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融结的统一体，有56个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汉族。而汉族本身也是历史上许多族融合而成的。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戎狄等族逐渐融合；其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与匈奴、鲜卑、氐、羌等族融合而成为汉族。在宋元明清时代，汉族又与契丹、女真族结合；进入20世纪，汉族与满、蒙、维吾尔、苗、藏、彝、壮等少数民族汇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经了数千年，在这悠长的发展过程中，边疆的族群不断向中原汇聚，使中华民族的主体族群不断壮大，文化不断丰富。另一方面，中原也不断有族群向边疆迁徙，与周边族群融合，把中原文化带到边疆，促进周边族群的发展与进步。剖析促进中华民族形成的有益因素，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独特的自成系统的地理环境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西南北三面要么崇山峻岭，要么高原大漠，东临世界最大的洋――太平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貌。内有黄河、长江、珠江、大运河等纵横，如几条大动脉，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天地贯通成为一个整体。一方面，成为阻隔与南亚、北亚、西亚联系的天然屏障；一方面，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比较落后的历史时期，自然界的相通相融又几乎是人们交往的不二选择。独特的地理环境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地域基础。 二、汉族的强大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威慑与吸引 四五千年前，我国主要的江河流域繁衍着多支不同的先人，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帝部落在打败了其他几个大部落后，由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的联盟――华夏族的主干成分，初步取得了发展的优势。公元前1070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后经过夏、商、周的发展，特别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爆炸性发展，华夏族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拉开了与其他民族的差距，取得了发展的绝对优势，成为民族融合的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主要表现在： 1 华夏族发达的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其先进的生产力成为开发南方和边疆不可抗拒的力量 黄河流域，古时气候宜人，水草丰美，适合农业生产。对北方游牧民族也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干旱少雨的岁月，平原地区对游牧民来说，就如同宇宙人发现蓝色的星球，贪婪之心油然而生。春秋时，西戎、北方的狄族等少数民族开始与华夏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到了战国，北方的匈奴和东胡对华夏族的侵扰更是与日俱增。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南下，与之相邻的一些诸侯国在边境修筑了军事工事――长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斗争，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夺取了河套地区，并设置县，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发展生产，加强边防，还大规模修筑长城；汉初，由于国力有限，汉朝长期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武帝时，对匈奴展开激烈的军事斗争，使匈奴贵族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不敢带兵到蒙古大漠以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趁北方战乱，少数民族大举内迁，在中原建立了许多民族政权，后来，鲜卑族统一了黄河流域。“野蛮的征服者总会被它征服的更加先进的文明所征服”(马克思语)，内迁的匈奴、鲜卑、氐、羌等族逐渐与华夏族融合而成为汉族。宋元明清时期，汉族地主统治日益腐朽，北方强大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南下蚕食汉族领地，甚而入主中原，如契丹、蒙古、女真等族。 南方雨水丰富，地饶人稀，生产落后。由于东汉末年以来(除隋完成统一至唐朝前期外)北方长期割据战乱，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遭受严重破坏，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中原人民大量南迁。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劳动力，汉族人民和南方少数民族一道努力建设家园，在开发南方的进程中，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融合。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人民也陆续到边疆地区，如安史之乱后，有许多中原人民迁徙到渤海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元朝时，蒙古贵族推行民族分化政策，汉族人民大量迁徙到边地。他们带去了封建生产方式和汉族文化，为那里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2 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是周边少数民族不可抗拒的学习与前进方向 由汉字、以墨儒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传统科技共同构成的汉族思想文化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是农业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珠峰；以“外儒内法”为特征的汉族地主的封建政治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比之下，各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制度要远远落后。加强与汉族人民交往，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动力和历史发展趋势。北魏孝文帝、契丹耶律阿保机、西夏王元吴、女真阿骨打和努尔哈赤都因为善于向汉族学习，重用汉人进行改革，最终带领族人建立了强大政权；蒙古族和女真族入主中原后，都因采取了汉族地主的政治制度，快速地融入汉族社会，才建立起了百年不朽的基业。 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促进民族融合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秦朝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开拓疆土，凝聚力量，促进交流，统一思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形成的强大助推器和凝合剂。 ――开拓疆土。秦始皇派50万军队攻打珠江流域的越族，使秦朝势力伸展到南海之滨。汉武帝通过“文治武攻”，把今云南、贵州、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划归西汉的版图；又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从此，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权。629年，唐太宗派兵攻打经常南下掠夺的东突厥，俘虏其首领颉利可汗，唐朝在东起幽州，西到灵州的广大地区设置都督府和州，任命原突厥各部酋长为都督和官吏，进行管辖。在东突厥灭亡过程中，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服从唐朝管辖，加强与唐朝的关系。唐玄宗时，在勃利(今俄罗斯巴罗夫斯克)设黑水都督府，任命棘羯首领为都督，管理黑水(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元朝设置宣政院，在西藏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清查户口，对西藏进行直接管辖，又设置彭湖(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琉球(台湾)。 ――凝聚力量，促进交流。表现在：1 封建城市兴起和发展。与中世纪欧洲城市形成不同，我国古代城镇的出现更多的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除京城外，地方机构至少有两级，如唐朝实行州、县两级，围绕着各级行政中心，形成了许多城镇，具有分布广、城镇密集，大中城市数量多，不同级别的城镇联系紧密等特点。它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2 中央集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如秦朝推行郡县制，从政治制度上克服了地方割据的根源；西汉政府设刺史，专门监督地方高官和诸侯王；隋炀帝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
济文化的交流；元朝实行行省制，加强了对辽阔领土的有效统治，对后代行政区划分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两朝在云南、贵州、两广等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和进行“改土归流”以及清朝在西藏地区推行“金瓶掣签”制度等，加强了中央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3 平定地方分裂势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清朝前期，我国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中央政府凭借强大的国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斗争：平定了“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南方藩王的叛乱)和西北边疆民族分裂叛乱；统一了台湾，并设置了台湾府；打败了俄国侵略势力。这些斗争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乾隆帝时，土尔扈特部的重返祖国，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统一思想。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企图通过加强思想上的统一，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始皇为了平息社会内部对统治方针的争论，巩固郡县制度，把除秦国史书以外的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一律收缴烧毁，又对在背后指责秦始皇的儒生共460多名全部活埋，历史上叫做“焚书坑儒”；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以儒学为官学，凡是要做官的人，只有学习儒家学术，才有进身的机会，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隋唐创立了科举制，通过统一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科举制发展到明清时期，考试内容则只限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此外，自东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王朝，还重视用宗教来麻痹人们的反抗，鼓励佛教、道教等宗教在社会上传播。儒、释、道逐渐演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在中华大地上盛行开来，奠定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基础。 四、在反抗外来民族侵略和争取各族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最终锤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鸦片战争以前，在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下，人们被王朝意识笼罩着，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侵略的不断加深，在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的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唤醒。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分水岭，随着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宝岛被迫割让给日本，接踵而来的，又是帝国主义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割台”斗争和反对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以及收回利权的斗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得到了巨大的弘扬。孙中山提出了民族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则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20世纪30、40年代，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各族的优秀儿女团结抗战，终于取得了近百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的完全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标志着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完全觉醒：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融结的统一体，有56个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汉族。而汉族本身也是历史上许多族融合而成的。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戎狄等族逐渐融合；其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与匈奴、鲜卑、氐、羌等族融合而成为汉族。在宋元明清时代，汉族又与契丹、女真族结合；进入20世纪，汉族与满、蒙、维吾尔、苗、藏、彝、壮等少数民族汇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经了数千年，在这悠长的发展过程中，边疆的族群不断向中原汇聚，使中华民族的主体族群不断壮大，文化不断丰富。另一方面，中原也不断有族群向边疆迁徙，与周边族群融合，把中原文化带到边疆，促进周边族群的发展与进步。剖析促进中华民族形成的有益因素，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独特的自成系统的地理环境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西南北三面要么崇山峻岭，要么高原大漠，东临世界最大的洋――太平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貌。内有黄河、长江、珠江、大运河等纵横，如几条大动脉，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天地贯通成为一个整体。一方面，成为阻隔与南亚、北亚、西亚联系的天然屏障；一方面，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比较落后的历史时期，自然界的相通相融又几乎是人们交往的不二选择。独特的地理环境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地域基础。 二、汉族的强大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威慑与吸引 四五千年前，我国主要的江河流域繁衍着多支不同的先人，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帝部落在打败了其他几个大部落后，由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的联盟――华夏族的主干成分，初步取得了发展的优势。公元前1070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后经过夏、商、周的发展，特别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爆炸性发展，华夏族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拉开了与其他民族的差距，取得了发展的绝对优势，成为民族融合的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主要表现在： 1 华夏族发达的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其先进的生产力成为开发南方和边疆不可抗拒的力量 黄河流域，古时气候宜人，水草丰美，适合农业生产。对北方游牧民族也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干旱少雨的岁月，平原地区对游牧民来说，就如同宇宙人发现蓝色的星球，贪婪之心油然而生。春秋时，西戎、北方的狄族等少数民族开始与华夏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到了战国，北方的匈奴和东胡对华夏族的侵扰更是与日俱增。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南下，与之相邻的一些诸侯国在边境修筑了军事工事――长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斗争，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夺取了河套地区，并设置县，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发展生产，加强边防，还大规模修筑长城；汉初，由于国力有限，汉朝长期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武帝时，对匈奴展开激烈的军事斗争，使匈奴贵族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不敢带兵到蒙古大漠以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趁北方战乱，少数民族大举内迁，在中原建立了许多民族政权，后来，鲜卑族统一了黄河流域。“野蛮的征服者总会被它征服的更加先进的文明所征服”(马克思语)，内迁的匈奴、鲜卑、氐、羌等族逐渐与华夏族融合而成为汉族。宋元明清时期，汉族地主统治日益腐朽，北方强大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南下蚕食汉族领地，甚而入主中原，如契丹、蒙古、女真等族。 南方雨水丰富，地饶人稀，生产落后。由于东汉末年以来(除隋完成统一至唐朝前期外)北方长期割据战乱，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遭受严重破坏，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中原人民大量南迁。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劳动力，汉族人民和南方少数民族一道努力建设家园，在开发南方的进程中，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融合。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人民也陆续到边疆地区，如安史之乱后，有许多中原人民迁徙到渤海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元朝时，蒙古贵族推行民族分化政策，汉族人民大量迁徙到边地。他们带去了封建生产方式和汉族文化，为那里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2 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是周边少数民族不可抗拒的学习与前进方向 由汉字、以墨儒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传统科技共同构成的汉族思想文化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是农业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珠峰；以“外儒内法”为特征的汉族地主的封建政治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比之下，各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制度要远远落后。加强与汉族人民交往，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动力和历史发展趋势。北魏孝文帝、契丹耶律阿保机、西夏王元吴、女真阿骨打和努尔哈赤都因为善于向汉族学习，重用汉人进行改革，最终带领族人建立了强大政权；蒙古族和女真族入主中原后，都因采取了汉族地主的政治制度，快速地融入汉族社会，才建立起了百年不朽的基业。 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促进民族融合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秦朝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开拓疆土，凝聚力量，促进交流，统一思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形成的强大助推器和凝合剂。 ――开拓疆土。秦始皇派50万军队攻打珠江流域的越族，使秦朝势力伸展到南海之滨。汉武帝通过“文治武攻”，把今云南、贵州、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划归西汉的版图；又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从此，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权。629年，唐太宗派兵攻打经常南下掠夺的东突厥，俘虏其首领颉利可汗，唐朝在东起幽州，西到灵州的广大地区设置都督府和州，任命原突厥各部酋长为都督和官吏，进行管辖。在东突厥灭亡过程中，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服从唐朝管辖，加强与唐朝的关系。唐玄宗时，在勃利(今俄罗斯巴罗夫斯克)设黑水都督府，任命棘羯首领为都督，管理黑水(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元朝设置宣政院，在西藏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清查户口，对西藏进行直接管辖，又设置彭湖(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琉球(台湾)。 ――凝聚力量，促进交流。表现在：1 封建城市兴起和发展。与中世纪欧洲城市形成不同，我国古代城镇的出现更多的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除京城外，地方机构至少有两级，如唐朝实行州、县两级，围绕着各级行政中心，形成了许多城镇，具有分布广、城镇密集，大中城市数量多，不同级别的城镇联系紧密等特点。它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2 中央集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如秦朝推行郡县制，从政治制度上克服了地方割据的根源；西汉政府设刺史，专门监督地方高官和诸侯王；隋炀帝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
济文化的交流；元朝实行行省制，加强了对辽阔领土的有效统治，对后代行政区划分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两朝在云南、贵州、两广等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和进行“改土归流”以及清朝在西藏地区推行“金瓶掣签”制度等，加强了中央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3 平定地方分裂势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清朝前期，我国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中央政府凭借强大的国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斗争：平定了“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南方藩王的叛乱)和西北边疆民族分裂叛乱；统一了台湾，并设置了台湾府；打败了俄国侵略势力。这些斗争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乾隆帝时，土尔扈特部的重返祖国，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统一思想。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企图通过加强思想上的统一，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始皇为了平息社会内部对统治方针的争论，巩固郡县制度，把除秦国史书以外的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一律收缴烧毁，又对在背后指责秦始皇的儒生共460多名全部活埋，历史上叫做“焚书坑儒”；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以儒学为官学，凡是要做官的人，只有学习儒家学术，才有进身的机会，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隋唐创立了科举制，通过统一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科举制发展到明清时期，考试内容则只限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此外，自东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王朝，还重视用宗教来麻痹人们的反抗，鼓励佛教、道教等宗教在社会上传播。儒、释、道逐渐演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在中华大地上盛行开来，奠定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基础。 四、在反抗外来民族侵略和争取各族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最终锤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鸦片战争以前，在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下，人们被王朝意识笼罩着，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侵略的不断加深，在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的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唤醒。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分水岭，随着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宝岛被迫割让给日本，接踵而来的，又是帝国主义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割台”斗争和反对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以及收回利权的斗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得到了巨大的弘扬。孙中山提出了民族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则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20世纪30、40年代，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各族的优秀儿女团结抗战，终于取得了近百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的完全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标志着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完全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