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少年小说面对的对象是一群求知心切的少男少女们，他们对故事的诉求程度远远高于成人，所以故事情节在少年小说中显得尤为重要，从十七年到八十年代有两种故事情节经常在少年小说中出现，但是故事情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总看八十年代的少年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故事情节中透露出对少年人格的尊重，人道主义精神的真正体现。 关键词：少年小说寻求因果关系动机 一寻求的母题 在少年小说中常常采用的“寻求”这一情节，其基本模式是：在家——离家寻求——冒险——回家。家是少年的避风港，他们比成人更依赖家，但是人物只有离开家才能脱离父母的呵护才有机会去经历外面惊心动魄的事情，才能在冒险中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成长，但是离家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危险的，在少年追寻的过程中身心得到了历练，对人生也会有更深的感悟，但他们毕竟还是未成年人，还需要监护人的保护，所以人物又必须回家。 这里的寻求的对象既可以是某种东西也可以是某个人，在少年小说中常见的是寻求亲人。五六十年代处于战争频仍的年代，战争造成妻离子散，许多少年承受着这个年龄阶段本不该承受的责任与负担，他们走出家门去寻找家人、寻找红军，中间历经坎坷但是他们勇敢机智、坚强乐观并且每次在危机的时刻都有旁人相助化险为夷，少年主人公在经历短暂的失败后往往能获得成功，文中几乎很少描写少年的主人公彻底的失败，即使有失利的时刻也都是具体的某件事让少年受挫，但是他们内心从没有被打到过。鲁彦周的《找红军》中“我”失去了妈妈，为了替老乡报仇找到被白匪掳走的妈妈，我和爸爸踏上了寻找红军之路，路途忍受着饥饿、痛苦、害怕等种种的折磨，但是我们最终找到了红军，从此我也变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红军战士。刘真的《我和小荣》中我为了给党送文件也与敌人机智的周旋，最终找到了可以委交文件的人。此时的少年们都是他们行动的主导者，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坚持不懈，而故事的结局几乎都是少年最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并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但是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心灵的成长，没有对自我的追寻与肯定，他们只是外在行为的主导者。而八十年代的寻求主题的小说如《古堡》、《白塔》等中少年寻求的外在是古堡、是白塔等具体的事物，是这些神秘的事物在召唤着他们出发，而他们内在寻求的却是自己的梦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那神秘的古堡那可望不可即的白塔都深深的激起了少年探索的欲望，他们的追寻是主动的是主动离家，是秉承了自己内心的召唤而起航，他们回家后精神都得到了净化与升华且对人生有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而五六十年代少年的出寻几乎都是被动的是被动离家，回家后虽然找到了归属感、有了安全感，但生活最终还是一成不变。 此外，在深层次中八十年代少年小说的寻求母题蕴含着对少年自我身份的追寻。在描写寻求路上的冲突时，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小说更突出的是人与人、人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冲突，在善恶之争中凸显少年英勇的人格，但到了八十年代作品更突出的是少年与自我的冲突。陈丽的《遥遥黄河源》中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路晔只身一人远赴青藏高原去寻父，一路上有茫茫的草原、披羊皮的藏族大叔、缺氧的胸闷、奔跑的白马、热心的藏族姑娘，当他终于到达父亲的住处时却得知父亲早已因公殉职，少年面对着滚滚的黄河霎那间他不能评判自己的生父，更不能评判自己相依为命的生母，他怀疑自己母亲对父亲的评判的公允性，他的内心开始挣扎着判断是非，他最终开始了有自我判断标准的独立的人生。 二.因果关系及其动机 由于少年好奇的本性使得他们很在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求知欲比成人更强，所以少年小说比成人小说更注重某种行为与某种原因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未必用因果关系来看待周围发生的事。然而在文学中，如果描述某一件事或一种行为，我们便认为它肯定对情节起重要作用，从这一点得出结论，在小说中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意图的要求比现实生活中要高得多，儿童对因果关系的要求显然高于成人。因此，事件和行为在儿童小说里相互结合的方式至关重要。”1我们认为小说中人物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动机的，而从人物动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观念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五六十年代小说中人物做事情的动机都是明确和积极的。少年出走是因为要寻求亲人和依靠，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出发，虽然他们勇敢机智但是内心深处却是害怕独立的；少年打敌人是因为仇恨，阶级对立的思想从小就被灌输在脑海之中；知错能改是因为被长辈所教导，被告知孰对孰错等等，当时的少年的思想比较单纯，不同的少年行为具有集体同一性，他们行动的原因很清晰明了而且大同小异，不是家仇国恨就是疏离了集体。八十年代的少年行为的动机就要复杂的多，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和八十年代的少年在生理发育上差不多但心理上的差异却很明显，随着社会发展、少年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电视、电脑上的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窜于少年的生活之中，使得八十年代少年的心理要成熟复杂的多。如夏有志的《儿子，你是谁》中刘科长对自己儿子种种矛盾的行动总是不理解：给小丽写信、申请入团却拉帮结伙兄弟盟约、骗父亲说自己买运动衫的钱丢了实则是对别人解囊相助。这时少年行动的动机更加的隐蔽，他们总是以相反的行为表现去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尤其是面对自己父母的时候，而这正符合少年闭锁性的心理特征。很多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凭的仅仅是自己的满腔热情或者一时的冲动，缺乏理性的思考更多的是感情的一种宣泄，本着自我内心的成人感行事而不受某种外在的观念的驱使。这种矛盾而不稳定的行为只有在八十年代的少年小说中才得以呈现出来，这也正是充分尊重少年的体现。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皆是性欲的驱使，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禁欲主义，对性一直采取遮掩避讳的态度，至于少年儿童更是纯洁的碧玉容不得半点的瑕疵，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前性欲和少年儿童是不可能也不能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们本着教育儿童的神圣使命，一致认为性欲的描写是会玷污儿童纯洁的心灵。但是到了八十代少年之间性的吸引却一再被描写在文本之中，许多描写朦胧爱的小说、少女心理小说大量出现。然而这里的性欲描写和成人文学中的性欲描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少年小说中所流露出的性意识仅仅是对异性的好感而已，没有肉体的欲望只是精神上的互相吸引，可能因为对方学习好、帮助过自己、一个眼神、一句话而对异性顿生好感，这里没有赤裸裸肉体的欲望只是纯粹的柏拉图爱恋但同时这种性意识也极具不稳定性，同样也会因为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一声叹息而讨厌对方。但八十年代性欲已然成为驱使少年人物行为的动机之一，这既体现了小说尊重少年生理心理健康发展的意识，也体现了社会对人性意识的一种张扬。（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注解： ①著[澳]约翰.史蒂芬斯.编王泉根、[澳]约翰.史蒂芬斯.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1第181页
摘要：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少年小说面对的对象是一群求知心切的少男少女们，他们对故事的诉求程度远远高于成人，所以故事情节在少年小说中显得尤为重要，从十七年到八十年代有两种故事情节经常在少年小说中出现，但是故事情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总看八十年代的少年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故事情节中透露出对少年人格的尊重，人道主义精神的真正体现。 关键词：少年小说寻求因果关系动机 一寻求的母题 在少年小说中常常采用的“寻求”这一情节，其基本模式是：在家——离家寻求——冒险——回家。家是少年的避风港，他们比成人更依赖家，但是人物只有离开家才能脱离父母的呵护才有机会去经历外面惊心动魄的事情，才能在冒险中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成长，但是离家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危险的，在少年追寻的过程中身心得到了历练，对人生也会有更深的感悟，但他们毕竟还是未成年人，还需要监护人的保护，所以人物又必须回家。 这里的寻求的对象既可以是某种东西也可以是某个人，在少年小说中常见的是寻求亲人。五六十年代处于战争频仍的年代，战争造成妻离子散，许多少年承受着这个年龄阶段本不该承受的责任与负担，他们走出家门去寻找家人、寻找红军，中间历经坎坷但是他们勇敢机智、坚强乐观并且每次在危机的时刻都有旁人相助化险为夷，少年主人公在经历短暂的失败后往往能获得成功，文中几乎很少描写少年的主人公彻底的失败，即使有失利的时刻也都是具体的某件事让少年受挫，但是他们内心从没有被打到过。鲁彦周的《找红军》中“我”失去了妈妈，为了替老乡报仇找到被白匪掳走的妈妈，我和爸爸踏上了寻找红军之路，路途忍受着饥饿、痛苦、害怕等种种的折磨，但是我们最终找到了红军，从此我也变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红军战士。刘真的《我和小荣》中我为了给党送文件也与敌人机智的周旋，最终找到了可以委交文件的人。此时的少年们都是他们行动的主导者，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坚持不懈，而故事的结局几乎都是少年最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并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但是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心灵的成长，没有对自我的追寻与肯定，他们只是外在行为的主导者。而八十年代的寻求主题的小说如《古堡》、《白塔》等中少年寻求的外在是古堡、是白塔等具体的事物，是这些神秘的事物在召唤着他们出发，而他们内在寻求的却是自己的梦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那神秘的古堡那可望不可即的白塔都深深的激起了少年探索的欲望，他们的追寻是主动的是主动离家，是秉承了自己内心的召唤而起航，他们回家后精神都得到了净化与升华且对人生有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而五六十年代少年的出寻几乎都是被动的是被动离家，回家后虽然找到了归属感、有了安全感，但生活最终还是一成不变。 此外，在深层次中八十年代少年小说的寻求母题蕴含着对少年自我身份的追寻。在描写寻求路上的冲突时，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小说更突出的是人与人、人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冲突，在善恶之争中凸显少年英勇的人格，但到了八十年代作品更突出的是少年与自我的冲突。陈丽的《遥遥黄河源》中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路晔只身一人远赴青藏高原去寻父，一路上有茫茫的草原、披羊皮的藏族大叔、缺氧的胸闷、奔跑的白马、热心的藏族姑娘，当他终于到达父亲的住处时却得知父亲早已因公殉职，少年面对着滚滚的黄河霎那间他不能评判自己的生父，更不能评判自己相依为命的生母，他怀疑自己母亲对父亲的评判的公允性，他的内心开始挣扎着判断是非，他最终开始了有自我判断标准的独立的人生。 二.因果关系及其动机 由于少年好奇的本性使得他们很在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求知欲比成人更强，所以少年小说比成人小说更注重某种行为与某种原因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未必用因果关系来看待周围发生的事。然而在文学中，如果描述某一件事或一种行为，我们便认为它肯定对情节起重要作用，从这一点得出结论，在小说中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意图的要求比现实生活中要高得多，儿童对因果关系的要求显然高于成人。因此，事件和行为在儿童小说里相互结合的方式至关重要。”1我们认为小说中人物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动机的，而从人物动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观念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五六十年代小说中人物做事情的动机都是明确和积极的。少年出走是因为要寻求亲人和依靠，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出发，虽然他们勇敢机智但是内心深处却是害怕独立的；少年打敌人是因为仇恨，阶级对立的思想从小就被灌输在脑海之中；知错能改是因为被长辈所教导，被告知孰对孰错等等，当时的少年的思想比较单纯，不同的少年行为具有集体同一性，他们行动的原因很清晰明了而且大同小异，不是家仇国恨就是疏离了集体。八十年代的少年行为的动机就要复杂的多，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和八十年代的少年在生理发育上差不多但心理上的差异却很明显，随着社会发展、少年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电视、电脑上的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窜于少年的生活之中，使得八十年代少年的心理要成熟复杂的多。如夏有志的《儿子，你是谁》中刘科长对自己儿子种种矛盾的行动总是不理解：给小丽写信、申请入团却拉帮结伙兄弟盟约、骗父亲说自己买运动衫的钱丢了实则是对别人解囊相助。这时少年行动的动机更加的隐蔽，他们总是以相反的行为表现去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尤其是面对自己父母的时候，而这正符合少年闭锁性的心理特征。很多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凭的仅仅是自己的满腔热情或者一时的冲动，缺乏理性的思考更多的是感情的一种宣泄，本着自我内心的成人感行事而不受某种外在的观念的驱使。这种矛盾而不稳定的行为只有在八十年代的少年小说中才得以呈现出来，这也正是充分尊重少年的体现。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皆是性欲的驱使，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禁欲主义，对性一直采取遮掩避讳的态度，至于少年儿童更是纯洁的碧玉容不得半点的瑕疵，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前性欲和少年儿童是不可能也不能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们本着教育儿童的神圣使命，一致认为性欲的描写是会玷污儿童纯洁的心灵。但是到了八十代少年之间性的吸引却一再被描写在文本之中，许多描写朦胧爱的小说、少女心理小说大量出现。然而这里的性欲描写和成人文学中的性欲描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少年小说中所流露出的性意识仅仅是对异性的好感而已，没有肉体的欲望只是精神上的互相吸引，可能因为对方学习好、帮助过自己、一个眼神、一句话而对异性顿生好感，这里没有赤裸裸肉体的欲望只是纯粹的柏拉图爱恋但同时这种性意识也极具不稳定性，同样也会因为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一声叹息而讨厌对方。但八十年代性欲已然成为驱使少年人物行为的动机之一，这既体现了小说尊重少年生理心理健康发展的意识，也体现了社会对人性意识的一种张扬。（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注解： ①著[澳]约翰.史蒂芬斯.编王泉根、[澳]约翰.史蒂芬斯.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1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