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1日，美国纽约州曼利厄斯市市长保罗．塞拉芬收到一张传票，原因是市民麦金斯指控其偷垃圾。事情是这样的：一天，麦金斯推开窗户时，看到一个人正从门前的蓝色垃圾箱翻捡出一只饮料瓶。“捡塑料罐是违法的”，麦金斯的脑中顿时闪出一个念头。然而，令他大跌眼镜的是，“毛贼竟是本市市长塞拉芬！”“堂堂一市之长，竟如此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想到这里，他抓起电话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经调查取证后，确认塞拉芬的行为触犯了垃圾回收条例。因为《纽约法律》里规定：捡拾他人放在蓝色垃圾箱里的可回收垃圾是违法行为。不久，曼利厄斯市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被告塞拉芬承认自己从麦金斯家垃圾箱里拿走了一只可乐瓶，但那是“捡”而不是“偷”。经过双方律师激烈辩论后，最终被告塞拉芬败诉，法院裁定，判处被告罚款250美元，并拘禁15天。
此结果一出，全市立即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塞拉芬的众多街坊邻居纷纷为之求情。而此时被告席上的塞拉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哽咽道：“我妻子失业在家已有两年了，一双儿女还在念书……”他的律师也辩解说：由于塞拉芬入不敷出，且“年迈体弱，只能捡垃圾了”。听了塞拉芬的哭诉和其律师的辩护，庭审现场一片唏嘘，而法官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被告的行为虽构成了犯罪，但情有可原，最终市长塞拉芬被无罪释放了。
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在我们国家，绝不会有市长去垃圾箱捡垃圾，甚至连官职最小的村长都不会去干这事。因为他们不可能贫穷到塞拉芬那样的程度。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官员必须树立服从法律秩序的观念。作为一般人，违反法律，可能对法律秩序的影响不大，可是对于一个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违反法律，就不能如此看待了。因为如果一个高官违法不被追究，很可能会动摇现行法律。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市长官职较小，那么下面提到的英国女王奉公守法的事可能更令人惊讶。近年来，英国王室的取暖燃气费和电费不断上升，女王对这笔开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时她想起了一条途径：2004年英国专门制定了一项针对穷人的扶贫措施，凡是英国境内的低收入阶层和公益单位，政府都会承担40%的取暖费。于是在2010年10月9日向英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申请书。她在申请书中说，政府每年提供的1500万英镑的王室维持费已经不够了，希望根据扶贫规定为她支付40%的取暖费。女王写道：“和大街上的许多贫民住宅一样，英国王室的房子屋顶也漏水，但王室财政紧张，我无钱对此进行维修，这一切都必须依靠英国财政部来提供经费的援助！”
英国财政部在收到女王这一请求后，对此展开了严格的审查和评估，经过认真商议，他们认为“英国女王显然不在低收入人群之例”。最终，英国财政部决定拒绝女王的申请。10月14日，英国财政部部长达林回复女王说：“很抱歉，女王陛下，您并无权利享受这个待遇！”女王被无情地拒绝了。10月16日晚，伦敦最权威的《独立报》记者问女王：“您是否会因此而生气？”“不！我根本不会因此而生气，相反我还从中看到了两件事：一是政府能如此关注贫困人群以及公益事业；二是政府能如此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女王笑着回答。
女王也在法律之下。不论一个人的权力多大，也没有超越现行法律的特权。服从现行法律秩序，是任何人应尽的义务。正是女王对法律的遵守，换来了整个社会对法律秩序的服从。由此，我又想起了几年前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遵守法律的一件事。一天，香港清理僭建的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带领一群人检查市容。当检查到麦当劳道64号时，他们发现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的住房也存在着违建情况。林郑月娥指着曾荫权家的客厅外廊，问身边工作人员，曾荫权的家用玻璃围封外廊申报了相关手续没有？工作人员答“没有”。林郑月娥当即按响了曾荫权家门铃。没想到开门的正是刚下班回家的曾本人。林郑月娥递给曾一封劝喻信，并明确告诉曾，您家外廊的玻璃嵌板围封，没有申报相关审批手续，违反了《建筑物法例》的有关条例，有可能危害到建筑物原先的力学平衡，限你30天之内必须予以清除，否则，将按照有关法律条款依法处理。
曾荫权握着林郑月娥的手，唯唯诺诺地说道：“对不起，我错了，我马上将它拆除。”随后，曾荫权又通过微博对自己擅自搭建违章建筑，向市长表示真诚的道歉。几天后，曾荫权请来几个小工，把自家客厅外廊上的玻璃围封给拆除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树立绝对服从法律秩序的理念。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当然，现行法律也存在着不公正的问题，但是，法律的不公正，不是肆意破坏法律秩序的借口。因为绝对公平的法律是没有的。维护现在的法律秩序，并非仅仅保护既得利益者，同时也保护着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现在，我们缺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缺少服从法律秩序的理念，缺少遵守法律秩序之人。现代中国为何没有走向法治社会，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没有树立“法律高于一切”、“秩序高于一切”的思想。
2010年9月21日，美国纽约州曼利厄斯市市长保罗．塞拉芬收到一张传票，原因是市民麦金斯指控其偷垃圾。事情是这样的：一天，麦金斯推开窗户时，看到一个人正从门前的蓝色垃圾箱翻捡出一只饮料瓶。“捡塑料罐是违法的”，麦金斯的脑中顿时闪出一个念头。然而，令他大跌眼镜的是，“毛贼竟是本市市长塞拉芬！”“堂堂一市之长，竟如此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想到这里，他抓起电话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经调查取证后，确认塞拉芬的行为触犯了垃圾回收条例。因为《纽约法律》里规定：捡拾他人放在蓝色垃圾箱里的可回收垃圾是违法行为。不久，曼利厄斯市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被告塞拉芬承认自己从麦金斯家垃圾箱里拿走了一只可乐瓶，但那是“捡”而不是“偷”。经过双方律师激烈辩论后，最终被告塞拉芬败诉，法院裁定，判处被告罚款250美元，并拘禁15天。
此结果一出，全市立即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塞拉芬的众多街坊邻居纷纷为之求情。而此时被告席上的塞拉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哽咽道：“我妻子失业在家已有两年了，一双儿女还在念书……”他的律师也辩解说：由于塞拉芬入不敷出，且“年迈体弱，只能捡垃圾了”。听了塞拉芬的哭诉和其律师的辩护，庭审现场一片唏嘘，而法官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被告的行为虽构成了犯罪，但情有可原，最终市长塞拉芬被无罪释放了。
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在我们国家，绝不会有市长去垃圾箱捡垃圾，甚至连官职最小的村长都不会去干这事。因为他们不可能贫穷到塞拉芬那样的程度。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官员必须树立服从法律秩序的观念。作为一般人，违反法律，可能对法律秩序的影响不大，可是对于一个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违反法律，就不能如此看待了。因为如果一个高官违法不被追究，很可能会动摇现行法律。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市长官职较小，那么下面提到的英国女王奉公守法的事可能更令人惊讶。近年来，英国王室的取暖燃气费和电费不断上升，女王对这笔开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时她想起了一条途径：2004年英国专门制定了一项针对穷人的扶贫措施，凡是英国境内的低收入阶层和公益单位，政府都会承担40%的取暖费。于是在2010年10月9日向英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申请书。她在申请书中说，政府每年提供的1500万英镑的王室维持费已经不够了，希望根据扶贫规定为她支付40%的取暖费。女王写道：“和大街上的许多贫民住宅一样，英国王室的房子屋顶也漏水，但王室财政紧张，我无钱对此进行维修，这一切都必须依靠英国财政部来提供经费的援助！”
英国财政部在收到女王这一请求后，对此展开了严格的审查和评估，经过认真商议，他们认为“英国女王显然不在低收入人群之例”。最终，英国财政部决定拒绝女王的申请。10月14日，英国财政部部长达林回复女王说：“很抱歉，女王陛下，您并无权利享受这个待遇！”女王被无情地拒绝了。10月16日晚，伦敦最权威的《独立报》记者问女王：“您是否会因此而生气？”“不！我根本不会因此而生气，相反我还从中看到了两件事：一是政府能如此关注贫困人群以及公益事业；二是政府能如此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女王笑着回答。
女王也在法律之下。不论一个人的权力多大，也没有超越现行法律的特权。服从现行法律秩序，是任何人应尽的义务。正是女王对法律的遵守，换来了整个社会对法律秩序的服从。由此，我又想起了几年前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遵守法律的一件事。一天，香港清理僭建的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带领一群人检查市容。当检查到麦当劳道64号时，他们发现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的住房也存在着违建情况。林郑月娥指着曾荫权家的客厅外廊，问身边工作人员，曾荫权的家用玻璃围封外廊申报了相关手续没有？工作人员答“没有”。林郑月娥当即按响了曾荫权家门铃。没想到开门的正是刚下班回家的曾本人。林郑月娥递给曾一封劝喻信，并明确告诉曾，您家外廊的玻璃嵌板围封，没有申报相关审批手续，违反了《建筑物法例》的有关条例，有可能危害到建筑物原先的力学平衡，限你30天之内必须予以清除，否则，将按照有关法律条款依法处理。
曾荫权握着林郑月娥的手，唯唯诺诺地说道：“对不起，我错了，我马上将它拆除。”随后，曾荫权又通过微博对自己擅自搭建违章建筑，向市长表示真诚的道歉。几天后，曾荫权请来几个小工，把自家客厅外廊上的玻璃围封给拆除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树立绝对服从法律秩序的理念。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当然，现行法律也存在着不公正的问题，但是，法律的不公正，不是肆意破坏法律秩序的借口。因为绝对公平的法律是没有的。维护现在的法律秩序，并非仅仅保护既得利益者，同时也保护着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现在，我们缺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缺少服从法律秩序的理念，缺少遵守法律秩序之人。现代中国为何没有走向法治社会，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没有树立“法律高于一切”、“秩序高于一切”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