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合理限度的突破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中央党校社会学主任吴忠民先生最近在《了望》杂志撰文说，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他认为，“个人潜能差距与开发”和“人与市场化过程保持同步关系的程度”，是中国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的两个根本原因，因此，他得出令人质疑的结论：中国贫富差距合理限度的突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我们不应该怀疑吴教授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这个原则问题，他之所以只看现象，不见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也许是出于无奈，但愿不是被“肮脏的人民币”所收买，来做非法暴富阶层的传声桶。
我们是唯物论者，不否认“个人潜力”的客观存在，当然也就不否认“个人潜力”的差别与开发。但是“个人潜力”的差别到底有多大，“个人潜力”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转变为个人财富，“个人潜力”在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合理性突破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没能从吴教授的学说中解读出来。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谜语”般的结论，那就是“人与人在潜力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差别又同按照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于是乎，“吴忠民式”的“历史合理性”的“贫富差距限度的突破”就神奇般地产生了。接下来的就是我对他的结论的补充了：既然“贫富差距限度的突破”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因为贫富差距是由“个人潜能差距与开发”所造成，因此，赤贫阶层的穷光蛋们就别在愤愤不平了，就不要在仇视富人阶层了，因为那怨不得富人，只能怨你自己的“个人潜力”了！
大家知道，所谓的“个人潜力”，一是指先天的聪慧，二是指后天的教育和经验。而“个人潜力”的“觉醒”与“开发”，则不具有自然的属性，而全部是社会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潜力”的开发，并使这个“被开发的个人潜力与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吴先生语），变成财富，需要这样几个基本的社会条件：一是社会民主建设的程度；二是竞争机遇的均等；三是分配机制的公平；四是政府税率的调节。如果缺失这些基本的社会条件及其制度保证，即使吴先生他把“个人潜力”与“贡献分配”结合一万次，也不会将“个人潜力”转变成“个人财富”。这是被“搞导弹研制的，不如卖鸡蛋的”的事实和以往的实践所充分证实的一条铁律。更何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在私有财产合法化的国度里，工资分配和资本分配是并存的，而资本分配则根本不承认“个人潜力”，却只认可资本。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吴忠民教授关于中国贫富差距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个人潜力”说完全是为“每个毛孔里都浸透着劳动者鲜血的非法暴富者资本”的无耻辩护！
吴教授关于“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能先富裕起来”的论点和根据，则更是可笑的，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他像瞎子算命一样地猜测说：“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能先富裕起来”。按他的论点来解释，那些“失地”、“下岗”和“失业”的穷光蛋们，没钱供孩子们上学，缺钱看病在家等死，还有那些被逼无奈上吊、跳楼的人们，都是不与“市场化过程保持着同步进程”的市场异己分子，因此，他们受穷、受罪、寻死、上吊，都活该好丧，为什么呢？吴教授告诉我们，这不能怨天尤人，怨只能怨他们自己，怨他们不与市场化进程保持着同步的错误选择。
而中国的暴富阶层之所以富，按着吴教授的这个论点来解释，是因为他们“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为富不仁，不是因为他们贪污腐败，不是因为他们权钱交易，不是因为他们侵吞国有资产，不是应为他们对民资的巧取豪夺，不是因为他们制假贩假、偷税漏税……。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潜力”大，“能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因为在吴教授的字典里，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过程”，就是这样“肮脏龌龊”就是这样“鲜血淋淋”，就是这样“污七八糟”，就是这样虚伪和不公平！
而事实如何呢？基本的事实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就最先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营，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是在一九八四年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锣鼓，也扑向了市场经济的大海。可恰恰是这两支与“市场化进程保持的寸步不离”，且“与时俱进”的产业大军，却最先“失地”、“失业”、“下岗”，成为了低收入的贫困弱势群体。
而与此相反的恰恰是那些远离市场化进程，依靠权钱交易，蚕食计划经济的原始积累的贪官污吏和那些依附在这些“权力寻租”者阶层的寄生虫们，也靠官黑勾结，鱼肉百姓，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富甲一方，横行乡里的暴富阶层，这难道不是对吴教授的“个人潜力”和“市场化同步”暴富说的绝妙讽刺吗？！
最后，顺便说一句，吴教授的“个人潜力”和“市场化同步”致富说，还是对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一个否定。吴教授应该清楚，政策是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化的作用。靠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先富起来的新贵们，也不会同意吴教授的“个人潜力”和“市场化同步”致富说，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是党的富民的好政策才使他们与穷光蛋们拉开了贫富的差距，成为了有“历史合理性”、有中国特色的人上人。
中国贫富差距合理限度的突破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中央党校社会学主任吴忠民先生最近在《了望》杂志撰文说，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他认为，“个人潜能差距与开发”和“人与市场化过程保持同步关系的程度”，是中国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的两个根本原因，因此，他得出令人质疑的结论：中国贫富差距合理限度的突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我们不应该怀疑吴教授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这个原则问题，他之所以只看现象，不见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也许是出于无奈，但愿不是被“肮脏的人民币”所收买，来做非法暴富阶层的传声桶。
我们是唯物论者，不否认“个人潜力”的客观存在，当然也就不否认“个人潜力”的差别与开发。但是“个人潜力”的差别到底有多大，“个人潜力”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转变为个人财富，“个人潜力”在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合理性突破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没能从吴教授的学说中解读出来。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谜语”般的结论，那就是“人与人在潜力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差别又同按照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于是乎，“吴忠民式”的“历史合理性”的“贫富差距限度的突破”就神奇般地产生了。接下来的就是我对他的结论的补充了：既然“贫富差距限度的突破”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因为贫富差距是由“个人潜能差距与开发”所造成，因此，赤贫阶层的穷光蛋们就别在愤愤不平了，就不要在仇视富人阶层了，因为那怨不得富人，只能怨你自己的“个人潜力”了！
大家知道，所谓的“个人潜力”，一是指先天的聪慧，二是指后天的教育和经验。而“个人潜力”的“觉醒”与“开发”，则不具有自然的属性，而全部是社会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潜力”的开发，并使这个“被开发的个人潜力与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吴先生语），变成财富，需要这样几个基本的社会条件：一是社会民主建设的程度；二是竞争机遇的均等；三是分配机制的公平；四是政府税率的调节。如果缺失这些基本的社会条件及其制度保证，即使吴先生他把“个人潜力”与“贡献分配”结合一万次，也不会将“个人潜力”转变成“个人财富”。这是被“搞导弹研制的，不如卖鸡蛋的”的事实和以往的实践所充分证实的一条铁律。更何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在私有财产合法化的国度里，工资分配和资本分配是并存的，而资本分配则根本不承认“个人潜力”，却只认可资本。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吴忠民教授关于中国贫富差距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个人潜力”说完全是为“每个毛孔里都浸透着劳动者鲜血的非法暴富者资本”的无耻辩护！
吴教授关于“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能先富裕起来”的论点和根据，则更是可笑的，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他像瞎子算命一样地猜测说：“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能先富裕起来”。按他的论点来解释，那些“失地”、“下岗”和“失业”的穷光蛋们，没钱供孩子们上学，缺钱看病在家等死，还有那些被逼无奈上吊、跳楼的人们，都是不与“市场化过程保持着同步进程”的市场异己分子，因此，他们受穷、受罪、寻死、上吊，都活该好丧，为什么呢？吴教授告诉我们，这不能怨天尤人，怨只能怨他们自己，怨他们不与市场化进程保持着同步的错误选择。
而中国的暴富阶层之所以富，按着吴教授的这个论点来解释，是因为他们“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为富不仁，不是因为他们贪污腐败，不是因为他们权钱交易，不是因为他们侵吞国有资产，不是应为他们对民资的巧取豪夺，不是因为他们制假贩假、偷税漏税……。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潜力”大，“能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因为在吴教授的字典里，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过程”，就是这样“肮脏龌龊”就是这样“鲜血淋淋”，就是这样“污七八糟”，就是这样虚伪和不公平！
而事实如何呢？基本的事实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就最先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营，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是在一九八四年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锣鼓，也扑向了市场经济的大海。可恰恰是这两支与“市场化进程保持的寸步不离”，且“与时俱进”的产业大军，却最先“失地”、“失业”、“下岗”，成为了低收入的贫困弱势群体。
而与此相反的恰恰是那些远离市场化进程，依靠权钱交易，蚕食计划经济的原始积累的贪官污吏和那些依附在这些“权力寻租”者阶层的寄生虫们，也靠官黑勾结，鱼肉百姓，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富甲一方，横行乡里的暴富阶层，这难道不是对吴教授的“个人潜力”和“市场化同步”暴富说的绝妙讽刺吗？！
最后，顺便说一句，吴教授的“个人潜力”和“市场化同步”致富说，还是对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一个否定。吴教授应该清楚，政策是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化的作用。靠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先富起来的新贵们，也不会同意吴教授的“个人潜力”和“市场化同步”致富说，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是党的富民的好政策才使他们与穷光蛋们拉开了贫富的差距，成为了有“历史合理性”、有中国特色的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