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1954年奉调进京，担任了新中国的财政部长。经过不懈的探索，他很快便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信任的中国财政“当家人”。可是，历史的巨澜，又将在他的面前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呢……
上 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先念在湖北省工作。他当时担任湖北省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在湖北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经过军事斗争，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全省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土地改革进展顺利，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湖北经济恢复得也很快。这些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
更令中央注意的是李先念领导中南各省打的经济仗。当时，主管湖北省工作的李先念，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与此同时，不法分子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企图在乱中发财，广大人民群众一时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本来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连打了几个经济仗，打退了资本家的猖狂进攻，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解决了当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粮食问题。
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李先念的工作十分赞赏，特别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个人经济仗的打法，竟不谋而合，李先念在工作中的做法也多与陈云的思路相似。
1954年，中央在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考虑财政部长的人选时，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
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陈云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李先念进京工作，任国家财政部长。
1954年5月，陈云见到了刚到北京的李先念，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和陈云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长。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李先念仍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和陈云、邓小平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忧。李先念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一些文化知识，但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常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时，他曾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李先念一心一意想着到前线去带兵打仗，最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听不进去。现在让他当财政部长，不懂得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这时，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顾虑，就想马上找李先念谈一谈。6月1日，李先念应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
“四大名旦”
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财政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他认准了一个字：学。
李先念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读遍读懂马恩列斯毛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政策和法规。但艰巨而又紧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促使李先念加快了学习的进度。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领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
除了读书之外，李先念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开会时向财政经济专家学习。他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他把这些会议，当作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他总是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李先念对我党著名经济专家陈云十分尊重，对财政部前任部长邓小平也十分尊重，真心拜他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当时，陈云在中央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二人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在实际工作中，李先念经常打电话或登门向陈云请教，陈云也真诚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介绍给李先念。有问题，两个人就共同商量。李先念从陈云那里学到了不少管理财政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他的影响很大。
邓小平作为前任国家财政部长，富有理财经验。李先念也经常向邓小平请教，他对邓小平提出的理财方针十分信服，在工作中也认真贯彻执行。特别对邓小平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包干、结余不上交的理财方针，理解很深。他常说：如果没有这些方针，钱再多也可以花掉。
李先念还常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李先念任财政部长时，财政部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干部。李先念知道，财政部的干部，都是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业务内行，有渊博的知识和工作经验，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别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
由于李先念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加上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问题、拟定重要决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而且，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字，并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对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具有长远打算。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勒马缓行”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不顾实际、盲目冒进的倾向。处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第一线的李先念，比较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他发现，在制定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多。国家原来计划投资112.7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本来已经很高了，但各地区和各部门还是觉得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增加。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赞成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就促使国家计划一增再增，最后增至200亿元。“一五”计划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694个，增加到745个，后来又追加到了800多个。追加资金、追加项目，每一笔都要从李先念那里经过。李先念觉得，这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不是好现象，国家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将使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于是，他主动向周恩来、陈云提出，要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并得到了他们的赞成。在国务院出面组织召开的两次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干部会议上，李先念运用他掌握的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反映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实际情况的数据，如实地向与会同志做了说明，并耐心地做大家的工作。李先念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意把1956年的基建投资压缩到147亿元。李先念经过认真计算，认为还压缩得不够，经过他再次做工作，大家又再次同意，压缩到140亿元。
但是，到195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主张：要加大基建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表示赞成，陈云持保留态度。列席会议的李先念则从财政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国家建设一定要与财力相适应，如果超过负担能力，财政就会出问题，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反而上不去。毛泽东虽然认为可以考虑李先念的意见，但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李先念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研究经济问题，找各部长谈话，也找了李先念。谈话时，李先念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所接受，并写入《论十大关系》，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此文中所说的，要快速发展，就要打好基础的观点。
虽然如此，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应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时，他仍然主张高速度。但与此同时，中央高层领导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反对冒进的观点，这就是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所主张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由中央宣传部出面，以陆定一和胡乔木为主，写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李先念是拥护这一社论的，他在实际工作中也认真贯彻反冒进的原则。在主持财政部的日常工作时，他坚决压缩过多的基本建设指标，力争保持财政平衡。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领导干部宣传反冒进的观点。1957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信贷、商品都入不敷出，而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城市人口都增加了，这说明，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我们国家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才能稳步发展。三大平衡，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三大平衡的每一项，都有保持平衡的界限，我们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只要我们保持在界限之内发展，就是遵循了三大平衡的客观规律。具体说，在财政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在，我们就要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李先念强调：搞建设，也和打仗一样，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有很多同志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现在，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李先念十分清楚，此时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他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还是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果然，毛泽东对反冒进十分不满。1957年底，他开始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四次明确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第一次，是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南宁会议上，他向与会者下发了12个材料，这12个材料都是主张反冒进的，被作为会议批判的反面教材。其中，就有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第二次，也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直接点了李先念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发表时，离李先念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李先念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第三次，仍然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李先念仍然讲了三大平衡的观点，还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他的汇报。第四次，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反冒进中起的作用最大。他还批评李先念提出的稳妥可靠的观点，说：所谓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
李先念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情十分沉重。不久，在反冒进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都受到批评，做了检讨，这样，李先念也不得不做出检讨。
1958年2月18日，李先念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就反冒进问题违心地做了检讨。但他同时又说，在计划经济中，一定的平衡是必要的，不能否定平衡。今后怎么搞财政经济？我认为陈云同志讲的对，我的意见，还是照陈云讲的那几条办。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先念继周恩来、陈云之后，又一次做了检讨。
在反冒进的同志都多次做了检讨之后，毛泽东也表了态：在反冒进问题上，是我们内部的一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不是路线上的，而是在具体做法上的争论。毛泽东这样为反冒进定了性，就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一大批同志，批判反冒进，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积极纠“左”
在对反冒进进行反复批判的基础上，“大跃进”发动了起来。但是，由于“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全面失调，同时，在“大跃进”中，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也刮了起来，这不仅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许多地方的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境。
原来就主张反冒进的李先念，在“大跃进”中，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中央领导干部，他不赞成过快地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关系，不赞成对粮食高征购，对一些吹牛吹出来的数字，也持怀疑态度。
在“大跃进”中，李先念认为自己有必要到基层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在“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先后前往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在河南，他发现农民口粮不多，棉花大片大片烂在地里无人采摘，同时也发现基层报上来的数字水分太大。在河南，他看到一个工人背来一麻袋钢铁，就走过去敲了敲说：这不是钢铁，什么也不能造。他还进一步了解到，炼出这种钢铁的原因，是土高炉的温度达不到。他又注意到，干部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
回到北京后，他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决定纠“左”。李先念是纠“左”的积极拥护者。1959年4月14日，他在商业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是不够成熟的。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要快到什么程度，要经过实践证明。“大跃进”中，我们热的多，冷的少，虚的多，实的少，“大跃进”中有唯心论。“大跃进”“跃”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经验还不成熟，可能会爬到一定程度又掉下来，掉成“马鞍形”。他要求大家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多谋善断，反对浮夸、说假话。在1959年4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了纠“左”的十个措施。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就粮食工作问题，提出了纠“左”的措施。
李先念纠“大跃进”中的“左”，主要是从财政工作入手的。1959年上半年，他提出：要查清财政、信贷、物资工作中的严重浮夸问题，说假话，报假数字的问题。他还起草了《当前财政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周恩来对这个报告给予了很大支持，准备提交庐山会议讨论。
不料，在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坦言“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随后又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的斗争。
在“反右倾”斗争中，李先念也受到了牵连。本来，在庐山会议初期，他就在发言中提出：要总结“大跃进”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不应当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彭德怀见到李先念时问他：对我的信有什么看法？李先念明确表示：赞同彭总的意见。李先念在7月20日的小组会上发言时，也明确表示了支持彭德怀的态度。他坦言：办食堂存在很浪费粮食的现象，办人民公社步子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了。“大跃进”违背了综合平衡，这是我们的主要教训，今后必须注意三个平衡。对小高炉要整顿，对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庐山会议开始“反右倾”时，他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并被定为思想上“右倾”。李先念不得不做检讨，不得不“交代”他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来往和谈话的内容。由于李先念的发言没有超出会议讨论的范围，口气又很和缓，没有直接否定“三面红旗”，因此，没有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财贸口是“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地方。1959年9月初，他决定把财贸口和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两个口各部的党组书记开会，集中几天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李先念又不得不多次做检讨。那一时期，毛泽东对他很注意，多次要求把他的检讨稿调去亲自看。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李先念的检讨稿之后，约他去谈话。毛泽东和他一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毛泽东又问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不要学那个杞国人呀。李先念心里明白，毛泽东这是在批评自己。但他依然不改磊落、直言的本色，对毛泽东说：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十分吃惊，他吃惊李先念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讲话，同时也明白，李先念话中有话，一定有很多隐情要说。于是，他让李先念细谈。李先念如实汇报了全国粮食供应情况，毛泽东不但耐心地听李先念讲，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与李先念谈话后，表示：支持李先念为解决几亿人民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这句话表明，他继续支持李先念当财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财政、贸易、商业工作。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李先念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起了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纠“左”的重担，与全国人民共同渡过了60年代初期的难关。
遭遇“文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李先念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部长，他工作的最主要方面仍然是财政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先念也受到了冲击。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北大、清华陷入混乱后，这两个高校搞大串连的红卫兵到财贸口各高校去串连，使动乱的风潮很快波及财贸口的大专院校。这些院校的红卫兵也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了制止他们行为的工作组。这一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搞“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立即给自己惹来了麻烦，造反派们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他们攻击李先念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干脆把李先念当作“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来“炮轰”。造反派们的目的，是在打倒李先念后，把国家财贸部门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夺财贸口的大权。财贸口机关的造反派也趁机纠集起来，干扰李先念的正常工作。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们不得不停止“炮轰”李先念，使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摆脱了困境，能够正常地开展工作。
李先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出面稳定局势，保护干部，努力维持财贸口正常的工作秩序。他亲自到动乱最严重的财贸口大专院校去做群众工作，劝分裂成两派的组织不要打派仗，不要揪斗领导干部。他到财贸口各机关去，明确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抓工作，我支持你们。他领导拟定了《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做好经济、贸易、财政工作。这个通知经周恩来批准，由国务院发出后，对稳定全国经济形势，起了关键作用。
李先念稳定局势的努力，引起了造反派们的责难和攻击。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他们打不倒李先念，就找他的“茬”，对他进行刁难。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周恩来考虑，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因此，派他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任副团长。但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汇报了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毛泽东一发话，造反派们只有偃旗息鼓了。
但是，到1967年1月，造反派们的造反行动扩大了，并且目的也不在于打倒所谓“走资派”了，而是夺“走资派”的权。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不顾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财政大权不能夺的指示，开始酝酿夺取财政部的权。1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宣布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完全瘫痪。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去财政部解决问题。李先念到财政部后先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规劝他们放弃夺权，然后亮出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对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造反派们不但不服从，反而把他的指示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宣扬，然后串连起来，一同“打倒李先念”。周恩来在听取李先念的汇报后，决定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制止造反派夺权，保住国家的财政大权。
1967年2月17日，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接见了财贸口的造反组织代表。周恩来严正指出：财政大权是毛主席的权，是党中央的权，中央的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中央还有什么？我们如果让你们夺了财政大权，就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毛主席。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周恩来讲完之后，李先念在讲话中对造反派头头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些人手伸得太长，要包打天下，太不像话了。你们就是要把我打成牛鬼蛇神，我已经不能再忍耐了。要讲革命性，也要讲纪律性、科学性。有些材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这样干行吗？你们要打倒吴波，有什么道理？
这次接见后，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造反派见无机可乘，只好悄悄退出了财政部机关，不敢再夺权了。
就在李先念艰难地支撑着国家财政危局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李先念卷入了一场“揪叛徒”的风波。
1967年4月29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批示转到康生那里，一贯整人的康生认为这是整倒一大批干部的好机会。他于5月6日专门到中央组织部讲：现在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年中原突围时，陈少敏、郑位三允许自首，组织部要收集材料批判。康生的话很快就在造反派中间传开了。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认为找到了打倒李先念的机会，他们专门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二人，逼迫他们说自首是当时中原突围时最高领导人李先念批准的，李先念是叛徒头子，同时，派人到处去收集李先念的黑材料，又把“二月逆流黑干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等所谓“旧账”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材料作为打倒李先念的“资本”。康生认为，整倒李先念的时机成熟了，便把造反派们搞的黑材料送给毛泽东，期望一向憎恨叛徒的毛泽东有个批示，他拿着这个批示，就可以把李先念彻底搞垮。
事态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李先念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李先念还找到当时的知情人王震、王树声等老同志一起回忆此事。经过老同志们回忆和查证后搞清：中原突围时，李先念忙于军事上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并在小范围交代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可以以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这个事情李先念根本不知道。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李先念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
事情完全清楚后，老同志们商量，由李先念出面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个报告，讲明白这件事。6月19日，李先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毛泽东看了李先念的报告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把康生送来的黑材料压了下来。隔了几天，他特意让秘书打电话给李先念，请他一起去看戏。李先念在剧院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特意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达了对李先念的信任。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李先念渡过了“抓叛徒”的难关，他不但继续在财政部长任上工作，还把财政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后，一批老同志被分别下放到工厂里劳动。李先念被下放到了北郊木材厂，但他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有免除。
到北郊木材厂，李先念心里是高兴的。他以前干过木工，到北郊木材厂劳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在北郊木材厂“支左”的军宣队的领导人与李先念早就熟悉，对他十分尊敬，给他以很多照顾；更重要的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他心里感到畅快。在北郊木材厂，李先念仍然关注着全国财政经济情况。当财政部的一些中层干部来向他请示一些重大问题时，他都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
好助手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李先念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抓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停顿，经济下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日夜操劳，肩上的担子很重。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有的被打倒，有的生病住院。能够继续工作的，只有李先念。周恩来也把李先念当作自己的得力助手，把很多重要工作交给他去做。
九大以后，李先念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身份，主抓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为此，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意见，拟定计划草案。他在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的同时，亲自抓了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工程建设，协助周恩来引进51.8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75年初，邓小平代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李先念作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坚决支持邓小平对工业的整顿，两人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对此，李先念想不通，也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久，患上了心脏病，只好向中央请假。此后，李先念对“四人帮”搞批邓等政治活动，都以养病为由，拒绝参加。他还向毛泽东写报告，明确说：我过去对邓小平的一切措施，都是积极支持和坚决贯彻执行的。如果邓小平错了，自己也错了。自从他把这份报告交给毛泽东后，就再也不参加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全国的财政工作，这对于全国财政大局的稳定，十分重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李先念认为自己应该起来和“四人帮”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重新站出来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并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李先念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此后，他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了。
李先念1954年奉调进京，担任了新中国的财政部长。经过不懈的探索，他很快便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信任的中国财政“当家人”。可是，历史的巨澜，又将在他的面前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呢……
上 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先念在湖北省工作。他当时担任湖北省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在湖北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经过军事斗争，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全省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土地改革进展顺利，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湖北经济恢复得也很快。这些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
更令中央注意的是李先念领导中南各省打的经济仗。当时，主管湖北省工作的李先念，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与此同时，不法分子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企图在乱中发财，广大人民群众一时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本来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连打了几个经济仗，打退了资本家的猖狂进攻，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解决了当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粮食问题。
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李先念的工作十分赞赏，特别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个人经济仗的打法，竟不谋而合，李先念在工作中的做法也多与陈云的思路相似。
1954年，中央在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考虑财政部长的人选时，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
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陈云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李先念进京工作，任国家财政部长。
1954年5月，陈云见到了刚到北京的李先念，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和陈云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长。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李先念仍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和陈云、邓小平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忧。李先念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一些文化知识，但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常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时，他曾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李先念一心一意想着到前线去带兵打仗，最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听不进去。现在让他当财政部长，不懂得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这时，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顾虑，就想马上找李先念谈一谈。6月1日，李先念应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
“四大名旦”
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财政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他认准了一个字：学。
李先念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读遍读懂马恩列斯毛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政策和法规。但艰巨而又紧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促使李先念加快了学习的进度。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领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
除了读书之外，李先念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开会时向财政经济专家学习。他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他把这些会议，当作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他总是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李先念对我党著名经济专家陈云十分尊重，对财政部前任部长邓小平也十分尊重，真心拜他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当时，陈云在中央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二人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在实际工作中，李先念经常打电话或登门向陈云请教，陈云也真诚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介绍给李先念。有问题，两个人就共同商量。李先念从陈云那里学到了不少管理财政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他的影响很大。
邓小平作为前任国家财政部长，富有理财经验。李先念也经常向邓小平请教，他对邓小平提出的理财方针十分信服，在工作中也认真贯彻执行。特别对邓小平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包干、结余不上交的理财方针，理解很深。他常说：如果没有这些方针，钱再多也可以花掉。
李先念还常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李先念任财政部长时，财政部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干部。李先念知道，财政部的干部，都是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业务内行，有渊博的知识和工作经验，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别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
由于李先念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加上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问题、拟定重要决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而且，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字，并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对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具有长远打算。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勒马缓行”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不顾实际、盲目冒进的倾向。处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第一线的李先念，比较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他发现，在制定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多。国家原来计划投资112.7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本来已经很高了，但各地区和各部门还是觉得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增加。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赞成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就促使国家计划一增再增，最后增至200亿元。“一五”计划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694个，增加到745个，后来又追加到了800多个。追加资金、追加项目，每一笔都要从李先念那里经过。李先念觉得，这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不是好现象，国家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将使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于是，他主动向周恩来、陈云提出，要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并得到了他们的赞成。在国务院出面组织召开的两次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干部会议上，李先念运用他掌握的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反映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实际情况的数据，如实地向与会同志做了说明，并耐心地做大家的工作。李先念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意把1956年的基建投资压缩到147亿元。李先念经过认真计算，认为还压缩得不够，经过他再次做工作，大家又再次同意，压缩到140亿元。
但是，到195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主张：要加大基建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表示赞成，陈云持保留态度。列席会议的李先念则从财政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国家建设一定要与财力相适应，如果超过负担能力，财政就会出问题，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反而上不去。毛泽东虽然认为可以考虑李先念的意见，但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李先念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研究经济问题，找各部长谈话，也找了李先念。谈话时，李先念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所接受，并写入《论十大关系》，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此文中所说的，要快速发展，就要打好基础的观点。
虽然如此，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应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时，他仍然主张高速度。但与此同时，中央高层领导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反对冒进的观点，这就是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所主张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由中央宣传部出面，以陆定一和胡乔木为主，写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李先念是拥护这一社论的，他在实际工作中也认真贯彻反冒进的原则。在主持财政部的日常工作时，他坚决压缩过多的基本建设指标，力争保持财政平衡。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领导干部宣传反冒进的观点。1957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信贷、商品都入不敷出，而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城市人口都增加了，这说明，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我们国家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才能稳步发展。三大平衡，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三大平衡的每一项，都有保持平衡的界限，我们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只要我们保持在界限之内发展，就是遵循了三大平衡的客观规律。具体说，在财政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在，我们就要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李先念强调：搞建设，也和打仗一样，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有很多同志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现在，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李先念十分清楚，此时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他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还是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果然，毛泽东对反冒进十分不满。1957年底，他开始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四次明确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第一次，是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南宁会议上，他向与会者下发了12个材料，这12个材料都是主张反冒进的，被作为会议批判的反面教材。其中，就有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第二次，也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直接点了李先念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发表时，离李先念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李先念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第三次，仍然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李先念仍然讲了三大平衡的观点，还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他的汇报。第四次，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反冒进中起的作用最大。他还批评李先念提出的稳妥可靠的观点，说：所谓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
李先念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情十分沉重。不久，在反冒进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都受到批评，做了检讨，这样，李先念也不得不做出检讨。
1958年2月18日，李先念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就反冒进问题违心地做了检讨。但他同时又说，在计划经济中，一定的平衡是必要的，不能否定平衡。今后怎么搞财政经济？我认为陈云同志讲的对，我的意见，还是照陈云讲的那几条办。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先念继周恩来、陈云之后，又一次做了检讨。
在反冒进的同志都多次做了检讨之后，毛泽东也表了态：在反冒进问题上，是我们内部的一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不是路线上的，而是在具体做法上的争论。毛泽东这样为反冒进定了性，就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一大批同志，批判反冒进，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积极纠“左”
在对反冒进进行反复批判的基础上，“大跃进”发动了起来。但是，由于“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全面失调，同时，在“大跃进”中，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也刮了起来，这不仅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许多地方的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境。
原来就主张反冒进的李先念，在“大跃进”中，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中央领导干部，他不赞成过快地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关系，不赞成对粮食高征购，对一些吹牛吹出来的数字，也持怀疑态度。
在“大跃进”中，李先念认为自己有必要到基层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在“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先后前往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在河南，他发现农民口粮不多，棉花大片大片烂在地里无人采摘，同时也发现基层报上来的数字水分太大。在河南，他看到一个工人背来一麻袋钢铁，就走过去敲了敲说：这不是钢铁，什么也不能造。他还进一步了解到，炼出这种钢铁的原因，是土高炉的温度达不到。他又注意到，干部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
回到北京后，他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决定纠“左”。李先念是纠“左”的积极拥护者。1959年4月14日，他在商业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是不够成熟的。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要快到什么程度，要经过实践证明。“大跃进”中，我们热的多，冷的少，虚的多，实的少，“大跃进”中有唯心论。“大跃进”“跃”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经验还不成熟，可能会爬到一定程度又掉下来，掉成“马鞍形”。他要求大家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多谋善断，反对浮夸、说假话。在1959年4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了纠“左”的十个措施。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就粮食工作问题，提出了纠“左”的措施。
李先念纠“大跃进”中的“左”，主要是从财政工作入手的。1959年上半年，他提出：要查清财政、信贷、物资工作中的严重浮夸问题，说假话，报假数字的问题。他还起草了《当前财政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周恩来对这个报告给予了很大支持，准备提交庐山会议讨论。
不料，在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坦言“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随后又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的斗争。
在“反右倾”斗争中，李先念也受到了牵连。本来，在庐山会议初期，他就在发言中提出：要总结“大跃进”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不应当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彭德怀见到李先念时问他：对我的信有什么看法？李先念明确表示：赞同彭总的意见。李先念在7月20日的小组会上发言时，也明确表示了支持彭德怀的态度。他坦言：办食堂存在很浪费粮食的现象，办人民公社步子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了。“大跃进”违背了综合平衡，这是我们的主要教训，今后必须注意三个平衡。对小高炉要整顿，对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庐山会议开始“反右倾”时，他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并被定为思想上“右倾”。李先念不得不做检讨，不得不“交代”他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来往和谈话的内容。由于李先念的发言没有超出会议讨论的范围，口气又很和缓，没有直接否定“三面红旗”，因此，没有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财贸口是“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地方。1959年9月初，他决定把财贸口和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两个口各部的党组书记开会，集中几天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李先念又不得不多次做检讨。那一时期，毛泽东对他很注意，多次要求把他的检讨稿调去亲自看。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李先念的检讨稿之后，约他去谈话。毛泽东和他一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毛泽东又问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不要学那个杞国人呀。李先念心里明白，毛泽东这是在批评自己。但他依然不改磊落、直言的本色，对毛泽东说：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十分吃惊，他吃惊李先念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讲话，同时也明白，李先念话中有话，一定有很多隐情要说。于是，他让李先念细谈。李先念如实汇报了全国粮食供应情况，毛泽东不但耐心地听李先念讲，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与李先念谈话后，表示：支持李先念为解决几亿人民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这句话表明，他继续支持李先念当财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财政、贸易、商业工作。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李先念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起了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纠“左”的重担，与全国人民共同渡过了60年代初期的难关。
遭遇“文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李先念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部长，他工作的最主要方面仍然是财政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先念也受到了冲击。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北大、清华陷入混乱后，这两个高校搞大串连的红卫兵到财贸口各高校去串连，使动乱的风潮很快波及财贸口的大专院校。这些院校的红卫兵也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了制止他们行为的工作组。这一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搞“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立即给自己惹来了麻烦，造反派们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他们攻击李先念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干脆把李先念当作“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来“炮轰”。造反派们的目的，是在打倒李先念后，把国家财贸部门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夺财贸口的大权。财贸口机关的造反派也趁机纠集起来，干扰李先念的正常工作。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们不得不停止“炮轰”李先念，使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摆脱了困境，能够正常地开展工作。
李先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出面稳定局势，保护干部，努力维持财贸口正常的工作秩序。他亲自到动乱最严重的财贸口大专院校去做群众工作，劝分裂成两派的组织不要打派仗，不要揪斗领导干部。他到财贸口各机关去，明确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抓工作，我支持你们。他领导拟定了《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做好经济、贸易、财政工作。这个通知经周恩来批准，由国务院发出后，对稳定全国经济形势，起了关键作用。
李先念稳定局势的努力，引起了造反派们的责难和攻击。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他们打不倒李先念，就找他的“茬”，对他进行刁难。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周恩来考虑，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因此，派他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任副团长。但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汇报了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毛泽东一发话，造反派们只有偃旗息鼓了。
但是，到1967年1月，造反派们的造反行动扩大了，并且目的也不在于打倒所谓“走资派”了，而是夺“走资派”的权。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不顾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财政大权不能夺的指示，开始酝酿夺取财政部的权。1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宣布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完全瘫痪。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去财政部解决问题。李先念到财政部后先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规劝他们放弃夺权，然后亮出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对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造反派们不但不服从，反而把他的指示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宣扬，然后串连起来，一同“打倒李先念”。周恩来在听取李先念的汇报后，决定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制止造反派夺权，保住国家的财政大权。
1967年2月17日，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接见了财贸口的造反组织代表。周恩来严正指出：财政大权是毛主席的权，是党中央的权，中央的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中央还有什么？我们如果让你们夺了财政大权，就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毛主席。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周恩来讲完之后，李先念在讲话中对造反派头头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些人手伸得太长，要包打天下，太不像话了。你们就是要把我打成牛鬼蛇神，我已经不能再忍耐了。要讲革命性，也要讲纪律性、科学性。有些材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这样干行吗？你们要打倒吴波，有什么道理？
这次接见后，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造反派见无机可乘，只好悄悄退出了财政部机关，不敢再夺权了。
就在李先念艰难地支撑着国家财政危局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李先念卷入了一场“揪叛徒”的风波。
1967年4月29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批示转到康生那里，一贯整人的康生认为这是整倒一大批干部的好机会。他于5月6日专门到中央组织部讲：现在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年中原突围时，陈少敏、郑位三允许自首，组织部要收集材料批判。康生的话很快就在造反派中间传开了。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认为找到了打倒李先念的机会，他们专门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二人，逼迫他们说自首是当时中原突围时最高领导人李先念批准的，李先念是叛徒头子，同时，派人到处去收集李先念的黑材料，又把“二月逆流黑干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等所谓“旧账”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材料作为打倒李先念的“资本”。康生认为，整倒李先念的时机成熟了，便把造反派们搞的黑材料送给毛泽东，期望一向憎恨叛徒的毛泽东有个批示，他拿着这个批示，就可以把李先念彻底搞垮。
事态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李先念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李先念还找到当时的知情人王震、王树声等老同志一起回忆此事。经过老同志们回忆和查证后搞清：中原突围时，李先念忙于军事上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并在小范围交代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可以以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这个事情李先念根本不知道。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李先念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
事情完全清楚后，老同志们商量，由李先念出面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个报告，讲明白这件事。6月19日，李先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毛泽东看了李先念的报告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把康生送来的黑材料压了下来。隔了几天，他特意让秘书打电话给李先念，请他一起去看戏。李先念在剧院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特意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达了对李先念的信任。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李先念渡过了“抓叛徒”的难关，他不但继续在财政部长任上工作，还把财政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后，一批老同志被分别下放到工厂里劳动。李先念被下放到了北郊木材厂，但他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有免除。
到北郊木材厂，李先念心里是高兴的。他以前干过木工，到北郊木材厂劳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在北郊木材厂“支左”的军宣队的领导人与李先念早就熟悉，对他十分尊敬，给他以很多照顾；更重要的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他心里感到畅快。在北郊木材厂，李先念仍然关注着全国财政经济情况。当财政部的一些中层干部来向他请示一些重大问题时，他都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
好助手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李先念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抓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停顿，经济下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日夜操劳，肩上的担子很重。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有的被打倒，有的生病住院。能够继续工作的，只有李先念。周恩来也把李先念当作自己的得力助手，把很多重要工作交给他去做。
九大以后，李先念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身份，主抓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为此，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意见，拟定计划草案。他在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的同时，亲自抓了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工程建设，协助周恩来引进51.8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75年初，邓小平代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李先念作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坚决支持邓小平对工业的整顿，两人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对此，李先念想不通，也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久，患上了心脏病，只好向中央请假。此后，李先念对“四人帮”搞批邓等政治活动，都以养病为由，拒绝参加。他还向毛泽东写报告，明确说：我过去对邓小平的一切措施，都是积极支持和坚决贯彻执行的。如果邓小平错了，自己也错了。自从他把这份报告交给毛泽东后，就再也不参加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全国的财政工作，这对于全国财政大局的稳定，十分重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李先念认为自己应该起来和“四人帮”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重新站出来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并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李先念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此后，他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