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汤因比虽然已经驾鹤西归，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个标题，来表达我在重读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次是新版的修订插图本--之后的感慨。 与斯宾格勒写作《西文的没落》的效果相同，欧洲历史学家反思世界的历史，从而抛弃欧洲从中心论的思想在汤因比的这部著作中变得更加清晰："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作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已为当今的有识之士所继承和发扬。但似乎这场角斗并没有结束，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的是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和互联网上99%以上的英语信息在全球蔓延，以及关于西文话语霸权和文化多样化的声音的此起彼伏。 汤因比虽然驾鹤西归（不知他是否如对池田大作表达的他的幻想那样，转世到了新疆），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汤因比似乎终于接受了克罗齐，这似乎在本书早期的版本中并不明显。"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他对他所经历的世界大战如此深恶痛绝，以致表示"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我们的历史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产生历史书的创作欲时，是出于"把一种当代经验（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与关于某种恰成反差的历史境况的知识相对照"的。 汤因比显然也接受了科林武德，他对兰克的批判和对卡尔观点的引述，他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审视都随着他本人观察立足点的不断变化而调整"，都表明他已认可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虽然人们往往将其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征及规律，但在该书中，汤因比却把他的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思"置于历史认识的"分析批判"基础上。其实，过去人们对历史哲学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那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因为汤因比的"宏观叙事"自问世以后便频遭批评，说其中充满事实错误，如一盘散沙，像大卸货场等等，于是他在本书中讥笑了"一些历史学家"对威尔斯《世界史纲》的批评，说这些人并未认识到"威尔斯是在做他们自己连尝试一下都几乎不敢的事，以单独一个人的象来重新体验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因此，他[!--empirenews.page--]必然要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历史思想具有相对性这一点是绝对的。"他还及时地向我们出示了三幅图片：同是基督教的主题，刚果艺术家让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吊在十字架上的黑人，伊斯兰艺术家表现的是一个坐在清真寺里的基督，而中国人表现的当然是类似送子观音那样的抱着乖乖宝贝的圣母玛利亚。 直到现在为止，许多骂汤因比的人并没有去读汤因比；许多人无法回答汤因比提出的问题，硬着头皮去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更有些人至今还认为只要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批判利用就可以重现客观的历史过去（即兰克派的主张），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其实，做出一部通史并不难，难的是通史中要有自己独特的、而非人云亦云或者"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思想，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满足于做"事实"的巨人，理论（思想）的矮子。 汤因比留下的遗产远不止此。 我们曾经习惯于做走两个极端的历史学家：一个是为虚假的、狂热的、大规模的运动烘云托月--譬如中国"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以及纳粹德国时期的"法西斯史学"--这日渐为人不齿，但还是有时不能免除"做注"之俗；另一个是日渐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冷冰冰地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好像解剖医生面对着尸体，或者生物学家望着显微镜下的细菌，仿佛这样就可以达到"科学"的殿堂，或者逃避现实。但汤因比并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是否与他对宗教的情感有关，但至少与他研究历史的"现实需要"目的有关--"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他把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化遗产视为一种"珍爱"："没有爱的火焰，人类社会团结方面出现的裂隙，就不可能被熔为一体。"因此，才去探讨一个又一个文明兴衰的过程及其动因，才去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以发现各自的优长。许在他和池田大作的《展望21世纪》一书，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表露得更为强烈，但这的确是史学家应有的终极关怀。
[!--empirenews.page--] 我们在"制造"新的一代史学家的时候，往往忽略这种情感教育，因为我们自己往往就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研究历史--我们是为一个饭碗、为无穷无尽的史料而工作，或者稍好一点，为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工作，还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我们虽然意识到，但却很难在教育实践中落实爱因斯坦的名言--"除非一个人摒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我们告诉我们的青年学子许多真实的（也许还有不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发现这没有用，他们要相反更讨厌历史，因为这里没有生活，没有思想，没有现实。往往是在他们有了思想之后，才感到历史的厚重，回来重温历史（看看那些现在热衷于写历史的文学家）；或者是径直闹出一些历史笑话，譬如说中国没有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是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云云。如果我们不是把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念和人类情感、而是把记忆多少历史事实（其中肯定有不少是靠不住的）当作强化历史教育的第一尺度，我们的笑话还会继续闹下去。 世间已无汤因比，但汤因比的时代还在，他的思想遗产还在。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笔遗产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个在晚年无比向往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的人来说，那将是莫大的悲哀。
史学家汤因比虽然已经驾鹤西归，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个标题，来表达我在重读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次是新版的修订插图本--之后的感慨。 与斯宾格勒写作《西文的没落》的效果相同，欧洲历史学家反思世界的历史，从而抛弃欧洲从中心论的思想在汤因比的这部著作中变得更加清晰："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作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已为当今的有识之士所继承和发扬。但似乎这场角斗并没有结束，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的是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和互联网上99%以上的英语信息在全球蔓延，以及关于西文话语霸权和文化多样化的声音的此起彼伏。 汤因比虽然驾鹤西归（不知他是否如对池田大作表达的他的幻想那样，转世到了新疆），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汤因比似乎终于接受了克罗齐，这似乎在本书早期的版本中并不明显。"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他对他所经历的世界大战如此深恶痛绝，以致表示"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我们的历史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产生历史书的创作欲时，是出于"把一种当代经验（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与关于某种恰成反差的历史境况的知识相对照"的。 汤因比显然也接受了科林武德，他对兰克的批判和对卡尔观点的引述，他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审视都随着他本人观察立足点的不断变化而调整"，都表明他已认可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虽然人们往往将其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征及规律，但在该书中，汤因比却把他的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思"置于历史认识的"分析批判"基础上。其实，过去人们对历史哲学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那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因为汤因比的"宏观叙事"自问世以后便频遭批评，说其中充满事实错误，如一盘散沙，像大卸货场等等，于是他在本书中讥笑了"一些历史学家"对威尔斯《世界史纲》的批评，说这些人并未认识到"威尔斯是在做他们自己连尝试一下都几乎不敢的事，以单独一个人的象来重新体验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因此，他[!--empirenews.page--]必然要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历史思想具有相对性这一点是绝对的。"他还及时地向我们出示了三幅图片：同是基督教的主题，刚果艺术家让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吊在十字架上的黑人，伊斯兰艺术家表现的是一个坐在清真寺里的基督，而中国人表现的当然是类似送子观音那样的抱着乖乖宝贝的圣母玛利亚。 直到现在为止，许多骂汤因比的人并没有去读汤因比；许多人无法回答汤因比提出的问题，硬着头皮去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更有些人至今还认为只要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批判利用就可以重现客观的历史过去（即兰克派的主张），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其实，做出一部通史并不难，难的是通史中要有自己独特的、而非人云亦云或者"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思想，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满足于做"事实"的巨人，理论（思想）的矮子。 汤因比留下的遗产远不止此。 我们曾经习惯于做走两个极端的历史学家：一个是为虚假的、狂热的、大规模的运动烘云托月--譬如中国"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以及纳粹德国时期的"法西斯史学"--这日渐为人不齿，但还是有时不能免除"做注"之俗；另一个是日渐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冷冰冰地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好像解剖医生面对着尸体，或者生物学家望着显微镜下的细菌，仿佛这样就可以达到"科学"的殿堂，或者逃避现实。但汤因比并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是否与他对宗教的情感有关，但至少与他研究历史的"现实需要"目的有关--"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他把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化遗产视为一种"珍爱"："没有爱的火焰，人类社会团结方面出现的裂隙，就不可能被熔为一体。"因此，才去探讨一个又一个文明兴衰的过程及其动因，才去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以发现各自的优长。许在他和池田大作的《展望21世纪》一书，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表露得更为强烈，但这的确是史学家应有的终极关怀。
[!--empirenews.page--] 我们在"制造"新的一代史学家的时候，往往忽略这种情感教育，因为我们自己往往就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研究历史--我们是为一个饭碗、为无穷无尽的史料而工作，或者稍好一点，为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工作，还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我们虽然意识到，但却很难在教育实践中落实爱因斯坦的名言--"除非一个人摒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我们告诉我们的青年学子许多真实的（也许还有不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发现这没有用，他们要相反更讨厌历史，因为这里没有生活，没有思想，没有现实。往往是在他们有了思想之后，才感到历史的厚重，回来重温历史（看看那些现在热衷于写历史的文学家）；或者是径直闹出一些历史笑话，譬如说中国没有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是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云云。如果我们不是把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念和人类情感、而是把记忆多少历史事实（其中肯定有不少是靠不住的）当作强化历史教育的第一尺度，我们的笑话还会继续闹下去。 世间已无汤因比，但汤因比的时代还在，他的思想遗产还在。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笔遗产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个在晚年无比向往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的人来说，那将是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