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重视群体精神，强调个体对集体服从;重视个人修养，强调自身的德行素养;重视生活现况，强调与社会的结合性;重视中庸之道，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认为可以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民族自信心提供强而有力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 群体精神;个人修养;中庸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谈到“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 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这些传承了千百年的道德规范，已经沁入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日常生活中规范或者是约束我们思维以及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在谈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时候，传统的道德文化则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道门槛，认识和总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特征则是相当必要的。 一、重视群体精神，强调个体对集体服从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更加倾向于群体，更加关注群体的利益，而对个体的利益有所忽视。更多的强调个体对家庭、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强调利益的服从，强调对集体利益的关注。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个人要服从家庭，家庭要服从宗族，宗族要服从国家，小的要服从大的，私的要服从公的。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也是这个家庭的权威，既是儿子的纲，也是妻子的纲。妻儿要顺从家长的意志，在一个宗族中，代表一个家庭利益的家长则要顺从代表宗族利益的宗族族长的意志，在一个国家中同样的，要顺从君主。君主是最高利益的体现者，代表者，臣民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从，顺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为了实现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维护血缘关系以及在这种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族权制度和政权制度，不可避免的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仁”，并提出人“仁”的根本是“忠孝”。由此从亲情之间的“孝悌”继而推广到社会实践中的“忠君”倡导和提倡“忠孝”对私以为“孝”，对公以为“忠”。以“忠孝”为主导，积极履行个人对集体的各种道德义务。 二、重视个人修养，强调自身的德行素养 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争，但是不管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塑造一个君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传统道德中才有了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向内用力的特征。 孟子是“人性善”的创始人，他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四种善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将这四种善心称为“四端”。并且认为这“四端”是形成“仁义礼智”四德的根源。因此他指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这就从个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孟子认为，塑造理想的人格、培育高尚的品质，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自身所拥有的善端，并且要不断的培育和完善，使其能够完全的、充分的成长和发展起来。因此，在进行具体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孟子特别强调“反求诸己”，即多从自己身上查找原因，多反省自己，从而不断地加强个人自身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性。 荀子则恰恰与孟子相反，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人的本性都是恶的，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改造人本身所固有的“恶”性，通过一系列的外在行为，来削减或者叫隐藏自身的“恶”，并且把这称之为“化性起伪”。人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受所处的客观外在环境的影响，塑造理想人格，培养高尚品质的过程，也就是“化性起伪”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积累过程，一方面是不断的积善，即进行持续不断的道德践行;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的社会环境，生活习俗，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影响的积累。道德践行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不断的完善，不断提升的过程;后一个方面的积累的过程，既是客观世界对主体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主体对社会道德规范，从了解、认识、知道到认可、接纳、内化的逐步提高、逐步完善的过程，是道德理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由此而言，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孟子的“性善论”虽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并且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对立面，但是却都一致的肯定了人的主体价值，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这种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向内用力的特质，一方面是对个人价值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的肯定。这不但给予了人们追求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的动力，而且也坚定了人们实现这一理想的信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在个人修养的道路上特别的重视“克己复礼”，特别的强调“慎独”的作用。不断的进行自我反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成为自身的思想品质、道德素养。从而达到律人、律己的境界。 三、重视生活现况，强调与社会的结合性 中国传统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多数都是身兼数职，既是思想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社会的改良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国家活动之中。其理论研究多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由小及大，从个人到集体，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旧有的社会制度被打破，但是新的社会制度却未建立。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汉初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还是以后的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从社会生活的现况出发，关注并解决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 导致中国的传统道德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劳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稳定也就决定了农业生产是否稳定，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否则又影响了社会是否稳定。因此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家庭是基础，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必然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己任。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道德在教化人，强调个人修为的时候也与社会理想以及个人的追求构建结合在一起。同时，传统观念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四、重视中庸之道，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中庸之道是孔子所宣扬的。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中，也都处处体现了中庸的意味。传统道德在价值取向上，笔者认为用“重义轻利”来形容不无恰当之处。义是君子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准则。重义轻利是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崇高品格。虽然，从春秋时期就存在着义利之争，但总的来说，还是强调义重于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最主要的价值标准。纵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其思路和脉络还是清楚的，重义轻利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孔子曾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所谓“义以为上”就是要把动机作为行为出发的根本，不计较利益的得失，在利益的面前，尤其是个人利益跟前，要考虑在道义上是否过得去。“义”是基于理性，对个体提出的道德规范，“利”则是基于现实，是对个体的实际利益的反映。对客观实际利益的需求。君子要注重义、注重人格、因为义也好，人格也好都是高于实际利益的人文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在价值取向上的重义轻利的特点，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的明显的影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确保稳定的供给。于是在有限的物资可分配的情况下，推崇这种限制利益追求的道义，让人们放弃对物质的追求，安于现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北京：人民日报，2016.7.2. [2] 王正平.中国传统道德论探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5. [3] 魏英敏.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8. 【作者简介】 张国梁（1986-）男，硕士研究生，烟台南山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 文章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重视群体精神，强调个体对集体服从;重视个人修养，强调自身的德行素养;重视生活现况，强调与社会的结合性;重视中庸之道，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认为可以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民族自信心提供强而有力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 群体精神;个人修养;中庸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谈到“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 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这些传承了千百年的道德规范，已经沁入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日常生活中规范或者是约束我们思维以及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在谈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时候，传统的道德文化则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道门槛，认识和总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特征则是相当必要的。 一、重视群体精神，强调个体对集体服从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更加倾向于群体，更加关注群体的利益，而对个体的利益有所忽视。更多的强调个体对家庭、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强调利益的服从，强调对集体利益的关注。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个人要服从家庭，家庭要服从宗族，宗族要服从国家，小的要服从大的，私的要服从公的。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也是这个家庭的权威，既是儿子的纲，也是妻子的纲。妻儿要顺从家长的意志，在一个宗族中，代表一个家庭利益的家长则要顺从代表宗族利益的宗族族长的意志，在一个国家中同样的，要顺从君主。君主是最高利益的体现者，代表者，臣民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从，顺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为了实现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维护血缘关系以及在这种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族权制度和政权制度，不可避免的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仁”，并提出人“仁”的根本是“忠孝”。由此从亲情之间的“孝悌”继而推广到社会实践中的“忠君”倡导和提倡“忠孝”对私以为“孝”，对公以为“忠”。以“忠孝”为主导，积极履行个人对集体的各种道德义务。 二、重视个人修养，强调自身的德行素养 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争，但是不管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塑造一个君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传统道德中才有了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向内用力的特征。 孟子是“人性善”的创始人，他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四种善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将这四种善心称为“四端”。并且认为这“四端”是形成“仁义礼智”四德的根源。因此他指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这就从个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孟子认为，塑造理想的人格、培育高尚的品质，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自身所拥有的善端，并且要不断的培育和完善，使其能够完全的、充分的成长和发展起来。因此，在进行具体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孟子特别强调“反求诸己”，即多从自己身上查找原因，多反省自己，从而不断地加强个人自身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性。 荀子则恰恰与孟子相反，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人的本性都是恶的，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改造人本身所固有的“恶”性，通过一系列的外在行为，来削减或者叫隐藏自身的“恶”，并且把这称之为“化性起伪”。人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受所处的客观外在环境的影响，塑造理想人格，培养高尚品质的过程，也就是“化性起伪”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积累过程，一方面是不断的积善，即进行持续不断的道德践行;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的社会环境，生活习俗，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影响的积累。道德践行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不断的完善，不断提升的过程;后一个方面的积累的过程，既是客观世界对主体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主体对社会道德规范，从了解、认识、知道到认可、接纳、内化的逐步提高、逐步完善的过程，是道德理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由此而言，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孟子的“性善论”虽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并且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对立面，但是却都一致的肯定了人的主体价值，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这种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向内用力的特质，一方面是对个人价值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的肯定。这不但给予了人们追求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的动力，而且也坚定了人们实现这一理想的信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在个人修养的道路上特别的重视“克己复礼”，特别的强调“慎独”的作用。不断的进行自我反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成为自身的思想品质、道德素养。从而达到律人、律己的境界。 三、重视生活现况，强调与社会的结合性 中国传统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多数都是身兼数职，既是思想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社会的改良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国家活动之中。其理论研究多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由小及大，从个人到集体，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旧有的社会制度被打破，但是新的社会制度却未建立。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汉初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还是以后的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从社会生活的现况出发，关注并解决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 导致中国的传统道德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劳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稳定也就决定了农业生产是否稳定，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否则又影响了社会是否稳定。因此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家庭是基础，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必然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己任。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道德在教化人，强调个人修为的时候也与社会理想以及个人的追求构建结合在一起。同时，传统观念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四、重视中庸之道，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中庸之道是孔子所宣扬的。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中，也都处处体现了中庸的意味。传统道德在价值取向上，笔者认为用“重义轻利”来形容不无恰当之处。义是君子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准则。重义轻利是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崇高品格。虽然，从春秋时期就存在着义利之争，但总的来说，还是强调义重于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最主要的价值标准。纵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其思路和脉络还是清楚的，重义轻利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孔子曾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所谓“义以为上”就是要把动机作为行为出发的根本，不计较利益的得失，在利益的面前，尤其是个人利益跟前，要考虑在道义上是否过得去。“义”是基于理性，对个体提出的道德规范，“利”则是基于现实，是对个体的实际利益的反映。对客观实际利益的需求。君子要注重义、注重人格、因为义也好，人格也好都是高于实际利益的人文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在价值取向上的重义轻利的特点，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的明显的影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确保稳定的供给。于是在有限的物资可分配的情况下，推崇这种限制利益追求的道义，让人们放弃对物质的追求，安于现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北京：人民日报，2016.7.2. [2] 王正平.中国传统道德论探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5. [3] 魏英敏.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8. 【作者简介】 张国梁（1986-）男，硕士研究生，烟台南山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