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及思考
物理学院0904——周兆林
中国作为拥有十三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饮食结构的改善，以及生物科技的高速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粮食基本已经达到供求平衡，丰年粮食有余的阶段，并且粮食供给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近忧却又不得不考虑远虑，特别是在高通胀压力下，以及外国市场的强烈竞争下，如何优化中国粮食产业结构，如何抵御外部粮食风险，如何守住18亿亩粮食红线，已成为中国政府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需要政府部门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毕竟粮食才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保证。
首先谈一下中国的粮食结构，目前中国的粮食供应在总体上略有盈余，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具体来看，中国的三大谷物供求略微平衡，小麦少量进口，玉米勉强平衡，大米粳米基本平衡，关键问题是大豆和植物油。2009年，中国进口了4255万吨大豆，是国内产量的三倍，预计今年进口量将达到4700万吨。同时，国内植物油的消费量增长非常迅猛，进口大豆后，植物油还是不够，还需要通过进口植物油来解决问题。中国大豆和豆油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率高达70%和60%。如果国际市场大豆植物油有重大变化，国内市场就会受到冲击。对于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对于大豆问题，我来自黑龙江，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了解。我的家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一直是以生产大豆为主，大豆的播种面积高达90%以上，但大豆一直在中国被算作是经济作物，因此没有受到中国政府想对待粮食作物那样的有力保护，抵御风险能力较低，加之自然因素，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大量的优质廉价的转基因大豆冲击我国市场，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大豆在地里收上来的价格要比美国的大豆到达中国港口的价格还要高，并且在质量上没有任何可比性。因此中国的植物油企业纷纷转向使用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当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下达任务指标让国有企业大量购买中国生产的大豆，再比如粮库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在以市场价格销售给企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保证农民的收入，但这些也只是杯水车薪，面对外来市场的强有力冲击，只要中国政府放任不管，用不上3年，中国的大豆就将重蹈棉花覆辙。在美国大豆价格优势明显的状况下，加之美国大机械生产，质量的保证，中国在短时间内此命题是无解的，只能希望靠较高的补助来维持现状，但其他的谷物经济效益又要比大豆高出许多，大豆的悲剧想要解决实在是很难很难。一旦中国的大豆市场完全被美国占据的时候，定价权就是他们的了。美国农民现在也可以从美国政府拿到高额的粮食补助，一旦没有了这种补助，风险最后还是会交个中国市场承担。另外粮食又是一种拥有很强惯性的产业，一旦失去市场，在短时间中也不可能会回复。这就是我通过大豆折射出的中国产业结果的不均衡以及存在的严重问题。
第二抵御外部粮食风险。中国现在的粮食基本还是保持供求平衡，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小农生产，无法和大规模的美国机械化生产对抗，首先是质量，其次是价格，最后是政府补助，三者中国农民全部处于劣势。还是以大豆为实例，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却没有任何的定价权，大豆的定价权竟然是用期货这种最高风险的方式定价，中国因为期货的人为操纵在大豆进口的问题上多花的钱也得以百亿来计算了。抵御外部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够自己掌握定价权，但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在这方面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夺回定价权。但是粮食不同于其他商品，存在粮食禁运的风险，一旦外国政府实行报复性的粮食禁运，中国还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抵御外部风险呢？
首先，利用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提高出口创汇能力。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专业分工和国际贸易，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提高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迅速培养一批劳动力密集型及高附加值的、具有特色的、竞争力强的主导产业；优化我国出口市场结构，分散市场风险，积累更为雄厚的资金。
第二，始终立足国内，增加粮食供给，保持一个适度的粮食自给率。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是重要的。例如，由于怕在将来发生战争，在某些生产活动中，即使代价很高，部分的自给自足还是必要的。”我国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更要立足国内。一方面，在制定粮食进出口政策过程中，要避免自给率过低。如果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动逼近依赖性平衡的临界线，即粮食净进口量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超过10％，缓冲粮食储备量占常年粮食产量的比重低于10％，粮食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那么国际市场的波动将导致国内市场难以平息的超常震荡，在极端的情景下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有关专家指出，今后十几年我国粮食进口规模的合理界限是贸易依存度保持在10％以内。另一方面，增加粮食供给，但同时也要防止粮食自给率过高。充分利用生物、化学等科学技术，通过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减少农作物产后损失等而增加供给；加快粮食替代品的开发步伐，大力发展与开发传统的海产品、果蔬产品以及现代科技作用下的微生物发酵饲料与食物等产品，减少对传统粮食依赖。但过高的粮食自给率会限制非粮产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导致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局限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从而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且也会导致对耕地的过份依赖，从而有可能使局部生态危机进一步扩展。
第三，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储备系统。一是建立一定规模的实物储备。在国家遭受粮食禁运时，储备粮能立即释放出来，缓解粮食饥荒，增加回旋余地。但要防止过高的粮食储备。目前，我国粮食储备规模远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17～18％的安全系数，暴露出明显的效率低、时效性差、成本高、透明度低等弊端。二是建立适当的粮食产能储备，稳定可耕地面积。在当前调整产业结构和
产品结构时，严格控制耕地面积的非农业占用。因为一旦耕地占用速度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就已经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如果增加粮食进口所节约出来的耕地仍然留作农用，用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那么一旦出现诸如粮食禁运之类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节约出来的耕地还原为粮田，从而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对我国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可能危害。
第四，扩大国际合作。扩大粮食贸易伙伴范围，实行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也是防范粮食安全风险的重要措施。从当前的国际粮食市场和贸易格局看，中国应致力于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彻底消除禁运风险。 最后是如何守住耕地18亿亩红线。严格保护耕地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直接关系群众的基本生活、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内关系到长治久安，对外关系到能不能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是必须完成、没有退路的目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守住红线，形势严峻，难度很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8年度的全国土地变更调查表明，我国耕地面积近18.26亿亩，离18亿亩红线不足2600万亩。造成耕地减少的因素主要包括非农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四个方面。生态退耕是耕地减少的最大因素。1997年~2005年，生态退耕减少耕地1．03亿亩，占减少总量的66．80％，年均减少1144万亩。如何安排退耕还林计划，将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个关键。非农建设占用，是造成耕地减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1997年~2005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747万亩，占减少总量的17.84％，年均减少305万亩；还有大约10％的耕地减少是因为农业用地调整，主要是农民为了增加收益，调整种植结构，将耕地变成了园地，栽上了果树等。再就是灾害毁地，每年大概在100万亩左右。与此同时，我国还在继续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仍在加快推进，不可避免还要占用一部分耕地。所以说，严格保护耕地、守住18亿亩红线的任务非常艰巨。虽然，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强劲，但为了保护赖以生存的耕地，我国政府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更加突出了耕地保护的法律条款；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限制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并规定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实行“占一补一”，做到耕地“占补平衡”。据国土资源部数据，1998-2006年，全国通过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250万公顷，增加粮食生产能力1113万吨；通过整理复垦补充耕地90万公顷，增加粮食生产能力399万吨。尽管耕地依然在减少，但如果没有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政策，我国耕地不会还有18亿亩，后果不堪设想。据黄贤金教授研究，假设1986年以来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强度没有加强，则2005年耕地面积将为12024万公顷，而2005年实际耕地面积为12207万公顷。应该说，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食物安全作出了贡献。中国政府应该处理好经济发展以及耕地安全这一对矛盾，同时提
高耕地质量，保证中国粮食生命线的安全。
总结
要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不但要政府在政策上进行指引，促进中国粮食结构的优化，还要政府在法律上进行强有力的限制，保证耕地安全。现状是中国没有近忧但却要面对很严重的远忧，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相信中国政府在严格的制度保证下可以从容面对粮食问题，毕竟这是中国能否平稳高速发展的最基本保证。粮食安全，任重道远。
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及思考
物理学院0904——周兆林
中国作为拥有十三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饮食结构的改善，以及生物科技的高速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粮食基本已经达到供求平衡，丰年粮食有余的阶段，并且粮食供给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近忧却又不得不考虑远虑，特别是在高通胀压力下，以及外国市场的强烈竞争下，如何优化中国粮食产业结构，如何抵御外部粮食风险，如何守住18亿亩粮食红线，已成为中国政府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需要政府部门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毕竟粮食才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保证。
首先谈一下中国的粮食结构，目前中国的粮食供应在总体上略有盈余，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具体来看，中国的三大谷物供求略微平衡，小麦少量进口，玉米勉强平衡，大米粳米基本平衡，关键问题是大豆和植物油。2009年，中国进口了4255万吨大豆，是国内产量的三倍，预计今年进口量将达到4700万吨。同时，国内植物油的消费量增长非常迅猛，进口大豆后，植物油还是不够，还需要通过进口植物油来解决问题。中国大豆和豆油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率高达70%和60%。如果国际市场大豆植物油有重大变化，国内市场就会受到冲击。对于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对于大豆问题，我来自黑龙江，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了解。我的家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一直是以生产大豆为主，大豆的播种面积高达90%以上，但大豆一直在中国被算作是经济作物，因此没有受到中国政府想对待粮食作物那样的有力保护，抵御风险能力较低，加之自然因素，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大量的优质廉价的转基因大豆冲击我国市场，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大豆在地里收上来的价格要比美国的大豆到达中国港口的价格还要高，并且在质量上没有任何可比性。因此中国的植物油企业纷纷转向使用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当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下达任务指标让国有企业大量购买中国生产的大豆，再比如粮库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在以市场价格销售给企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保证农民的收入，但这些也只是杯水车薪，面对外来市场的强有力冲击，只要中国政府放任不管，用不上3年，中国的大豆就将重蹈棉花覆辙。在美国大豆价格优势明显的状况下，加之美国大机械生产，质量的保证，中国在短时间内此命题是无解的，只能希望靠较高的补助来维持现状，但其他的谷物经济效益又要比大豆高出许多，大豆的悲剧想要解决实在是很难很难。一旦中国的大豆市场完全被美国占据的时候，定价权就是他们的了。美国农民现在也可以从美国政府拿到高额的粮食补助，一旦没有了这种补助，风险最后还是会交个中国市场承担。另外粮食又是一种拥有很强惯性的产业，一旦失去市场，在短时间中也不可能会回复。这就是我通过大豆折射出的中国产业结果的不均衡以及存在的严重问题。
第二抵御外部粮食风险。中国现在的粮食基本还是保持供求平衡，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小农生产，无法和大规模的美国机械化生产对抗，首先是质量，其次是价格，最后是政府补助，三者中国农民全部处于劣势。还是以大豆为实例，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却没有任何的定价权，大豆的定价权竟然是用期货这种最高风险的方式定价，中国因为期货的人为操纵在大豆进口的问题上多花的钱也得以百亿来计算了。抵御外部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够自己掌握定价权，但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在这方面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夺回定价权。但是粮食不同于其他商品，存在粮食禁运的风险，一旦外国政府实行报复性的粮食禁运，中国还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抵御外部风险呢？
首先，利用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提高出口创汇能力。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专业分工和国际贸易，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提高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迅速培养一批劳动力密集型及高附加值的、具有特色的、竞争力强的主导产业；优化我国出口市场结构，分散市场风险，积累更为雄厚的资金。
第二，始终立足国内，增加粮食供给，保持一个适度的粮食自给率。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是重要的。例如，由于怕在将来发生战争，在某些生产活动中，即使代价很高，部分的自给自足还是必要的。”我国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更要立足国内。一方面，在制定粮食进出口政策过程中，要避免自给率过低。如果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动逼近依赖性平衡的临界线，即粮食净进口量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超过10％，缓冲粮食储备量占常年粮食产量的比重低于10％，粮食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那么国际市场的波动将导致国内市场难以平息的超常震荡，在极端的情景下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有关专家指出，今后十几年我国粮食进口规模的合理界限是贸易依存度保持在10％以内。另一方面，增加粮食供给，但同时也要防止粮食自给率过高。充分利用生物、化学等科学技术，通过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减少农作物产后损失等而增加供给；加快粮食替代品的开发步伐，大力发展与开发传统的海产品、果蔬产品以及现代科技作用下的微生物发酵饲料与食物等产品，减少对传统粮食依赖。但过高的粮食自给率会限制非粮产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导致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局限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从而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且也会导致对耕地的过份依赖，从而有可能使局部生态危机进一步扩展。
第三，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储备系统。一是建立一定规模的实物储备。在国家遭受粮食禁运时，储备粮能立即释放出来，缓解粮食饥荒，增加回旋余地。但要防止过高的粮食储备。目前，我国粮食储备规模远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17～18％的安全系数，暴露出明显的效率低、时效性差、成本高、透明度低等弊端。二是建立适当的粮食产能储备，稳定可耕地面积。在当前调整产业结构和
产品结构时，严格控制耕地面积的非农业占用。因为一旦耕地占用速度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就已经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如果增加粮食进口所节约出来的耕地仍然留作农用，用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那么一旦出现诸如粮食禁运之类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节约出来的耕地还原为粮田，从而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对我国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可能危害。
第四，扩大国际合作。扩大粮食贸易伙伴范围，实行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也是防范粮食安全风险的重要措施。从当前的国际粮食市场和贸易格局看，中国应致力于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彻底消除禁运风险。 最后是如何守住耕地18亿亩红线。严格保护耕地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直接关系群众的基本生活、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内关系到长治久安，对外关系到能不能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是必须完成、没有退路的目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守住红线，形势严峻，难度很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8年度的全国土地变更调查表明，我国耕地面积近18.26亿亩，离18亿亩红线不足2600万亩。造成耕地减少的因素主要包括非农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四个方面。生态退耕是耕地减少的最大因素。1997年~2005年，生态退耕减少耕地1．03亿亩，占减少总量的66．80％，年均减少1144万亩。如何安排退耕还林计划，将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个关键。非农建设占用，是造成耕地减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1997年~2005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747万亩，占减少总量的17.84％，年均减少305万亩；还有大约10％的耕地减少是因为农业用地调整，主要是农民为了增加收益，调整种植结构，将耕地变成了园地，栽上了果树等。再就是灾害毁地，每年大概在100万亩左右。与此同时，我国还在继续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仍在加快推进，不可避免还要占用一部分耕地。所以说，严格保护耕地、守住18亿亩红线的任务非常艰巨。虽然，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强劲，但为了保护赖以生存的耕地，我国政府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更加突出了耕地保护的法律条款；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限制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并规定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实行“占一补一”，做到耕地“占补平衡”。据国土资源部数据，1998-2006年，全国通过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250万公顷，增加粮食生产能力1113万吨；通过整理复垦补充耕地90万公顷，增加粮食生产能力399万吨。尽管耕地依然在减少，但如果没有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政策，我国耕地不会还有18亿亩，后果不堪设想。据黄贤金教授研究，假设1986年以来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强度没有加强，则2005年耕地面积将为12024万公顷，而2005年实际耕地面积为12207万公顷。应该说，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食物安全作出了贡献。中国政府应该处理好经济发展以及耕地安全这一对矛盾，同时提
高耕地质量，保证中国粮食生命线的安全。
总结
要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不但要政府在政策上进行指引，促进中国粮食结构的优化，还要政府在法律上进行强有力的限制，保证耕地安全。现状是中国没有近忧但却要面对很严重的远忧，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相信中国政府在严格的制度保证下可以从容面对粮食问题，毕竟这是中国能否平稳高速发展的最基本保证。粮食安全，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