认真严谨，起笔藏锋，行笔中锋，笔有力度。每件作品，从开笔到收笔都进入佛教禅理之境界，平和之气韵，布局气度大方自然，风格统篇一致。
赵朴初楷书、行草尤其写得好。展示世人面前的多是行草，以他的行楷为例，可以从点画变化、章法布局，谈点对赵朴初书法认识，并和同生共同研究、探讨。[7]
一、行楷书的点画变化
赵朴初在安庆的故居和太湖县寺前镇赵朴初生平陈列馆，在这两处见到最多的书法为行草，其中有一幅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行笔为小楷，写于佛历2540年，其作品取法于颜、柳，点画变化较为突出，蜕变而成自己的风格，结体严谨、深厚圆润，笔健挺拔，舒展大方，拐折竖画宽博厚重，显得稳如基石，点呈圆形，有高山坠石之势，可见颜、柳书之风貌，雄强之风骨，可见赵朴初楷书功力确非一般。
二、行草书法的章法布局
赵朴初的行草书法，与其他书家有很多不同点：一是赵朴初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晚年书法作品，具有浓重禅理，这是其他书法家所不具备的；二是赵朴初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意具有明月清风之禅意；三是赵朴初书法具有意境精湛、翰墨飘逸之感。他的书法立轴或横幅，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距、行距、布局疏朗别致，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气贯通篇。书与诗，珠联璧合，可称“双绝”，是中国书法与诗艺术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200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评论赵朴初书法“赵朴初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当代书法大家谢泾廉得益于赵朴初的真传。
赵朴初书法结体方正严谨，浓郁朴茂，骨气深隐，看出他是一位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心底慈善，对人正直笃实，超凡脱俗的书坛一代宗师。
佛教领袖赵朴初会长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庆，1911年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居住。 早年求学于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
四明银行行长。 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
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
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
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
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
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历代书画家集》 苏文 编绘
作为爱国宗教界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第一、
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0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赵朴初先生灵塔位于杭州北高峰北麓法华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中国佛教走过了辉煌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赵朴初居士对佛教始终怀着炽热的感情，以与佛教事业共命运的无私无畏的护法精神，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宗教政策和法律，协助党和政府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项法规，为保障佛教和相关事业的正常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从四个方面回顾赵朴初居士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参与筹建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团结和组织各民族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佛教从此也进入新的时期。1954年颁布和此后几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僧俗著名人士倡议和酝酿，1953年5月正式成立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此后1957 年、 1962 年召开中国佛协第
二、三届代表会议。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宗旨和任务是团结与联系全国佛教徒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爱护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展各项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同时增进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交往，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赵朴初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推进佛教的民主改革，团结全国佛教徒参加祖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带领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自此中国佛教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认真总结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恢复和健全佛教机构，修改和补充佛协章程，明确新时期佛教的任务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居士当选为会长。
1987 年2月、1993年10月中国佛协前后召开了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赵补初居士继任会长。在第六次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作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对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作了清晰明确的阐释。在新修改的章程上规定佛协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从此中国佛教协会承担督导全国佛教寺院、信众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道风学风，健全组织等方面的重大责任。赵补初居士殚精竭虑地尽职尽责，遵循佛协章程，努力落实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为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和组织各地佛教徒投入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适应时代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努力将中国佛教圆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法师提出旨在贴近人生、改善人生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理论以来，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界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
赵朴初居士在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推进佛教适应现实社会，为利益人群，造福社会努力奉献。“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赵朴初居士在新形势下适时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
1983年底，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纪念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今后必须提倡 人间佛教思想，同时提出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的传统。在 1987 年佛协第五届会议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和阐释了这一思想，并且在新修订的佛协章程中明确规定：“ 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 1993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又阐释了人间佛教思想，并强调今后应着重抓好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问题。赵朴初居士在《佛教常识答问》、《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著作中也对人间佛教思想进行了论述。
赵朴初居士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具有怎样的内容和特点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将佛教劝善止恶的戒规和伦理规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萨四摄、六度等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与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相会通，发挥积极作用；
（三）佛教必须“续佛慧命”，传承正法，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为此必须加强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在内的五大自身建设；
（四）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主要有“ 农禅并重 ” 、“ 注重学术研究 ”和“ 国际友好交流 ”三大传统；
（五）强调佛教必须关心现实社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以造福社会，利益人群；
（六）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
赵朴初居士倡导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各级领导和广大僧俗信众的意志和智慧，对以往走过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为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存在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佛教协会继承了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思想，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佛教协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光辉旗帜，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引导各民族佛教徒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三、重视培养佛教人才和佛教文化研究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和佛教文
化研究工作，1956年中国佛学院的成立及其在“文革”后的恢复，栖霞山和灵岩山分院的设立乃至各地佛学院的成立，都得到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他主持召开了1986年和 1992年两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培养佛教人才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大事，提出调整教育规划，编写教材，制定相应措施，联合学界力量培养研究生等，从而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开拓了新局面。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文化研究。在他主持下，佛协组织力量开展保护和整理佛教文物，发掘和拓印房山石经，组织编写《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出版中文版《中国佛教》，恢复金陵刻经处，补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出版各种文集，举办佛教美术艺术展览，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重印《清藏》等。1987 年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和教内外佛教学术交流，出版《佛学研究》、《佛教文化》和学术著作。赵朴初居士为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
四、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长期以来，佛教是中、朝、日三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赵朴初居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从事民间外交的杰出代表之
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与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和团体的佛教文化交流，对增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起了重 要作用。
1993年赵朴初居士率团出席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韩国佛教界也派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居士在致词中说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并提出重建“黄金纽带”的设想。他的比喻和建议立即得到韩国和日本朋友的赞同，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发展友好关系。1995年5月，首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至已在三国连续举行过7次会议。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
此外，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还积极开展与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国家佛教界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推进人民间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朴初居士是一座丰碑，他多年以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功勋；他又是一面旗帜，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参与政协领导，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提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将佛教圆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之中；他德高望重，一身正气，学通今古，知识渊博，诗文书俱臻上乘，然而又虚怀若谷，热情提携后人，被各界人士奉为良师益友，卓越的风范垂于天下，必将彪炳于千秋。
1951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
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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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朴初先生与《乾隆版大藏经》 （梁玉泉 ）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中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佛门龙象，释教大德。他集佛学理论、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身，造诣颇深，堪称一代宗师。他1907年11月5日诞生于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在深切缅怀赵朴初先生百年诞辰时，回忆赵朴初先生对《乾隆版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和发行做的大量工作至今难以忘怀。
《乾隆版大藏经》亦称《龙藏》和《清藏》，是清朝雍正皇帝降旨，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但因雍正皇帝仅完成钦定《清藏》的内容和筹划雕造等事务，开雕不久，他就去世了。雕造和刷印《清藏》的大量工作是由乾隆皇帝完成的，故又称《乾隆版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经板雕造完工。清廷出资刷印一百部《乾隆版大藏经》，颁赐全国各大寺院。七万多块经板贮存故宫武英殿。后因请印不便，奏准，移储柏林寺。“文革”中经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为保护好这套国内仅存的《乾隆版大藏经》经板，文物部门把经板移置智化寺，加以保护。
为更好的保护和整理这套珍贵文物，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共同协商后，决定开展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1987年12月29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召开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汇报会，赵朴老主持会议。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整理，按《千字文》的顺序码放，数百块经板需要补刻，数千块经板因长年被水浸泡腐烂，已经无法使用，需要重新雕刻，六万余块经板完好如初。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赵朴老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高兴地说，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此大的工作，只有盛世才能做到。雕造、刷印《乾隆版大藏经》是在历史上“康乾盛世”完成的。又是盛世，我们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无论对佛教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的事业像龙一样腾飞起来。赵朴老还欣然撰写《重印清龙藏序》；自宋初创刻大藏经，而后历朝无不以刊刻大藏经为大事，以迄元明，官私刻板达十余部，惜屡经丧乱，板佚无存。清雍乾之际，整编重雕，世称龙藏，并收汉土著述达七千八百余卷，博采旁搜，包罗宏富，超轶前代为国重宝。实集佛学典籍之大成，为华夏文化之丰碑。十年否塞，经板残损，并世知闻，咸为扼腕。四凶既翦，国步复康，文运宏开，因缘殊胜。
1988年中国的龙年，1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里，佛教、文物、出版界的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赵老也光临会场，参加新版《乾隆版大藏经》面世，并向国内外发行的新闻发布会。西藏厅正中的桌案上摆放着整齐的新版《乾隆版大藏经》。文物局的领导向赵朴老汇报在印制《乾隆版大藏经》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板的安全保卫工作。文物出版社的领导谈了新版《乾隆版大藏经》全部使用优质宣纸和一得阁的香墨汁，聘请了解放前琉璃厂文富堂的老师傅在印刷和装订技术上把关，严格按传统工艺进行加工制作。同时也谈到由于受时间和财力的限制，经板残损的部分佛经只能用征集到的清乾隆年间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经》，用照相和扫描技术处理后进行装订制作。赵朴老说，能够把724函、7240卷，含1675部佛经大部头的线装古籍《乾隆版大藏经》刷印出版已经是功德无量，如果能够再把损坏掉的经板全部补刻好，那就功德圆满了。赵朴老神情凝重，手捧飘着墨香的《乾隆版大藏经》，心中充满欣喜。
每当想起赵朴老持杖的动作和双手合十的音容笑貌，还有老人家宽容大度、干练潇洒的风度，崇敬之情油然而起，可谓高山仰止。赵老数十年为实现“人间佛教”的理想而身体力行、殚精竭虑。一生慈悲为怀，为践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老人家所说：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明月清
风，不劳寻觅。在纪念赵朴老百年诞辰的时候，祈愿赵朴老乘愿再来，普渡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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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赵朴初的诗词、书法是闻名遐尔，尤其书法影响力非同一般。他是一位蜚声中外的书法家。诗词促进了书法、书法也需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对赵朴初来讲他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思想，其佛学文化是多数学者和书家不具备的。[6]
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然出现了高僧和名居士书法大家，但在佛教界居于领袖地位唯独赵朴初先生。他的诗词和佛教文化知识，促进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史是一位有造诣的书法家。研究赵朴初的书法与佛教文化和他的诗词是分不开的。他既是书法家，也是佛学家、诗人。他忠实地把佛学精粹融化到自己的书法艺术中，他的书法作品在佛门的翰墨史上“功德无量”，永世飘香。
赵朴初青少年时期写什么书体不清，从时代的需要和他的家庭出身，和已形成的书法风格，其书写馆阁体的功底深厚，这种书体虽有落后与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规范书法非常重要的另一面。从书法规范的低层次到直抒胸臆高层次的过渡，没有书法规范的低层是不行的，规范是每个艺术家的起步之始，这需要个人的拼搏，观念的更新，逐步蜕变，还要摆脱世俗，方可达到成功的意境。
赵朴初在书法艺术上由传统走向创新。其一，家学渊源，受到直接熏陶、教育，特别在诗词、书法方面由启蒙到成才，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和成功影响至深。其二，作为一代佛教领袖，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禅理与书法理论的结合，对他的影响是全方位，也是多层次的。赵朴初先生曾告诫书法界朋友，他把“书法当成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博学各家法帖，撷诸家之精粹，融会贯通，终于写出自己风格。
赵朴初行书有自己的独以之处，在用笔上无论起笔、收笔，都做到了认真严谨，起笔藏锋，行笔中锋，笔有力度。每件作品，从开笔到收笔都进入佛教禅理之境界，平和之气韵，布局气度大方自然，风格统篇一致。
赵朴初楷书、行草尤其写得好。展示世人面前的多是行草，以他的行楷为例，可以从点画变化、章法布局，谈点对赵朴初书法认识，并和同生共同研究、探讨。[7]
一、行楷书的点画变化
赵朴初在安庆的故居和太湖县寺前镇赵朴初生平陈列馆，在这两处见到最多的书法为行草，其中有一幅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行笔为小楷，写于佛历2540年，其作品取法于颜、柳，点画变化较为突出，蜕变而成自己的风格，结体严谨、深厚圆润，笔健挺拔，舒展大方，拐折竖画宽博厚重，显得稳如基石，点呈圆形，有高山坠石之势，可见颜、柳书之风貌，雄强之风骨，可见赵朴初楷书功力确非一般。
二、行草书法的章法布局
赵朴初的行草书法，与其他书家有很多不同点：一是赵朴初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晚年书法作品，具有浓重禅理，这是其他书法家所不具备的；二是赵朴初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意具有明月清风之禅意；三是赵朴初书法具有意境精湛、翰墨飘逸之感。他的书法立轴或横幅，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距、行距、布局疏朗别致，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气贯通篇。书与诗，珠联璧合，可称“双绝”，是中国书法与诗艺术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200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评论赵朴初书法“赵朴初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当代书法大家谢泾廉得益于赵朴初的真传。
赵朴初书法结体方正严谨，浓郁朴茂，骨气深隐，看出他是一位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心底慈善，对人正直笃实，超凡脱俗的书坛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