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近日报道，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广州找不到地方“蚁居”，一方面房租很高，另一方面随着城中村陆续被拆迁，房源急剧减少，想在广州发展的大学生们只能咬牙坚持，拿出一半甚至更多的薪水付房租，然后衣食各方面尽量节省支出。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
不但广州，其他中国城市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比如深圳、北京。这些城市不但房租高，房价也高，租住已属不易，买房更不用说，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大学生还是选择到这些城市工作，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稍早前，社会上突然出现一种声音，叫“逃离北上广”，这几个地方因为房价高、人口多、竞争激烈等原因似乎一夜之间被许多年轻人“抛弃”，他们纷纷选择离开，回到小城市去发展，这俨然形成了一股趋势。但很快，又有一种声音传来，叫“逃回北上广”，据说中国小城市的机会少、发展空间有限，同时压力不比大城市小，所以原先“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经过权衡最终决定回流。
也许不论“逃离”还是“逃回”北上广都没有形成趋势，这只不过是媒体捕风捉影想出来的“噱头”，但从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无处可逃”。
最能说明“无处可逃”的一个例子是“蚁族”。
这个群体已经存在较长时间，过去没有人想过赋予他们一个统一的称谓，直到有一天他们被从地下室、厕所改成的居室等等地方“挖”出来，大家才发现，原来中国还有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以大学生为唯一构成，而且大多是郁郁不得志的大学生。他们常年漂泊在城市里等待机会，干着低端的工作，拿微薄的薪水，当你搞清楚这些背景情况后，你肯定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回家投靠父母乡亲？支撑他们“蚁居”的力量是什么？
或者这根本不能称之为“力量”。如果他们只是刚毕业走入社会，就像一开始提到的广州大学生一样，那么他们的确有“力量”，但如果他们已经毕业很多年，意志、信念等等恐怕早就涣散，哪里还有“力量”？缺乏“力量”又“无处可逃”，这样的人生不能不让人唏嘘。
“无处可逃”发轫于这样一种现实：高速发展了30年的中国经济，在经历前期的繁盛以及活跃后正逐渐走向相对凝滞的状态。中国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非常充分，而随着改革的逐渐延伸，各个利益集团逐渐定型并且固化，社会的流动慢慢趋缓，到今天要想靠个人的勤劳、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已经越来越困难，很多人甚至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比如农村的孩子。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孩子上国内重点大学的比例在下降，这足以说明问题
中国媒体近日报道，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在广州找不到地方“蚁居”，一方面房租很高，另一方面随着城中村陆续被拆迁，房源急剧减少，想在广州发展的大学生们只能咬牙坚持，拿出一半甚至更多的薪水付房租，然后衣食各方面尽量节省支出。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
不但广州，其他中国城市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比如深圳、北京。这些城市不但房租高，房价也高，租住已属不易，买房更不用说，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大学生还是选择到这些城市工作，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稍早前，社会上突然出现一种声音，叫“逃离北上广”，这几个地方因为房价高、人口多、竞争激烈等原因似乎一夜之间被许多年轻人“抛弃”，他们纷纷选择离开，回到小城市去发展，这俨然形成了一股趋势。但很快，又有一种声音传来，叫“逃回北上广”，据说中国小城市的机会少、发展空间有限，同时压力不比大城市小，所以原先“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经过权衡最终决定回流。
也许不论“逃离”还是“逃回”北上广都没有形成趋势，这只不过是媒体捕风捉影想出来的“噱头”，但从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无处可逃”。
最能说明“无处可逃”的一个例子是“蚁族”。
这个群体已经存在较长时间，过去没有人想过赋予他们一个统一的称谓，直到有一天他们被从地下室、厕所改成的居室等等地方“挖”出来，大家才发现，原来中国还有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以大学生为唯一构成，而且大多是郁郁不得志的大学生。他们常年漂泊在城市里等待机会，干着低端的工作，拿微薄的薪水，当你搞清楚这些背景情况后，你肯定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回家投靠父母乡亲？支撑他们“蚁居”的力量是什么？
或者这根本不能称之为“力量”。如果他们只是刚毕业走入社会，就像一开始提到的广州大学生一样，那么他们的确有“力量”，但如果他们已经毕业很多年，意志、信念等等恐怕早就涣散，哪里还有“力量”？缺乏“力量”又“无处可逃”，这样的人生不能不让人唏嘘。
“无处可逃”发轫于这样一种现实：高速发展了30年的中国经济，在经历前期的繁盛以及活跃后正逐渐走向相对凝滞的状态。中国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非常充分，而随着改革的逐渐延伸，各个利益集团逐渐定型并且固化，社会的流动慢慢趋缓，到今天要想靠个人的勤劳、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已经越来越困难，很多人甚至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比如农村的孩子。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孩子上国内重点大学的比例在下降，这足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