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何要强调西方侵略亚洲的进步意义？
摘自：李茗公 著 《官场怪圈定律》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 出版 阅读提示：
当一个国家自己冲不出“怪圈”，或者说需要非常漫长的历史演进，才能冲出“怪圈”的时候，那么来自较高文明国家的侵略，就变成了一种催化剂，这是一种痛苦和耻辱，但也是一种推动和撞击。【阅读《官场怪圈定律》连载】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数千年周而复始的历史证明，没有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冲击，中华帝国很难走出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历史怪圈。
牲口被牵进磨房蒙上眼睛，它拉着沉重的石磨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前进，终于被揭开眼罩时，它才发现自己的长途跋涉，只不过是走了无数个重复的圆。中国进入地主官僚阶级社会的“磨房”之后，也马不停蹄地前进了两千多年，直到洋枪洋炮掀开了中华帝国的蒙眼罩之后，我们才发现明清帝国和秦汉帝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称中国人为半文明人，比喻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木乃伊，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马克思在谴责强盗侵略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种历史意义──封闭的中华帝国终于和现代文明交流了。
当然，马克思首先强烈谴责西方强盗们对中国的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他撰写了《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侵略者的强盗行为，抨击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同时，这位伟人站在历史进化的高度，透过残暴的战争硝烟，看到了侵略者轰破封闭中国大门的划时代意义。他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
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
虽然侵略是野蛮血腥，但是历史证明了一条让道德家痛心疾首的规律：“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肯定了外国资本主义强盗侵略中国的客观进步作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打破了”。在谈到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近视的道德家往往是偏激的。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惨无人道疯狂掠夺，除了诅骂侵略者赞美抵抗者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它历史意义了。
极端偏激的改革家则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只看到现代文明打破君主专制“怪圈”的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无法嬗变超越，只有高鼻子蓝眼珠才能救中国。这种貌似激进的理论家，骨头里仍旧是奴才。我们是落后了，落后得让人寒心让人羞耻，但我们不能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
真理是杂技演员脚下的钢丝，痛心疾首的道德家从左边掉了下去，“甘当殖民地”的所谓“改革家”们则从右边掉下去了。唯独马克思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即在抨击资本主义列强的贪婪和无耻的同时，又辩证地肯定资本主义强盗“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因为封闭的中国陷入了埃舍尔式的历史怪圈。
鬼打墙似的“怪圈”，残忍地折磨着我们古老的中国，无论怎样挣扎怎样搏斗，折腾了几千年也走不出“迷魂阵”似的循环怪圈。当一个封闭系统陷入自循环而无力自拔的时候，自循环只能给它带来无奈和绝望，唯一的、也是最痛苦最耻辱的结局，就是只有让强大的外力来撞击和破坏它，这虽然很残酷很耻辱也很悲哀，但命运注定必须承受的苦难，历史必须承受。因为命运无法拒绝，更无法逃脱。
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当然，也不仅仅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国印度，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有着和中国相似的灿烂辉煌。但从十六世纪开始到1949年，印度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50年印度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还仍为英联邦成员。马克思在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的同时，还也强调了侵略的进步意义。他说：“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因为土耳其、波斯和俄国都还停留在君主社会，而英国则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它在掠夺印度的同时，也给印度带去了电报、铁路和轮船，带去了欧洲科学和自由报刊，这“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所以，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甚至说这是“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关于英国侵略印度问题，伟大的马克思写道：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来说，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官场腐败和民众愚昧造成了社会黑暗，而民众在愚昧状态下造反即使成功，也仍冲不出“谁变蝎子谁蜇人”的官场“怪圈”；当一个国家自己冲不出“怪圈”，或者说需要非常漫长的历史演进，才能冲出“怪圈”的时候，那么来自较高文明国家的侵略，就变成了一种催化剂，这是一种痛苦和耻辱，但也是一种推动和撞击。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为何要强调西方侵略亚洲的进步意义？
摘自：李茗公 著 《官场怪圈定律》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 出版 阅读提示：
当一个国家自己冲不出“怪圈”，或者说需要非常漫长的历史演进，才能冲出“怪圈”的时候，那么来自较高文明国家的侵略，就变成了一种催化剂，这是一种痛苦和耻辱，但也是一种推动和撞击。【阅读《官场怪圈定律》连载】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数千年周而复始的历史证明，没有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冲击，中华帝国很难走出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历史怪圈。
牲口被牵进磨房蒙上眼睛，它拉着沉重的石磨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前进，终于被揭开眼罩时，它才发现自己的长途跋涉，只不过是走了无数个重复的圆。中国进入地主官僚阶级社会的“磨房”之后，也马不停蹄地前进了两千多年，直到洋枪洋炮掀开了中华帝国的蒙眼罩之后，我们才发现明清帝国和秦汉帝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称中国人为半文明人，比喻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木乃伊，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马克思在谴责强盗侵略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种历史意义──封闭的中华帝国终于和现代文明交流了。
当然，马克思首先强烈谴责西方强盗们对中国的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他撰写了《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侵略者的强盗行为，抨击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同时，这位伟人站在历史进化的高度，透过残暴的战争硝烟，看到了侵略者轰破封闭中国大门的划时代意义。他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
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
虽然侵略是野蛮血腥，但是历史证明了一条让道德家痛心疾首的规律：“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肯定了外国资本主义强盗侵略中国的客观进步作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打破了”。在谈到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近视的道德家往往是偏激的。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惨无人道疯狂掠夺，除了诅骂侵略者赞美抵抗者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它历史意义了。
极端偏激的改革家则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只看到现代文明打破君主专制“怪圈”的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无法嬗变超越，只有高鼻子蓝眼珠才能救中国。这种貌似激进的理论家，骨头里仍旧是奴才。我们是落后了，落后得让人寒心让人羞耻，但我们不能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
真理是杂技演员脚下的钢丝，痛心疾首的道德家从左边掉了下去，“甘当殖民地”的所谓“改革家”们则从右边掉下去了。唯独马克思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即在抨击资本主义列强的贪婪和无耻的同时，又辩证地肯定资本主义强盗“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因为封闭的中国陷入了埃舍尔式的历史怪圈。
鬼打墙似的“怪圈”，残忍地折磨着我们古老的中国，无论怎样挣扎怎样搏斗，折腾了几千年也走不出“迷魂阵”似的循环怪圈。当一个封闭系统陷入自循环而无力自拔的时候，自循环只能给它带来无奈和绝望，唯一的、也是最痛苦最耻辱的结局，就是只有让强大的外力来撞击和破坏它，这虽然很残酷很耻辱也很悲哀，但命运注定必须承受的苦难，历史必须承受。因为命运无法拒绝，更无法逃脱。
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当然，也不仅仅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国印度，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有着和中国相似的灿烂辉煌。但从十六世纪开始到1949年，印度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50年印度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还仍为英联邦成员。马克思在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的同时，还也强调了侵略的进步意义。他说：“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因为土耳其、波斯和俄国都还停留在君主社会，而英国则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它在掠夺印度的同时，也给印度带去了电报、铁路和轮船，带去了欧洲科学和自由报刊，这“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所以，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甚至说这是“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关于英国侵略印度问题，伟大的马克思写道：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来说，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官场腐败和民众愚昧造成了社会黑暗，而民众在愚昧状态下造反即使成功，也仍冲不出“谁变蝎子谁蜇人”的官场“怪圈”；当一个国家自己冲不出“怪圈”，或者说需要非常漫长的历史演进，才能冲出“怪圈”的时候，那么来自较高文明国家的侵略，就变成了一种催化剂，这是一种痛苦和耻辱，但也是一种推动和撞击。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