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安 《 光明日报 》（ 2012年12月07日 11 版）
现象：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回报严重偏低
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层面，笔者关注到的是：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和农业部门）及其生产性劳动者和创造知识的劳动者，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常见的现象是：种粮食的不如卖粮食的赚钱；种菜的不如卖菜的赚钱；发电的不赚钱或赚钱少，而电网公司即输电和卖电的赚大钱；药品生产企业不赚钱或赚钱不多，卖药的（包括医院）赚大钱。这种价格的不合理差距，导致生产产品的企业利润低，甚至亏损。相应的，这些部门的劳动者的收入就偏低。
但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银行、基金、保险、信托等），不管是行业利润率和职员的个人收入，都明显偏高，不仅比生产性行业高，也比许多其他非生产性行业高得多。根据2011年年报统计，16家上市银行的人均年薪酬为28.37万元，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招商银行，人均薪酬为45万元，排名最低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人均薪酬也达到17万元；信托业2011年人均年薪达到48万元。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呢？2011年各省排名最高的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5.6万，其他省份更低。笔者认为，不管金融行业如何具有高技术含量，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任何金融活动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本身，都不可能创造出一分钱的财富。
后果：只愿意“分蛋糕”不愿意“做蛋糕”
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相对贬值，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一是资金、资源、人才等过度向非生产领域流动。现在普遍的现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数是老弱和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文化水平高的青壮年都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在工厂做工的都是文化程度较低（初、高中毕业）的青壮年农民，高素质的人都去了党政机关以及银行、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工作；在大学里，农学和工学等学科的生源较差，考生拥挤的学科是金融、计算机、法学、管理等学科。二是一些社会精英不愿去科学研究部门，即使已经在科学研究部门工作的精英们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工作积极性不高、精力不集中、不愿意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这种现象若长期普遍存在，会导致实体经济部门人员素质低，从而造成产品质量低，更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支持。
其次是影响消费需求。在农业和工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他们的劳动价格太低，会直接和大幅度影响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削弱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在逐年下降（见下图）。世界平均消费率一般都在70%以上，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与之相差甚远，消费不足的现象已经显现。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会降低产业传导链条上各个企业的收益，最终带来经济的衰退，也会引发企业的产能过剩，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导致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失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会导致人们追求财富的努力方向出现偏差、社会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下降。人们追求财富无可非议，但若在一个社会里，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普遍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得不到尊重、处于尴尬地位，人们追求财富的方向必然发生偏离，社会的生产性努力就会不够，而分配性努力就会被极大强化。就是说，人们不愿意努力“做蛋糕”和“做大蛋糕”，却总想“分到更多蛋糕”，于是正当和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和极为恶劣的获取财富的手段便会层出不穷。
最后是会激化社会矛盾。即使假定所有人的收入都是合法的，收入差距都是劳动能力和实际提供的劳动数量、质量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距如果过大，也会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更何况不合理和不合法的途径导致的收入差距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体制、观念、价值体系转轨阶段，控制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控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实际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分得应有的财富。这也是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创造财富和知识不仅光荣，而且实惠。
呼吁：回归劳动价值论
为了使社会尊重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努力去“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笔者呼吁，应从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价值取向上，回归劳动价值论。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与斯密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重要的联系或相同点是：都坚持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商品经济社会里表现为价值）的源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认为财富的源泉是生产领域的生产性劳动，不是商业流通领域，重点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劳动增加国民财富——通过市场促进分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但把劳动价值论的重点由“劳动如何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劳动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所强调、也是人们达成共识的：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
马克思揭示了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没有获得应有的财富，不仅不能获得“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有时连“必要劳动”的价值都不能全额获得，即工资都被克扣。所以，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从而导致广大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笔者所谓的“回归劳动价值论”，必须是先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在分配环节上，使得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回报，让他们有尊严，才能引导社会尊重财富和知识的创造者，引导社会致力于财富创造、而不是财富分配，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黄少安 《 光明日报 》（ 2012年12月07日 11 版）
现象：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回报严重偏低
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层面，笔者关注到的是：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和农业部门）及其生产性劳动者和创造知识的劳动者，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常见的现象是：种粮食的不如卖粮食的赚钱；种菜的不如卖菜的赚钱；发电的不赚钱或赚钱少，而电网公司即输电和卖电的赚大钱；药品生产企业不赚钱或赚钱不多，卖药的（包括医院）赚大钱。这种价格的不合理差距，导致生产产品的企业利润低，甚至亏损。相应的，这些部门的劳动者的收入就偏低。
但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银行、基金、保险、信托等），不管是行业利润率和职员的个人收入，都明显偏高，不仅比生产性行业高，也比许多其他非生产性行业高得多。根据2011年年报统计，16家上市银行的人均年薪酬为28.37万元，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招商银行，人均薪酬为45万元，排名最低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人均薪酬也达到17万元；信托业2011年人均年薪达到48万元。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呢？2011年各省排名最高的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5.6万，其他省份更低。笔者认为，不管金融行业如何具有高技术含量，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任何金融活动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本身，都不可能创造出一分钱的财富。
后果：只愿意“分蛋糕”不愿意“做蛋糕”
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相对贬值，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一是资金、资源、人才等过度向非生产领域流动。现在普遍的现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数是老弱和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文化水平高的青壮年都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在工厂做工的都是文化程度较低（初、高中毕业）的青壮年农民，高素质的人都去了党政机关以及银行、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工作；在大学里，农学和工学等学科的生源较差，考生拥挤的学科是金融、计算机、法学、管理等学科。二是一些社会精英不愿去科学研究部门，即使已经在科学研究部门工作的精英们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工作积极性不高、精力不集中、不愿意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这种现象若长期普遍存在，会导致实体经济部门人员素质低，从而造成产品质量低，更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支持。
其次是影响消费需求。在农业和工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他们的劳动价格太低，会直接和大幅度影响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削弱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在逐年下降（见下图）。世界平均消费率一般都在70%以上，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与之相差甚远，消费不足的现象已经显现。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会降低产业传导链条上各个企业的收益，最终带来经济的衰退，也会引发企业的产能过剩，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导致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失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会导致人们追求财富的努力方向出现偏差、社会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下降。人们追求财富无可非议，但若在一个社会里，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普遍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得不到尊重、处于尴尬地位，人们追求财富的方向必然发生偏离，社会的生产性努力就会不够，而分配性努力就会被极大强化。就是说，人们不愿意努力“做蛋糕”和“做大蛋糕”，却总想“分到更多蛋糕”，于是正当和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和极为恶劣的获取财富的手段便会层出不穷。
最后是会激化社会矛盾。即使假定所有人的收入都是合法的，收入差距都是劳动能力和实际提供的劳动数量、质量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距如果过大，也会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更何况不合理和不合法的途径导致的收入差距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体制、观念、价值体系转轨阶段，控制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控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实际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分得应有的财富。这也是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创造财富和知识不仅光荣，而且实惠。
呼吁：回归劳动价值论
为了使社会尊重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努力去“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笔者呼吁，应从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价值取向上，回归劳动价值论。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与斯密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重要的联系或相同点是：都坚持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商品经济社会里表现为价值）的源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认为财富的源泉是生产领域的生产性劳动，不是商业流通领域，重点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劳动增加国民财富——通过市场促进分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但把劳动价值论的重点由“劳动如何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劳动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所强调、也是人们达成共识的：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
马克思揭示了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没有获得应有的财富，不仅不能获得“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有时连“必要劳动”的价值都不能全额获得，即工资都被克扣。所以，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从而导致广大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笔者所谓的“回归劳动价值论”，必须是先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在分配环节上，使得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回报，让他们有尊严，才能引导社会尊重财富和知识的创造者，引导社会致力于财富创造、而不是财富分配，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