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发才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年05期
一、引言
研究预算编制最优收入规模，除了理论上需要借助数理模型确认其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要通过经济计量工具和已有数据确定其数量关系。从最新的文献看，对于最优预算收入规模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税负出发，代表性的思路有两类。姚绍学(2002)通过拉弗曲线拓展与Logistic最优税率曲线建立模型，进行估计检验后，确认70.83%的国家的宏观税负与人均GDP的关系完全具有Logistic函数关系，表现为宏观税负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呈非线性提高，在经济达到一定高的水平后，将趋于一个稳定值。对于我国宏观税负的研究和判断，他以我国1994～2001年GDP与财政收入数据，通过Logistic函数模型，与其他国家人均GDP水平和宏观税负进行对照，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属于高税负起点类，判断我国未来宏观税负的极限值在38%～57%之间。郭玉清(2007)通过扩展的Barro模型得出政府最优宏观税负的测算公式，并实证研究得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为21%，沿用这一思路的还有林依娴(2007)、马拴友(2003)、逄锦聚(2000)等。
然而从他们的研究结果看，这两类方式所产生的研究结果相差较大，研究结论难以满足预算编制实际需要：第一类研究结果过大、无助于预算编制的规模确定，第二类研究结果过小、仅仅局限于预算内而言。究其原因在于两者对于我国预算收入的口径的不一致，建立模型所采用的函数形式也大不相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扩大预算收入口径和样本空间，以中口径预算收入规模和建国后1952年至2006年为研究基点；二是从科学编制角度出发，确定预算收入规模的最优值及其走势，从而建立一个经济总量与政府取得资源之间的科学收入比率。
二、预算收入规模的界定及口径选择
1.最优预算收入规模的界定
本文主要采用预算收入相对规模这一指标。同时，由于我国预算收入构成变化很大，不再沿用“宏观税负”这一概念，而是采用“预算收入比率”，其数量关系为：预算收入比率=(人均)预算收入/(人均)GDP。
2.预算收入的口径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财政预算制度和预算编制方法来看，我国预算收入的构成是：预算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债务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由于本文研究基于预算编制角度，因此制度外收入不再纳入研究范围，而冲减预算收入的企业亏损补贴和1985年以前的价格补贴则调增到总收入当中。这种口径反映的预算收入规模，与我国目前理论界分析预算收入规模所采用的三种口径均有所不同，它所反映的预算收入规模是：中口径的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债务预算收入+公共部门的基金收入+公共部门的预算外收入。
三、最优预算规模的理论模型
1.模型设定
以上证明了在动态宏观经济平衡增长状态下，经济系统存在最优预算收入，π和τ是使目标函数取得最大的最优解，当公共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份额越大(即β越大)时，预算收入规模越大；同时，在α和β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对公共消费的偏好越高(即ω越大)，预算收入规模也越大。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1.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由理论分析结论看，决定最优预算收入比率的参数分别为α、β、ω、s，其中β、ω与τ的关系理论上成相关关系，因此计量模型所涉及到的变量应该包括最优预算收入比率(T)、人均GDP(agdp)、人均公共消费(agc)、人均公共投资(agk)。
方法一：建立T与agdp的Logstic模型：
采用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瓦格纳法则的公共支出规模扩张理论，即当国民收入增长时，由于政治和经济因素作用，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此外，教育、文化、保健、福利等支出的增长会以超过GDP上升的比率而增长。但从我国建国以来预算收入比率与GDP增长率关系看，预算收入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时呈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由于事实上我国建国以来预算分配制度经历过两次重大调整，特别是1994年新税制改革前的分配制度极其不稳定，如1959～1962年经济剧烈波动而此时预算收入比率恰恰是改革开放前的最高值；1970～1989年间经济波动明显而预算收入比率达到区间峰值后渐次回落；1993年后，两者之间逐渐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从图1人均GDP与预算收入比率之间的关系看，我国人均GDP在800元以前预算收入比率较高且波动剧烈，超过800元以后呈现Logstic曲线特征：变量缓慢增长但突破拐点后增长迅速，在峰值处逐渐收敛。人均GDP在800元对应的年份恰恰是1993年，正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准备实施的年份。
方法二：分别建立人均预算收入(ag)、人均公共消费(agc)、人均公共投资(agk)与人均GDP(agdp)的线性回归方程：
采用这种方法的出发点在于，它们之间直观上存在均衡增长趋势，可能符合协整条件。
2.数据
(1)数据收集与整理。模型使用的数据自1952年至2006年，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7)，所有数据都通过1952年CPI为基期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因素影响，部分数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
(2)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使用ADF检验方法，运用Eviews5.1对有关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检验结果看，人均预算收入(ag)、人均公共消费(agc)、人均公共资本(agk)和人均GDP(agdp)的t值均大于三个不同的检验水平，因此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除了人均公共资本通过1%水平检验从而为平稳序列外，其他均未通过；但人均预算收入、人均公共消费和人均GDP的二阶差分则都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从而成为平稳序列，即有ag、agc、agdp～I(2)，T、agk～I(1)。通过这一检验，表明方法一由于T与agdp非同阶单整从而不能进行回归分析。
(3)Granger因果性检验。由于ag、agc、agdp～I(2)，T、agk～I(1)，因此需要分别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其检验结果如下：
由检验结果看，人均预算收入、人均公共消费不是人均GDP变化的原因以及人均预算收入不是人均公共消费变化的原因被接受；检验结果亦即说明：人均GDP是人均预算收入及人均公共消费变化的原因从而具有协整关系，人均公共消费是人均预算收入变化的原因而具有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agk与T相互影响而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方法二中的回归方程减少为三个。T与agk的检验具有重要意义，检验结果不支持我国建国以来T与agdp之间的均衡关系，从而可以用agk替代方法一中的agdp。方法一中的计量模型修改为：
这些都是重要的预算编制总量控制依据。从回归方程(3)、(7)看，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反映了1952～1992年间，当预算收入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32)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当公共消费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357)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从回归方程(4)、(8)看，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反映了1993～2006年间，当预算收入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836)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当公共消费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55)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
(2)结果显示我国预算收入比率T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与人均公共投资之间则具有直接的均衡关系，亦即说明我国公共投资是推动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预算收入比率最优值可能处于28.9%左右水平上趋于稳定，换言之，1993年以来人均GDP的增长不是推动预算收入比率提高的直接原因，这一成果表明在我国，瓦格纳关于政府规模随着经济增长阶段不同而扩大的理论有所不同，从建国以来直至1992年，我国在经济积累时期公共投资很高而且超过公共消费；1993年后预算收入比率重新呈逐步上升态势，引起预算收入比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还是人均公共投资的增长，且人均公共投资的拉动作用成加速状态。这也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和预算分配状况，即经济增长对公共投资的依赖越来越强，预算收入的规模也随着这种依赖性而越来越大。
(3)从我国实际预算收入比率与最优之间的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中以1995、1997、1998年差距较大，2002年开始从1%扩大到2006年的3.69%，表明人均公共投资缺口逐渐加大，需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公共投资。
作者介绍：滕发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作者：滕发才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年05期
一、引言
研究预算编制最优收入规模，除了理论上需要借助数理模型确认其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要通过经济计量工具和已有数据确定其数量关系。从最新的文献看，对于最优预算收入规模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税负出发，代表性的思路有两类。姚绍学(2002)通过拉弗曲线拓展与Logistic最优税率曲线建立模型，进行估计检验后，确认70.83%的国家的宏观税负与人均GDP的关系完全具有Logistic函数关系，表现为宏观税负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呈非线性提高，在经济达到一定高的水平后，将趋于一个稳定值。对于我国宏观税负的研究和判断，他以我国1994～2001年GDP与财政收入数据，通过Logistic函数模型，与其他国家人均GDP水平和宏观税负进行对照，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属于高税负起点类，判断我国未来宏观税负的极限值在38%～57%之间。郭玉清(2007)通过扩展的Barro模型得出政府最优宏观税负的测算公式，并实证研究得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为21%，沿用这一思路的还有林依娴(2007)、马拴友(2003)、逄锦聚(2000)等。
然而从他们的研究结果看，这两类方式所产生的研究结果相差较大，研究结论难以满足预算编制实际需要：第一类研究结果过大、无助于预算编制的规模确定，第二类研究结果过小、仅仅局限于预算内而言。究其原因在于两者对于我国预算收入的口径的不一致，建立模型所采用的函数形式也大不相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扩大预算收入口径和样本空间，以中口径预算收入规模和建国后1952年至2006年为研究基点；二是从科学编制角度出发，确定预算收入规模的最优值及其走势，从而建立一个经济总量与政府取得资源之间的科学收入比率。
二、预算收入规模的界定及口径选择
1.最优预算收入规模的界定
本文主要采用预算收入相对规模这一指标。同时，由于我国预算收入构成变化很大，不再沿用“宏观税负”这一概念，而是采用“预算收入比率”，其数量关系为：预算收入比率=(人均)预算收入/(人均)GDP。
2.预算收入的口径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财政预算制度和预算编制方法来看，我国预算收入的构成是：预算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债务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由于本文研究基于预算编制角度，因此制度外收入不再纳入研究范围，而冲减预算收入的企业亏损补贴和1985年以前的价格补贴则调增到总收入当中。这种口径反映的预算收入规模，与我国目前理论界分析预算收入规模所采用的三种口径均有所不同，它所反映的预算收入规模是：中口径的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债务预算收入+公共部门的基金收入+公共部门的预算外收入。
三、最优预算规模的理论模型
1.模型设定
以上证明了在动态宏观经济平衡增长状态下，经济系统存在最优预算收入，π和τ是使目标函数取得最大的最优解，当公共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份额越大(即β越大)时，预算收入规模越大；同时，在α和β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对公共消费的偏好越高(即ω越大)，预算收入规模也越大。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1.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由理论分析结论看，决定最优预算收入比率的参数分别为α、β、ω、s，其中β、ω与τ的关系理论上成相关关系，因此计量模型所涉及到的变量应该包括最优预算收入比率(T)、人均GDP(agdp)、人均公共消费(agc)、人均公共投资(agk)。
方法一：建立T与agdp的Logstic模型：
采用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瓦格纳法则的公共支出规模扩张理论，即当国民收入增长时，由于政治和经济因素作用，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此外，教育、文化、保健、福利等支出的增长会以超过GDP上升的比率而增长。但从我国建国以来预算收入比率与GDP增长率关系看，预算收入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时呈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由于事实上我国建国以来预算分配制度经历过两次重大调整，特别是1994年新税制改革前的分配制度极其不稳定，如1959～1962年经济剧烈波动而此时预算收入比率恰恰是改革开放前的最高值；1970～1989年间经济波动明显而预算收入比率达到区间峰值后渐次回落；1993年后，两者之间逐渐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从图1人均GDP与预算收入比率之间的关系看，我国人均GDP在800元以前预算收入比率较高且波动剧烈，超过800元以后呈现Logstic曲线特征：变量缓慢增长但突破拐点后增长迅速，在峰值处逐渐收敛。人均GDP在800元对应的年份恰恰是1993年，正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准备实施的年份。
方法二：分别建立人均预算收入(ag)、人均公共消费(agc)、人均公共投资(agk)与人均GDP(agdp)的线性回归方程：
采用这种方法的出发点在于，它们之间直观上存在均衡增长趋势，可能符合协整条件。
2.数据
(1)数据收集与整理。模型使用的数据自1952年至2006年，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7)，所有数据都通过1952年CPI为基期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因素影响，部分数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
(2)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使用ADF检验方法，运用Eviews5.1对有关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检验结果看，人均预算收入(ag)、人均公共消费(agc)、人均公共资本(agk)和人均GDP(agdp)的t值均大于三个不同的检验水平，因此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除了人均公共资本通过1%水平检验从而为平稳序列外，其他均未通过；但人均预算收入、人均公共消费和人均GDP的二阶差分则都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从而成为平稳序列，即有ag、agc、agdp～I(2)，T、agk～I(1)。通过这一检验，表明方法一由于T与agdp非同阶单整从而不能进行回归分析。
(3)Granger因果性检验。由于ag、agc、agdp～I(2)，T、agk～I(1)，因此需要分别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其检验结果如下：
由检验结果看，人均预算收入、人均公共消费不是人均GDP变化的原因以及人均预算收入不是人均公共消费变化的原因被接受；检验结果亦即说明：人均GDP是人均预算收入及人均公共消费变化的原因从而具有协整关系，人均公共消费是人均预算收入变化的原因而具有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agk与T相互影响而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方法二中的回归方程减少为三个。T与agk的检验具有重要意义，检验结果不支持我国建国以来T与agdp之间的均衡关系，从而可以用agk替代方法一中的agdp。方法一中的计量模型修改为：
这些都是重要的预算编制总量控制依据。从回归方程(3)、(7)看，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反映了1952～1992年间，当预算收入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32)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当公共消费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357)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从回归方程(4)、(8)看，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反映了1993～2006年间，当预算收入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836)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当公共消费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55)的速度拉回到均衡状态。
(2)结果显示我国预算收入比率T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与人均公共投资之间则具有直接的均衡关系，亦即说明我国公共投资是推动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预算收入比率最优值可能处于28.9%左右水平上趋于稳定，换言之，1993年以来人均GDP的增长不是推动预算收入比率提高的直接原因，这一成果表明在我国，瓦格纳关于政府规模随着经济增长阶段不同而扩大的理论有所不同，从建国以来直至1992年，我国在经济积累时期公共投资很高而且超过公共消费；1993年后预算收入比率重新呈逐步上升态势，引起预算收入比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还是人均公共投资的增长，且人均公共投资的拉动作用成加速状态。这也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和预算分配状况，即经济增长对公共投资的依赖越来越强，预算收入的规模也随着这种依赖性而越来越大。
(3)从我国实际预算收入比率与最优之间的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中以1995、1997、1998年差距较大，2002年开始从1%扩大到2006年的3.69%，表明人均公共投资缺口逐渐加大，需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公共投资。
作者介绍：滕发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