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其凡金强
学术研究 2004年03期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3-0100-04
对获罪官员进行贬谪或编配，是宋朝政府处置犯官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贬谪之地，则以岭南居多。对于宋代的黜降法，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注：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3-384页，探讨了徒流编配的执行情况和执行规则；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6-491页，对黜降法的适用范围、主要类型以及遭黜降官员的管理做了系统的探讨；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129页，研究了黜降法作为一种行政处罚，配合刑事制裁的运用情况，第222-254页则集中分析了作为刑罚制度的编配法的实施情况。）但是具体到贬谪官员类型分析方面，探讨得尚不够深入。本文拟以宋代被贬谪岭南的官员为研究对象，从黜降法的角度去分析，揭示出宋代岭南谪宦（注：明代所修地方志，往往以《流寓传》系贬官和流人。阮元修《广东通志》立《谪宦录》，下分谪宦（当为左降官）、安置、流徒（当为编配和流窜者）和编管四类。其后修志者乃因之。笔者认为，《流寓传》主要系寓居者，而寓居者不一定是官宦，另外也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故不若“谪宦”较为准确贴切；同时阮元对谪宦的分类大体上符合宋代犯官遭受贬黜和编配的情况，于是因袭其“谪宦”之名。）主要类型。或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贬官类
贬官主要是对差遣的降低，包括外放岭南诸州知州、监岭南坊场仓库税务、甚至是某州司户参军。当然降低差遣级别，往往也伴随着追官和落职的处分，本文则仅仅讨论其实授的岭南各州军差遣。宋代把京朝官贬知岭南州军的例子很少，绍圣元年，苏轼曾被黜知英州，但未及到任，即被责惠州安置。因此贬官类多是责监岭南坊场仓库盐酒和贬为岭南各州司户参军。
责监岭南场务者，因是实际差遣，所以不同于散官虚衔，必须当地有盐矿场茶酒务等。据笔者所见，责监岭南场务者，主要集中在广州、英州、浔州、高州和邕州。如熙宁五年八月，唐坰以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安石言坰素狂，不足深责，乃改监广州军资库。（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37，中华书局，第5778页；（元）脱脱《宋史》卷327，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10552页。）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直谏，斥和议，除名，昭州编管；壬子，改差监广州都盐仓。（注：《宋史》卷29，第537页；而（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23，第44页及卷125，第1页，皆言胡铨监昭州盐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据杨万里《诚斋集》卷118言，当为监广州都盐仓。）而广州的盐场在岭南的地位十分突出，史载“广州东莞、静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注：《宋史》卷183第4466页。）查地图，可见宋代广州出名的盐场有静康、大宁、归德、黄田、东莞、海南、金斗、都斛、海晏等。（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4-35页。）宋代酒实行专卖，“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注：《宋史》卷185第4513页。）浔州和英州的酒务较为有名，绍兴元年和三年，韩璜和盂揆都曾责监浔州税。（注：《宋史》卷26，第492页；《系年要录》卷67，第22页。）任守忠和家愿曾谪监英州酒税。（注：《宋史》卷468第13657页、卷390第11950页。）英州的铜场在岭南乃至全国的地位都比较重要，广东漕司曾奏：“韶州曹峒场、英州银冈场皆并入英之清溪场”。（注：《宋史》卷185第4527页。）李璆曾因反对联金取燕地而被责监英州清溪镇。（注：《宋史》卷377第11654页。）广西是宋代的主要盐产地之一，张舜民在灵武诗中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军斫受降城柳为薪之句，坐谪监邕州盐米仓。（注：《宋史》卷347第11005页。）绍兴二十六年，右朝奉郎林一飞坐指使林东追谄秦桧，上书狂妄，责监高州盐税。（注：《宋史》卷31第584页。）宋代被责监岭南场务者，因有实际差遣，其境遇还比较好，从其诗文中反映来看，并无逐臣心态。但是也有一些限制性规定，如“以罪谪监当者，监司勿得差权亲民官”。（注：《宋史》卷304第10070页。）
二、编配类
宋代刑名仍沿用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但在实际执行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另外，宋代又制定了一些新刑种，如编配。编配包括编管、羁管，以及配牢城，它并不是针对犯官而设的刑罚，但是有宋一代许多官员因获罪而编配岭南。编管和羁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犯官在行政处分的同时，送远恶州军进行监督管制和人身自由上的限制，只是程度有轻重之别，羁管稍重，编管次之。编管和羁管在现存的宋代法律条文中往往并提，可见其大同小异。有学者认为：“羁管是以囚禁为主的管制方法，主要用于处罚宗室罪情严重者”，（注：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第208页。）似有不确之处。笔者检阅《宋史》，共出现“羁管”21处，其中实际羁管者有22人次，无一例是宗室。编管羁管岭南者多除名，史称：“编管以上，则必除名勒停，谓无官也，故曰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注：（宋）赵升：《朝野类要》卷5，第5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编管羁管人由于有罪在身，所以都要由官府派人押送解往管制之地，并有一些严格的规定，“诸配流编管羁管者断讫，节录所犯及以随行家属财物数、住家之所具载于牒，元是命官不录家属财物付部送人，仍给行程历经，由县镇批书月日，病者仍保明……入别路界者，所至州县，即时申提点刑狱司检察，至所隶州受讫回报元断官司，若未至而身死或逃亡，随处受牒点检仍报元断，若住家及所隶州。”（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部送犯官，一般是乘驿而往，所以路上衣食问题的解决，由当地仓驿供给，对此，宋代法律作了明文规定：诸编管羁管应部送者“皆给沿路口券，所过仓驿，即时勘支。”（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赵宋王朝总体上倾向于仁义，即使对犯官，也体现出一定的人道，如“诸配流编管羁管人在道闻祖父母父母丧及随行家属有病或死若产者，申所在官司量事给住程假”，“编管罪人有疮病或孕未决者，可缓行”。（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但是在权臣当道时，对不附己者大肆打击，远窜岭南，而上下秉承风旨，落井下石，绍兴八年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因反对和议，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编管，永不收叙，令临安府望使臣兵级押发前去，俟到，具月日闻奏。时铨妾孕，临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迟行，而临安已遣人械送贬所。（注：《系年要录》卷123第27页。）
编管羁管人在隶地一般要住在当地官府的厢房内，也可租赁房屋居住，但有厢军监视。宋代法律规定，“诸责降安置及编配羁管人所在州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致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书省”，（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而有些情节严重者则要求“常切拘管讥察，不得令出城及宾客书问往来，仍月具存在申尚书省”。（注：《系年要录》卷179第22页。）编管羁管人必须定期向所在地方长官报到，称之为“呈身”，北宋时，“编管人每旬赴长吏厅呈身”，（注：《长编》卷507第12086页。）南宋时，法律规定，“诸编管羁管人月赴长吏厅呈验，元系品官，若妇人元有官品封邑者，所居厢止具见管状申”。（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编管羁管岭南的犯官在隶地还有一定的学术活动，包括著书立说和在人作保的情况下授徒自给，如陈瓘编管廉州时曾著《合浦尊尧集》，胡铨窜吉阳军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注：（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429页。）绍兴二十三年，高宗曾下诏：“诸州编管、羁管人，遵旧法，长吏月一验视，不许囚禁”。（注：《宋史》卷31第577页。）但是在实际的执行情况中，编管羁管岭南的犯官往往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容斋随笔》载：“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注：（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429页。）更有甚者，“囚禁锁闭，甚于配隶”。（注：《系年要录》卷164第10页。）编管羁管岭南人由于多为除名，因此丧失了俸禄，其在隶地的生活保障主要靠自给，而“贫（之）［乏］不能自存者，地分人保明申州审察不限时月，依乞丐人法，于常平仓给口食，男子非老疾者减半”，（注：《系年要录》卷164第10页。）淳熙三年赦令规定，“自今编管羁管人无保识者，本州口支米二升、钱二十文赡养。”（注：《宋会要·刑法》4之54。）编管日久，其中的多数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恩赦得以量移和叙复。所谓“量移”，即“该恩原赦，则量移近里州军”；所谓“叙复”，即“被责之久，该恩叙复旧官”。（（宋）赵升：《朝野类要》卷5，第55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代文献中多有犯官被编置岭南及其他地方，而现存的宋代法律条文中对编置则阙明文规定。编置有时和安置混淆，如赵鼎安置潮州，后移吉阳军，史称：“中丞詹大方诬其受贿，属潮守放编置人移吉阳军。”有时又和编管相混，如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魏）安行编置钦州，（洪）兴祖编置昭州”。（注：《系年要录》卷167，第23页；《宋史》卷473，第13763页。）又如绍兴二十五年二月，“沈长卿勒停除名、送化州编管”。（注：《宋史》卷473，第13763页；又见《系年要录》卷168，第4页。）绍兴年间，张运拜刑部侍郎，曾建言：“诸编置不以赦原、不以荫论之类，失于太重。”（注：《宋史》卷404第12221页。）此处的“编置”则是编管和安置的合称。检阅《宋史》，共有“编置”17处，多为以上三种情形，或是“编管”的别称，或是“安置”的别称，或为二者的合称。故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刑罚的编置在宋代并不存在。
宋朝把中唐以来的决杖配流和后晋的刺面之法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刺配法，该法杖、黥、流、徒四刑并用，是一个针对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的新刑种。官吏犯赃贷死者多适用此法，被配岭南牢城者比比皆是，因此讨论岭南谪宦，不得不对此加以关注。北宋初年，“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多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决杖黥面配远州牢城”。（注：《长编》卷8第189页。）随后宋朝对犯官施行配法渐渐呈现宽宥的趋势，仁宗明道二年诏书曰：“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注：《宋史》卷201第5017页。）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命官犯赃而编管的办法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尤其在南宋高宗朝，命官犯赃被杖脊、黥配又显上涨之势。绍兴三年三月，东流令王鲔坐赃抵死，除名，编管新州。史家为此感叹：“自是赃吏罕复黥配矣。”（注：《系年要录》卷63第15页。）后虽于绍兴七年以“朝廷钦意”不复黥配，（注：（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宛委别藏本，第4页。）但对官吏犯赃被配岭南牢城的案例仍然有，如绍兴十四年八月，右承议论郎万俟允中贷死、配贵州，坐从使金国日以禁物博厚利故。（注：《系年要录》卷152，第7页。）
三、安置和居住类
“安置”之名，唐已有之。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赦令言：“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85，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7页。）唐代安置即流徙，并非常制。宋代始有安置之法，它和居住都是针对获罪命官而设置的刑罚，宋人张端义说：“安置待宰执、侍从；居住待庶官。”（注：（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页。）可见，安置法适用的主体主要是宰执、侍从官，其规格较高。考诸安置岭南的犯官皆曾为宰执、侍从官，而待制以下的获罪官员很少有被安置者。由此可见，张端义所言大体符合实际。安置者一般不除名，多授散官，因此宋人言：“散官则安置，追降官分司则居住，祖宗制也”。（注：《宋史》卷409第12327页。）宋代散官共有十等，而安置者常授的主要是节度副使、节度行军司马、团练副使和州别驾四种。由于受安置处罚的主要是高级官员，所以他们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到安置地不必押解，只需使臣护送前往即可，在安置地也不必住在官府的厢房里，可赁屋而居，也可自建房屋。安置人无须“呈身”，但是也需“所在州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致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书省”。（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另外，由于安置人多被赋以不厘务散官，所以尚有一定的俸给，其经济条件要比编管者好一些。
另有责授司户参军而安置者，因为司户参军不在十等散官之中，所以有必要稍费笔墨加以探讨。被贬司户参军的多为曾任宰执者。如乾兴元年二月和七月，分贬寇准和丁谓为雷州司户参军和崖州司户参军。（注：《宋史》卷9第176页。）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员外安置。（注：《宋史》卷19第361页。）崇宁二年五月丙戌，贬曾布为廉州司户参军。（注：《宋史》卷19第367页。）（曾布并未到廉州，当时安置衡州）另有几位曾任宰执者死后被追贬岭南州军的司户参军，如绍圣四年四月，王珪被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崇宁元年九月，李清臣由武安军节度副使被追贬为雷州司户参军，绍圣初，司马光由清远军节度副使被追贬崖州司户参军。绍圣元年，吕公著被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宋《元祐令》定上州司户参军从八品，中下州从九品，（注：（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1，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40页。）并有薄俸，料钱为七贯，（注：《宋史》卷171第411l页。）因此苏辙在《送章户椽赴澧州》诗中说道：“禄养胜躬耕”，（注：（宋）苏辙：《栾城集》卷13，大东书局，1936年，第64页。）宋代被贬司户参军者，当不再署理户籍赋税之掌，仅仅等同于一散官，但较之别驾、司马等谪散官，级别还有低，《老学庵笔记》载：“故事：谪散官虽别驾、司马，皆封赐如故……至司户参军，则夺封赐。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时，见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谪廉州司户，亦借其侄绿袍拜命。”（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103页。）被贬司户参军者到贬谪地时当是乘驿而往，无人解送，所以寇准在南窜路上曾作《临海驿夏日》：“岭外突蒸当盛暑，雨余新馆觉微凉。”其在贬谪地当是居住在当地官署里，寇准在雷州有《海康西馆有怀》诗，（注：寇准：《忠愍公诗集》卷下；《全宋诗》卷91，第1034页。）丁谓在崖州也赋诗“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注：《全宋诗》卷101，第1148页。）
居住法是宋代惩罚犯官的最轻手段，宋人称：“被责者凡云送甚州居住，则轻于安置也。”（注：（宋）赵升：《朝野类要》卷5，第5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居住官有几种类型，包括除名勒停居住、追官勒停居住、责授散官居住、责授分司居住和提举宫观居住。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除名居住的例子绝少，大多数居住官仍然享有优厚的俸禄，他们在谪居地无人监管，享有很大的人身自由。居住法的受惩戒者多居内地州军，或者是任便居住，往往不必过岭。但也有岭南居住的一些例子，而且主要是追官勒停居住和责授散官居住两种类型。如绍兴二年三月壬辰朔，贬徐秉哲惠州，吴开南雄州，莫俦韶州，并居住。（注：《系年要录》卷52，第1页；《宋史》卷27，第496页。）宝庆二年三月，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注：《宋史》卷422第12621页。）端平元年五月庚子，诏梁成大再降授官，潮州居住。（注：《宋史》卷41第802页。）建炎初，李纲以郑望之张皇敌势，沮损国威，以致祸败，贵海州团练副使，连州居住。（注：《宋史》卷373第11555页。）绍兴十二年八月，张浚以上疏论时事，落节钺，连州居住。（注：《宋史》卷30第565页。）张思正降授武功大夫、廉州刺史、韶州居住。（注：《系年要录》卷46第5页。）另有被责令岭南居住的是犯官家属，如刘挚贬死新州，其家属令于英州居住；（注：《长编》卷493第11705页。）张宪与岳飞一同被害，其妻子分送封州、程江、兴化军居住。（注：《系年要录》卷147第1页。）从总体上看，岭南谪宦适用居住法并不普遍。
当然，如果遵循不同的分类标准，宋代岭南谪宦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如从谪宦的文化能量和对岭南发展的促进作用来讲，有文化巨人和无名之辈两类；按照谪宦的政治操守，可以将其分为刚直不阿型、闲云野鹤型和趋炎附势型；按照谪宦的谪居心态来分，则有孤愤型、超脱型、现实型三类。限于篇幅，本文对以上分类标准和谪宦类型不能作一一探讨，主要是从黜降制度的层面加以考察，实际上，谪宦的文化能量、政治操守、文化人格和谪居心态都与黜降类别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其他层面的分类都是从黜降分类中派生出来的。这是因为黜降类别的不同，其经济状况、生存环境和人生境遇会随之不同，而这会直接影响到谪宦的心态和行为。比如说配牢城者，由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即使其学富五车，也不可能在岭南留下一丝文迹。因此，从黜降制度探讨宋代岭南谪宦类型，对于谪宦的文化能量、政治操守、文化人格和谪居心态的研究不无意义，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别的谪宦在岭南的心理倾向、学术创作、政治活动及其对岭南经济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这并非一篇文章所能解决，本文就此打住。
作者介绍：张其凡，暨南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强，暨南大学古籍所博士生，广东广州，510632。
作者：张其凡金强
学术研究 2004年03期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3-0100-04
对获罪官员进行贬谪或编配，是宋朝政府处置犯官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贬谪之地，则以岭南居多。对于宋代的黜降法，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注：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3-384页，探讨了徒流编配的执行情况和执行规则；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6-491页，对黜降法的适用范围、主要类型以及遭黜降官员的管理做了系统的探讨；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129页，研究了黜降法作为一种行政处罚，配合刑事制裁的运用情况，第222-254页则集中分析了作为刑罚制度的编配法的实施情况。）但是具体到贬谪官员类型分析方面，探讨得尚不够深入。本文拟以宋代被贬谪岭南的官员为研究对象，从黜降法的角度去分析，揭示出宋代岭南谪宦（注：明代所修地方志，往往以《流寓传》系贬官和流人。阮元修《广东通志》立《谪宦录》，下分谪宦（当为左降官）、安置、流徒（当为编配和流窜者）和编管四类。其后修志者乃因之。笔者认为，《流寓传》主要系寓居者，而寓居者不一定是官宦，另外也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故不若“谪宦”较为准确贴切；同时阮元对谪宦的分类大体上符合宋代犯官遭受贬黜和编配的情况，于是因袭其“谪宦”之名。）主要类型。或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贬官类
贬官主要是对差遣的降低，包括外放岭南诸州知州、监岭南坊场仓库税务、甚至是某州司户参军。当然降低差遣级别，往往也伴随着追官和落职的处分，本文则仅仅讨论其实授的岭南各州军差遣。宋代把京朝官贬知岭南州军的例子很少，绍圣元年，苏轼曾被黜知英州，但未及到任，即被责惠州安置。因此贬官类多是责监岭南坊场仓库盐酒和贬为岭南各州司户参军。
责监岭南场务者，因是实际差遣，所以不同于散官虚衔，必须当地有盐矿场茶酒务等。据笔者所见，责监岭南场务者，主要集中在广州、英州、浔州、高州和邕州。如熙宁五年八月，唐坰以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安石言坰素狂，不足深责，乃改监广州军资库。（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37，中华书局，第5778页；（元）脱脱《宋史》卷327，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10552页。）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直谏，斥和议，除名，昭州编管；壬子，改差监广州都盐仓。（注：《宋史》卷29，第537页；而（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23，第44页及卷125，第1页，皆言胡铨监昭州盐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据杨万里《诚斋集》卷118言，当为监广州都盐仓。）而广州的盐场在岭南的地位十分突出，史载“广州东莞、静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注：《宋史》卷183第4466页。）查地图，可见宋代广州出名的盐场有静康、大宁、归德、黄田、东莞、海南、金斗、都斛、海晏等。（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4-35页。）宋代酒实行专卖，“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注：《宋史》卷185第4513页。）浔州和英州的酒务较为有名，绍兴元年和三年，韩璜和盂揆都曾责监浔州税。（注：《宋史》卷26，第492页；《系年要录》卷67，第22页。）任守忠和家愿曾谪监英州酒税。（注：《宋史》卷468第13657页、卷390第11950页。）英州的铜场在岭南乃至全国的地位都比较重要，广东漕司曾奏：“韶州曹峒场、英州银冈场皆并入英之清溪场”。（注：《宋史》卷185第4527页。）李璆曾因反对联金取燕地而被责监英州清溪镇。（注：《宋史》卷377第11654页。）广西是宋代的主要盐产地之一，张舜民在灵武诗中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军斫受降城柳为薪之句，坐谪监邕州盐米仓。（注：《宋史》卷347第11005页。）绍兴二十六年，右朝奉郎林一飞坐指使林东追谄秦桧，上书狂妄，责监高州盐税。（注：《宋史》卷31第584页。）宋代被责监岭南场务者，因有实际差遣，其境遇还比较好，从其诗文中反映来看，并无逐臣心态。但是也有一些限制性规定，如“以罪谪监当者，监司勿得差权亲民官”。（注：《宋史》卷304第10070页。）
二、编配类
宋代刑名仍沿用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但在实际执行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另外，宋代又制定了一些新刑种，如编配。编配包括编管、羁管，以及配牢城，它并不是针对犯官而设的刑罚，但是有宋一代许多官员因获罪而编配岭南。编管和羁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犯官在行政处分的同时，送远恶州军进行监督管制和人身自由上的限制，只是程度有轻重之别，羁管稍重，编管次之。编管和羁管在现存的宋代法律条文中往往并提，可见其大同小异。有学者认为：“羁管是以囚禁为主的管制方法，主要用于处罚宗室罪情严重者”，（注：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第208页。）似有不确之处。笔者检阅《宋史》，共出现“羁管”21处，其中实际羁管者有22人次，无一例是宗室。编管羁管岭南者多除名，史称：“编管以上，则必除名勒停，谓无官也，故曰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注：（宋）赵升：《朝野类要》卷5，第5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编管羁管人由于有罪在身，所以都要由官府派人押送解往管制之地，并有一些严格的规定，“诸配流编管羁管者断讫，节录所犯及以随行家属财物数、住家之所具载于牒，元是命官不录家属财物付部送人，仍给行程历经，由县镇批书月日，病者仍保明……入别路界者，所至州县，即时申提点刑狱司检察，至所隶州受讫回报元断官司，若未至而身死或逃亡，随处受牒点检仍报元断，若住家及所隶州。”（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部送犯官，一般是乘驿而往，所以路上衣食问题的解决，由当地仓驿供给，对此，宋代法律作了明文规定：诸编管羁管应部送者“皆给沿路口券，所过仓驿，即时勘支。”（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赵宋王朝总体上倾向于仁义，即使对犯官，也体现出一定的人道，如“诸配流编管羁管人在道闻祖父母父母丧及随行家属有病或死若产者，申所在官司量事给住程假”，“编管罪人有疮病或孕未决者，可缓行”。（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但是在权臣当道时，对不附己者大肆打击，远窜岭南，而上下秉承风旨，落井下石，绍兴八年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因反对和议，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编管，永不收叙，令临安府望使臣兵级押发前去，俟到，具月日闻奏。时铨妾孕，临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迟行，而临安已遣人械送贬所。（注：《系年要录》卷123第27页。）
编管羁管人在隶地一般要住在当地官府的厢房内，也可租赁房屋居住，但有厢军监视。宋代法律规定，“诸责降安置及编配羁管人所在州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致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书省”，（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而有些情节严重者则要求“常切拘管讥察，不得令出城及宾客书问往来，仍月具存在申尚书省”。（注：《系年要录》卷179第22页。）编管羁管人必须定期向所在地方长官报到，称之为“呈身”，北宋时，“编管人每旬赴长吏厅呈身”，（注：《长编》卷507第12086页。）南宋时，法律规定，“诸编管羁管人月赴长吏厅呈验，元系品官，若妇人元有官品封邑者，所居厢止具见管状申”。（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编管羁管岭南的犯官在隶地还有一定的学术活动，包括著书立说和在人作保的情况下授徒自给，如陈瓘编管廉州时曾著《合浦尊尧集》，胡铨窜吉阳军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注：（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429页。）绍兴二十三年，高宗曾下诏：“诸州编管、羁管人，遵旧法，长吏月一验视，不许囚禁”。（注：《宋史》卷31第577页。）但是在实际的执行情况中，编管羁管岭南的犯官往往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容斋随笔》载：“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注：（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429页。）更有甚者，“囚禁锁闭，甚于配隶”。（注：《系年要录》卷164第10页。）编管羁管岭南人由于多为除名，因此丧失了俸禄，其在隶地的生活保障主要靠自给，而“贫（之）［乏］不能自存者，地分人保明申州审察不限时月，依乞丐人法，于常平仓给口食，男子非老疾者减半”，（注：《系年要录》卷164第10页。）淳熙三年赦令规定，“自今编管羁管人无保识者，本州口支米二升、钱二十文赡养。”（注：《宋会要·刑法》4之54。）编管日久，其中的多数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恩赦得以量移和叙复。所谓“量移”，即“该恩原赦，则量移近里州军”；所谓“叙复”，即“被责之久，该恩叙复旧官”。（（宋）赵升：《朝野类要》卷5，第55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代文献中多有犯官被编置岭南及其他地方，而现存的宋代法律条文中对编置则阙明文规定。编置有时和安置混淆，如赵鼎安置潮州，后移吉阳军，史称：“中丞詹大方诬其受贿，属潮守放编置人移吉阳军。”有时又和编管相混，如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魏）安行编置钦州，（洪）兴祖编置昭州”。（注：《系年要录》卷167，第23页；《宋史》卷473，第13763页。）又如绍兴二十五年二月，“沈长卿勒停除名、送化州编管”。（注：《宋史》卷473，第13763页；又见《系年要录》卷168，第4页。）绍兴年间，张运拜刑部侍郎，曾建言：“诸编置不以赦原、不以荫论之类，失于太重。”（注：《宋史》卷404第12221页。）此处的“编置”则是编管和安置的合称。检阅《宋史》，共有“编置”17处，多为以上三种情形，或是“编管”的别称，或是“安置”的别称，或为二者的合称。故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刑罚的编置在宋代并不存在。
宋朝把中唐以来的决杖配流和后晋的刺面之法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刺配法，该法杖、黥、流、徒四刑并用，是一个针对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的新刑种。官吏犯赃贷死者多适用此法，被配岭南牢城者比比皆是，因此讨论岭南谪宦，不得不对此加以关注。北宋初年，“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多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决杖黥面配远州牢城”。（注：《长编》卷8第189页。）随后宋朝对犯官施行配法渐渐呈现宽宥的趋势，仁宗明道二年诏书曰：“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注：《宋史》卷201第5017页。）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命官犯赃而编管的办法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尤其在南宋高宗朝，命官犯赃被杖脊、黥配又显上涨之势。绍兴三年三月，东流令王鲔坐赃抵死，除名，编管新州。史家为此感叹：“自是赃吏罕复黥配矣。”（注：《系年要录》卷63第15页。）后虽于绍兴七年以“朝廷钦意”不复黥配，（注：（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宛委别藏本，第4页。）但对官吏犯赃被配岭南牢城的案例仍然有，如绍兴十四年八月，右承议论郎万俟允中贷死、配贵州，坐从使金国日以禁物博厚利故。（注：《系年要录》卷152，第7页。）
三、安置和居住类
“安置”之名，唐已有之。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赦令言：“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85，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7页。）唐代安置即流徙，并非常制。宋代始有安置之法，它和居住都是针对获罪命官而设置的刑罚，宋人张端义说：“安置待宰执、侍从；居住待庶官。”（注：（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页。）可见，安置法适用的主体主要是宰执、侍从官，其规格较高。考诸安置岭南的犯官皆曾为宰执、侍从官，而待制以下的获罪官员很少有被安置者。由此可见，张端义所言大体符合实际。安置者一般不除名，多授散官，因此宋人言：“散官则安置，追降官分司则居住，祖宗制也”。（注：《宋史》卷409第12327页。）宋代散官共有十等，而安置者常授的主要是节度副使、节度行军司马、团练副使和州别驾四种。由于受安置处罚的主要是高级官员，所以他们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到安置地不必押解，只需使臣护送前往即可，在安置地也不必住在官府的厢房里，可赁屋而居，也可自建房屋。安置人无须“呈身”，但是也需“所在州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致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书省”。（注：《庆元条法事类》卷75，第58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另外，由于安置人多被赋以不厘务散官，所以尚有一定的俸给，其经济条件要比编管者好一些。
另有责授司户参军而安置者，因为司户参军不在十等散官之中，所以有必要稍费笔墨加以探讨。被贬司户参军的多为曾任宰执者。如乾兴元年二月和七月，分贬寇准和丁谓为雷州司户参军和崖州司户参军。（注：《宋史》卷9第176页。）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员外安置。（注：《宋史》卷19第361页。）崇宁二年五月丙戌，贬曾布为廉州司户参军。（注：《宋史》卷19第367页。）（曾布并未到廉州，当时安置衡州）另有几位曾任宰执者死后被追贬岭南州军的司户参军，如绍圣四年四月，王珪被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崇宁元年九月，李清臣由武安军节度副使被追贬为雷州司户参军，绍圣初，司马光由清远军节度副使被追贬崖州司户参军。绍圣元年，吕公著被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宋《元祐令》定上州司户参军从八品，中下州从九品，（注：（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1，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40页。）并有薄俸，料钱为七贯，（注：《宋史》卷171第411l页。）因此苏辙在《送章户椽赴澧州》诗中说道：“禄养胜躬耕”，（注：（宋）苏辙：《栾城集》卷13，大东书局，1936年，第64页。）宋代被贬司户参军者，当不再署理户籍赋税之掌，仅仅等同于一散官，但较之别驾、司马等谪散官，级别还有低，《老学庵笔记》载：“故事：谪散官虽别驾、司马，皆封赐如故……至司户参军，则夺封赐。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时，见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谪廉州司户，亦借其侄绿袍拜命。”（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103页。）被贬司户参军者到贬谪地时当是乘驿而往，无人解送，所以寇准在南窜路上曾作《临海驿夏日》：“岭外突蒸当盛暑，雨余新馆觉微凉。”其在贬谪地当是居住在当地官署里，寇准在雷州有《海康西馆有怀》诗，（注：寇准：《忠愍公诗集》卷下；《全宋诗》卷91，第1034页。）丁谓在崖州也赋诗“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注：《全宋诗》卷101，第1148页。）
居住法是宋代惩罚犯官的最轻手段，宋人称：“被责者凡云送甚州居住，则轻于安置也。”（注：（宋）赵升：《朝野类要》卷5，第5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居住官有几种类型，包括除名勒停居住、追官勒停居住、责授散官居住、责授分司居住和提举宫观居住。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除名居住的例子绝少，大多数居住官仍然享有优厚的俸禄，他们在谪居地无人监管，享有很大的人身自由。居住法的受惩戒者多居内地州军，或者是任便居住，往往不必过岭。但也有岭南居住的一些例子，而且主要是追官勒停居住和责授散官居住两种类型。如绍兴二年三月壬辰朔，贬徐秉哲惠州，吴开南雄州，莫俦韶州，并居住。（注：《系年要录》卷52，第1页；《宋史》卷27，第496页。）宝庆二年三月，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注：《宋史》卷422第12621页。）端平元年五月庚子，诏梁成大再降授官，潮州居住。（注：《宋史》卷41第802页。）建炎初，李纲以郑望之张皇敌势，沮损国威，以致祸败，贵海州团练副使，连州居住。（注：《宋史》卷373第11555页。）绍兴十二年八月，张浚以上疏论时事，落节钺，连州居住。（注：《宋史》卷30第565页。）张思正降授武功大夫、廉州刺史、韶州居住。（注：《系年要录》卷46第5页。）另有被责令岭南居住的是犯官家属，如刘挚贬死新州，其家属令于英州居住；（注：《长编》卷493第11705页。）张宪与岳飞一同被害，其妻子分送封州、程江、兴化军居住。（注：《系年要录》卷147第1页。）从总体上看，岭南谪宦适用居住法并不普遍。
当然，如果遵循不同的分类标准，宋代岭南谪宦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如从谪宦的文化能量和对岭南发展的促进作用来讲，有文化巨人和无名之辈两类；按照谪宦的政治操守，可以将其分为刚直不阿型、闲云野鹤型和趋炎附势型；按照谪宦的谪居心态来分，则有孤愤型、超脱型、现实型三类。限于篇幅，本文对以上分类标准和谪宦类型不能作一一探讨，主要是从黜降制度的层面加以考察，实际上，谪宦的文化能量、政治操守、文化人格和谪居心态都与黜降类别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其他层面的分类都是从黜降分类中派生出来的。这是因为黜降类别的不同，其经济状况、生存环境和人生境遇会随之不同，而这会直接影响到谪宦的心态和行为。比如说配牢城者，由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即使其学富五车，也不可能在岭南留下一丝文迹。因此，从黜降制度探讨宋代岭南谪宦类型，对于谪宦的文化能量、政治操守、文化人格和谪居心态的研究不无意义，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别的谪宦在岭南的心理倾向、学术创作、政治活动及其对岭南经济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这并非一篇文章所能解决，本文就此打住。
作者介绍：张其凡，暨南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强，暨南大学古籍所博士生，广东广州，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