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中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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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一恒
1991年，我第一次和叔叔从九江搭江轮到上海。刚经过灯火通明的宝山钢铁厂，内心还盘算着，这么大的投资，怎么会像报道那样栽在日本人手里。耳边就传来扩音器的声音：“左边是浦东，右边是浦西”。这个一片漆黑的地方，真就是浦西？多叫人失望。
那正是中国国庆日前夕，外滩的灯已经点上，迎接我的是幢幢高楼，好像新加坡河畔的那些银行大楼。离开南京东路的边街，阴暗暗的，朝里走几分钟，就有点紧张。前后左右张望着，担心有人跟梢。最后，我放弃了冒险犯难的念头，赶紧回到大街上，感觉安全些。德士司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腔，他问得越多，我就越隐藏自己的身份，生怕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狠狠痛“宰”。
一个月后，我出差到孟买，飞机落地时，当地时间已是晚上八点半。出了机场，战战兢兢地坐上一辆机场外的德士，飞奔而去。司机的英语难懂，一路上，到处一片漆黑，车里没有冷气，我摇下窗子，一股异味传来，车子跟行人擦边而过。街上的一群人不时朝车里望过来，我握紧右手的皮箱，左手赶紧又摇上窗子。
我当时的感觉是：上海和孟买，没有多大差别。
十年之间 刮目相看
2001年，我再度来到上海，并且定居下来。孟买，因为工作的关系，从上海又去过好几次。十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尤其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力求发展的国家来说，是两个五年计划。到这时，就明显看出上海和孟买的差距。
从机场开始，就连虹桥机场也比孟买机场要强，浦东机场就更不用提了。孟买也是到处在建设，但高架桥工地不像上海那样用绿色塑料网遮住。在空荡的工地上，可以看到工人们工作的情况，没有工作服和工作鞋，还看到穿着传统纱厘服装的女性，穿梭其间。除了危险之外，工人也不像上海人那样卖力。上海的土木建设速度之快，有目共睹，就连新加坡人也有感叹。而孟买的一些工程，像处于停顿状态，不知道是否还会继续施工。
印度式的民主
印度式的民主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每个人的生存权利不容抹杀。这就是为什么当博帕尔联碳农药发生泄漏事件后，到底有多少居民受影响一直无法统计清楚，要求赔偿的居民没完没了。但是，印度人并没有学到这个教训，今天还可以看到工厂的周围盖了
许多“违章建筑”。
另一个极端是，任何一项工程，只要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他们都要提出诉状。只要诉状成立，工程就马上停止。所以，在印度到处可以看到停建而未竣工的道路。正因为此，外国投资者对印度的基建工程望而却步。
印度人是否能忍受这些极端呢？至少和我交谈的工商界人士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呢？答案也都很肯定，印度极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是否存在呢？据说有几个省的省长，用办企业的手段处理省内事务，干净俐落，很得人心。为什么不把这些省长轮调，这不就把各省的状况都平均提升了么？这就谈到了印度的民主体制。
首先得了解印度的政治运作。28个省、7个邦；省有省长，邦有邦执行长，虽说都是选出来的，但无论省还是邦，还有总统指派的总督。究竟是选举的省长、执行长权大，还是指派的总督权大，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几个省极端保守，省长一样能一当再当。有实行共产制度的，也有遵行伊斯兰教义的省，也没人埋怨。有完全免税的省，也有禁酒的省。在彭地切里，还有在当年法国殖民地时的公务员，退休后继续领取法郎作为退休金，去年改用欧元，退休金的币值也相应更改，也没人说不公平。
但是，想想这样既掺杂了英、美、法各国的体制，又加上自身因袭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制，和十五种官方语言，数百种方言，真要有些作为，还颇为困难。印度人对贿赂也不太在乎。只要能办事，不让他拿些钱，好像说不过去。政党政治所依附的种种弊病，在欧美国家已层出不穷，印度自然难逃劫数。甚至连最新崛起的台湾式民主，亦如出一辙。
民主集中制
如果分析中国目前实行的制度，综合出来的现象，大概不会比印度少。但是，中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朝气蓬勃的。碰到一些不合理的事，都可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一笔带过。两国共有的现象是，尾大不掉。中国让人感到，政府是在做事，而印度则有“政府在哪里”的疑问。
据说印度前总理英地拉·甘地，有理想，也有实力，可惜英年早逝。如果不指望有抱负的政治家的改革，那么，印度的希望在那里呢？出乎意料的，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工商业界把希望放在世贸组织上，认为只要进入世贸，印度的国内企业都得与世界各国企业一起竞争。届时，必然会加速印度的政治改革。
印度尤其把中国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地大物博，印度一样；中国内销市场大，印度也大；中国人才资源丰富，印度也不差；中国想作全世界的生产基地，印度也想。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把外资引入，这个势头会持续到2010年，也就是在奥运和世博会之后。80年代印度曾是外资的焦点，但由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制衡，外资大多转成内资或撤出。
这20年的发展，显示出中国“民主集中制式”的民主，或者用中国领导者惯用的名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比印度采纳欧美各国制度的结果，要强得多。印度的有识之士放弃了发自内部的改革，寄望于进入世贸后由外部压力而产生的改革动力。先撇开这种危机意识是否适合印度，果真如愿，印度还得先想好，究竟要继续欧美式的民主，还是要学习中国，重新建立起一套适合印度发展的民主。
竞争还在后头
至少以今天来评断，印度比不上中国，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有好一阵子担心连印度都不如。那时，印度式的民主，可比中国式的民主要强。今天的中国可能已不再把今天的印度放在眼里。
仔细推敲，中国的政治改革何尝不是经过了相同由外而内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朝前推进了一大步。无可否认，外资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许多老百姓对变化的不适应。这些都说明了：民主政治的实行，实际上包含了由下而上的诉求以及由外而内的国际化历程。两者交互运用，相得益彰，否则就会乱。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国力会在今后十年到达一个高峰，而社会稳定度也会面临最大的挑战。
中国和印度曾经同是熟睡的狮子。中国已经醒了，印度还在沉睡。未来，能与中国一较长短的仍旧是印度。中国必须继续保持清醒，顺应内部和外部的潮流，适时地修正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别落入龟兔赛跑的寓言陷阱中。
我看到的中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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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一恒
1991年，我第一次和叔叔从九江搭江轮到上海。刚经过灯火通明的宝山钢铁厂，内心还盘算着，这么大的投资，怎么会像报道那样栽在日本人手里。耳边就传来扩音器的声音：“左边是浦东，右边是浦西”。这个一片漆黑的地方，真就是浦西？多叫人失望。
那正是中国国庆日前夕，外滩的灯已经点上，迎接我的是幢幢高楼，好像新加坡河畔的那些银行大楼。离开南京东路的边街，阴暗暗的，朝里走几分钟，就有点紧张。前后左右张望着，担心有人跟梢。最后，我放弃了冒险犯难的念头，赶紧回到大街上，感觉安全些。德士司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腔，他问得越多，我就越隐藏自己的身份，生怕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狠狠痛“宰”。
一个月后，我出差到孟买，飞机落地时，当地时间已是晚上八点半。出了机场，战战兢兢地坐上一辆机场外的德士，飞奔而去。司机的英语难懂，一路上，到处一片漆黑，车里没有冷气，我摇下窗子，一股异味传来，车子跟行人擦边而过。街上的一群人不时朝车里望过来，我握紧右手的皮箱，左手赶紧又摇上窗子。
我当时的感觉是：上海和孟买，没有多大差别。
十年之间 刮目相看
2001年，我再度来到上海，并且定居下来。孟买，因为工作的关系，从上海又去过好几次。十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尤其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力求发展的国家来说，是两个五年计划。到这时，就明显看出上海和孟买的差距。
从机场开始，就连虹桥机场也比孟买机场要强，浦东机场就更不用提了。孟买也是到处在建设，但高架桥工地不像上海那样用绿色塑料网遮住。在空荡的工地上，可以看到工人们工作的情况，没有工作服和工作鞋，还看到穿着传统纱厘服装的女性，穿梭其间。除了危险之外，工人也不像上海人那样卖力。上海的土木建设速度之快，有目共睹，就连新加坡人也有感叹。而孟买的一些工程，像处于停顿状态，不知道是否还会继续施工。
印度式的民主
印度式的民主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每个人的生存权利不容抹杀。这就是为什么当博帕尔联碳农药发生泄漏事件后，到底有多少居民受影响一直无法统计清楚，要求赔偿的居民没完没了。但是，印度人并没有学到这个教训，今天还可以看到工厂的周围盖了
许多“违章建筑”。
另一个极端是，任何一项工程，只要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他们都要提出诉状。只要诉状成立，工程就马上停止。所以，在印度到处可以看到停建而未竣工的道路。正因为此，外国投资者对印度的基建工程望而却步。
印度人是否能忍受这些极端呢？至少和我交谈的工商界人士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呢？答案也都很肯定，印度极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是否存在呢？据说有几个省的省长，用办企业的手段处理省内事务，干净俐落，很得人心。为什么不把这些省长轮调，这不就把各省的状况都平均提升了么？这就谈到了印度的民主体制。
首先得了解印度的政治运作。28个省、7个邦；省有省长，邦有邦执行长，虽说都是选出来的，但无论省还是邦，还有总统指派的总督。究竟是选举的省长、执行长权大，还是指派的总督权大，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几个省极端保守，省长一样能一当再当。有实行共产制度的，也有遵行伊斯兰教义的省，也没人埋怨。有完全免税的省，也有禁酒的省。在彭地切里，还有在当年法国殖民地时的公务员，退休后继续领取法郎作为退休金，去年改用欧元，退休金的币值也相应更改，也没人说不公平。
但是，想想这样既掺杂了英、美、法各国的体制，又加上自身因袭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制，和十五种官方语言，数百种方言，真要有些作为，还颇为困难。印度人对贿赂也不太在乎。只要能办事，不让他拿些钱，好像说不过去。政党政治所依附的种种弊病，在欧美国家已层出不穷，印度自然难逃劫数。甚至连最新崛起的台湾式民主，亦如出一辙。
民主集中制
如果分析中国目前实行的制度，综合出来的现象，大概不会比印度少。但是，中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朝气蓬勃的。碰到一些不合理的事，都可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一笔带过。两国共有的现象是，尾大不掉。中国让人感到，政府是在做事，而印度则有“政府在哪里”的疑问。
据说印度前总理英地拉·甘地，有理想，也有实力，可惜英年早逝。如果不指望有抱负的政治家的改革，那么，印度的希望在那里呢？出乎意料的，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工商业界把希望放在世贸组织上，认为只要进入世贸，印度的国内企业都得与世界各国企业一起竞争。届时，必然会加速印度的政治改革。
印度尤其把中国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地大物博，印度一样；中国内销市场大，印度也大；中国人才资源丰富，印度也不差；中国想作全世界的生产基地，印度也想。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把外资引入，这个势头会持续到2010年，也就是在奥运和世博会之后。80年代印度曾是外资的焦点，但由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制衡，外资大多转成内资或撤出。
这20年的发展，显示出中国“民主集中制式”的民主，或者用中国领导者惯用的名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比印度采纳欧美各国制度的结果，要强得多。印度的有识之士放弃了发自内部的改革，寄望于进入世贸后由外部压力而产生的改革动力。先撇开这种危机意识是否适合印度，果真如愿，印度还得先想好，究竟要继续欧美式的民主，还是要学习中国，重新建立起一套适合印度发展的民主。
竞争还在后头
至少以今天来评断，印度比不上中国，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有好一阵子担心连印度都不如。那时，印度式的民主，可比中国式的民主要强。今天的中国可能已不再把今天的印度放在眼里。
仔细推敲，中国的政治改革何尝不是经过了相同由外而内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朝前推进了一大步。无可否认，外资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许多老百姓对变化的不适应。这些都说明了：民主政治的实行，实际上包含了由下而上的诉求以及由外而内的国际化历程。两者交互运用，相得益彰，否则就会乱。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国力会在今后十年到达一个高峰，而社会稳定度也会面临最大的挑战。
中国和印度曾经同是熟睡的狮子。中国已经醒了，印度还在沉睡。未来，能与中国一较长短的仍旧是印度。中国必须继续保持清醒，顺应内部和外部的潮流，适时地修正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别落入龟兔赛跑的寓言陷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