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作者：封帅
【内容提要】英国开展俄罗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在4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古典时期”、“帝国时期”、“苏联时期”和“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伴随着英俄外交关系的起落，展现出不同的倾向与特点。以“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基本维度，对于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二维空间的落点象限排布，可以展示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五种典型的思想理念，并且勾勒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总体思想谱系。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以其民族特征和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以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精神推动着学术的稳健发展，并影响着英国对俄外交战略的制定，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中国俄罗斯研究界加以认真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英国学派 历史沿革 思想谱系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3-0003 (34)
1553年，英国的北极航道探险船队在巴伦支海触礁沉没，大部分船员葬身大海，幸存者被当地人救起，几经辗转最终到达了莫斯科。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幸存的英国人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款待，还获得了沙皇伊凡四世的接见。这次海难竟成了英国与俄罗斯百年恩怨纠葛的最初起点。俄罗斯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正式出现在大英帝国的视线之中。英国的探险家、商旅、外交人员纷至沓来，试图揭开俄罗斯的神秘面纱，也从此拉开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序幕。
历经460多年的积累与传承，一代又一代的英国学者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浇灌着俄罗斯研究这片争奇斗妍的学术花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英国学者的研究涉及学科齐全，关注范围遍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议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也是纷繁复杂。然而，如果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视作一个整体，我们又能够很明显地观察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对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是这种文化主体与多元理念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哲学意义上的“英国学派”，也在世界俄罗斯研究的学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对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思想进行学术史意义的研讨和分析，以期更加清晰与深入地展示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总体认知，以及这些认知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此，我们将回顾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后冷战时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思想谱系进行分析介绍，对其时代特征及其外在影响进行解读，以期为读者勾勒出一张“英国学派”较为完整的发展图谱。
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沿革
在探险家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之后，对于世界无比好奇的英国人便开始了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观察和探索。“最早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人主要是那些探险家们，紧随其后的便是商人和观察家们（observers），俄国问题的观察家都是那些头脑最清醒、同时也是最具有客观精神的英国人”。从16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不同行业精英的共同努力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横跨5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历经了四个典型的发展阶段，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学界的重要地位。
（一）古典时期（16-18世纪）
英国对于俄罗斯最初的信息和研究主要来自于探险家、旅行者和驻外使节，他们各尽所能地对眼前这个神秘的国度进行直观的描述。这种具有一定猎奇和探险色彩的叙述尽管略显简单，也不乏对俄国的误解和神话，但却充满了原创意义和历史价值。这种类型的研究贯穿了从16世纪末至18世纪的英国学术史，构成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古典时期”。
从目前可考证的资料来看，在英国最早介绍俄罗斯的书籍出版于1584年，是一本署名霍尔西（Horsey）的小册子。该书介绍了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并讲述了一些有趣的风俗故事。1584年也被视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元年。
1588年，英国下院议员基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就任英国驻俄大使， 1591年，弗莱彻根据自己在俄罗斯担任大使期间所获得的信息，将俄罗斯经济、贸易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总结成文。这篇名为Of the Russe Common Wealth：Or Maner of Governement by the Russe Emperour的论文，对于1600年以前的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加上生动的叙事逻辑，使之成为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17世纪以前最重要的作品，直到现在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7-18世纪，英国与俄罗斯大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689年，沙皇彼得一世化装成一名随团军士参加了俄罗斯使团对英国的访问，“（他）在英国访问了牛津大学，并且会见了物理学家牛顿……于1698年9月回到莫斯科。”在18世纪，英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十八世纪下半期，俄英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俄国向英国出口的铁从占75%增加到80%，大麻从40%增加到58%，亚麻从12.5%增加到60%以上。英国造船工业需要的铁、木材、大麻、帆布，主要仰赖俄国的出口。俄国同英国贸易始终保持顺差。”在这种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两国关系异常密切，“在那个世纪（18世纪）的末尾……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
但在这一时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并未再取得更大的突破。整个18世纪，英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与弗莱彻时期相比，研究水准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提高，对于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描述也基本上没有脱离早期研究的框架。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俄罗斯当时所处的边缘地位密切相关，对于争夺全球殖民霸权的英国来说，当时遥远而又弱小的俄罗斯很难获得英国社会更多的瞩目。直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成为欧洲列强争霸舞台上的重要一员、英俄关系也成为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重要砝码的时候，俄罗斯对于英国的意义才逐渐为英国各界所重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才在19世纪后期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
（二）帝国时期（19世纪-1917年）
在很多当代学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对俄研究出现在19世纪。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于沙皇俄国由盛转衰的进程，可以被称为俄罗斯研究的“帝国时期”。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达到了国势的顶峰，也成为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俄罗斯的发展与崛起使得英国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昔日的小伙伴，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英国掀起了一股新的俄罗斯研究热潮。
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18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洗礼之后，英国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已经达到了新的层次，英国学者对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和考察更加理性和深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俄罗斯研究开始摆脱“古典时期”那种猎奇、探险和叙述的逻辑，初步具备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一时期，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学者、外交官员、记者、商人都参与到了对俄研究中，并且开始全面涉猎俄罗斯的哲学、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研究构筑了现代俄罗斯研究的基本雏形，也为未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19世纪，英国在俄罗斯研究领域执牛耳者当属唐纳德·华莱士爵士（Sir Donald Mackenzie Wallace）。华莱士爵士是新闻记者和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从1870年起，他用六年时间辗转俄罗斯帝国全境，观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并对此加以细致的记录。1877年，华莱士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著作，书名就叫作《俄罗斯》（Russia）。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多年来对于俄罗斯帝国的观察，内容涉及俄罗斯地理、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堪称19世纪末的俄罗斯百科全书。此书的问世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几年之内一版再版。他也被学界称为“现代英国学者中探索俄罗斯的先驱者”，成为“帝国时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界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难以置信的语言天赋的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是俄罗斯研究领域另一个值得铭记的伟大名字。威廉姆斯生于新西兰，自幼就显示出超强的语言天赋。在上高中之前，他就可以阅读26种语言的圣经故事，而且可以熟练使用15种语言进行读写。受到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和他的人生哲学的影响，他在20岁时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并且很快掌握了多种斯拉夫语言。由于他不愿意在研究所任职，因此选择了新闻媒体的工作，成为泰晤士报（The Times）驻圣彼得堡的记者。他凭借自己超强的语言天赋，很快掌握了俄罗斯帝国境内复杂的语言和文字，并且利用这种优势深入观察俄罗斯社会状况，同时也见证了如俄罗斯第一次杜马选举等重要的历史时刻。最终他将自己的观察和研究结集出版，这就是英国俄罗斯研究历史上的著名作品《俄罗斯人的俄罗斯》（Russia of the Russians）。这位会说58种语言的记者是英国俄罗斯研究史上的奇才，他对于俄罗斯的了解异常深入，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他也成了那一时代最具权威的俄国问题专家，他的同事曾经对威廉姆斯在俄国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有过这样的描述:“不止一位俄罗斯人曾经告诉我：‘威廉姆斯对俄罗斯的了解比我们要深得多’。”
除此之外，英国学者在俄罗斯宗教、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等方面的问题上也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关于俄罗斯及俄语的课程走进了英国大学校园。1869年，牛津大学成为第一个开设俄罗斯研究相关课程的学校。1889年，剑桥大学也开设了俄罗斯研究的课程。1907年，在利物浦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个专门的俄罗斯研究院（School of Russian Studies），从此俄罗斯研究取得了独立研究部门的地位。
1912年，在伯纳德·佩雷斯（Bernard Pares）的推动下，《俄国评论》（Russian Review）杂志在利物浦创刊。《俄国评论》不仅是英国，也是整个欧洲最早的俄罗斯研究杂志。《俄国评论》出版之后，英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开始围绕着这本杂志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所有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者慢慢聚集在该平台上，形成了最初的学术共同体，专业学者逐渐成为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核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满足战争、外交和商业的需要，英国开始大规模培养俄语人才。从1914年开始，英国大学开始普遍开设俄罗斯研究课程并开展俄语教育。1914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先后设立俄罗斯研究高级讲师（Readership）职位。随着战争的深入，对于俄罗斯的研究热情在整个英国大学中不断蔓延，更多的大学争先恐后地参与到俄罗斯研究中来，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诺丁汉大学先后设置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教授职位（Professorship）。此外，在格拉斯哥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也开设了俄罗斯问题的讲师课程（Lectureship），其中格拉斯哥大学的俄罗斯研究讲师还在爱丁堡大学兼任同样的课程。在战争期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罗纳德·巴罗斯（Ronald Burrows）的支持下，伦敦大学学院仿照利物浦大学的模式，成立了自己的斯拉夫研究院（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东欧和斯拉夫世界。这一时期，各个大学的课程设置系统而全面，并且能够为学习者提供较好的俄语培训条件。在战争期间，各大学通过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学习和研究，为英国政府和相关企业提供了大量有效的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为推动英俄之间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苏联时期（1917年-1991年）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俄帝国在革命的洪流中灰飞烟灭，英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戛然而止。在时代巨轮的推动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匆匆告别了旧的时代，进入了“苏联时期”。
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动对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一夜之间，“苏联学”取代了多年来的沙俄帝国研究，经过数十年积累的以沙俄帝国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很多都失去了意义。由于英俄两国关系进入了“休克”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研究者与苏维埃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几乎所有的英国学者都对崛起的苏联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其加以研究。在2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学者几乎无法从苏联获得有用的研究资料和信息，研究成果也相当匮乏，这种状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有所改观。
尽管处境困难，但英国学者仍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进对苏联的研究工作。很多大学仍然坚持了俄罗斯研究的课程，并且继续推广俄语教学。为了获得苏联的相关信息，英国学者大量听取了十月革命后大量涌入英国的俄罗斯移民所带来的苏联内部消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1922年，为应付纯粹的苏联研究资源不足的问题，位于伦敦的斯拉夫东欧研究院（SSEES）以《俄国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新的学术杂志《斯拉夫评论》（The Slavonic Review），将苏联之外的其他斯拉夫地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尽可能地开拓研究空间。《斯拉夫评论》在1928年改名为《斯拉夫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虽然其发展过程几经波折，但始终坚持出版，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
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40年代，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困难时期。政治环境的限制使得英国学者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步履维艰。英国的苏联研究水准也逐渐落后于欧洲大陆。这种状况的积累酿成了严重的现实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英国重新与苏联结盟后，苏联研究严重不足的问题迅速凸显，遍数英伦三岛，竟然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承担对苏联的外交工作，只能被迫依靠早年来到英国定居的俄裔英国人和二战期间的俄国移民来暂时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现实的需要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英国的苏联研究在二战期间开始触底反弹。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快俄语人才的培养，1942年英国政府责成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斯拉夫东欧研究院（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SSEES）设置俄语培训课程，标志着苏联研究终于重新获得英国政府的实质性支持。二战结束后，“苏联学”也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苏联的了解，英国政府也有意加大了对苏联研究的支持。1947年，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名为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的研究报告，即斯卡波罗报告（Scarbrough Report）。报告对40年代英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过于忽视非西方世界的倾向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很多英国大学开始加入到苏联问题的研究中来。
俄罗斯研究传统十分悠久的伯明翰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在40年代先后开设了当代苏联问题的相关课程，积极参与苏联学研究。其中，伯明翰大学将苏联经济体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而格拉斯哥大学则选择更加全面地推进苏联学研究。1949年，《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杂志在格拉斯哥大学创刊，该杂志努力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成为冷战时期英国最权威的苏联学研究刊物之一。在苏联解体之后，杂志于1993年更名为《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
1950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正式成立。在首任院长威廉·迪肯爵士（Sir William Deakin）的积极推动下，圣安东尼学院积极开展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他们以历史研究为核心，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体制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50年代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也开始设置苏联政府和制度等方面的课程，参与到苏联学研究中来。
尽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从整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英国苏联学研究水准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参与苏联研究的大学仍然在使用二战以前的教学课程，更糟糕的是，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包括牛津、剑桥等名校在内的大部分学校的俄罗斯研究都以语言学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内容。在观察家看来，“语言学是学者的鸦片”，学者们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学领域，实际上是在尽量回避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从而主动避开意识形态的干扰。这样的研究根本无法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任何有效的咨询服务，势必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资金不足也成了40-50年代困扰英国苏联学研究的最大难题。
整个英国社会对于苏联研究的不满逐渐积累，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1961年，英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针对英国学术界远东、斯拉夫和非洲研究过于薄弱的状况，发表了名为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and African Studies的研究报告，即著名的“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中，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西方世界对于全球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各个大学都需要提高认识，积极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海特报告”发表后，英国的苏联研究终于获得了英国政府和相关教育基金的大力资助，从而解决了困扰英国苏联研究的资金问题。
在“海特报告”的影响下，伯明翰大学迅速将自己校内的苏联研究资源整合起来，于1963年成立了专门的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研究中心，就此确立了自己在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重镇的地位。而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则进一步完善了已有的苏联研究体系，始终保持着在英国俄罗斯研究界的领先地位。爱丁堡、诺丁汉、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等具有俄罗斯研究传统的高校，努力更新自己较为陈旧的教学内容，逐步与苏联学前沿接轨。此外，以斯望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为代表的一批后起之秀，在60年代后也先后在本校设立了苏联、斯拉夫或东欧问题的研究课程与研究机构。“海特报告”出台以后，充分的资金支持使各大学得以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英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促使英国的苏联研究逐步跳出了语言学的桎梏，转向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上来，逐步走向国际苏联学研究的前沿。可以说，“海特报告”的出现，使英国的苏联研究摆脱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极大地推动了冷战时期英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进步，使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众多新兴的研究机构和传统俄罗斯研究重镇一起，构筑了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格局。
20世纪，英国的苏联研究领域英才辈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当属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始人，卡尔拥有众多光辉头衔，他曾在先后外交部、大学、媒体和智库工作，从事苏联研究的时间超过40年。卡尔以苏联史研究为切入点，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发表了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卡尔的苏联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当属十四卷本的《苏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从1950年到1978年，卡尔在这部作品上投入了近30年的时间，详细分析了从1917-1929年的苏维埃俄国史。这部巨著凭藉恢宏的议题设计，充分翔实的资料收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逻辑，加上流畅的文字叙述，一经推出便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各国广泛流传，堪称现代苏联学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除此之外，冷战时期英国在苏联学研究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就，例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于苏联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通过文学作品对于极权主义政治模式进行的深刻批判，以及埃里克·诺弗（Alec Nove）、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等苏联学家对于苏联社会历史的深入解析。众多苏联研究的大师以及他们的传世之作点亮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苏联时期”，可谓群贤毕至，交相辉映，至今仍为后来者津津乐道。
（四）转型时期（1991年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学研究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戛然而止。而且令苏联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没有任何一位苏联学家预见到这一结果。苏联学研究的意义和水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质疑。在这种质疑的声浪之中，英国俄罗斯研究与新生的俄罗斯联邦一起，匆匆进入了“转型时期”。
1989年，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就曾委托诺曼·伍丁爵士（Sir Norman Wooding）领导一个学术委员会，对英国大学的斯拉夫东欧研究进行评估，并最终发表名为Review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989的研究报告，即著名的“伍丁报告”（Wooding Report）。在报告中，学术委员会充分肯定了苏东研究的重要价值，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的规模，并增加相关研究项目的拨款。因此，在苏联解体之际，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的经费非常充足，正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的发展阶段。
虽然未能预测苏联解体的发生，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界对于后苏联时代仍充满了期待。大量前所未见的文献档案使很多冷战期间的历史难题迎刃而解，为史学家重新解读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条件。学者们也终于可以自由进入俄罗斯境内开展田野调查，为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俄罗斯对于体制转型知识的渴望也为新时期的俄罗斯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在90年代初，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还是在大学课程设置中所占的比重，都一度达到了历史峰值。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高速发展期并未维持太久。由于经济转型陷入僵局，加上国内政治局势混乱，车臣战争旷日持久，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滑。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资金对于俄罗斯研究的投资热情急剧下降，很多机构的教学和研究都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夭折。尽管1995年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HEFCE）的评估报告中，仍然强调要“扩大语言能力训练和文化知识的培养……加强对于地区问题的知识积累，尤其需要加强对前苏联独立国家的关注”，但在90年代后期，随着俄罗斯的衰落，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语教育仍然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俄语语言学学位曾经在英国大学占到外国语言学学位数量的一半以上，但目前仍然授予俄语学位的学校数量已经降至不到20所。”由于缺乏语言基础，大部分学生不会在本科毕业之后选择俄罗斯或斯拉夫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生学习的方向，而英国各大学也不再为俄罗斯研究添加研究岗位。直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据2012年英国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EES）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英国有将近30家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在从事俄罗斯研究方面的工作，从事俄罗斯及斯拉夫东欧问题的研究者共有600多人，其中国际斯拉夫研究中比较活跃的英国学者超过150人，是当代欧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东欧问题学术共同体之一。截至2015年，在英国高等院校中，共成立了七个专门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构成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要基地。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英国高校中设立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院列表
学校
研究机构
优势领域
代表人物
牛津大学
圣安东尼学院
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Russian and Eurasian Center）
政治、历史
Archie Brown
Robert Service
Alex Pravda
Roy Allison
格拉斯哥大学
俄罗斯、中欧、东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政治、经济、外交
Alec Nove
Stephen White
Richard Berry
伯明翰大学
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经济、历史、政治
Philip Hanson
Julia Cooper
Maureen Perrie
伦敦大学学院
斯拉夫东欧研究院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历史、政治、文化
Alena Ledeneva
Simon Dixon
谢菲尔德大学
巴赫金中心
（Bakhtin Center）
文化
Craig Brandist
布里斯托大学
俄罗斯东欧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
文化
Neil Cornwell
爱丁堡大学
达什科娃公主俄罗斯中心（Princess Dashkova Russian Center）
语言、文化
L.Ryazanova-Clarke
Luke March
除此之外，英国还有2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俄罗斯研究方面拥有较强的实力或突出的特色，其中曼彻斯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肯特大学和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很多学者，都在冷战后的俄罗斯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在时代变迁的考验之下，支撑起整个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学术网络。
总的来说，用“转型时代”来形容冷战后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是非常恰当的。一方面，“转型”是俄罗斯当代史的核心内涵，冷战结束后的20年就是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全面转型的20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研究也围绕着俄罗斯的转型进程而展开，理解转型就是理解冷战后俄罗斯研究的关键。另一方面，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自身也在经历着特殊的“转型”历程。由于两极体系瓦解，俄罗斯无论是政治经济体系还是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俄罗斯研究也不得不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问题上加以调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体系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改革和重组，“转型”正是对这种变革状态的集中反映。
纵观数百年的学科发展史，与曾经的黄金时代相比，当前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状况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正如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前会长、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约翰·埃尔斯沃斯（John Elsworth）所言，“现在（英国俄罗斯研究）这艘巨轮正指向正确的航向，但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达到必要的航速。”即便如此，对于中国的欧亚研究领域来说，无论从学科建设的成熟程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抑或是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来看，认真学习与借鉴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仍颇为必要。其悠久的学术传统、深刻的思想理念、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和观点，都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挖掘。
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思想谱系
近年来，随着中英两国学术界的交往日益密切，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很多代表性成果已在中文学术刊物上多有介绍，诸多经典书籍的中文版也先后问世。但如果希望从具体而分散的观点介绍提升到对整个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整体认知，借助“谱系”研究方法就很有必要。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所谓“谱系”，指的是对家族世系或者其他代际传承过程的详细记载。而在现代思想研究领域，“思想谱系”（spectrum）则具有更加具体的涵义。按照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说法，所谓“思想谱系”研究，就是将分属政治领域左、中、右三派的思想派别和思想家们之间的定位和边界分析清楚。思想谱系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不同思想观念的分布情况，可以更准确地表现出不同思想理念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和相互争鸣的过程。因此，绘制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思想谱系”，指的是将当代较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按照某些原则和标准进行分类，并且根据观点的二维象限分布状态，总结目前在英国学术界存在的观点差异，并且分析这些差异背后所展现的思想脉络，该谱系的绘制也将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综合视角。
结合当前英国学界的现实状况，我们选取“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分析英国俄罗斯研究思想谱系的基本维度。研究者对于俄罗斯的情感倾向被设定为坐标系的横轴，越向左延伸则表明研究者对于俄罗斯正面的情感倾向更加强烈，即所谓的“亲俄派”（Pro-Russian）；向右延伸则表明研究者对于俄罗斯的感受较为负面，即所谓的“反俄派”（Anti-Russian）。而研究者所选取的基本研究路径被设定为纵轴，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更依赖理论研究路径，则会出现在坐标系的上方，反之，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多使用传统经验的方法，则会出现在坐标系下方。
为了实现对英国学者思想谱系的构建，我们选取了10名在当前俄罗斯研究各个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作为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代表，他们分别是：
阿奇·布朗（Archie Brow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历史问题专家；
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肯特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
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
大卫·雷恩（David Lane），剑桥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
菲利普·汉森（Philip Hanson），伯明翰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
罗伊·埃里森（Roy Alliso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军事问题专家；
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历史学家；
罗伯特·谢伟思（Robert Service），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波波·罗（Bobo Lo），原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外交问题专家；
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专栏作家，政治与外交问题专家。
上述十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研究方法及对俄态度各不相同，根据他们在其研究成果中所展示出来的不同思想观念，最终构成了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谱系图。
如图1所示，根据感情倾向和研究路径的具体差异，十位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分别落位于思想谱系图的不同位置。而他们所处的位置较为自然地形成了五个大体上相对集中的区域（图1中A-E位置）。这种状况非常清晰地反映了目前英国学者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的五种不同立场。每种立场的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基础，每一种立场也都有重要学者作为其在思想理论界的阐述者和代理人。随着俄罗斯转型的深入，尤其在普京执政以后，这种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差别在英国社会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对英国政府的对外事务决策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图1 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思想谱系图
从谱系图的整体状况看，在当前英国社会中，批评和反对俄罗斯政府的声音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选择何种研究路径，反俄情绪都是弥漫于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尽管存在少数学者始终对俄罗斯抱有同情的心态，然而，他们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抽象标准和理论分析的方式为俄罗斯和普京政权的意义及合法性进行论证，任何经验的数据似乎都很难成为他们观点的注解。也因此造就了图中第四象限内的一片空白。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够简单地将当代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单纯地看作是一场反俄反普京的大合唱。事实上，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人群之间，观点和看法的互动过程相当微妙，亲俄派的声音也并非想象中那样微弱。不同立场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深入剖析。
具体而言，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思想群体包括以下几类：
Group A：强硬反对派
持强烈反俄立场的强硬反对派是当前英国国内影响最大的团体之一。英国国内的强烈反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以后，大批沙皇俄国的流亡者前往英国，在英国国内宣传反苏维埃的观念，在英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以后，强烈反苏的思想就成为英国内部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冷战期间，反苏思想成为英国国内的主要社会情绪，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91年，苏联政权解体，强硬反对派将冷战的胜利视为自己努力的成果，因此曾对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发展寄予极大的期望。但随着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深入，尤其是在普京执政之后，强硬反对派重拾对俄的强烈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由克格勃势力和少数“新贵族”掌控的独裁国家，对内是一个以威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腐败政府，对外则是仇视西方的帝国政权。他们将俄罗斯视为西方乃至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将对邻国主权和地区稳定造成严重的破坏。
基于这种认知，强硬反对派在对俄政策方面主张对俄罗斯的任何挑衅，都应该以强硬姿态做出回应，例如，西方应该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并且随时吸收有意愿加入北约的新成员；要尽快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全面遏制俄罗斯可能的军事威胁；在能源管道的建设上要尽量绕开俄罗斯，欧洲应尽快寻找可替代的资源供应者；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应该继续维护亲西方政权的存在，并且反击俄罗斯的一切阴谋。此外，他们还希望利用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对普京政权发起挑战，从而促进俄罗斯的人权和法制。
强硬反对派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外交、历史等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强硬反对派往往都比较擅长经验研究方法，广泛搜集和整理研究资料，通过叙述自然形成结论。其研究成果大多资料翔实，语言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目前，强硬反对派在英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历史学家罗伯特·谢伟思和《经济学家》杂志的专栏作家爱德华·卢卡斯。谢伟思教授集中研究苏联领袖，他的作品运用了很多新材料，但通过许多材料的组合，他也有意识地将苏联领导人描述成为那种狂热、暴怒，甚至有精神疾病的人，从而达到将苏维埃政权妖魔化的目的。卢卡斯不仅在其撰写的报刊和杂志的社论文章中对普京和俄罗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还在他的代表作《新冷战：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及其对西方的威胁》一书中，极度夸大普京的克格勃背景以及普京与苏联政权的关系，并且将普京政权描写为一个腐败、黑暗、嗜杀，充满了阴谋诡计和排外思想的间谍集团，将其视为西方世界的巨大威胁，并且号召各国放弃绥靖思想，重新准备迎接新冷战的到来。强硬反对派的研究成果，极大地迎合了部分英国社会群体的反俄情绪，在英国舆论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Group B：中间理论派
强硬反对派在舆论场中影响巨大，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因素显然容易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干扰。尽管大部分英国学者在情感倾向方面对俄罗斯的转型趋势持负面看法，对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过程也不乏批评的声音，但从整体上说，其研究仍然处于相对理性的范围内，而且对于俄罗斯现状也都能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他们更多选择运用学理方法开展俄罗斯研究，在情感倾向上尽可能追求中立。本类型的研究者属于英国对俄研究的主流，可以称之为中间理论派。
与强硬派相比，中间理论派更好地继承了英国学术界严谨的学术立场和客观的精神，更多地显示出专业学者的风范。从情感维度来看，中间理论派大体上持有较为温和的反俄观念，他们主要是依据经典民主理论的标准，对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中的很多现象提出负面评价；从研究路径维度来看，中间理论派则更多地采用理论研究的方式，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对当代俄罗斯的转型过程进行分析。中间理论派涉及学科较多，理论化程度根据学科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以菲利普·汉森为代表的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最高；史蒂芬·怀特等政治研究领域的成果则比较平衡地使用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方法；而多米尼克·列文等学者对于俄国历史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出了对于俄罗斯历史和社会的同情，并且努力建构理论化观点。总的来说，在英国学术界比较活跃的大部分学院派学者都属于中间理论派，他们思想活跃，对于相关议题讨论广泛，思考深入，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在学术圈影响力巨大，代表着英国对俄研究的主流思想。
但中间理论派的研究者大多缺少外交实践和媒体宣传的经验，研究内容的理论化程度较高，对于政策研究兴趣不高，尤其是对于外交战略方面的问题涉猎较少，在政策影响力方面往往相对有限。而且，由于研究的理论化程度较高，在结论表述方面不易与社会舆论形成共鸣，客观上限制了其社会影响力的发挥。
Group C：中间反对派
在强硬反对派与中间理论派之间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维度上，都与强硬反对派有相似之处，但在研究结论和政策选择方面却又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群体在很多方面同意强硬派对于当代俄罗斯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对俄罗斯进行的分析，但是在他们看来，要应对这一切，需要对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进行更加认真和全面的分析，在战略选择上也需要更加灵活，更加具有战略眼光。从总体上说，他们属于反对派阵营，但在方法和思想上又呈现出很多中间派的现实主义色彩，因此被称为“中间反对派”。
中间反对派的思想渊源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的反苏情绪，但在社会舆论反苏的声浪中，那些实际参与英国对俄外交的资深外交官和对苏联有更深刻理解的资深学者们注意到，尽管苏联政权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够令人感到愉悦，但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行为体，英国仍然不得不与苏联政权继续交往甚至加强合作。因此，确认当今俄罗斯政权存在的问题，但从理智而非感情因素出发，更加灵活地处理俄罗斯事务，便成为中间反对派的基本信条。
就现实情况而言，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结构是存在威权主义色彩的，而且他们也基本同意俄罗斯正在对邻国采取帝国式的态度，但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才更应该采取务实的、以利益为核心的行为模式。西方不能够以想象的、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期待俄罗斯在未来出现突然的改变，而是应该调整其对俄罗斯国际行为的期望，以现实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
中间反对派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亲身经历甚至参与过对俄外交，因此提出的应对策略和解决方案都更有现实意义。目前在英国学术界，牛津大学的阿奇·布朗，前澳大利亚驻俄副大使波波·罗，以及前英驻俄罗斯大使罗德里克·布拉斯维特（Rodric Braithwaite）可以被看作是中间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很多方面对俄罗斯提出了批评，但与强硬派相比较为务实温和。阿奇·布朗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热烈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绩，而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保持着持续却比较谨慎的批评态度。而波波·罗等则在外交研究中提出“就事论事”（case-by-case）的原则，认为应根据自身利益，而非俄罗斯的反应做出决策。西方国家需要采取选择性接触的方式，与俄罗斯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从而实现西方国家所必需的战略目标。
中间反对派的成员多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完全承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且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人也是现实主义者，通过引诱和施压，促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话合作是完全可能的。与强硬反对派相比，他们对于俄罗斯事务更加熟悉，也更加冷静务实。与中间理论派相比，他们更加关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更加擅长实际问题的研究。尽管这一群体在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影响比起前述两个群体来都略显逊色，但在英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却受到了更多的青睐，其思想和观点对于英俄关系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Group D：亲俄派
如果说前面三个群体属于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主流认知，那么其他两个群体则是英国国内的少数派。
在英国社会中，亲俄的思想理念同样由来已久，即便在苏联时期，英国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也都保持着对苏联的好感和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激进转型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痛苦，部分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状况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在普京执政后，围绕着如何评价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这一问题，英国学术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形成了新的少数派。
随着普京体制的逐渐成形，大多数英国学者更多地注意到普京体制对于俄罗斯民主政治和私人财产权的负面影响，但在少部分学者看来，普京对当代俄罗斯发展所产生的总体影响是正面而积极的。他们认为，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久违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族自信心，并且极大地扩展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使俄罗斯重新作为大国返回到世界政治舞台上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承认关于普京的争议，但始终坚信普京本质上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并且遵守宪法的规定。他的目标是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家，而目前之所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俄罗斯从90年代即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和苦难中解救出来。由于他们对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保持着积极的看法和较好的评价，因此，在英国社会被视为“亲俄派”，或者说“亲普京派”（Putinites）。
亲俄派的学者往往对于俄罗斯的特殊性予以较多的强调，而且对于英国社会对俄罗斯政治的很多批评进行反驳。在他们看来，现在俄罗斯的舆论环境并不比90年代更不自由。90年代是少数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传媒，而现在虽然国家对媒体也有所控制，但仍然比90年代更加开放。在他们看来，普京之所以在当政两届之后让位给梅德韦杰夫，恰恰说明普京对促进俄罗斯民主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相信俄罗斯最终将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亲俄派的学者在研究中更多地选取理论研究的路径，对于俄罗斯不同时代的政治转型过程进行不同的理论分类和判断。在英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亲俄派学者是理查德·萨科瓦，他的代表作是《普京：俄罗斯的选择》（Putin: Russia’s Choice），其思想观点从作品的名称上即可看出端倪。而且萨科瓦拥有很大的理论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对普京体制进行真正学理意义上的解读，并且希望能够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找到方向。
Group E：新左翼理论派
如果说亲俄派更多地属于普京时代的新鲜事物，那么新左翼理论派就应该算是冷战时代的重要“遗产”了。
正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这一群体与英国悠久的左翼思想传统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著名刊物《新左翼评论》创刊为标志，英国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左翼思想家群体，其研究成果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左翼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多年以来，英国左翼理论家一直都对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但英国左翼思想家仍然继续坚持以左翼理论的标准检验和评价俄罗斯转型的过程，并且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很多当代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例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佩里·安德森等都曾积极参与过俄罗斯问题的讨论。秉持着左翼理论的学者坚持左派传统，通过左翼理论分析和评论俄罗斯社会的当代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英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小、但极为稳定的群体，即新左翼理论派。
新左翼理论派尽管对于俄罗斯目前的发展状况也颇有微词，但其感情色彩上始终难以摆脱左翼理论中根深蒂固的亲俄情绪。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始终坚持以理论研究为主，并且从经典的社会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分析当代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他们的研究视角与众不同，观点和结论也较为独特，代表了英国社会一个特殊群体的思想观念。其中，剑桥大学的大卫·雷恩教授以世界体系理论对于俄罗斯政治精英和经济转型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因其重视平等、社会利益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素，所以对于俄罗斯转型进程的评论在学术界独具特色。作为一种少数派的声音，也非常值得世界各国的学者认真倾听。
总而言之，批评是当代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主流声音。尤其在社会舆论领域，对于普京体制的反对已经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某种政治正确的标准。但在学术界，尽管反对者同样占据大多数，但是批评的声音相对理性温和，而且也有部分学者保持着中立甚至亲俄的态度。而在外交决策领域，虽然受到社会舆论和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内心可能会对俄罗斯持批判的态度，但在国家行动上更多地倾向于奉行实用主义政策。这种微妙的差异也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
当然，图1所展示的思想谱系只是一种宏观的概括，实际上，英国学者看待俄罗斯的观点往往因其家庭出身、工作环境、教育背景乃至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涉及具体问题时，不同研究者也可能会根据特定情势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谱系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能将其绝对化，更不能将其作为研究和判断实际问题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现存的思想谱系并不是静态的，随着时间和情势的变化，各派观点也会随着现实情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无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试图对于英国学者的思想倾向进行概括时，都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做出谨慎而具体的分析。
来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作者：封帅
【内容提要】英国开展俄罗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在4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古典时期”、“帝国时期”、“苏联时期”和“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伴随着英俄外交关系的起落，展现出不同的倾向与特点。以“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基本维度，对于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二维空间的落点象限排布，可以展示当前英国俄罗斯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五种典型的思想理念，并且勾勒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总体思想谱系。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以其民族特征和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以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精神推动着学术的稳健发展，并影响着英国对俄外交战略的制定，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中国俄罗斯研究界加以认真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英国学派 历史沿革 思想谱系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3-0003 (34)
1553年，英国的北极航道探险船队在巴伦支海触礁沉没，大部分船员葬身大海，幸存者被当地人救起，几经辗转最终到达了莫斯科。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幸存的英国人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款待，还获得了沙皇伊凡四世的接见。这次海难竟成了英国与俄罗斯百年恩怨纠葛的最初起点。俄罗斯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正式出现在大英帝国的视线之中。英国的探险家、商旅、外交人员纷至沓来，试图揭开俄罗斯的神秘面纱，也从此拉开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序幕。
历经460多年的积累与传承，一代又一代的英国学者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浇灌着俄罗斯研究这片争奇斗妍的学术花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英国学者的研究涉及学科齐全，关注范围遍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议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也是纷繁复杂。然而，如果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视作一个整体，我们又能够很明显地观察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对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是这种文化主体与多元理念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哲学意义上的“英国学派”，也在世界俄罗斯研究的学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对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思想进行学术史意义的研讨和分析，以期更加清晰与深入地展示英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总体认知，以及这些认知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此，我们将回顾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后冷战时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思想谱系进行分析介绍，对其时代特征及其外在影响进行解读，以期为读者勾勒出一张“英国学派”较为完整的发展图谱。
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沿革
在探险家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之后，对于世界无比好奇的英国人便开始了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观察和探索。“最早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人主要是那些探险家们，紧随其后的便是商人和观察家们（observers），俄国问题的观察家都是那些头脑最清醒、同时也是最具有客观精神的英国人”。从16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不同行业精英的共同努力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横跨5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历经了四个典型的发展阶段，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学界的重要地位。
（一）古典时期（16-18世纪）
英国对于俄罗斯最初的信息和研究主要来自于探险家、旅行者和驻外使节，他们各尽所能地对眼前这个神秘的国度进行直观的描述。这种具有一定猎奇和探险色彩的叙述尽管略显简单，也不乏对俄国的误解和神话，但却充满了原创意义和历史价值。这种类型的研究贯穿了从16世纪末至18世纪的英国学术史，构成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古典时期”。
从目前可考证的资料来看，在英国最早介绍俄罗斯的书籍出版于1584年，是一本署名霍尔西（Horsey）的小册子。该书介绍了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并讲述了一些有趣的风俗故事。1584年也被视为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元年。
1588年，英国下院议员基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就任英国驻俄大使， 1591年，弗莱彻根据自己在俄罗斯担任大使期间所获得的信息，将俄罗斯经济、贸易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总结成文。这篇名为Of the Russe Common Wealth：Or Maner of Governement by the Russe Emperour的论文，对于1600年以前的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加上生动的叙事逻辑，使之成为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在17世纪以前最重要的作品，直到现在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7-18世纪，英国与俄罗斯大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689年，沙皇彼得一世化装成一名随团军士参加了俄罗斯使团对英国的访问，“（他）在英国访问了牛津大学，并且会见了物理学家牛顿……于1698年9月回到莫斯科。”在18世纪，英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十八世纪下半期，俄英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俄国向英国出口的铁从占75%增加到80%，大麻从40%增加到58%，亚麻从12.5%增加到60%以上。英国造船工业需要的铁、木材、大麻、帆布，主要仰赖俄国的出口。俄国同英国贸易始终保持顺差。”在这种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两国关系异常密切，“在那个世纪（18世纪）的末尾……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
但在这一时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并未再取得更大的突破。整个18世纪，英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与弗莱彻时期相比，研究水准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提高，对于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描述也基本上没有脱离早期研究的框架。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俄罗斯当时所处的边缘地位密切相关，对于争夺全球殖民霸权的英国来说，当时遥远而又弱小的俄罗斯很难获得英国社会更多的瞩目。直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成为欧洲列强争霸舞台上的重要一员、英俄关系也成为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重要砝码的时候，俄罗斯对于英国的意义才逐渐为英国各界所重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才在19世纪后期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
（二）帝国时期（19世纪-1917年）
在很多当代学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对俄研究出现在19世纪。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于沙皇俄国由盛转衰的进程，可以被称为俄罗斯研究的“帝国时期”。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达到了国势的顶峰，也成为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俄罗斯的发展与崛起使得英国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昔日的小伙伴，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英国掀起了一股新的俄罗斯研究热潮。
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18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洗礼之后，英国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已经达到了新的层次，英国学者对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和考察更加理性和深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俄罗斯研究开始摆脱“古典时期”那种猎奇、探险和叙述的逻辑，初步具备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一时期，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学者、外交官员、记者、商人都参与到了对俄研究中，并且开始全面涉猎俄罗斯的哲学、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研究构筑了现代俄罗斯研究的基本雏形，也为未来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19世纪，英国在俄罗斯研究领域执牛耳者当属唐纳德·华莱士爵士（Sir Donald Mackenzie Wallace）。华莱士爵士是新闻记者和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从1870年起，他用六年时间辗转俄罗斯帝国全境，观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并对此加以细致的记录。1877年，华莱士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著作，书名就叫作《俄罗斯》（Russia）。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多年来对于俄罗斯帝国的观察，内容涉及俄罗斯地理、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堪称19世纪末的俄罗斯百科全书。此书的问世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几年之内一版再版。他也被学界称为“现代英国学者中探索俄罗斯的先驱者”，成为“帝国时期”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界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难以置信的语言天赋的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是俄罗斯研究领域另一个值得铭记的伟大名字。威廉姆斯生于新西兰，自幼就显示出超强的语言天赋。在上高中之前，他就可以阅读26种语言的圣经故事，而且可以熟练使用15种语言进行读写。受到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和他的人生哲学的影响，他在20岁时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并且很快掌握了多种斯拉夫语言。由于他不愿意在研究所任职，因此选择了新闻媒体的工作，成为泰晤士报（The Times）驻圣彼得堡的记者。他凭借自己超强的语言天赋，很快掌握了俄罗斯帝国境内复杂的语言和文字，并且利用这种优势深入观察俄罗斯社会状况，同时也见证了如俄罗斯第一次杜马选举等重要的历史时刻。最终他将自己的观察和研究结集出版，这就是英国俄罗斯研究历史上的著名作品《俄罗斯人的俄罗斯》（Russia of the Russians）。这位会说58种语言的记者是英国俄罗斯研究史上的奇才，他对于俄罗斯的了解异常深入，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他也成了那一时代最具权威的俄国问题专家，他的同事曾经对威廉姆斯在俄国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有过这样的描述:“不止一位俄罗斯人曾经告诉我：‘威廉姆斯对俄罗斯的了解比我们要深得多’。”
除此之外，英国学者在俄罗斯宗教、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等方面的问题上也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关于俄罗斯及俄语的课程走进了英国大学校园。1869年，牛津大学成为第一个开设俄罗斯研究相关课程的学校。1889年，剑桥大学也开设了俄罗斯研究的课程。1907年，在利物浦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个专门的俄罗斯研究院（School of Russian Studies），从此俄罗斯研究取得了独立研究部门的地位。
1912年，在伯纳德·佩雷斯（Bernard Pares）的推动下，《俄国评论》（Russian Review）杂志在利物浦创刊。《俄国评论》不仅是英国，也是整个欧洲最早的俄罗斯研究杂志。《俄国评论》出版之后，英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开始围绕着这本杂志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所有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者慢慢聚集在该平台上，形成了最初的学术共同体，专业学者逐渐成为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核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满足战争、外交和商业的需要，英国开始大规模培养俄语人才。从1914年开始，英国大学开始普遍开设俄罗斯研究课程并开展俄语教育。1914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先后设立俄罗斯研究高级讲师（Readership）职位。随着战争的深入，对于俄罗斯的研究热情在整个英国大学中不断蔓延，更多的大学争先恐后地参与到俄罗斯研究中来，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诺丁汉大学先后设置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教授职位（Professorship）。此外，在格拉斯哥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也开设了俄罗斯问题的讲师课程（Lectureship），其中格拉斯哥大学的俄罗斯研究讲师还在爱丁堡大学兼任同样的课程。在战争期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罗纳德·巴罗斯（Ronald Burrows）的支持下，伦敦大学学院仿照利物浦大学的模式，成立了自己的斯拉夫研究院（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东欧和斯拉夫世界。这一时期，各个大学的课程设置系统而全面，并且能够为学习者提供较好的俄语培训条件。在战争期间，各大学通过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学习和研究，为英国政府和相关企业提供了大量有效的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为推动英俄之间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苏联时期（1917年-1991年）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俄帝国在革命的洪流中灰飞烟灭，英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戛然而止。在时代巨轮的推动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匆匆告别了旧的时代，进入了“苏联时期”。
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动对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一夜之间，“苏联学”取代了多年来的沙俄帝国研究，经过数十年积累的以沙俄帝国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很多都失去了意义。由于英俄两国关系进入了“休克”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研究者与苏维埃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几乎所有的英国学者都对崛起的苏联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其加以研究。在2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学者几乎无法从苏联获得有用的研究资料和信息，研究成果也相当匮乏，这种状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有所改观。
尽管处境困难，但英国学者仍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进对苏联的研究工作。很多大学仍然坚持了俄罗斯研究的课程，并且继续推广俄语教学。为了获得苏联的相关信息，英国学者大量听取了十月革命后大量涌入英国的俄罗斯移民所带来的苏联内部消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1922年，为应付纯粹的苏联研究资源不足的问题，位于伦敦的斯拉夫东欧研究院（SSEES）以《俄国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新的学术杂志《斯拉夫评论》（The Slavonic Review），将苏联之外的其他斯拉夫地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尽可能地开拓研究空间。《斯拉夫评论》在1928年改名为《斯拉夫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虽然其发展过程几经波折，但始终坚持出版，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
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40年代，是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困难时期。政治环境的限制使得英国学者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步履维艰。英国的苏联研究水准也逐渐落后于欧洲大陆。这种状况的积累酿成了严重的现实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英国重新与苏联结盟后，苏联研究严重不足的问题迅速凸显，遍数英伦三岛，竟然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承担对苏联的外交工作，只能被迫依靠早年来到英国定居的俄裔英国人和二战期间的俄国移民来暂时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现实的需要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英国的苏联研究在二战期间开始触底反弹。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快俄语人才的培养，1942年英国政府责成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斯拉夫东欧研究院（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SSEES）设置俄语培训课程，标志着苏联研究终于重新获得英国政府的实质性支持。二战结束后，“苏联学”也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苏联的了解，英国政府也有意加大了对苏联研究的支持。1947年，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名为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的研究报告，即斯卡波罗报告（Scarbrough Report）。报告对40年代英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过于忽视非西方世界的倾向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很多英国大学开始加入到苏联问题的研究中来。
俄罗斯研究传统十分悠久的伯明翰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在40年代先后开设了当代苏联问题的相关课程，积极参与苏联学研究。其中，伯明翰大学将苏联经济体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而格拉斯哥大学则选择更加全面地推进苏联学研究。1949年，《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杂志在格拉斯哥大学创刊，该杂志努力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成为冷战时期英国最权威的苏联学研究刊物之一。在苏联解体之后，杂志于1993年更名为《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
1950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正式成立。在首任院长威廉·迪肯爵士（Sir William Deakin）的积极推动下，圣安东尼学院积极开展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他们以历史研究为核心，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体制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50年代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也开始设置苏联政府和制度等方面的课程，参与到苏联学研究中来。
尽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从整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英国苏联学研究水准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参与苏联研究的大学仍然在使用二战以前的教学课程，更糟糕的是，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包括牛津、剑桥等名校在内的大部分学校的俄罗斯研究都以语言学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内容。在观察家看来，“语言学是学者的鸦片”，学者们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学领域，实际上是在尽量回避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从而主动避开意识形态的干扰。这样的研究根本无法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任何有效的咨询服务，势必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资金不足也成了40-50年代困扰英国苏联学研究的最大难题。
整个英国社会对于苏联研究的不满逐渐积累，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1961年，英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针对英国学术界远东、斯拉夫和非洲研究过于薄弱的状况，发表了名为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and African Studies的研究报告，即著名的“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中，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西方世界对于全球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各个大学都需要提高认识，积极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海特报告”发表后，英国的苏联研究终于获得了英国政府和相关教育基金的大力资助，从而解决了困扰英国苏联研究的资金问题。
在“海特报告”的影响下，伯明翰大学迅速将自己校内的苏联研究资源整合起来，于1963年成立了专门的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研究中心，就此确立了自己在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重镇的地位。而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则进一步完善了已有的苏联研究体系，始终保持着在英国俄罗斯研究界的领先地位。爱丁堡、诺丁汉、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等具有俄罗斯研究传统的高校，努力更新自己较为陈旧的教学内容，逐步与苏联学前沿接轨。此外，以斯望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为代表的一批后起之秀，在60年代后也先后在本校设立了苏联、斯拉夫或东欧问题的研究课程与研究机构。“海特报告”出台以后，充分的资金支持使各大学得以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英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促使英国的苏联研究逐步跳出了语言学的桎梏，转向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上来，逐步走向国际苏联学研究的前沿。可以说，“海特报告”的出现，使英国的苏联研究摆脱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极大地推动了冷战时期英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进步，使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众多新兴的研究机构和传统俄罗斯研究重镇一起，构筑了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格局。
20世纪，英国的苏联研究领域英才辈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当属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始人，卡尔拥有众多光辉头衔，他曾在先后外交部、大学、媒体和智库工作，从事苏联研究的时间超过40年。卡尔以苏联史研究为切入点，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发表了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卡尔的苏联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当属十四卷本的《苏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从1950年到1978年，卡尔在这部作品上投入了近30年的时间，详细分析了从1917-1929年的苏维埃俄国史。这部巨著凭藉恢宏的议题设计，充分翔实的资料收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逻辑，加上流畅的文字叙述，一经推出便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各国广泛流传，堪称现代苏联学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除此之外，冷战时期英国在苏联学研究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就，例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于苏联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通过文学作品对于极权主义政治模式进行的深刻批判，以及埃里克·诺弗（Alec Nove）、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等苏联学家对于苏联社会历史的深入解析。众多苏联研究的大师以及他们的传世之作点亮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苏联时期”，可谓群贤毕至，交相辉映，至今仍为后来者津津乐道。
（四）转型时期（1991年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学研究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戛然而止。而且令苏联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没有任何一位苏联学家预见到这一结果。苏联学研究的意义和水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质疑。在这种质疑的声浪之中，英国俄罗斯研究与新生的俄罗斯联邦一起，匆匆进入了“转型时期”。
1989年，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就曾委托诺曼·伍丁爵士（Sir Norman Wooding）领导一个学术委员会，对英国大学的斯拉夫东欧研究进行评估，并最终发表名为Review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989的研究报告，即著名的“伍丁报告”（Wooding Report）。在报告中，学术委员会充分肯定了苏东研究的重要价值，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的规模，并增加相关研究项目的拨款。因此，在苏联解体之际，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的经费非常充足，正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的发展阶段。
虽然未能预测苏联解体的发生，但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界对于后苏联时代仍充满了期待。大量前所未见的文献档案使很多冷战期间的历史难题迎刃而解，为史学家重新解读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条件。学者们也终于可以自由进入俄罗斯境内开展田野调查，为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俄罗斯对于体制转型知识的渴望也为新时期的俄罗斯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在90年代初，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还是在大学课程设置中所占的比重，都一度达到了历史峰值。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高速发展期并未维持太久。由于经济转型陷入僵局，加上国内政治局势混乱，车臣战争旷日持久，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滑。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资金对于俄罗斯研究的投资热情急剧下降，很多机构的教学和研究都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夭折。尽管1995年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HEFCE）的评估报告中，仍然强调要“扩大语言能力训练和文化知识的培养……加强对于地区问题的知识积累，尤其需要加强对前苏联独立国家的关注”，但在90年代后期，随着俄罗斯的衰落，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语教育仍然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俄语语言学学位曾经在英国大学占到外国语言学学位数量的一半以上，但目前仍然授予俄语学位的学校数量已经降至不到20所。”由于缺乏语言基础，大部分学生不会在本科毕业之后选择俄罗斯或斯拉夫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生学习的方向，而英国各大学也不再为俄罗斯研究添加研究岗位。直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据2012年英国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EES）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英国有将近30家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在从事俄罗斯研究方面的工作，从事俄罗斯及斯拉夫东欧问题的研究者共有600多人，其中国际斯拉夫研究中比较活跃的英国学者超过150人，是当代欧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东欧问题学术共同体之一。截至2015年，在英国高等院校中，共成立了七个专门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构成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要基地。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英国高校中设立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院列表
学校
研究机构
优势领域
代表人物
牛津大学
圣安东尼学院
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Russian and Eurasian Center）
政治、历史
Archie Brown
Robert Service
Alex Pravda
Roy Allison
格拉斯哥大学
俄罗斯、中欧、东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政治、经济、外交
Alec Nove
Stephen White
Richard Berry
伯明翰大学
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经济、历史、政治
Philip Hanson
Julia Cooper
Maureen Perrie
伦敦大学学院
斯拉夫东欧研究院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历史、政治、文化
Alena Ledeneva
Simon Dixon
谢菲尔德大学
巴赫金中心
（Bakhtin Center）
文化
Craig Brandist
布里斯托大学
俄罗斯东欧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
文化
Neil Cornwell
爱丁堡大学
达什科娃公主俄罗斯中心（Princess Dashkova Russian Center）
语言、文化
L.Ryazanova-Clarke
Luke March
除此之外，英国还有2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俄罗斯研究方面拥有较强的实力或突出的特色，其中曼彻斯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肯特大学和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很多学者，都在冷战后的俄罗斯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在时代变迁的考验之下，支撑起整个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学术网络。
总的来说，用“转型时代”来形容冷战后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是非常恰当的。一方面，“转型”是俄罗斯当代史的核心内涵，冷战结束后的20年就是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全面转型的20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研究也围绕着俄罗斯的转型进程而展开，理解转型就是理解冷战后俄罗斯研究的关键。另一方面，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自身也在经历着特殊的“转型”历程。由于两极体系瓦解，俄罗斯无论是政治经济体系还是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俄罗斯研究也不得不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问题上加以调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体系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改革和重组，“转型”正是对这种变革状态的集中反映。
纵观数百年的学科发展史，与曾经的黄金时代相比，当前英国的俄罗斯研究状况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正如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前会长、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约翰·埃尔斯沃斯（John Elsworth）所言，“现在（英国俄罗斯研究）这艘巨轮正指向正确的航向，但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达到必要的航速。”即便如此，对于中国的欧亚研究领域来说，无论从学科建设的成熟程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抑或是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来看，认真学习与借鉴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仍颇为必要。其悠久的学术传统、深刻的思想理念、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和观点，都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挖掘。
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思想谱系
近年来，随着中英两国学术界的交往日益密切，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很多代表性成果已在中文学术刊物上多有介绍，诸多经典书籍的中文版也先后问世。但如果希望从具体而分散的观点介绍提升到对整个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整体认知，借助“谱系”研究方法就很有必要。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所谓“谱系”，指的是对家族世系或者其他代际传承过程的详细记载。而在现代思想研究领域，“思想谱系”（spectrum）则具有更加具体的涵义。按照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说法，所谓“思想谱系”研究，就是将分属政治领域左、中、右三派的思想派别和思想家们之间的定位和边界分析清楚。思想谱系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不同思想观念的分布情况，可以更准确地表现出不同思想理念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和相互争鸣的过程。因此，绘制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思想谱系”，指的是将当代较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按照某些原则和标准进行分类，并且根据观点的二维象限分布状态，总结目前在英国学术界存在的观点差异，并且分析这些差异背后所展现的思想脉络，该谱系的绘制也将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综合视角。
结合当前英国学界的现实状况，我们选取“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分析英国俄罗斯研究思想谱系的基本维度。研究者对于俄罗斯的情感倾向被设定为坐标系的横轴，越向左延伸则表明研究者对于俄罗斯正面的情感倾向更加强烈，即所谓的“亲俄派”（Pro-Russian）；向右延伸则表明研究者对于俄罗斯的感受较为负面，即所谓的“反俄派”（Anti-Russian）。而研究者所选取的基本研究路径被设定为纵轴，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更依赖理论研究路径，则会出现在坐标系的上方，反之，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多使用传统经验的方法，则会出现在坐标系下方。
为了实现对英国学者思想谱系的构建，我们选取了10名在当前俄罗斯研究各个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作为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代表，他们分别是：
阿奇·布朗（Archie Brow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历史问题专家；
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肯特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
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政治问题专家；
大卫·雷恩（David Lane），剑桥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
菲利普·汉森（Philip Hanson），伯明翰大学教授，经济问题专家；
罗伊·埃里森（Roy Allison），牛津大学教授，政治与军事问题专家；
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历史学家；
罗伯特·谢伟思（Robert Service），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波波·罗（Bobo Lo），原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外交问题专家；
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专栏作家，政治与外交问题专家。
上述十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研究方法及对俄态度各不相同，根据他们在其研究成果中所展示出来的不同思想观念，最终构成了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谱系图。
如图1所示，根据感情倾向和研究路径的具体差异，十位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分别落位于思想谱系图的不同位置。而他们所处的位置较为自然地形成了五个大体上相对集中的区域（图1中A-E位置）。这种状况非常清晰地反映了目前英国学者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的五种不同立场。每种立场的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基础，每一种立场也都有重要学者作为其在思想理论界的阐述者和代理人。随着俄罗斯转型的深入，尤其在普京执政以后，这种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差别在英国社会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对英国政府的对外事务决策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图1 英国学者在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思想谱系图
从谱系图的整体状况看，在当前英国社会中，批评和反对俄罗斯政府的声音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选择何种研究路径，反俄情绪都是弥漫于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尽管存在少数学者始终对俄罗斯抱有同情的心态，然而，他们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抽象标准和理论分析的方式为俄罗斯和普京政权的意义及合法性进行论证，任何经验的数据似乎都很难成为他们观点的注解。也因此造就了图中第四象限内的一片空白。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够简单地将当代英国的俄罗斯研究单纯地看作是一场反俄反普京的大合唱。事实上，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人群之间，观点和看法的互动过程相当微妙，亲俄派的声音也并非想象中那样微弱。不同立场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深入剖析。
具体而言，冷战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思想群体包括以下几类：
Group A：强硬反对派
持强烈反俄立场的强硬反对派是当前英国国内影响最大的团体之一。英国国内的强烈反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以后，大批沙皇俄国的流亡者前往英国，在英国国内宣传反苏维埃的观念，在英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以后，强烈反苏的思想就成为英国内部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冷战期间，反苏思想成为英国国内的主要社会情绪，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91年，苏联政权解体，强硬反对派将冷战的胜利视为自己努力的成果，因此曾对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发展寄予极大的期望。但随着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深入，尤其是在普京执政之后，强硬反对派重拾对俄的强烈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由克格勃势力和少数“新贵族”掌控的独裁国家，对内是一个以威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腐败政府，对外则是仇视西方的帝国政权。他们将俄罗斯视为西方乃至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将对邻国主权和地区稳定造成严重的破坏。
基于这种认知，强硬反对派在对俄政策方面主张对俄罗斯的任何挑衅，都应该以强硬姿态做出回应，例如，西方应该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并且随时吸收有意愿加入北约的新成员；要尽快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全面遏制俄罗斯可能的军事威胁；在能源管道的建设上要尽量绕开俄罗斯，欧洲应尽快寻找可替代的资源供应者；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应该继续维护亲西方政权的存在，并且反击俄罗斯的一切阴谋。此外，他们还希望利用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对普京政权发起挑战，从而促进俄罗斯的人权和法制。
强硬反对派对于俄罗斯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外交、历史等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强硬反对派往往都比较擅长经验研究方法，广泛搜集和整理研究资料，通过叙述自然形成结论。其研究成果大多资料翔实，语言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目前，强硬反对派在英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历史学家罗伯特·谢伟思和《经济学家》杂志的专栏作家爱德华·卢卡斯。谢伟思教授集中研究苏联领袖，他的作品运用了很多新材料，但通过许多材料的组合，他也有意识地将苏联领导人描述成为那种狂热、暴怒，甚至有精神疾病的人，从而达到将苏维埃政权妖魔化的目的。卢卡斯不仅在其撰写的报刊和杂志的社论文章中对普京和俄罗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还在他的代表作《新冷战：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及其对西方的威胁》一书中，极度夸大普京的克格勃背景以及普京与苏联政权的关系，并且将普京政权描写为一个腐败、黑暗、嗜杀，充满了阴谋诡计和排外思想的间谍集团，将其视为西方世界的巨大威胁，并且号召各国放弃绥靖思想，重新准备迎接新冷战的到来。强硬反对派的研究成果，极大地迎合了部分英国社会群体的反俄情绪，在英国舆论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Group B：中间理论派
强硬反对派在舆论场中影响巨大，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因素显然容易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干扰。尽管大部分英国学者在情感倾向方面对俄罗斯的转型趋势持负面看法，对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过程也不乏批评的声音，但从整体上说，其研究仍然处于相对理性的范围内，而且对于俄罗斯现状也都能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他们更多选择运用学理方法开展俄罗斯研究，在情感倾向上尽可能追求中立。本类型的研究者属于英国对俄研究的主流，可以称之为中间理论派。
与强硬派相比，中间理论派更好地继承了英国学术界严谨的学术立场和客观的精神，更多地显示出专业学者的风范。从情感维度来看，中间理论派大体上持有较为温和的反俄观念，他们主要是依据经典民主理论的标准，对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中的很多现象提出负面评价；从研究路径维度来看，中间理论派则更多地采用理论研究的方式，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对当代俄罗斯的转型过程进行分析。中间理论派涉及学科较多，理论化程度根据学科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以菲利普·汉森为代表的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最高；史蒂芬·怀特等政治研究领域的成果则比较平衡地使用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方法；而多米尼克·列文等学者对于俄国历史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出了对于俄罗斯历史和社会的同情，并且努力建构理论化观点。总的来说，在英国学术界比较活跃的大部分学院派学者都属于中间理论派，他们思想活跃，对于相关议题讨论广泛，思考深入，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在学术圈影响力巨大，代表着英国对俄研究的主流思想。
但中间理论派的研究者大多缺少外交实践和媒体宣传的经验，研究内容的理论化程度较高，对于政策研究兴趣不高，尤其是对于外交战略方面的问题涉猎较少，在政策影响力方面往往相对有限。而且，由于研究的理论化程度较高，在结论表述方面不易与社会舆论形成共鸣，客观上限制了其社会影响力的发挥。
Group C：中间反对派
在强硬反对派与中间理论派之间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情感倾向和研究路径两个维度上，都与强硬反对派有相似之处，但在研究结论和政策选择方面却又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群体在很多方面同意强硬派对于当代俄罗斯的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对俄罗斯进行的分析，但是在他们看来，要应对这一切，需要对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进行更加认真和全面的分析，在战略选择上也需要更加灵活，更加具有战略眼光。从总体上说，他们属于反对派阵营，但在方法和思想上又呈现出很多中间派的现实主义色彩，因此被称为“中间反对派”。
中间反对派的思想渊源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的反苏情绪，但在社会舆论反苏的声浪中，那些实际参与英国对俄外交的资深外交官和对苏联有更深刻理解的资深学者们注意到，尽管苏联政权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够令人感到愉悦，但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行为体，英国仍然不得不与苏联政权继续交往甚至加强合作。因此，确认当今俄罗斯政权存在的问题，但从理智而非感情因素出发，更加灵活地处理俄罗斯事务，便成为中间反对派的基本信条。
就现实情况而言，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结构是存在威权主义色彩的，而且他们也基本同意俄罗斯正在对邻国采取帝国式的态度，但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才更应该采取务实的、以利益为核心的行为模式。西方不能够以想象的、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期待俄罗斯在未来出现突然的改变，而是应该调整其对俄罗斯国际行为的期望，以现实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
中间反对派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亲身经历甚至参与过对俄外交，因此提出的应对策略和解决方案都更有现实意义。目前在英国学术界，牛津大学的阿奇·布朗，前澳大利亚驻俄副大使波波·罗，以及前英驻俄罗斯大使罗德里克·布拉斯维特（Rodric Braithwaite）可以被看作是中间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很多方面对俄罗斯提出了批评，但与强硬派相比较为务实温和。阿奇·布朗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热烈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绩，而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保持着持续却比较谨慎的批评态度。而波波·罗等则在外交研究中提出“就事论事”（case-by-case）的原则，认为应根据自身利益，而非俄罗斯的反应做出决策。西方国家需要采取选择性接触的方式，与俄罗斯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从而实现西方国家所必需的战略目标。
中间反对派的成员多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完全承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且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人也是现实主义者，通过引诱和施压，促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话合作是完全可能的。与强硬反对派相比，他们对于俄罗斯事务更加熟悉，也更加冷静务实。与中间理论派相比，他们更加关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更加擅长实际问题的研究。尽管这一群体在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影响比起前述两个群体来都略显逊色，但在英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却受到了更多的青睐，其思想和观点对于英俄关系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Group D：亲俄派
如果说前面三个群体属于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主流认知，那么其他两个群体则是英国国内的少数派。
在英国社会中，亲俄的思想理念同样由来已久，即便在苏联时期，英国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也都保持着对苏联的好感和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激进转型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痛苦，部分英国学者对俄罗斯的状况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在普京执政后，围绕着如何评价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这一问题，英国学术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形成了新的少数派。
随着普京体制的逐渐成形，大多数英国学者更多地注意到普京体制对于俄罗斯民主政治和私人财产权的负面影响，但在少部分学者看来，普京对当代俄罗斯发展所产生的总体影响是正面而积极的。他们认为，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久违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族自信心，并且极大地扩展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使俄罗斯重新作为大国返回到世界政治舞台上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承认关于普京的争议，但始终坚信普京本质上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并且遵守宪法的规定。他的目标是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家，而目前之所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俄罗斯从90年代即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和苦难中解救出来。由于他们对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保持着积极的看法和较好的评价，因此，在英国社会被视为“亲俄派”，或者说“亲普京派”（Putinites）。
亲俄派的学者往往对于俄罗斯的特殊性予以较多的强调，而且对于英国社会对俄罗斯政治的很多批评进行反驳。在他们看来，现在俄罗斯的舆论环境并不比90年代更不自由。90年代是少数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传媒，而现在虽然国家对媒体也有所控制，但仍然比90年代更加开放。在他们看来，普京之所以在当政两届之后让位给梅德韦杰夫，恰恰说明普京对促进俄罗斯民主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相信俄罗斯最终将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亲俄派的学者在研究中更多地选取理论研究的路径，对于俄罗斯不同时代的政治转型过程进行不同的理论分类和判断。在英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亲俄派学者是理查德·萨科瓦，他的代表作是《普京：俄罗斯的选择》（Putin: Russia’s Choice），其思想观点从作品的名称上即可看出端倪。而且萨科瓦拥有很大的理论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对普京体制进行真正学理意义上的解读，并且希望能够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找到方向。
Group E：新左翼理论派
如果说亲俄派更多地属于普京时代的新鲜事物，那么新左翼理论派就应该算是冷战时代的重要“遗产”了。
正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这一群体与英国悠久的左翼思想传统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著名刊物《新左翼评论》创刊为标志，英国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左翼思想家群体，其研究成果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左翼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多年以来，英国左翼理论家一直都对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但英国左翼思想家仍然继续坚持以左翼理论的标准检验和评价俄罗斯转型的过程，并且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很多当代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例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佩里·安德森等都曾积极参与过俄罗斯问题的讨论。秉持着左翼理论的学者坚持左派传统，通过左翼理论分析和评论俄罗斯社会的当代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英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小、但极为稳定的群体，即新左翼理论派。
新左翼理论派尽管对于俄罗斯目前的发展状况也颇有微词，但其感情色彩上始终难以摆脱左翼理论中根深蒂固的亲俄情绪。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始终坚持以理论研究为主，并且从经典的社会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分析当代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他们的研究视角与众不同，观点和结论也较为独特，代表了英国社会一个特殊群体的思想观念。其中，剑桥大学的大卫·雷恩教授以世界体系理论对于俄罗斯政治精英和经济转型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因其重视平等、社会利益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素，所以对于俄罗斯转型进程的评论在学术界独具特色。作为一种少数派的声音，也非常值得世界各国的学者认真倾听。
总而言之，批评是当代英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主流声音。尤其在社会舆论领域，对于普京体制的反对已经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某种政治正确的标准。但在学术界，尽管反对者同样占据大多数，但是批评的声音相对理性温和，而且也有部分学者保持着中立甚至亲俄的态度。而在外交决策领域，虽然受到社会舆论和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内心可能会对俄罗斯持批判的态度，但在国家行动上更多地倾向于奉行实用主义政策。这种微妙的差异也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
当然，图1所展示的思想谱系只是一种宏观的概括，实际上，英国学者看待俄罗斯的观点往往因其家庭出身、工作环境、教育背景乃至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涉及具体问题时，不同研究者也可能会根据特定情势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谱系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能将其绝对化，更不能将其作为研究和判断实际问题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现存的思想谱系并不是静态的，随着时间和情势的变化，各派观点也会随着现实情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无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试图对于英国学者的思想倾向进行概括时，都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做出谨慎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