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偉大投機者：決定漲跌的 不是景氣或公司好壞
撰文者：單小懿
分享： 推至Facebook 推至噗浪 轉寄本文 我要回應(1) 在這恐懼與希望雜陳的年代，20
世紀最偉大的投機家科斯托蘭尼告訴我們，「人心＋資金」決定所有市場的起落；小散戶也
能成為自由支配財富的貴族。
▲商業周刊 第1201期
也許這世界上，再也不會出現這樣的投資大師了。
他是科斯托蘭尼，古往今來的大師中，唯一不打團體戰，特立獨行的散戶投機家。一九○六
年出生於匈牙利，他在十三歲，就靠貨幣套利賺下生平第一筆投機財，二十一歲踏入證券業，三十出頭便已賺到相當於目前四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億二千萬元）的身價；但也曾因看
錯方向而破產兩次。
他去世至今已屆十一載，但八年前在台灣出版的遺作，至今仍熱賣，四十萬個投資人，透過
他的書，認識這個乾瘦老頭，進而被他影響。
如果你在二○○八年市場喊出「台股萬點論」時，不小心搭上了九千三百點的狂瀉列車；如
果你錯過了二○○九年三月，台股從四千多點一舉攻上七千點的上升波段；如果你在今年五
月歐債危機時，又慌張的丟掉手中的股票及基金；亦或者，想要在這個實物經濟強權換手的
當下，改造自己的投資基因，都應該拿起科老的經典，潛心重做學生。
一甲子的市場打滾經驗，他知道交易市場是一個逆反人性的世界，他總是說市場「常常像醉
鬼一樣，聽到好消息哭，聽到不好的消息卻笑了！」一般世俗的看法，放到投資這行，都必
須「反著看」：獲利佳、前景好的公司，股價一定漲嗎？錯！只要沒有人願意進場買股票，
股價依然不振；經濟成長一定會刺激股市嗎？錯！第一次在本刊曝光的《科斯托蘭尼的交易
所研究課——為投資人與投機家而開》一書中，科老就提醒，如果銀行吸走了大部分存款，留給市場的不太多，那還是漲不起來。
對詭譎多變的市場，他用「極簡」的態度，處理最複雜的事務。他認為，決定所有交易市場
價格起伏的只有兩個變數：一是人心、二是資金，是這兩個變數交替作用，決定了市場的起
落。
所有市場，不論交易標的為何，股票也好、債券也罷，甚至是原物料、貴金屬， 最後決定
買賣的主體都是「人」，「人」才是決定價格的最重要因素。「對我而言，技術狀態只和一個
問題有關：股票掌握在什麼人手裡？」他把投資者分為兩類：固執的及猶豫的。每一次行情
的大漲大跌，就是由這兩類人操縱。
完整的市場循環，被分為三個階段：修正階段、相隨階段及過熱（度）階段，而決定階段進
程的，不是景氣，而是看籌碼握在誰的手上。
修正階段，參與人數最少，股價在低檔徘徊，股票集中在少數固執的人手上。隨著買家越聚
越多，股價開始上升，進入緩步上升的調整階段；行情續熱，更多猶豫的投資人進場，股價
越來越高，過熱階段開始；直到價格高到沒有人願意接手，盤面開始轉弱，進入下跌段的修
正階段；此時，更多人大量拋售股票，恐慌的賣超階段開始，直到最有實力的固執買家再度
進場，蒐集籌碼，股價才會落底，新的循環開始。
投資要成功，就必須當個固執的投資人，有勇氣在眾人搶股票時賣股票。當大家都不要股票
時，大膽買進；當眾人搶購時，從容賣出，逆著人類一窩蜂的心理，在「槍炮戰火中買進，在悠揚音樂中賣出」，才能摸懂市場起落的道理。
科斯托蘭尼親自出題， 測驗你是否具有投資天賦！>>點此進入測驗
投機者的智慧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1906年出生於保守封建的匈牙利布達佩斯，在巴黎居住，二世大戰後前往新資本主義之都約紐市，曾經在十幾個城市居住過，大部分時間在德國工作，持有美國護照，在巴黎居住時間最長，但在德國慕尼黑也有回到家的感覺，並且深愛匈牙利。
我的父母葬在蘇黎士，年紀最大的證券業同事是在巴黎認識的，並在布達佩斯認識了年紀最輕的朋友，但在約紐沒什麼朋友。有人問我會說哪種語言，我回答：我用匈牙利語和上帝交談，用法語和同事及朋友交談，上課時說德語，和銀行家打交道時說英語。
因為兄姊年齡比我大很多，所以我成了母親的寵兒。但她對我不是沒有紀律要求的。她對道德的要求勝過我父親，是那種說出「浴室」這兩個字都會感到臉紅的人。
我的父母彼此互補得非常良好。我一直認為，妻子把預算看緊一點，甚至有些小氣，而丈夫不拘小節、不要太計較，這樣的搭配比較好。這從我和我一些朋友的家庭得到了證實。父親是為有話就說的波西米亞人，也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在我20歲的時候，母親仍然叮嚀我這個，叮嚀我那個，但父親對我就沒那麼關心了。他一直都很樂觀，戰時我們躲在防空洞裡，到處都是轟炸和大砲的聲音，我父親口中一直唸著：不會有事的、不會有事的，我們一定能安然渡過。我生長在一個猶太教家族裡，但卻接受天主教徒的洗禮。
科斯托蘭尼接觸投機事業的起源：
我父母和往年一樣在冬季前往Gote d’Azur，我父親從那兒前往巴黎探視他的朋友Monsieur Alexander。他在這次拜訪中向父親提出了一個利用法郎投機的建議。
Alexander建議我父親花些錢投資法朗。他後來又問我父親有關子女工作的事情。父親說我在唸哲學和藝術史。「唸什麼沒有意義的東西！他想當詩人嗎？把他送到巴黎我這裡來，他會學到一些東西。」這個建議很棒，也成就了我未來的事業。
我父親接受Alexander的建議投資法朗，但在法朗匯率的大起大落中虧了一大筆錢。父親也接受了Alexander的第二個建議，把我送去巴黎學習投資本領。
對內幕消息有何看法：
我的看法是投資人必須採取和內幕消息相反的做法，我每次這麼做都賺了大錢。如果跟著內幕消息操作，將是一場災難。每當某家公司的總裁要我賣掉他們公司的股票時，我都是反向操作。
Lanie家族因為聽信內幕消息而破產，我的一位朋友也因為跟著內幕消息操作而失去了財產。
內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在不同國家的運作：
經營者，尤其是高階管主不僅擁有內幕消息，而且知道公司機密。對於足以影響股市的消息擁有決定權的人一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性，就是一種詐欺。若先買進股票再對外放消息，同樣構成內線醜聞。
科斯托蘭尼談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任：
我對美元的信任是在我居住在美國那段時間產生的。羅斯福總統對日本宣戰，而美國人對戰爭也做好了準備。通用公司的一則廣告令人印象深刻：通用公司製造更多的產品供日益增加的消費者使用，但我們公司參與了這場戰爭，我們呼籲美國人民開始節檢。其他產品跟著響應。
緊急時刻美國產業與政府的合作是美國日益強大的基礎之一。
德國通膨的嚴重性：
德國通膨越來越嚴重，這都是德意志銀行嚴格的匯率管制造成。七零年代的通膨不是，那是因為石油危機造成，是外部因素，不是鬆散的貨幣政策造成。
法國的貨幣發行量係以其黃金儲備量為基礎，有多少黃金儲量，才能發行多少貨幣。這使得黃金價格上升，各國也爭相儲備黃金。
戰前法國股市的反應：
在戰前低價時買進，如果戰爭未爆發會大賺一筆，如果戰爭爆發，反正大家什麼都沒有了，有錢沒錢都一樣。
戰爭爆發後股市仍然繼續交易，期貨沒有停擺，也沒有實施分紅管制。我在9月6日最後一次獲利了結，把錢匯往美國。戰後我決定離開巴黎，前往Vichy，因為證券交易所將遷往該市。德國佔領法國後，股市停止交易，法朗變得一文不值。
緊急時刻美國產業與政府的合作是美國日益強大的基礎之一。
對美國政府的看法：
我對美國的難民政策表示肯定，一艘難民船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絕後，美國總統夫人出面讓船前往美國。美國海關允許船上一對假夫妻在入境前舉行婚禮，好讓他們取得入境資格而不必遣返。另外有一家人即使批評美國，美國法院仍然發給居留證。
為何在戰後又回到歐洲？
我們這些難民在美國有一個共同的話題：我們擔心歐洲的狀況，我像想念我們的家鄉。對歐洲人來說，逃到美國固然能保全生命和財產，但這裡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不能自在地坐在咖啡館裡談論哲學。
戰爭結束後，所有紐約人都跑到路上狂歡。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個決定：我要回巴黎。僅管我很享受紐約的生活，巴黎仍然是我的故鄉。我在1946年夏天回到巴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我居住的地方，當天晚上就和我太太一起去很棒的餐廳Le Doyen用餐。
那個時候證券交易尚未恢復，科斯托蘭尼如何開始在歐洲的事業？
我從黃金投機開始。
法國人因為害怕財產被德國人沒收，於是有人把錢藏在樹洞裡，有人藏在地洞裡。但在戰爭的體驗中，人們發現讓財產安然渡過這場風暴的最好方法就是把錢換成黃金。我就是從這裡開始我的戰後投機事業。
有關科斯托蘭尼的十年記者生涯：
當我在巴黎從事志工服務期間，我為四家報紙撰寫文章。我的文章與財經無關，而是以巴黎的發展為基調。另外我還為維也納的一間報社撰文。
我在紐約的時候也兼差為當時有名的Barronis寫文章，股票投資人Barronis獲得許多重要的資訊。
回到巴黎後，我又寫了一名為La Paix du Dollar的書，裡面收錄有關過去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講內容，這些政策都是以確保中東和平為主軸。巴黎一家報社Paris Presse問我是否可以刊登La Paix du Dollar的部分內容。此次刊登帶來很大的廣告效果，使La Paix du Dollar變成暢銷書。
我曾經和法國一家大出版商的總監George Pernoud一起談論股票市場的事。他對我說 “您說的這些很有趣，您一定要把它寫成一本書。” 幾天之後我收到了合約，這也成就了我的第一本有關股市投資的德文書：Das ist die Boerse（股市面面觀）。由於當時在德國沒有人寫這種主題的書，所以我的書在德國市場大賣。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自由作家的來電，問我願不願意為Capital寫專欄。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所以我又成了Capital的專攔撰稿員。
我的這些努力大大提高了我的知名度，電視節目的邀約越來越多。其中又以我在 “深夜” 節目裡和Heide Wiexzorek-Zeul的辯論最讓人回味，許多報紙後來都報導了那次辯論，這又大幅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20世紀最偉大投機者：決定漲跌的 不是景氣或公司好壞
撰文者：單小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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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最偉大的投機家科斯托蘭尼告訴我們，「人心＋資金」決定所有市場的起落；小散戶也
能成為自由支配財富的貴族。
▲商業周刊 第1201期
也許這世界上，再也不會出現這樣的投資大師了。
他是科斯托蘭尼，古往今來的大師中，唯一不打團體戰，特立獨行的散戶投機家。一九○六
年出生於匈牙利，他在十三歲，就靠貨幣套利賺下生平第一筆投機財，二十一歲踏入證券業，三十出頭便已賺到相當於目前四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億二千萬元）的身價；但也曾因看
錯方向而破產兩次。
他去世至今已屆十一載，但八年前在台灣出版的遺作，至今仍熱賣，四十萬個投資人，透過
他的書，認識這個乾瘦老頭，進而被他影響。
如果你在二○○八年市場喊出「台股萬點論」時，不小心搭上了九千三百點的狂瀉列車；如
果你錯過了二○○九年三月，台股從四千多點一舉攻上七千點的上升波段；如果你在今年五
月歐債危機時，又慌張的丟掉手中的股票及基金；亦或者，想要在這個實物經濟強權換手的
當下，改造自己的投資基因，都應該拿起科老的經典，潛心重做學生。
一甲子的市場打滾經驗，他知道交易市場是一個逆反人性的世界，他總是說市場「常常像醉
鬼一樣，聽到好消息哭，聽到不好的消息卻笑了！」一般世俗的看法，放到投資這行，都必
須「反著看」：獲利佳、前景好的公司，股價一定漲嗎？錯！只要沒有人願意進場買股票，
股價依然不振；經濟成長一定會刺激股市嗎？錯！第一次在本刊曝光的《科斯托蘭尼的交易
所研究課——為投資人與投機家而開》一書中，科老就提醒，如果銀行吸走了大部分存款，留給市場的不太多，那還是漲不起來。
對詭譎多變的市場，他用「極簡」的態度，處理最複雜的事務。他認為，決定所有交易市場
價格起伏的只有兩個變數：一是人心、二是資金，是這兩個變數交替作用，決定了市場的起
落。
所有市場，不論交易標的為何，股票也好、債券也罷，甚至是原物料、貴金屬， 最後決定
買賣的主體都是「人」，「人」才是決定價格的最重要因素。「對我而言，技術狀態只和一個
問題有關：股票掌握在什麼人手裡？」他把投資者分為兩類：固執的及猶豫的。每一次行情
的大漲大跌，就是由這兩類人操縱。
完整的市場循環，被分為三個階段：修正階段、相隨階段及過熱（度）階段，而決定階段進
程的，不是景氣，而是看籌碼握在誰的手上。
修正階段，參與人數最少，股價在低檔徘徊，股票集中在少數固執的人手上。隨著買家越聚
越多，股價開始上升，進入緩步上升的調整階段；行情續熱，更多猶豫的投資人進場，股價
越來越高，過熱階段開始；直到價格高到沒有人願意接手，盤面開始轉弱，進入下跌段的修
正階段；此時，更多人大量拋售股票，恐慌的賣超階段開始，直到最有實力的固執買家再度
進場，蒐集籌碼，股價才會落底，新的循環開始。
投資要成功，就必須當個固執的投資人，有勇氣在眾人搶股票時賣股票。當大家都不要股票
時，大膽買進；當眾人搶購時，從容賣出，逆著人類一窩蜂的心理，在「槍炮戰火中買進，在悠揚音樂中賣出」，才能摸懂市場起落的道理。
科斯托蘭尼親自出題， 測驗你是否具有投資天賦！>>點此進入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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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科斯托蘭尼：1906年出生於保守封建的匈牙利布達佩斯，在巴黎居住，二世大戰後前往新資本主義之都約紐市，曾經在十幾個城市居住過，大部分時間在德國工作，持有美國護照，在巴黎居住時間最長，但在德國慕尼黑也有回到家的感覺，並且深愛匈牙利。
我的父母葬在蘇黎士，年紀最大的證券業同事是在巴黎認識的，並在布達佩斯認識了年紀最輕的朋友，但在約紐沒什麼朋友。有人問我會說哪種語言，我回答：我用匈牙利語和上帝交談，用法語和同事及朋友交談，上課時說德語，和銀行家打交道時說英語。
因為兄姊年齡比我大很多，所以我成了母親的寵兒。但她對我不是沒有紀律要求的。她對道德的要求勝過我父親，是那種說出「浴室」這兩個字都會感到臉紅的人。
我的父母彼此互補得非常良好。我一直認為，妻子把預算看緊一點，甚至有些小氣，而丈夫不拘小節、不要太計較，這樣的搭配比較好。這從我和我一些朋友的家庭得到了證實。父親是為有話就說的波西米亞人，也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在我20歲的時候，母親仍然叮嚀我這個，叮嚀我那個，但父親對我就沒那麼關心了。他一直都很樂觀，戰時我們躲在防空洞裡，到處都是轟炸和大砲的聲音，我父親口中一直唸著：不會有事的、不會有事的，我們一定能安然渡過。我生長在一個猶太教家族裡，但卻接受天主教徒的洗禮。
科斯托蘭尼接觸投機事業的起源：
我父母和往年一樣在冬季前往Gote d’Azur，我父親從那兒前往巴黎探視他的朋友Monsieur Alexander。他在這次拜訪中向父親提出了一個利用法郎投機的建議。
Alexander建議我父親花些錢投資法朗。他後來又問我父親有關子女工作的事情。父親說我在唸哲學和藝術史。「唸什麼沒有意義的東西！他想當詩人嗎？把他送到巴黎我這裡來，他會學到一些東西。」這個建議很棒，也成就了我未來的事業。
我父親接受Alexander的建議投資法朗，但在法朗匯率的大起大落中虧了一大筆錢。父親也接受了Alexander的第二個建議，把我送去巴黎學習投資本領。
對內幕消息有何看法：
我的看法是投資人必須採取和內幕消息相反的做法，我每次這麼做都賺了大錢。如果跟著內幕消息操作，將是一場災難。每當某家公司的總裁要我賣掉他們公司的股票時，我都是反向操作。
Lanie家族因為聽信內幕消息而破產，我的一位朋友也因為跟著內幕消息操作而失去了財產。
內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在不同國家的運作：
經營者，尤其是高階管主不僅擁有內幕消息，而且知道公司機密。對於足以影響股市的消息擁有決定權的人一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性，就是一種詐欺。若先買進股票再對外放消息，同樣構成內線醜聞。
科斯托蘭尼談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任：
我對美元的信任是在我居住在美國那段時間產生的。羅斯福總統對日本宣戰，而美國人對戰爭也做好了準備。通用公司的一則廣告令人印象深刻：通用公司製造更多的產品供日益增加的消費者使用，但我們公司參與了這場戰爭，我們呼籲美國人民開始節檢。其他產品跟著響應。
緊急時刻美國產業與政府的合作是美國日益強大的基礎之一。
德國通膨的嚴重性：
德國通膨越來越嚴重，這都是德意志銀行嚴格的匯率管制造成。七零年代的通膨不是，那是因為石油危機造成，是外部因素，不是鬆散的貨幣政策造成。
法國的貨幣發行量係以其黃金儲備量為基礎，有多少黃金儲量，才能發行多少貨幣。這使得黃金價格上升，各國也爭相儲備黃金。
戰前法國股市的反應：
在戰前低價時買進，如果戰爭未爆發會大賺一筆，如果戰爭爆發，反正大家什麼都沒有了，有錢沒錢都一樣。
戰爭爆發後股市仍然繼續交易，期貨沒有停擺，也沒有實施分紅管制。我在9月6日最後一次獲利了結，把錢匯往美國。戰後我決定離開巴黎，前往Vichy，因為證券交易所將遷往該市。德國佔領法國後，股市停止交易，法朗變得一文不值。
緊急時刻美國產業與政府的合作是美國日益強大的基礎之一。
對美國政府的看法：
我對美國的難民政策表示肯定，一艘難民船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絕後，美國總統夫人出面讓船前往美國。美國海關允許船上一對假夫妻在入境前舉行婚禮，好讓他們取得入境資格而不必遣返。另外有一家人即使批評美國，美國法院仍然發給居留證。
為何在戰後又回到歐洲？
我們這些難民在美國有一個共同的話題：我們擔心歐洲的狀況，我像想念我們的家鄉。對歐洲人來說，逃到美國固然能保全生命和財產，但這裡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不能自在地坐在咖啡館裡談論哲學。
戰爭結束後，所有紐約人都跑到路上狂歡。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個決定：我要回巴黎。僅管我很享受紐約的生活，巴黎仍然是我的故鄉。我在1946年夏天回到巴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我居住的地方，當天晚上就和我太太一起去很棒的餐廳Le Doyen用餐。
那個時候證券交易尚未恢復，科斯托蘭尼如何開始在歐洲的事業？
我從黃金投機開始。
法國人因為害怕財產被德國人沒收，於是有人把錢藏在樹洞裡，有人藏在地洞裡。但在戰爭的體驗中，人們發現讓財產安然渡過這場風暴的最好方法就是把錢換成黃金。我就是從這裡開始我的戰後投機事業。
有關科斯托蘭尼的十年記者生涯：
當我在巴黎從事志工服務期間，我為四家報紙撰寫文章。我的文章與財經無關，而是以巴黎的發展為基調。另外我還為維也納的一間報社撰文。
我在紐約的時候也兼差為當時有名的Barronis寫文章，股票投資人Barronis獲得許多重要的資訊。
回到巴黎後，我又寫了一名為La Paix du Dollar的書，裡面收錄有關過去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講內容，這些政策都是以確保中東和平為主軸。巴黎一家報社Paris Presse問我是否可以刊登La Paix du Dollar的部分內容。此次刊登帶來很大的廣告效果，使La Paix du Dollar變成暢銷書。
我曾經和法國一家大出版商的總監George Pernoud一起談論股票市場的事。他對我說 “您說的這些很有趣，您一定要把它寫成一本書。” 幾天之後我收到了合約，這也成就了我的第一本有關股市投資的德文書：Das ist die Boerse（股市面面觀）。由於當時在德國沒有人寫這種主題的書，所以我的書在德國市場大賣。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自由作家的來電，問我願不願意為Capital寫專欄。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所以我又成了Capital的專攔撰稿員。
我的這些努力大大提高了我的知名度，電視節目的邀約越來越多。其中又以我在 “深夜” 節目裡和Heide Wiexzorek-Zeul的辯論最讓人回味，許多報紙後來都報導了那次辯論，這又大幅提高了我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