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现实主义文艺观，加之自身的精神气质和理论素养，使得浓烈的政治色彩成为茅盾小说的重要特征；创作初始即有的较强的政治目的，对于现代政治事件的及时纳入，人物形象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真实感，则是茅盾小说政治色彩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茅盾 政治色彩 茅盾的小说创作，全面详细地反映了从“五四”时期至解放前夕中国社会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茅盾，以一以贯之的革命热情，在自己的小说中，热切歌颂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参与革命斗争的人民，无情鞭挞黑暗腐朽的反动势力；并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对历史进程进行了宏阔的展示，勾勒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茅盾的小说，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浓厚的政治色彩、高超的艺术成就，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浓厚的政治色彩是茅盾小说重要的特征。 形成原因茅盾是“五四”时代的弄潮儿。当“五四”的轰雷在中国大地上滚滚而过时，茅盾首先沐浴了“五四”暴风雨的洗礼。茅盾的革命活动，最早可追溯至19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茅盾不仅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还参与了党的筹备工作。随后他又任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参加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可见，茅盾最初并非以纯粹的文学家的身份登上文坛，而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与革命家。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他也没有对文学奉献一生的准备。1927年，茅盾写道：“我真诚的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使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这两方面都没有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有想起要做小说，更不曾想到要做文艺评论家。”由此看来，对文学，茅盾并非热切思慕，反而显示了他“投袂而起”、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少年意气，他跨进文学界的初衷是借文学来改造社会。茅盾既置身于“五四”时代民族富强、个性解放的洪流之中，有着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又徜徉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流连忘返却又不那么忠心耿耿，这就使他的创作毋庸置疑地带上了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正是基于变革社会的思想，茅盾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现实主义文艺观。他在“为人生”派的宣言中指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使他借助文学来反映时代与人生的客观真实性，实现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革命解放事业服务的目的。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社会功利性，在茅盾的文学思想中既没有呈现出相互排斥的状态，也不是机械的排列组合，而是相互渗入，水乳交融。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使他在创作时常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富于重大意义的政治历史事件，深刻描绘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态，反映社会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其作品的政治色彩在重大题材的选择和宏大结构的设置中显露无遗。 茅盾的精神气质和理论素养亦是形成他作品强烈政治色彩的重要因素之一。睿智的思考，理性化的思维，使他对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事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早在1920年他就说：“旧文学家有了文学上的研究就可以动笔，新文学家却非研究过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不办。”其后，他不断丰富但也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反复强调文学家认真研究社会科学的必要和具有分析综合能力的冷静头脑。之后，茅盾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加之他有十年文学批评家的实践而后转向创作，以及他偏于理性的心理素质，使他在观察社会生活和分析社会现象时，带有清醒的理性化特征，从而达到了对社会现象的“立体”认识。这种清醒的理性化特征，体现在创作思维中便是它的自觉性。因而，茅盾在创作时选取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历史事件，并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索，来体现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变动，透露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特征和阶级状况。茅盾的精神气质与理性思维亦使其作品附着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 具体表现从创作目的上看，茅盾的创作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通过《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革命过程中的幻灭，革命高潮中的动摇，大革命失败后的盲目追求，反映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社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子夜》创作的目的性更为显著。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茅盾对此时期的中国社会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当时的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批驳所谓“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子夜》以吴荪甫的命运结局向人们启示：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排挤压榨之下，又受着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倾轧和吞并，面临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日趋尖锐，乡下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在众多的矛盾及困难面前，吴荪甫振兴民族经济的愿望化为乌有，步履维艰勉强维持亦不可能，最终只能陷入失败的泥淖之中。这就是说，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民族资本主义在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榨下，在夹缝中求取生存发展壮大是行不通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文学作品，茅盾带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来澄清社会性质，作品的政治色彩与社会功利性融为一体。 在创作实现过程中，茅盾有意识地把其时社会上所出现的政治事件纳入作品领域之内。《蚀》取材于第一次大革命。小说描写了北伐战争轰轰烈烈而半途夭折，工农运动势不可挡又受到“左”倾干扰，土豪劣绅投机钻营疯狂破坏，国民党领导人畏缩动摇妥协，而一些共产党员也忽“左”忽“右”，贻误了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处于不断追求、不断幻灭当中。由于茅盾对这一段的政治生活斗争有着得天独厚的经历，所以他敢于正面落笔，大胆描写。《子夜》中，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五卅”运动五周年的示威游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甚至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率领的红军步步挺进的军事形势等等，都占有相当多的分量。《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炼》对“八・一三”抗战做了多方面的描绘。《腐蚀》对国民党特务机构残害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与日本侵略者、汉奸淫威势力暗中勾结，筹划反共勾当及内部统治的壁垒森严都做了深刻揭露。在文本创作过程中，茅盾对有些政治事件并不十分熟悉，有的还是间接得到的材料，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把其作为构成文本的重要情节线索，这就说明茅盾在创作过程中是有意撷取这些政治画面的。尽管某些章节与整部作品的主线相比可能略显游离，但这些内隐或外显的情节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对于我们了解特定年代的社会状况，把握作品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政治画面已融入作品之中，成为构成作品整体风貌不可或缺的部分。 茅盾笔下的人物形象亦附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不以他写作的前后，而是以他反映生活的前后来看，首先以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为例。从《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这样同封建传统势力有尖锐矛盾冲突的早期民族资本家，到《子夜》中的吴荪甫；从《多角关系》中的唐子嘉（20世纪30年代初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存在矛盾，在政治上坚决反共的资本家），到《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从《锻炼》中的严仲平（抗战初期有爱国心而易动摇的资本家），再到《清明前后》中的林永清（抗战后期与国民党矛盾日益尖锐，最后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的资本家），这一形象系列既相互联系又带有不同的时代和政治特征。他们由最初的与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与斗争，到渴望摆脱买办资本家的束缚自由翱翔，振兴民族工业但又羽翼未满而只能踟蹰前行，直至最后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其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史，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由黑暗走向光明，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史。其次，时代女性形象系列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真实感，进一步体现了茅盾小说的政治色彩。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创作的三部曲《蚀》，塑造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在大革命中的幻灭、动摇和追求，实际上是青年在经历现实革命浪潮后痛苦矛盾的心灵历程；《子夜》中林佩瑶、张素素陷于苦闷的都市生活又不能自拔；《腐蚀》里的赵惠明、《清明前后》里的黄梦英在抗战后期的政治气压下走向堕落而又痛苦地挣扎。这些年轻知识女性形象的命运与性格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点及人物本身所蕴藏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无一不是暗合着时代脉搏的律动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外界环境的动荡不安深深影响了她们所选择的道路和性格命运，而人物本身所呈现的性格特征又是外界社会政治环境的折射和反映。在茅盾笔下，无论是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时代女性系列，还是其他的人物形象诸如梁刚夫（沉着坚定的革命者）、方罗兰（思想及行动的动摇者）及农民形象中的老通宝（执著坚韧、忠厚老实的老一代农民）和阿多（觉醒了的投身革命的新一代农民），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中所潜藏的政治信息是丰富的，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政治色彩是明朗而又清晰的。 茅盾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又与茅盾自身的文学理论观点和精神气质密切相关。正确看待其作品的政治色彩，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入茅盾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张彩红，文学硕士，文心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现实主义文艺观，加之自身的精神气质和理论素养，使得浓烈的政治色彩成为茅盾小说的重要特征；创作初始即有的较强的政治目的，对于现代政治事件的及时纳入，人物形象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真实感，则是茅盾小说政治色彩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茅盾 政治色彩 茅盾的小说创作，全面详细地反映了从“五四”时期至解放前夕中国社会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茅盾，以一以贯之的革命热情，在自己的小说中，热切歌颂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参与革命斗争的人民，无情鞭挞黑暗腐朽的反动势力；并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对历史进程进行了宏阔的展示，勾勒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茅盾的小说，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浓厚的政治色彩、高超的艺术成就，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浓厚的政治色彩是茅盾小说重要的特征。 形成原因茅盾是“五四”时代的弄潮儿。当“五四”的轰雷在中国大地上滚滚而过时，茅盾首先沐浴了“五四”暴风雨的洗礼。茅盾的革命活动，最早可追溯至19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茅盾不仅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还参与了党的筹备工作。随后他又任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参加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可见，茅盾最初并非以纯粹的文学家的身份登上文坛，而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与革命家。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他也没有对文学奉献一生的准备。1927年，茅盾写道：“我真诚的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使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这两方面都没有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有想起要做小说，更不曾想到要做文艺评论家。”由此看来，对文学，茅盾并非热切思慕，反而显示了他“投袂而起”、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少年意气，他跨进文学界的初衷是借文学来改造社会。茅盾既置身于“五四”时代民族富强、个性解放的洪流之中，有着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又徜徉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流连忘返却又不那么忠心耿耿，这就使他的创作毋庸置疑地带上了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正是基于变革社会的思想，茅盾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现实主义文艺观。他在“为人生”派的宣言中指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使他借助文学来反映时代与人生的客观真实性，实现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革命解放事业服务的目的。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社会功利性，在茅盾的文学思想中既没有呈现出相互排斥的状态，也不是机械的排列组合，而是相互渗入，水乳交融。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使他在创作时常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富于重大意义的政治历史事件，深刻描绘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态，反映社会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其作品的政治色彩在重大题材的选择和宏大结构的设置中显露无遗。 茅盾的精神气质和理论素养亦是形成他作品强烈政治色彩的重要因素之一。睿智的思考，理性化的思维，使他对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事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早在1920年他就说：“旧文学家有了文学上的研究就可以动笔，新文学家却非研究过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不办。”其后，他不断丰富但也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反复强调文学家认真研究社会科学的必要和具有分析综合能力的冷静头脑。之后，茅盾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加之他有十年文学批评家的实践而后转向创作，以及他偏于理性的心理素质，使他在观察社会生活和分析社会现象时，带有清醒的理性化特征，从而达到了对社会现象的“立体”认识。这种清醒的理性化特征，体现在创作思维中便是它的自觉性。因而，茅盾在创作时选取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历史事件，并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索，来体现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变动，透露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特征和阶级状况。茅盾的精神气质与理性思维亦使其作品附着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 具体表现从创作目的上看，茅盾的创作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通过《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革命过程中的幻灭，革命高潮中的动摇，大革命失败后的盲目追求，反映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社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子夜》创作的目的性更为显著。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茅盾对此时期的中国社会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当时的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批驳所谓“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子夜》以吴荪甫的命运结局向人们启示：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排挤压榨之下，又受着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倾轧和吞并，面临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日趋尖锐，乡下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在众多的矛盾及困难面前，吴荪甫振兴民族经济的愿望化为乌有，步履维艰勉强维持亦不可能，最终只能陷入失败的泥淖之中。这就是说，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民族资本主义在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榨下，在夹缝中求取生存发展壮大是行不通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文学作品，茅盾带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来澄清社会性质，作品的政治色彩与社会功利性融为一体。 在创作实现过程中，茅盾有意识地把其时社会上所出现的政治事件纳入作品领域之内。《蚀》取材于第一次大革命。小说描写了北伐战争轰轰烈烈而半途夭折，工农运动势不可挡又受到“左”倾干扰，土豪劣绅投机钻营疯狂破坏，国民党领导人畏缩动摇妥协，而一些共产党员也忽“左”忽“右”，贻误了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处于不断追求、不断幻灭当中。由于茅盾对这一段的政治生活斗争有着得天独厚的经历，所以他敢于正面落笔，大胆描写。《子夜》中，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五卅”运动五周年的示威游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甚至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率领的红军步步挺进的军事形势等等，都占有相当多的分量。《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炼》对“八・一三”抗战做了多方面的描绘。《腐蚀》对国民党特务机构残害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与日本侵略者、汉奸淫威势力暗中勾结，筹划反共勾当及内部统治的壁垒森严都做了深刻揭露。在文本创作过程中，茅盾对有些政治事件并不十分熟悉，有的还是间接得到的材料，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把其作为构成文本的重要情节线索，这就说明茅盾在创作过程中是有意撷取这些政治画面的。尽管某些章节与整部作品的主线相比可能略显游离，但这些内隐或外显的情节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对于我们了解特定年代的社会状况，把握作品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政治画面已融入作品之中，成为构成作品整体风貌不可或缺的部分。 茅盾笔下的人物形象亦附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不以他写作的前后，而是以他反映生活的前后来看，首先以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为例。从《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这样同封建传统势力有尖锐矛盾冲突的早期民族资本家，到《子夜》中的吴荪甫；从《多角关系》中的唐子嘉（20世纪30年代初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存在矛盾，在政治上坚决反共的资本家），到《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从《锻炼》中的严仲平（抗战初期有爱国心而易动摇的资本家），再到《清明前后》中的林永清（抗战后期与国民党矛盾日益尖锐，最后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的资本家），这一形象系列既相互联系又带有不同的时代和政治特征。他们由最初的与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与斗争，到渴望摆脱买办资本家的束缚自由翱翔，振兴民族工业但又羽翼未满而只能踟蹰前行，直至最后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其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史，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由黑暗走向光明，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史。其次，时代女性形象系列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真实感，进一步体现了茅盾小说的政治色彩。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创作的三部曲《蚀》，塑造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在大革命中的幻灭、动摇和追求，实际上是青年在经历现实革命浪潮后痛苦矛盾的心灵历程；《子夜》中林佩瑶、张素素陷于苦闷的都市生活又不能自拔；《腐蚀》里的赵惠明、《清明前后》里的黄梦英在抗战后期的政治气压下走向堕落而又痛苦地挣扎。这些年轻知识女性形象的命运与性格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点及人物本身所蕴藏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无一不是暗合着时代脉搏的律动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外界环境的动荡不安深深影响了她们所选择的道路和性格命运，而人物本身所呈现的性格特征又是外界社会政治环境的折射和反映。在茅盾笔下，无论是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时代女性系列，还是其他的人物形象诸如梁刚夫（沉着坚定的革命者）、方罗兰（思想及行动的动摇者）及农民形象中的老通宝（执著坚韧、忠厚老实的老一代农民）和阿多（觉醒了的投身革命的新一代农民），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中所潜藏的政治信息是丰富的，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政治色彩是明朗而又清晰的。 茅盾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又与茅盾自身的文学理论观点和精神气质密切相关。正确看待其作品的政治色彩，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入茅盾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张彩红，文学硕士，文心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