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将军于1908年10月26日出生在热河省朝阳县喇嘛沟村（今辽宁省朝阳市尚志乡尚志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各项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反日联合军哈东支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极端困苦的险恶环境中，他率部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山麓40余县广大区域内，屡次挫败日伪军的重兵“讨伐”和“清剿”，攻克众多城镇，先后创建了哈东、汤原游击根据地。由此，他被3000万东北人民誉为“北国雄狮”；苏联则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他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与南满的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 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赵尚志将军的抗日生涯却一波三折，令人扼腕叹息。 苏联求援被拘押 党内分歧蒙冤屈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为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制定了“三江省（今黑龙江佳木斯）三年（1937―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调集5万精兵，向北满抗日联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讨伐”：在军事上，采用“篦梳式”、“踩踏式”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统制”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在政治上，开展“思想战”、“宣传战”，利用金钱、美女、谣言瓦解抗联队伍。而此时，由于东北抗联的直接领导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回国，事先没有通知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致使东北抗联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系。面对日趋复杂的抗日形势，身为北满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的赵尚志，曾多次派代表到苏联境内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但派出的人却都一去不返，音信全无。困境中的赵尚志想到了苏联共产党。1937年11月，他写信给驻伯力（即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即中国大革命时期苏共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求援助军用物资，提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资料。时隔不久，抗联第6军第1师代理师长陈绍滨带回了远东军区负责人邀请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赴苏联共商抗日大事的口信。12月19日，赵尚志与省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组织部长魏长奎、北满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张寿�（即李兆麟）等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省委常委会，大家一致决定由赵尚志作为北满代表前去苏联，恢复与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的联系，确定下一步斗争方针；争取苏方为抗联提供训练干部、建造后方医院的基地。 1938年1月4日凌晨，赵尚志与警卫员从萝北县名山东部秘密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苏联的额尔古纳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苏军矢口否认邀请一事，反说他们属非法入境，随即将他们押往伯力远东军区拘留所关押、审查。一心想通过苏联寻找中共党组织的赵尚志对此心急如焚，多次向苏方有关人员解释、申辩、绝食抗议，甚至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兼中共吉东（又称东南满，今属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周保中也赴伯力交涉，但均无济于事。在身陷囹圄、获释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他开始思考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路线和策略等问题，在拘留所内写下了《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等文章。 就在赵尚志被拘押于苏联期间，1938年初，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毛泽东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内容，他对赵尚志等人抗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民共知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国人关注的抗日将领，在被苏军无理关押之时，却受到党内同志不公平的对待。1938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召开第七次常委会，省委主要领导认为他对“六三指示信”（又称“王、康指示信”）中“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实行自主的工作，一切问题自己解决”的主张，是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随之，一场针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拉开序幕。6月，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宣布撤消赵尚志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39年5月，北满抗日联军改编为第3路军，形成以张寿�为总指挥、冯仲云为政委、许亨植为参谋长的新的领导集体，北满抗日联军创始人赵尚志的军事指挥权被完全剥夺，其部下也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处分。这场反倾向斗争，使北满抗日联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其赖以生存的汤原游击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日军摧毁。 东山再起战日寇 再度蒙冤失党籍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境制造了试探苏联红军实力的“诺门坎事件”。为保证远东地区的安全，苏联政府决定将境内的东北抗联武装进行整编，为己所用。5月30日，苏联远东第2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伊万・科涅夫根据上级的指示，与赵尚志举行秘密会谈，宣布他已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要求他与苏联远东军区合作，到北满地区联系旧部及党的地下组织，开展政治宣传，策反伪满军队，组建抗日联军；袭击敌人的仓库、矿山，抢夺武器、弹药及食品；向远东军提供北满地区日军情报。为了实现抗日夙愿，他同意了苏军的要求，并召集在苏休整的百余名抗联人员，编成一个教导队、两个中队的骑兵，以原抗联第6军军长戴洪斌为司令部参谋长兼教导队大队长，原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为司令部副官长兼第1中队队长。 6月27日深夜，在苏军的帮助下，赵尚志率部携带武器、电台等秘密横渡黑龙江，回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太平沟。结束了在异国他乡长达一年多拘禁生活的赵尚志，决心以武装斗争重新打开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归国后的第二天，他与战友经过周密部署，一举攻克了佛山县(今嘉荫县)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在随后向小兴安岭地区转移途中，他以祁致中不服从命令为由，将其错杀，此举为其后来蒙冤埋下伏笔。日军获悉赵尚志归国后，立即调集军队进行“讨伐”。为保存实力，他率部转战到梧桐河一带，消灭了两支日本测量队，缴获了北满军用地图底稿、测量仪器等，为苏军提供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 为坚定抗联战士抗日救国的信心，重振抗联军威，赵尚志在汤原县马把头“碓营”休整期间，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为抗联将士制定了《忠实抗日救国到底宣誓文》。同时，他派戴洪斌率百余人西进汤原唐里川（今伊春南岔），伏击向小兴安岭腹地修筑铁路、掠夺资源的敌人，恢复原抗联第6军游击区；另派第2中队中队长刘风阳率40余人的游击团东进绥滨一带，开展游击战，创建新区，并争取与苏方取得联系。 就在赵尚志为重新打开北满抗日局面而英勇奋战之时，他获悉了中共北满省委对他的处分决定。为了弄清事情原委，10月10日，他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给北满省委领导金策等人写信，建议在汤原召开北满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以消除双方之间的误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并给北满部队送去了慰问金。然而，当北满省委获悉祁致中被赵尚志处死，他的秘书尚连生（内奸）又说他要“清除”省委新领导人，即决定不与赵尚志联系。不久，中共北满省委召开第十次常委会，以赵尚志“疯狂反对党组织，造谣抗联领导人某某是日寇的奸细，并以锄奸为名，企图捕杀北满省委全部执委”为由，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赵尚志在汤原久等不见北满省委来人，派出的部队杳无音信，加上给养断绝，即率司令部人员赴伯力进行整训。他先后写了《给远东红旗军党委并转联共中央、中共中央信》、《给苏联远东红旗军总司令伊万・科涅夫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等，请求苏方帮助解决有关问题和困难。1940年1月24日，他参加了伯力会议，就如何解决中共吉东和北满党内争论问题，与周保中、冯仲云等进行了深入交谈，双方之间澄清了许多误会，并就东北抗联今后行动计划达成共识。3月上旬，赵尚志在得知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立即给中共北满省委写了《请求书》，在承认自己犯有错误的同时，恳请党组织说：“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冯、周二人也给中共北满省委写信，“应考虑尚志在过去民族解放革命战争中的光荣历史地位，对革命事业的忠实，要爱护他，容许他留在党内”。但北满省委经研究后，只同意取消“永远”二字。
率部转战东南满 三度蒙冤被冷落 3月19日，赵尚志以翻译的身份，随周保中、冯仲云与苏共远东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边防军代总司令那尔马西及内务部长瓦西里（中文名王新林，苏军与东北抗联的联络人）举行会谈。由于苏方想通过抗联获取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情报及军事动向，因此，他们对我方提出的抗联武装到苏联境内建立野营和医院、进行整训、为抗联提供军用物资等条件全部接受。 3月27日，失去了党籍、被拒绝再回北满地区工作的赵尚志，在周保中的争取下，被任命为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随后，他与周保中一起离开伯力，越过乌苏里江，到达吉东地区虎林县小穆河。根据伯力会议关于“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他们将第2路军整编为第2、5、8共3个支队。紧接着，他们一同指挥警卫队、第2支队在宝清、密山、勃利等地以及林口―佳木斯、林口―密山铁路沿线、乌苏里江上，采取“小股多路”等游击战术，不断袭击日本屯垦军、军列和船队。5月29日，赵尚志被任命为抗联第2路军机关报――《东北红星壁报》主笔。他以“向之”为化名，撰写了许多时评文章，激发了抗联将士的战斗热情。7月23日，赵尚志又以第2路军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往伯力，与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商讨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等事宜。10月初，他回到吉东饶河县暴马顶子抗联密营，向第2路军及中共吉东省委负责人转达了关于在伯力召开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会议（即第二次伯力会议）的通知。而后，他亲率直属队到虎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他相继撰写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回顾了多年来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总结了游击战略战术原则。 伴随着1940年寒冬的到来，日本关东军为彻底扼杀抗日联军，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采用“归村并户，坚壁清野”等野蛮政策，对抗联武装进行了疯狂的冬季大“讨伐”。为保存革命力量，11月底，赵尚志率第2路军直属队转入苏联，与同期转入的抗联第3路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驻扎在伯力东北费・雅斯克村的北野营。 在随后进行的抗联武装整训会议上，原第2、第3路军部分指战员认为赵尚志在指挥联军作战时，思想上主观独断，带有很强的个人权威观念；工作方式简单、专横，缺乏民主作风。他们借赵尚志已被开除党籍，开始对他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1941年1月，中共吉东省委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的代表。虽然赵尚志也接到了苏方的邀请通知，但吉东省委个别领导认为他在第2路军工作期间有严重的错误言论，最后竟取消了他参加会议的资格，并宣布撤销其第2路军副总指挥职务。从此，赵尚志被戴上“反对王明和康生就是反党，就是反共产国际，就是反斯大林……”的大帽子，逐渐被排挤出了东北抗日的局外。 心胸坦荡上战场 一腔热血洒三江 赵尚志身陷伯力北野营，抗联会议不让参加，各种抗日消息对他封锁。对此他伤心至极，强烈要求返回东北，继续为“光复东北，争回祖国自由”而战。在他的不断请求下，苏联远东边防军最后同意他率小分队回北满执行特殊任务: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去炸毁兴山（今鹤岗市）发电厂和佳木斯―汤原铁路，配合苏军对日作战。1941年10月，赵尚志与原抗联第3军团长姜立新、张凤岐等5人组成的小分队回到萝北县大马河口，活动在小兴安岭地区鹤立（今属汤原）、汤原、萝北一带，希图再次组织抗日部队，恢复抗日游击区。 然而，日本关东军一直没有忘记赵尚志，他早已被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视为“第二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赵尚志返回东北后不久，即被日本密探发现。伪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在搜山“讨伐”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即策划了一个诱捕赵尚志的“梧桐河计划”。1942年1月15日、2月8日，他们先后派一号特务刘德山、二号特务张锡蔚（后改名张玉清，日本人）伪装成抗日积极分子，利用赵尚志急于扩充队伍的心理，混入赵部，通过不断“提供给养、递送情报”，骗取了赵的信任。2月12日（农历1941年腊月二十七）深夜1时，赵尚志在未能识破特务诱骗的情况下，率小分队袭击伪鹤立县梧桐河（今属萝北县）警察分所。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张锡蔚以侦察地形为名，溜走报信；刘德山从背后开枪打伤赵尚志。赵尚志强忍剧痛，回手击毙刘德山，将文件交给战友转移后，顽强地抵抗包抄的敌人，终因失血过多而昏迷被俘。在敌人的突击审讯中，他对伪满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上午9时，赵尚志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死也要死在祖国，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的誓言！凶残的日寇将其头颅锯下空运至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与杨靖宇的首级一起陈列，将其躯体投进了松花江的冰窟里，并大肆鼓噪，宣称“祸满元凶从此诛灭”，“满洲共匪最后消灭”。 抗战胜利后，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将该县更名为尚志县（今尚志市）；鹤立县民主政府根据县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将梧桐村更名为尚志村。全国解放后，其故乡朝阳市王伦沟乡更名为尚志乡，喇嘛沟村更名为尚志村；哈尔滨市道里区则设立了“尚志办事处”。同时，还建成了一批赵尚志烈士纪念场馆、雕像。朝阳市尚志村修建了烈士陵墓和赵尚志烈士陵园。 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对当年中共北满省委开除赵尚志党籍问题进行重新调查，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历史对抗日英雄赵尚志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责任编辑 杨小波
赵尚志将军于1908年10月26日出生在热河省朝阳县喇嘛沟村（今辽宁省朝阳市尚志乡尚志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各项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反日联合军哈东支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极端困苦的险恶环境中，他率部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山麓40余县广大区域内，屡次挫败日伪军的重兵“讨伐”和“清剿”，攻克众多城镇，先后创建了哈东、汤原游击根据地。由此，他被3000万东北人民誉为“北国雄狮”；苏联则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他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与南满的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 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赵尚志将军的抗日生涯却一波三折，令人扼腕叹息。 苏联求援被拘押 党内分歧蒙冤屈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为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制定了“三江省（今黑龙江佳木斯）三年（1937―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调集5万精兵，向北满抗日联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讨伐”：在军事上，采用“篦梳式”、“踩踏式”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统制”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在政治上，开展“思想战”、“宣传战”，利用金钱、美女、谣言瓦解抗联队伍。而此时，由于东北抗联的直接领导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回国，事先没有通知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致使东北抗联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系。面对日趋复杂的抗日形势，身为北满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的赵尚志，曾多次派代表到苏联境内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但派出的人却都一去不返，音信全无。困境中的赵尚志想到了苏联共产党。1937年11月，他写信给驻伯力（即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即中国大革命时期苏共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求援助军用物资，提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资料。时隔不久，抗联第6军第1师代理师长陈绍滨带回了远东军区负责人邀请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赴苏联共商抗日大事的口信。12月19日，赵尚志与省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组织部长魏长奎、北满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张寿�（即李兆麟）等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省委常委会，大家一致决定由赵尚志作为北满代表前去苏联，恢复与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的联系，确定下一步斗争方针；争取苏方为抗联提供训练干部、建造后方医院的基地。 1938年1月4日凌晨，赵尚志与警卫员从萝北县名山东部秘密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苏联的额尔古纳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苏军矢口否认邀请一事，反说他们属非法入境，随即将他们押往伯力远东军区拘留所关押、审查。一心想通过苏联寻找中共党组织的赵尚志对此心急如焚，多次向苏方有关人员解释、申辩、绝食抗议，甚至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兼中共吉东（又称东南满，今属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周保中也赴伯力交涉，但均无济于事。在身陷囹圄、获释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他开始思考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路线和策略等问题，在拘留所内写下了《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等文章。 就在赵尚志被拘押于苏联期间，1938年初，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毛泽东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内容，他对赵尚志等人抗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民共知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国人关注的抗日将领，在被苏军无理关押之时，却受到党内同志不公平的对待。1938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召开第七次常委会，省委主要领导认为他对“六三指示信”（又称“王、康指示信”）中“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实行自主的工作，一切问题自己解决”的主张，是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随之，一场针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拉开序幕。6月，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宣布撤消赵尚志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39年5月，北满抗日联军改编为第3路军，形成以张寿�为总指挥、冯仲云为政委、许亨植为参谋长的新的领导集体，北满抗日联军创始人赵尚志的军事指挥权被完全剥夺，其部下也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处分。这场反倾向斗争，使北满抗日联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其赖以生存的汤原游击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日军摧毁。 东山再起战日寇 再度蒙冤失党籍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境制造了试探苏联红军实力的“诺门坎事件”。为保证远东地区的安全，苏联政府决定将境内的东北抗联武装进行整编，为己所用。5月30日，苏联远东第2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伊万・科涅夫根据上级的指示，与赵尚志举行秘密会谈，宣布他已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要求他与苏联远东军区合作，到北满地区联系旧部及党的地下组织，开展政治宣传，策反伪满军队，组建抗日联军；袭击敌人的仓库、矿山，抢夺武器、弹药及食品；向远东军提供北满地区日军情报。为了实现抗日夙愿，他同意了苏军的要求，并召集在苏休整的百余名抗联人员，编成一个教导队、两个中队的骑兵，以原抗联第6军军长戴洪斌为司令部参谋长兼教导队大队长，原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为司令部副官长兼第1中队队长。 6月27日深夜，在苏军的帮助下，赵尚志率部携带武器、电台等秘密横渡黑龙江，回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太平沟。结束了在异国他乡长达一年多拘禁生活的赵尚志，决心以武装斗争重新打开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归国后的第二天，他与战友经过周密部署，一举攻克了佛山县(今嘉荫县)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在随后向小兴安岭地区转移途中，他以祁致中不服从命令为由，将其错杀，此举为其后来蒙冤埋下伏笔。日军获悉赵尚志归国后，立即调集军队进行“讨伐”。为保存实力，他率部转战到梧桐河一带，消灭了两支日本测量队，缴获了北满军用地图底稿、测量仪器等，为苏军提供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 为坚定抗联战士抗日救国的信心，重振抗联军威，赵尚志在汤原县马把头“碓营”休整期间，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为抗联将士制定了《忠实抗日救国到底宣誓文》。同时，他派戴洪斌率百余人西进汤原唐里川（今伊春南岔），伏击向小兴安岭腹地修筑铁路、掠夺资源的敌人，恢复原抗联第6军游击区；另派第2中队中队长刘风阳率40余人的游击团东进绥滨一带，开展游击战，创建新区，并争取与苏方取得联系。 就在赵尚志为重新打开北满抗日局面而英勇奋战之时，他获悉了中共北满省委对他的处分决定。为了弄清事情原委，10月10日，他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给北满省委领导金策等人写信，建议在汤原召开北满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以消除双方之间的误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并给北满部队送去了慰问金。然而，当北满省委获悉祁致中被赵尚志处死，他的秘书尚连生（内奸）又说他要“清除”省委新领导人，即决定不与赵尚志联系。不久，中共北满省委召开第十次常委会，以赵尚志“疯狂反对党组织，造谣抗联领导人某某是日寇的奸细，并以锄奸为名，企图捕杀北满省委全部执委”为由，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赵尚志在汤原久等不见北满省委来人，派出的部队杳无音信，加上给养断绝，即率司令部人员赴伯力进行整训。他先后写了《给远东红旗军党委并转联共中央、中共中央信》、《给苏联远东红旗军总司令伊万・科涅夫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等，请求苏方帮助解决有关问题和困难。1940年1月24日，他参加了伯力会议，就如何解决中共吉东和北满党内争论问题，与周保中、冯仲云等进行了深入交谈，双方之间澄清了许多误会，并就东北抗联今后行动计划达成共识。3月上旬，赵尚志在得知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立即给中共北满省委写了《请求书》，在承认自己犯有错误的同时，恳请党组织说：“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冯、周二人也给中共北满省委写信，“应考虑尚志在过去民族解放革命战争中的光荣历史地位，对革命事业的忠实，要爱护他，容许他留在党内”。但北满省委经研究后，只同意取消“永远”二字。
率部转战东南满 三度蒙冤被冷落 3月19日，赵尚志以翻译的身份，随周保中、冯仲云与苏共远东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边防军代总司令那尔马西及内务部长瓦西里（中文名王新林，苏军与东北抗联的联络人）举行会谈。由于苏方想通过抗联获取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情报及军事动向，因此，他们对我方提出的抗联武装到苏联境内建立野营和医院、进行整训、为抗联提供军用物资等条件全部接受。 3月27日，失去了党籍、被拒绝再回北满地区工作的赵尚志，在周保中的争取下，被任命为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随后，他与周保中一起离开伯力，越过乌苏里江，到达吉东地区虎林县小穆河。根据伯力会议关于“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他们将第2路军整编为第2、5、8共3个支队。紧接着，他们一同指挥警卫队、第2支队在宝清、密山、勃利等地以及林口―佳木斯、林口―密山铁路沿线、乌苏里江上，采取“小股多路”等游击战术，不断袭击日本屯垦军、军列和船队。5月29日，赵尚志被任命为抗联第2路军机关报――《东北红星壁报》主笔。他以“向之”为化名，撰写了许多时评文章，激发了抗联将士的战斗热情。7月23日，赵尚志又以第2路军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往伯力，与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商讨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等事宜。10月初，他回到吉东饶河县暴马顶子抗联密营，向第2路军及中共吉东省委负责人转达了关于在伯力召开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会议（即第二次伯力会议）的通知。而后，他亲率直属队到虎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他相继撰写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回顾了多年来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总结了游击战略战术原则。 伴随着1940年寒冬的到来，日本关东军为彻底扼杀抗日联军，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采用“归村并户，坚壁清野”等野蛮政策，对抗联武装进行了疯狂的冬季大“讨伐”。为保存革命力量，11月底，赵尚志率第2路军直属队转入苏联，与同期转入的抗联第3路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驻扎在伯力东北费・雅斯克村的北野营。 在随后进行的抗联武装整训会议上，原第2、第3路军部分指战员认为赵尚志在指挥联军作战时，思想上主观独断，带有很强的个人权威观念；工作方式简单、专横，缺乏民主作风。他们借赵尚志已被开除党籍，开始对他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1941年1月，中共吉东省委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的代表。虽然赵尚志也接到了苏方的邀请通知，但吉东省委个别领导认为他在第2路军工作期间有严重的错误言论，最后竟取消了他参加会议的资格，并宣布撤销其第2路军副总指挥职务。从此，赵尚志被戴上“反对王明和康生就是反党，就是反共产国际，就是反斯大林……”的大帽子，逐渐被排挤出了东北抗日的局外。 心胸坦荡上战场 一腔热血洒三江 赵尚志身陷伯力北野营，抗联会议不让参加，各种抗日消息对他封锁。对此他伤心至极，强烈要求返回东北，继续为“光复东北，争回祖国自由”而战。在他的不断请求下，苏联远东边防军最后同意他率小分队回北满执行特殊任务: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去炸毁兴山（今鹤岗市）发电厂和佳木斯―汤原铁路，配合苏军对日作战。1941年10月，赵尚志与原抗联第3军团长姜立新、张凤岐等5人组成的小分队回到萝北县大马河口，活动在小兴安岭地区鹤立（今属汤原）、汤原、萝北一带，希图再次组织抗日部队，恢复抗日游击区。 然而，日本关东军一直没有忘记赵尚志，他早已被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视为“第二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赵尚志返回东北后不久，即被日本密探发现。伪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在搜山“讨伐”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即策划了一个诱捕赵尚志的“梧桐河计划”。1942年1月15日、2月8日，他们先后派一号特务刘德山、二号特务张锡蔚（后改名张玉清，日本人）伪装成抗日积极分子，利用赵尚志急于扩充队伍的心理，混入赵部，通过不断“提供给养、递送情报”，骗取了赵的信任。2月12日（农历1941年腊月二十七）深夜1时，赵尚志在未能识破特务诱骗的情况下，率小分队袭击伪鹤立县梧桐河（今属萝北县）警察分所。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张锡蔚以侦察地形为名，溜走报信；刘德山从背后开枪打伤赵尚志。赵尚志强忍剧痛，回手击毙刘德山，将文件交给战友转移后，顽强地抵抗包抄的敌人，终因失血过多而昏迷被俘。在敌人的突击审讯中，他对伪满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上午9时，赵尚志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死也要死在祖国，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的誓言！凶残的日寇将其头颅锯下空运至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与杨靖宇的首级一起陈列，将其躯体投进了松花江的冰窟里，并大肆鼓噪，宣称“祸满元凶从此诛灭”，“满洲共匪最后消灭”。 抗战胜利后，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将该县更名为尚志县（今尚志市）；鹤立县民主政府根据县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将梧桐村更名为尚志村。全国解放后，其故乡朝阳市王伦沟乡更名为尚志乡，喇嘛沟村更名为尚志村；哈尔滨市道里区则设立了“尚志办事处”。同时，还建成了一批赵尚志烈士纪念场馆、雕像。朝阳市尚志村修建了烈士陵墓和赵尚志烈士陵园。 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对当年中共北满省委开除赵尚志党籍问题进行重新调查，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历史对抗日英雄赵尚志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