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城市化及其社会影响_马约生

日 本 研 究二○○三年第四期

日本早期的城市化及其社会影响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马约生

  城市化研究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城市化, 从广义上说是指传统的、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狭义上说, 它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 城市人口迅速集中、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功能更加适应工业化、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

①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本文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日本早期城

市化的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日本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城市化的发展, 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前工业社会, 农业始终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 城市“不过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 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居于从属的地位。这一状况在工业化开始后才得以改变。随着日本工业化的展开, 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工业化由轻工业领域向重工业领域转变, 大大改变了日本的工业面貌。工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集中化即其表现。

  工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生产的动力化。电力和电动机在这一时期广泛普及, 甚至中小企业都广泛地实现了生产的动力化。曾经是农村女性副业之一的手织棉布生产, 由于导入动力织机而一跃成为工厂工业。这时较大规模的工厂的动力化率由1914年的45. 6%提高到1919年的61. 1%, 电气化率由30. 1%提高到58. 5%。从业人员5~9人规模的工厂的动力化率也由28. 5%提高到46. 0%, 电气化率则由27. 4%提高到56. 9%。纺织工业的动力化率由1909年的31. 8%上升到1919年的63. 3%, 电气化率由

③1909年的8. 6%上升到1919年的54. 7%。②

  工业的集中化表现为工业中心的出现和大量集中于城市。一是农村工业的发展, 由此带来农村工业中心的出现。一是大量工业企业进入城市, 特别是在大城市周围形成新的工业地带。在京(东京) 滨(横滨) 之间的东京湾填海造地, 开始兴建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及谷类加工工业等; 在阪(大阪) 神(神户) 之间也兴建了许多造船厂、制铁厂、炼油厂, 经济格局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为之一变。正是在这一时期, 日本形成了象征近代工业发展的四大工业地带; 京滨、阪神、中京、北九洲工业地带。1919年日本已有工厂4. 3723万家, 而东京、神奈川、爱知、京都、大阪、兵库、福冈这些工业地带, 就占了全国工厂总数的49. 7%, 其中重化学工业—

就占65. 3%; 占全国从业人口总数的52. 7%, 占全国生产总额的58. 8%。④

  工业化的展开带来这一时期日本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 一是原有城市(包括城下町) 的发展, 如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 它们都脱掉了原有城市的特征, 其经济性日益增强, 成为日本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一是因特殊地理条件、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 如以港口和造船业闻名的长崎, 因开发北海道而兴起的以玻璃制造著名的工业城市旭川、钢铁城室兰和煤炭城夕张等。一是在农村出现的大量的工业城镇。这就使得这一时期日本城镇数量有很大的发展。据矢崎武夫统计, 1898年至1918年5万人以下的城市从213个发展到510个, 5万至10万的城市从12个增加到31个, 10万人以上的从8个增加到

⑤16个。由于日本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四大工业地带, 故日本的城市也主要集中在四个大工业地带, 导致城市分布的不均衡。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就业机会的增加,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导致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大阪市的人口, 1913年为99万人, 1920年增加到125万人, 到1925年猛增到211万人。名古屋市, 1913年其人口为32万人, 1920年为43万人, 到1925年迅速增加到76万人, 到1930年达到90万人。神户市的人口在1913年为39万人, 1920年猛增到60万人。京都市的人口1913年为50万人, 1925年为67万人, 1930年为76万人。⑥其它城市人口增长也十分明显。据估算, 1893年以前, 以5年率计算, 日本城市人口增长率大约不超过10%(超过当时全国人口的增长率) , 但到1893年以后, 全部城市人口增长率(5年率) 达到15%以上, 而到一战景气时更是达到19. 8%。城市人口的增加,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增加。1895年只有12%的人生活在超过1万人的城镇中, 到193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达到45%, 有超过1/4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增长, 自然增长率并不占主要

⑨部分。据伊藤繁估计, 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市的人口增长贡献率约为12%和18%。城市人⑧⑦

口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农村, 有只身来到城市的, 也有举家搬迁的。由于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 次子、三子只好出外谋生, 这是形成这一时期大量农村人口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南亮进统计, 农业为非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1876—1890年第一产业的纯外流在非第一产业就业者增加数中所占比例为73. 4%, 1891—1900年为64. 2%, 1901—1910年为78. 3%,

011911—1920年为70. 5%。另据《帝国人口动态统计》统计, 外府县出生的人口在东京、大

阪、名古屋、京都、横滨、神户等六大城市中占46%, 在10万人口的城市中占28%, 在10万

1人口以下的城市中占20%左右。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工业部门, 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人口的增长, 而且还表现为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展——城市近郊的城市化。随着城市的发展, 周边农村地区逐渐被纳入城区的范围, 而且随着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压力增加, 地价上涨, 也加速城市人口向郊区扩散。人们在郊区求购住宅或租住房屋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近郊与市区间有公交车相通, 交通沿线迅速崛起一些住宅区和商业区。在东京, 西部地区迅速成为开发的据点, 京王线、池上线、目蒲线、东横线等私营电车相继开通, 沿线上的土地和住宅也很快被卖出。家住郊区的公司职员、公务员们通过山手线及其与私铁线接轨的换站如新宿、涩谷, 去都市中心上班, 随之也产生了上下班高峰拥挤的现象。当然因为东京市有将近全城70%的武士宅院的遗址, 郊区的扩大比较

迟缓, 但进入20世纪之后, 其郊区人口开始急剧增加, 在1920年, 东京近郊就有品川町、涩谷町、泷野川町、大岛町等人口超过2万的21个町镇。它们的合计人口增长率在1898—1903年间处于10%(5年率) 的水平, 在1903—1918年间就增加了40%以上(5年率) 。根据国势调查, 1920年东京市区的人口为217万人, 此后再也没有突破; 而当年其郊区人口达117万, 到1925年增加到210万人, 到1930年更高达289万人, 市区与郊区的人口比完全

31逆转。这种“郊外化”在其他大城市也普遍发展。

  日本早期的城市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引起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 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首先, 城市化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 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蓬勃发展, 并带动了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产业结构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年递减, 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则不断上升。据南亮进统计, 188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就业人数的69. 9%。非第一产业占30. 1%; 1910年第一产业占60. 2%, 非第一产业占39. 8%; 到1920年第一产业占53. 4%, 非第一产业占46. 6%。城市化使工商业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体, 城市成为经济中心, 而农村则成为国家经济的辅助部分,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到1925年, 第一产业占国民收入的28%, 第二产业占27%, 第三产业当

51时已跃居第一位, 占45%。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行业。41

  其次, 城市化改变了城乡关系。明治政府建立后, 采取了一系列废除旧的禁令的措施, 使得人们择业、迁徙自由化。这为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城乡关系的变化之一是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城市成为消化农产品的市场, 农村成了购买

6工业品的顾客。”1城市成为经济中心后, 农村日益受到城市影响, 这时的乡村不再是闭塞的

乡村。“世纪转型期的日本农村社会决不是简单的农民社会。小学教育已普及, 富家子弟通常能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大多数人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都有亲戚。新的农业方式被运用。当铁路铺设以后, 农业市场得以全国化。政府的影响日渐深远。……农村的`开放’程度有了大的发展。使它与德川时代的乡村有本质上的差别。”布莱克也认为, “日本城乡之

8间的通讯渠道也很发达, 农村的群众很快就能得到各种消息, 了解改革的情况。”1城乡联系71

的加强还有一点就是人口的流动, 当然人口的流动主要是乡村人口流向城市, 而城市的回流却很少, 即便在经济萧条时期也一样。对这一时期人口的流动, 野尻重雄教授做了较深的研究。据他对转移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研究, 在1920—1930年期间男子转移者当中, 15—19岁年龄段的比例最高, 占34. 3%。14岁以下者居第二位, 占28. 7%。20—24岁年龄段居第三位, 占21. 4%。25—29岁年龄段只占8. 9%。30岁以后的壮年更趋减少, 50岁以后的老年微乎其微。与男子转移者相比, 女子的外出年龄更早一些。14岁以下者居第一位, 占50. 7%, 超过转移者总数的半数。15—19岁年龄段居第二位, 占38. 6%。20—24岁年龄段开始大幅度减少, 降至8. 7%。25岁以上者几近于零。转移者中女子与男子相比年幼者多, 年—

长者少。从转移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 “高等科”(初中) 以上的毕业者所占比例男子为

9169. 9%, 女子为33. 1%, 高于农村人口平均教育水平。特别是男子高等科毕业的比例高, 这

是其外出寻找稳定职业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样一种年龄构成和受教育程度, 给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但农村高层次人才的外流对农业发展却产生不利的影响, 使得农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技术力量, 日本农业的技术改良在这一时期举步维艰。

  第三, 城市化还引起了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如上所述, 流入城市的人口多为年青人, 大多是家中的次子、三子, 这种流动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年青化。随着工业化的展开, 传统的三代同堂的扩散型的家庭开始被打破, 年轻人开始脱离家庭, 在城市立足, 独立生活, 核

02心家庭开始建立。据统计, 1920年日本的小家庭所占比重已达54%。家庭的变化还表现为

出现了“家庭主妇”, 妇女在家忙家务, 带小孩, 男人则在外工作赚钱养家, 不过这时的主妇还算不上当家人, 其地位很低, 其家务劳动也是非常繁重的。由于这种小家庭得不到象在农村那样的有父母兄弟的照顾, 他们又缺乏生活的经验, 年轻夫妇不愿多生孩子, 导致这一时期

1出生率的下降。2在这一时期, 尽管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但传统的伦理观、对家的忠的思想

观念并没有大的变化, 即便在城市, 大多数婚姻仍然由父母包办或由媒人穿针引线, “甚至是那些在生活中许多方面已现代化的城市居民, 其家庭生活仍然保留有前现代的传统。”2这在另一方面又维系了日本社会的稳定。

  第四, 城市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在幕藩时期, 日本城市大多为消费中心, 城市居民主要是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如东京是武士阶级聚居的地方, 手工业生产大多是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的; 大阪是幕末时期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其产品主要是农产加工品和手工业品; 中小城市也是武士、地主、高利贷者等寄生阶级聚居的地方。城市对其周边地区的统合作用主要是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工业化的展开改变了城市人口的阶级结构, 城市由消费城市转变为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新型的工商业城市。而此时以运河、汽船、公路和铁路为主要标志的“运输革命”, 为加强城乡联系, 提供了廉价快捷、安全可靠的运输工具, 同时又把全国的内陆城市与沿海的港口联结成网, 再与通往海外的航线沟通起来, 从而使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五, 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是日本现代文明的中心, 19世纪70、80年代象征新时代的物质标识首先在东京出现:马拉的马车、煤气灯、卖牛肉的肉店、西式建筑、为非武士理发的理发店、西服和新式的学校与大学。这一文明随之在日本扩散。到一战结束, 随着城市物质文明的提高, 城市生活发生明显的变化。一到周末, 工薪阶层到游园地休闲, 或到百货公司购物, 享受城市生活的悠闲。一般的家庭都雇有女仆。对这一时期的变化, 赖肖尔在其著作写道:“工人们喝着啤酒与软饮料:周末杂志、电影院、酒吧、旅馆以及其它大众化早已出现。这是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的时代, 他们漫步于东京的银座或大阪的大街上, 男孩子戴着Harold Lloyd 眼镜, 女孩子喜欢抽烟、喝酒、看小说。这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游泳衣、露着腿的合唱队、舞厅及“卡巴莱”餐馆。学生不关心左派政治运动, 而沉迷于`3S ’——运动、银幕和性。”

32  第六,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又直接影响着日本政治的发展, 导致社

会政治力量的消长。首先, 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 阶级意识增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有了新发展, 他们从一个自为的阶级发展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工会运动、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中广泛兴起和发展。其次, 城市化使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进一步发展。城市化使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 伴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 他们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于是他们相继展开了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而此时实施的文官制度、议会制度及随后出现的普选运动使得资产阶级进入到政治领域, 从而使旧的藩阀政治向现代政党政治转变。这些都对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模式构成冲击, 从而推动日本现代化向前发展。

  最后, 由于城市化引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的变化又导致了日本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化, 这就是地方自治体的建立, 城市作为地方自治机关的独立性得到加强。明治政府推行地方自治, 府县、郡是国家行政区划, 市、町、村则是地方自治体。起初, 地方自治只能看作是“官

4治下的自治。2188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市制、町村制, 到1889年年末, 在近40个市中实施

了市制。但此时市的自治权较小, 很多事务由中央、府县或郡裁定。1911年4月, 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的市制、町村制。修改后的新市制、町村制, 市(町村) 长权力扩大, 上级机构委任的事务也扩大了。市町村长由市町村会选出, 但须得到天皇裁定和府县知事的承认。1926年进一步增强了地方的自治权限。市町村长的选举由市町村会选出即可, 无须得到天皇裁定和府县知事的承认。在强化市町村一级的权限同时, 作为从1878年开始实施的介于府县与市町村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的郡, 在实施40多年之后, 于1921年4月公布的《郡县制废止法》中得以废除(1923年4月正式废除) 。这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肯定。

  日本早期的城市化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堵塞、地价昂贵、住宅不足, 大气和水质污染等等, 生活环境日益遭到破坏。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造成拥挤, 住房紧张, 下层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住宅情况更加糟糕。当时9尺2间(1间约1. 8米) 的长条房屋, 厕池、粪池与公共水井并列而立, 其80%皆挂有“不适合饮用”的标牌。自来水不足, 大部分市民就地挖井, 取地下水用, 而这些水质很差, 大多都未经过消毒处理。城市下水道也很不完善, 旧式木筒年久失修, 有很多已腐烂, 大量的污水从腐烂的木筒中渗出。这种恶劣的环境, 一旦发生传染病则迅速蔓延开来, 死亡率极高。比如1886年整个东京府就死于霍乱者达9879人。

  尽管城市化带给日本社会一些负面影响, 但发展中的城市通过自身的改造改善其境况, 使之获得了新的发展。

  其一, 城市规划理论的出现。作为这一时期日本城市规划理论是与吸收外国的理论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 欧美的城市规划制度、技术、思维比较发达。就城市规划制度而言, 有1900年英国的居住及城市规划法, 1900年德国一般建筑法, 1916年纽约的地域制条例, 1919年洛杉矶地域制度等。在城市规划理论方面, 有1898年的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 192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城市规划会议, 20年代末柯布西埃CIAM 的城市规划理论以及1929年美国C ·A ·佩里的邻里单位理论等等, 这些几乎全部介绍到了日本, 并反映在日本的城市—

规划之中。

  1888年日本制定并于1889年实施了《东京市区改正条例》, 1889年日本又公布了《东京市区改良土地建筑物处理规则》。这些构成了日本最初城市规划法的主要内容, 成为进行城市改造的基本法规, 对指导当时日本城市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这一时期城市改造只着眼于市区。随着城市的发展, 为防止城市过度成长, 避免土地混乱使用, 促进全国实施城市规划, 1915年4月5日日本公布了《城市规划法》。规划法首先在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六大城市推行, 1920年代实施《城市规划法》的城市急剧扩大, 到1930年达到98

52座。与此同时, 还制定了《市街地建筑物法》。《市街地建筑物法》是以1906年东京市委托日本建筑学会起草的建筑条例为蓝本而制定的有关规定, 诸如, 使用分区面积、高度、建筑形态、防火地区、建筑控制线等。1923年12月24日, 日本又公布了《城市特别规划法》, 采取将有建筑的宅地, 不经土地所有者同意, 即强行列入规划工程, 以及由国家、城市作为区划整顿的施行者等强制手段, 来开展区划整顿工作。1928年以后, 这一法规普及到全国的城市。1915年的《城市规划法》一直延用到1968年才修改, 可见其影响所在。

  其二, 城市的改造。起初日本城市改造主要着眼于用欧美城市建设技术进行城市改造, 后来开始注重实施城市规划, 整顿街区, 拓宽和延伸道路, 完善上、下水道, 兴建运河、桥梁、公园、墓地、垃圾粪便处理设施。经过改造, 在大城市的核心部位, 高层建筑林立, 市容街貌焕然一新。在东京, 在丸之内相继兴起了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邮船大楼, 丸大厦、三菱本社、明治生命等新式的钢筋混凝土楼房。1914年竣工的红砖建造的新东京站, 1922年竣工的石材建筑帝国饭店, 在关东大地震中都不曾动摇。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 由于大量的郊区的土地被纳入整顿范围, 旧有不规整的街道市容得到整顿。1918年东京浅草这一带还是不规整的宅地, 进行过有计划的区划整顿者, 只限于浅草公园周围及新吉原一带。有“东京三大贫民窟”之称的下谷万年町, 位于上野公园东端, 属于耕地当中的一片杂乱街道。隅田川上也只架着一座吾妻桥。经过整顿, 到1929年, 在往昔的贫民窟和上野公园之间, 穿行而过的是象征复兴的路宽43米的昭和大街, 一直延伸到千住一带。隅田川上架起了言问桥和驹形桥。隔着河面, 浅草公园与隅田公园遥对相望。东京还修建贯穿东西的大街, 由龟户起, 横跨两国桥, 经由神保町学校建筑物门前及市谷, 直到新馆。它与昭和大街形成东京两条东西南北交叉的主干线。大阪在著名的市长关一的指导下, 从1921年开始新建、拓宽不少的道路, 进行桥梁构造抗震化, 建设公园、污水处理工厂以及供水设施。京都也提出了复兴“大京都”的口号, 图谋使街道面目一新。其它如名古屋、神户、仙台、金泽、静冈、清水、土界、冈山、小仓、宫崎等城市也投入了相当金额的预算用于城市规划, 并着手城市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日本推行城市规划、建设现代都市的时代。62

  当然, 作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城市改造还是初步的, 城市建筑方面, 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从交通工具也可看出这一特征。从明治年间以来, 尽管日本政府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建立现代交通运输事业, 然而传统的交通运输业, 仍在很大长时期里占优势。1875—1890年间载客马车、载货马车、牛车、载货平板车和人力车这些传统交通运输工具增长了4. 2倍, 这些车辆在1895—1910年间, 从130万辆增加到200多万辆。在1910—1935年, 仍维持在

200多万至260余万辆的水平。72

  对城市卫生环境的管理, 介入了行政干预, 大多数城市都加快了对环境的整治, 并且相继制订了一些公共卫生的法规, 比如《饮食水搬运章程》、《饮用水营业管理规定》等, 1890年又颁布了《水道条例》, 来改善河道水质。东京把环境整治的重点放在上、下水道工程上, 1908年, 在东京下水道工程改造中, 制定了将雨水排往河里, 存水经净化后放入品川湾、隅田川的下水计划。在卫生防疫方面, 1897年5月颁布实施《传染病预防法》, 1922年10月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施行规则》。政府也增加了卫生费用, 在很多城市年支出中卫生费用的比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了防止疾病等从国外传入, 政府还颁布了海港检疫制度。这些在当时都效果显著。

  到20世纪20年代, 大多数的城市不仅建成了商业中心, 改善了城市交通, 也完善了上下水设施, 还兴建了公园绿地, 城市面貌大为改观, 城市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工人住宅情况也有了改善。这一切都缔造了城市文明,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 日本早期的城市化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城市自身也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得到新生。当然, 在早期的城市化阶段, 城市还没有成为国家绝对的经济中心, 城市人口也不占多数,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城市所凸现的文明及其活力却是无法否认的。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为下一阶段的城市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王章辉, 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第480页。

  ③④26中村隆英, 尾高煌之助编:《日本经济史》(第6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第49、55、56页。

  ⑤孙承:《日本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 东方出版社, 1991年, 第191页。

  ⑥⑦⑨121325西川俊作, 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第5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第331~332, 267~268、270、272、328~329、330页。

  ⑧17223Edw in O . Reischauer &Alber t M . Cr aig , Japa n :Tr aditio n &T ransfor matio n , Bosto n :Hough ton M ifflin Com pany , 1973, P 206, P 203, P 202, P 206-207.

  1014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第267、252页。

  119张季风:《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特点》, 《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

  1516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昭和经济历程·日本的经济》, 东方出版社, 1992年, 第4、262页。  1821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第268、259页。  2027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381、266~267页。

  24张健, 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年, 第127页。

(责任编辑 崔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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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期的城市化及其社会影响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马约生

  城市化研究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城市化, 从广义上说是指传统的、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狭义上说, 它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 城市人口迅速集中、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功能更加适应工业化、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

①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本文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日本早期城

市化的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日本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城市化的发展, 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前工业社会, 农业始终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 城市“不过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 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居于从属的地位。这一状况在工业化开始后才得以改变。随着日本工业化的展开, 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工业化由轻工业领域向重工业领域转变, 大大改变了日本的工业面貌。工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集中化即其表现。

  工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生产的动力化。电力和电动机在这一时期广泛普及, 甚至中小企业都广泛地实现了生产的动力化。曾经是农村女性副业之一的手织棉布生产, 由于导入动力织机而一跃成为工厂工业。这时较大规模的工厂的动力化率由1914年的45. 6%提高到1919年的61. 1%, 电气化率由30. 1%提高到58. 5%。从业人员5~9人规模的工厂的动力化率也由28. 5%提高到46. 0%, 电气化率则由27. 4%提高到56. 9%。纺织工业的动力化率由1909年的31. 8%上升到1919年的63. 3%, 电气化率由

③1909年的8. 6%上升到1919年的54. 7%。②

  工业的集中化表现为工业中心的出现和大量集中于城市。一是农村工业的发展, 由此带来农村工业中心的出现。一是大量工业企业进入城市, 特别是在大城市周围形成新的工业地带。在京(东京) 滨(横滨) 之间的东京湾填海造地, 开始兴建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及谷类加工工业等; 在阪(大阪) 神(神户) 之间也兴建了许多造船厂、制铁厂、炼油厂, 经济格局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为之一变。正是在这一时期, 日本形成了象征近代工业发展的四大工业地带; 京滨、阪神、中京、北九洲工业地带。1919年日本已有工厂4. 3723万家, 而东京、神奈川、爱知、京都、大阪、兵库、福冈这些工业地带, 就占了全国工厂总数的49. 7%, 其中重化学工业—

就占65. 3%; 占全国从业人口总数的52. 7%, 占全国生产总额的58. 8%。④

  工业化的展开带来这一时期日本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 一是原有城市(包括城下町) 的发展, 如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 它们都脱掉了原有城市的特征, 其经济性日益增强, 成为日本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一是因特殊地理条件、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 如以港口和造船业闻名的长崎, 因开发北海道而兴起的以玻璃制造著名的工业城市旭川、钢铁城室兰和煤炭城夕张等。一是在农村出现的大量的工业城镇。这就使得这一时期日本城镇数量有很大的发展。据矢崎武夫统计, 1898年至1918年5万人以下的城市从213个发展到510个, 5万至10万的城市从12个增加到31个, 10万人以上的从8个增加到

⑤16个。由于日本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四大工业地带, 故日本的城市也主要集中在四个大工业地带, 导致城市分布的不均衡。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就业机会的增加,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导致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大阪市的人口, 1913年为99万人, 1920年增加到125万人, 到1925年猛增到211万人。名古屋市, 1913年其人口为32万人, 1920年为43万人, 到1925年迅速增加到76万人, 到1930年达到90万人。神户市的人口在1913年为39万人, 1920年猛增到60万人。京都市的人口1913年为50万人, 1925年为67万人, 1930年为76万人。⑥其它城市人口增长也十分明显。据估算, 1893年以前, 以5年率计算, 日本城市人口增长率大约不超过10%(超过当时全国人口的增长率) , 但到1893年以后, 全部城市人口增长率(5年率) 达到15%以上, 而到一战景气时更是达到19. 8%。城市人口的增加,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增加。1895年只有12%的人生活在超过1万人的城镇中, 到193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达到45%, 有超过1/4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增长, 自然增长率并不占主要

⑨部分。据伊藤繁估计, 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市的人口增长贡献率约为12%和18%。城市人⑧⑦

口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农村, 有只身来到城市的, 也有举家搬迁的。由于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 次子、三子只好出外谋生, 这是形成这一时期大量农村人口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南亮进统计, 农业为非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1876—1890年第一产业的纯外流在非第一产业就业者增加数中所占比例为73. 4%, 1891—1900年为64. 2%, 1901—1910年为78. 3%,

011911—1920年为70. 5%。另据《帝国人口动态统计》统计, 外府县出生的人口在东京、大

阪、名古屋、京都、横滨、神户等六大城市中占46%, 在10万人口的城市中占28%, 在10万

1人口以下的城市中占20%左右。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工业部门, 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人口的增长, 而且还表现为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展——城市近郊的城市化。随着城市的发展, 周边农村地区逐渐被纳入城区的范围, 而且随着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压力增加, 地价上涨, 也加速城市人口向郊区扩散。人们在郊区求购住宅或租住房屋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近郊与市区间有公交车相通, 交通沿线迅速崛起一些住宅区和商业区。在东京, 西部地区迅速成为开发的据点, 京王线、池上线、目蒲线、东横线等私营电车相继开通, 沿线上的土地和住宅也很快被卖出。家住郊区的公司职员、公务员们通过山手线及其与私铁线接轨的换站如新宿、涩谷, 去都市中心上班, 随之也产生了上下班高峰拥挤的现象。当然因为东京市有将近全城70%的武士宅院的遗址, 郊区的扩大比较

迟缓, 但进入20世纪之后, 其郊区人口开始急剧增加, 在1920年, 东京近郊就有品川町、涩谷町、泷野川町、大岛町等人口超过2万的21个町镇。它们的合计人口增长率在1898—1903年间处于10%(5年率) 的水平, 在1903—1918年间就增加了40%以上(5年率) 。根据国势调查, 1920年东京市区的人口为217万人, 此后再也没有突破; 而当年其郊区人口达117万, 到1925年增加到210万人, 到1930年更高达289万人, 市区与郊区的人口比完全

31逆转。这种“郊外化”在其他大城市也普遍发展。

  日本早期的城市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引起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 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首先, 城市化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 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蓬勃发展, 并带动了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产业结构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年递减, 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则不断上升。据南亮进统计, 188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就业人数的69. 9%。非第一产业占30. 1%; 1910年第一产业占60. 2%, 非第一产业占39. 8%; 到1920年第一产业占53. 4%, 非第一产业占46. 6%。城市化使工商业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体, 城市成为经济中心, 而农村则成为国家经济的辅助部分,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到1925年, 第一产业占国民收入的28%, 第二产业占27%, 第三产业当

51时已跃居第一位, 占45%。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行业。41

  其次, 城市化改变了城乡关系。明治政府建立后, 采取了一系列废除旧的禁令的措施, 使得人们择业、迁徙自由化。这为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城乡关系的变化之一是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城市成为消化农产品的市场, 农村成了购买

6工业品的顾客。”1城市成为经济中心后, 农村日益受到城市影响, 这时的乡村不再是闭塞的

乡村。“世纪转型期的日本农村社会决不是简单的农民社会。小学教育已普及, 富家子弟通常能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大多数人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都有亲戚。新的农业方式被运用。当铁路铺设以后, 农业市场得以全国化。政府的影响日渐深远。……农村的`开放’程度有了大的发展。使它与德川时代的乡村有本质上的差别。”布莱克也认为, “日本城乡之

8间的通讯渠道也很发达, 农村的群众很快就能得到各种消息, 了解改革的情况。”1城乡联系71

的加强还有一点就是人口的流动, 当然人口的流动主要是乡村人口流向城市, 而城市的回流却很少, 即便在经济萧条时期也一样。对这一时期人口的流动, 野尻重雄教授做了较深的研究。据他对转移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研究, 在1920—1930年期间男子转移者当中, 15—19岁年龄段的比例最高, 占34. 3%。14岁以下者居第二位, 占28. 7%。20—24岁年龄段居第三位, 占21. 4%。25—29岁年龄段只占8. 9%。30岁以后的壮年更趋减少, 50岁以后的老年微乎其微。与男子转移者相比, 女子的外出年龄更早一些。14岁以下者居第一位, 占50. 7%, 超过转移者总数的半数。15—19岁年龄段居第二位, 占38. 6%。20—24岁年龄段开始大幅度减少, 降至8. 7%。25岁以上者几近于零。转移者中女子与男子相比年幼者多, 年—

长者少。从转移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 “高等科”(初中) 以上的毕业者所占比例男子为

9169. 9%, 女子为33. 1%, 高于农村人口平均教育水平。特别是男子高等科毕业的比例高, 这

是其外出寻找稳定职业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样一种年龄构成和受教育程度, 给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但农村高层次人才的外流对农业发展却产生不利的影响, 使得农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技术力量, 日本农业的技术改良在这一时期举步维艰。

  第三, 城市化还引起了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如上所述, 流入城市的人口多为年青人, 大多是家中的次子、三子, 这种流动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年青化。随着工业化的展开, 传统的三代同堂的扩散型的家庭开始被打破, 年轻人开始脱离家庭, 在城市立足, 独立生活, 核

02心家庭开始建立。据统计, 1920年日本的小家庭所占比重已达54%。家庭的变化还表现为

出现了“家庭主妇”, 妇女在家忙家务, 带小孩, 男人则在外工作赚钱养家, 不过这时的主妇还算不上当家人, 其地位很低, 其家务劳动也是非常繁重的。由于这种小家庭得不到象在农村那样的有父母兄弟的照顾, 他们又缺乏生活的经验, 年轻夫妇不愿多生孩子, 导致这一时期

1出生率的下降。2在这一时期, 尽管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但传统的伦理观、对家的忠的思想

观念并没有大的变化, 即便在城市, 大多数婚姻仍然由父母包办或由媒人穿针引线, “甚至是那些在生活中许多方面已现代化的城市居民, 其家庭生活仍然保留有前现代的传统。”2这在另一方面又维系了日本社会的稳定。

  第四, 城市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在幕藩时期, 日本城市大多为消费中心, 城市居民主要是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如东京是武士阶级聚居的地方, 手工业生产大多是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的; 大阪是幕末时期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其产品主要是农产加工品和手工业品; 中小城市也是武士、地主、高利贷者等寄生阶级聚居的地方。城市对其周边地区的统合作用主要是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工业化的展开改变了城市人口的阶级结构, 城市由消费城市转变为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新型的工商业城市。而此时以运河、汽船、公路和铁路为主要标志的“运输革命”, 为加强城乡联系, 提供了廉价快捷、安全可靠的运输工具, 同时又把全国的内陆城市与沿海的港口联结成网, 再与通往海外的航线沟通起来, 从而使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五, 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是日本现代文明的中心, 19世纪70、80年代象征新时代的物质标识首先在东京出现:马拉的马车、煤气灯、卖牛肉的肉店、西式建筑、为非武士理发的理发店、西服和新式的学校与大学。这一文明随之在日本扩散。到一战结束, 随着城市物质文明的提高, 城市生活发生明显的变化。一到周末, 工薪阶层到游园地休闲, 或到百货公司购物, 享受城市生活的悠闲。一般的家庭都雇有女仆。对这一时期的变化, 赖肖尔在其著作写道:“工人们喝着啤酒与软饮料:周末杂志、电影院、酒吧、旅馆以及其它大众化早已出现。这是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的时代, 他们漫步于东京的银座或大阪的大街上, 男孩子戴着Harold Lloyd 眼镜, 女孩子喜欢抽烟、喝酒、看小说。这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游泳衣、露着腿的合唱队、舞厅及“卡巴莱”餐馆。学生不关心左派政治运动, 而沉迷于`3S ’——运动、银幕和性。”

32  第六,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又直接影响着日本政治的发展, 导致社

会政治力量的消长。首先, 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 阶级意识增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有了新发展, 他们从一个自为的阶级发展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工会运动、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中广泛兴起和发展。其次, 城市化使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进一步发展。城市化使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 伴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 他们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于是他们相继展开了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而此时实施的文官制度、议会制度及随后出现的普选运动使得资产阶级进入到政治领域, 从而使旧的藩阀政治向现代政党政治转变。这些都对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模式构成冲击, 从而推动日本现代化向前发展。

  最后, 由于城市化引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的变化又导致了日本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化, 这就是地方自治体的建立, 城市作为地方自治机关的独立性得到加强。明治政府推行地方自治, 府县、郡是国家行政区划, 市、町、村则是地方自治体。起初, 地方自治只能看作是“官

4治下的自治。2188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市制、町村制, 到1889年年末, 在近40个市中实施

了市制。但此时市的自治权较小, 很多事务由中央、府县或郡裁定。1911年4月, 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的市制、町村制。修改后的新市制、町村制, 市(町村) 长权力扩大, 上级机构委任的事务也扩大了。市町村长由市町村会选出, 但须得到天皇裁定和府县知事的承认。1926年进一步增强了地方的自治权限。市町村长的选举由市町村会选出即可, 无须得到天皇裁定和府县知事的承认。在强化市町村一级的权限同时, 作为从1878年开始实施的介于府县与市町村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的郡, 在实施40多年之后, 于1921年4月公布的《郡县制废止法》中得以废除(1923年4月正式废除) 。这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肯定。

  日本早期的城市化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堵塞、地价昂贵、住宅不足, 大气和水质污染等等, 生活环境日益遭到破坏。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造成拥挤, 住房紧张, 下层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住宅情况更加糟糕。当时9尺2间(1间约1. 8米) 的长条房屋, 厕池、粪池与公共水井并列而立, 其80%皆挂有“不适合饮用”的标牌。自来水不足, 大部分市民就地挖井, 取地下水用, 而这些水质很差, 大多都未经过消毒处理。城市下水道也很不完善, 旧式木筒年久失修, 有很多已腐烂, 大量的污水从腐烂的木筒中渗出。这种恶劣的环境, 一旦发生传染病则迅速蔓延开来, 死亡率极高。比如1886年整个东京府就死于霍乱者达9879人。

  尽管城市化带给日本社会一些负面影响, 但发展中的城市通过自身的改造改善其境况, 使之获得了新的发展。

  其一, 城市规划理论的出现。作为这一时期日本城市规划理论是与吸收外国的理论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 欧美的城市规划制度、技术、思维比较发达。就城市规划制度而言, 有1900年英国的居住及城市规划法, 1900年德国一般建筑法, 1916年纽约的地域制条例, 1919年洛杉矶地域制度等。在城市规划理论方面, 有1898年的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 192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城市规划会议, 20年代末柯布西埃CIAM 的城市规划理论以及1929年美国C ·A ·佩里的邻里单位理论等等, 这些几乎全部介绍到了日本, 并反映在日本的城市—

规划之中。

  1888年日本制定并于1889年实施了《东京市区改正条例》, 1889年日本又公布了《东京市区改良土地建筑物处理规则》。这些构成了日本最初城市规划法的主要内容, 成为进行城市改造的基本法规, 对指导当时日本城市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这一时期城市改造只着眼于市区。随着城市的发展, 为防止城市过度成长, 避免土地混乱使用, 促进全国实施城市规划, 1915年4月5日日本公布了《城市规划法》。规划法首先在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六大城市推行, 1920年代实施《城市规划法》的城市急剧扩大, 到1930年达到98

52座。与此同时, 还制定了《市街地建筑物法》。《市街地建筑物法》是以1906年东京市委托日本建筑学会起草的建筑条例为蓝本而制定的有关规定, 诸如, 使用分区面积、高度、建筑形态、防火地区、建筑控制线等。1923年12月24日, 日本又公布了《城市特别规划法》, 采取将有建筑的宅地, 不经土地所有者同意, 即强行列入规划工程, 以及由国家、城市作为区划整顿的施行者等强制手段, 来开展区划整顿工作。1928年以后, 这一法规普及到全国的城市。1915年的《城市规划法》一直延用到1968年才修改, 可见其影响所在。

  其二, 城市的改造。起初日本城市改造主要着眼于用欧美城市建设技术进行城市改造, 后来开始注重实施城市规划, 整顿街区, 拓宽和延伸道路, 完善上、下水道, 兴建运河、桥梁、公园、墓地、垃圾粪便处理设施。经过改造, 在大城市的核心部位, 高层建筑林立, 市容街貌焕然一新。在东京, 在丸之内相继兴起了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邮船大楼, 丸大厦、三菱本社、明治生命等新式的钢筋混凝土楼房。1914年竣工的红砖建造的新东京站, 1922年竣工的石材建筑帝国饭店, 在关东大地震中都不曾动摇。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 由于大量的郊区的土地被纳入整顿范围, 旧有不规整的街道市容得到整顿。1918年东京浅草这一带还是不规整的宅地, 进行过有计划的区划整顿者, 只限于浅草公园周围及新吉原一带。有“东京三大贫民窟”之称的下谷万年町, 位于上野公园东端, 属于耕地当中的一片杂乱街道。隅田川上也只架着一座吾妻桥。经过整顿, 到1929年, 在往昔的贫民窟和上野公园之间, 穿行而过的是象征复兴的路宽43米的昭和大街, 一直延伸到千住一带。隅田川上架起了言问桥和驹形桥。隔着河面, 浅草公园与隅田公园遥对相望。东京还修建贯穿东西的大街, 由龟户起, 横跨两国桥, 经由神保町学校建筑物门前及市谷, 直到新馆。它与昭和大街形成东京两条东西南北交叉的主干线。大阪在著名的市长关一的指导下, 从1921年开始新建、拓宽不少的道路, 进行桥梁构造抗震化, 建设公园、污水处理工厂以及供水设施。京都也提出了复兴“大京都”的口号, 图谋使街道面目一新。其它如名古屋、神户、仙台、金泽、静冈、清水、土界、冈山、小仓、宫崎等城市也投入了相当金额的预算用于城市规划, 并着手城市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日本推行城市规划、建设现代都市的时代。62

  当然, 作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城市改造还是初步的, 城市建筑方面, 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从交通工具也可看出这一特征。从明治年间以来, 尽管日本政府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建立现代交通运输事业, 然而传统的交通运输业, 仍在很大长时期里占优势。1875—1890年间载客马车、载货马车、牛车、载货平板车和人力车这些传统交通运输工具增长了4. 2倍, 这些车辆在1895—1910年间, 从130万辆增加到200多万辆。在1910—1935年, 仍维持在

200多万至260余万辆的水平。72

  对城市卫生环境的管理, 介入了行政干预, 大多数城市都加快了对环境的整治, 并且相继制订了一些公共卫生的法规, 比如《饮食水搬运章程》、《饮用水营业管理规定》等, 1890年又颁布了《水道条例》, 来改善河道水质。东京把环境整治的重点放在上、下水道工程上, 1908年, 在东京下水道工程改造中, 制定了将雨水排往河里, 存水经净化后放入品川湾、隅田川的下水计划。在卫生防疫方面, 1897年5月颁布实施《传染病预防法》, 1922年10月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施行规则》。政府也增加了卫生费用, 在很多城市年支出中卫生费用的比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了防止疾病等从国外传入, 政府还颁布了海港检疫制度。这些在当时都效果显著。

  到20世纪20年代, 大多数的城市不仅建成了商业中心, 改善了城市交通, 也完善了上下水设施, 还兴建了公园绿地, 城市面貌大为改观, 城市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工人住宅情况也有了改善。这一切都缔造了城市文明,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 日本早期的城市化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城市自身也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得到新生。当然, 在早期的城市化阶段, 城市还没有成为国家绝对的经济中心, 城市人口也不占多数,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城市所凸现的文明及其活力却是无法否认的。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为下一阶段的城市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王章辉, 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第480页。

  ③④26中村隆英, 尾高煌之助编:《日本经济史》(第6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第49、55、56页。

  ⑤孙承:《日本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 东方出版社, 1991年, 第191页。

  ⑥⑦⑨121325西川俊作, 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第5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第331~332, 267~268、270、272、328~329、330页。

  ⑧17223Edw in O . Reischauer &Alber t M . Cr aig , Japa n :Tr aditio n &T ransfor matio n , Bosto n :Hough ton M ifflin Com pany , 1973, P 206, P 203, P 202, P 206-207.

  1014南亮进:《日本经济的发展》,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第267、252页。

  119张季风:《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特点》, 《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

  1516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昭和经济历程·日本的经济》, 东方出版社, 1992年, 第4、262页。  1821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第268、259页。  2027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381、266~267页。

  24张健, 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年, 第127页。

(责任编辑 崔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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