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是人生价值、目的、意义、道路等观点的总合。内容包括幸福观，生死观，苦乐观，荣辱观等。一般来说，人生观取决于世界观，体现着人生态度，反映着人的是非观念。
在周代以前，是非观念来源于天命论。是与非、正确与错误都要祈天问卜，由神来决断。到了周代，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再是神灵，由伦理道德取而代之。儒家就是把“仁”、“义”、“礼”、“智”、“信”这些伦理范畴，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来评判是与非、正确与错误。因此，“仁”、“义”、“礼”、“智”、“信”便成了儒家“仁爱”人生观的基本内容。
老子既反对以神为本的是非标准，又反对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人生观。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圣人和天地一样，是没有仁爱可言的，在圣人眼里，百姓只不过是路边的“刍狗草”而已。“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固为天下贵”（第五十六章）。圣人不应该对世人有好坏之分，亲近和疏远之别，不去恩惠谁，也不去伤害谁，不去尊崇谁，也不去贬低谁。至于说“仁义”等社会伦理，是与“道”相悖逆的，“有仁义”必然“大道废”（第十八章）。因此，老子主张 “绝仁弃义”（第十九章），只有这样才能大“道”布化，大德畅行，回归到人性“孝慈”的初始状态。
那么，什么才是老子的人生观呢？从老子退隐乡野的行径和《道德经》的要义来看，老子的人生观是淡泊名利，不追求事业和成就，不注重人生价值和意义。在老子看来，人生在世能够“身存”（第七章）“长久”（第四十四章）才是最重要的。他感慨地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第四十四章）。生命比财富更珍贵，身体比名位更值得珍惜，得到比失去更有害，贪婪反而会招致损费。为了实现“身存”“长久”的人生观，应该具备以下人生态度。
首先是谦恭视下，低调做人。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一个人虽然雄健强大，却不能恃强凌弱，而要安守雌柔，像涓涓细流的小溪一样平静无息，回归到婴儿的纯真状态。“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复归于无极” （第二十八章）。一个人虽然圣洁尊贵，却不能高傲自大，而要甘愿处于低贱污浊的地位，做天下不自我清高的典范，复归于人性的本始状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一个人虽然荣耀风光，却不能得意忘形，而要谦恭视下，做天下虚怀若谷之人，复归到人性的质朴状态。
为什么要把卑贱低下作为人生态度呢？因为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三十九章）。卑贱是尊贵的根本，如果鄙视卑贱，丢弃卑贱，尊贵也将随之破灭。下位是高位的基础，如果没有了下位，高位将成为空中楼阁，必然塌落。因此，做人不能丢弃卑贱之根本，去追求尊贵之末梢；不能舍弃下位之基础，而保高位之空中楼阁。“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就是守住做人的根本和基础。
之所以柔弱、卑微、低贱是做人的根本和基础，是因为地位卑微虽然柔弱，却处于上升的态势，地位高贵虽然强大，却处于下降的态势，“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任何事物达到了顶峰，就会“物壮则老”（第五十五章）走向衰亡。因此，“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既然刚毅强盛的属于将要死亡的一类，就要牢记“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保持卑微柔弱的姿态，才会有蒸蒸日上的生命活力，这是对道的具体运用。否则“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强横骄纵是不会有善终的。为了能够善始善终，就要做到“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三十九章），既不追求美玉那样尊贵华丽，又不像石头那样刚烈强硬。总之，“守柔曰强”（第五十二章），操守柔弱的姿态，就会拥有真正的强势。“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柔能克刚是天下的普遍规律。要想“身存”“长久”，必须要有一个谦恭视下低调做人的态度。
再者，要实现“身存”“长久”之目的，还需有一个安于清贫， 不求享乐的人生态度。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第二十章）。众人或参加丰盛的筵席，灯红酒绿，挥霍无度；或登台观景，声色犬马，尽情地寻欢觅乐。而作为一个有道之人，则是淡泊恬静，面对外界的诱惑无动于衷。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第十二章）。色彩斑斓的花花世界会使人眼花缭乱，不辨美丑。歌吟乐鸣，靡靡之声会使人耳晕神迷，沉醉于无聊。美味佳肴会使人口胃败坏，损伤身体。犬马驰骋，追逐狩猎，会使人心机浮动，狂躁不安。这些都不是圣人所为，“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只要能够果腹就满足了，从不贪求声色悦目。当人们已经富足还在追求宽余的时候，自己要守得住匮乏和清贫，不慕富贵，不计遗失，不思所取。“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第二十章）。如果一味地追求享乐，“生生之厚”必然“动皆之死地”（第五十章），自行走向灭亡。一个欲壑难填的人，再富有也不会感到满足和幸福，只有“知足者富”（第三十三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安于本分，不失本性，守道不惑，“不失其所者”（第三十三章），才能不受辱没，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要实现“身存”“长久”之目的，还需有一个“为而不争”的人生态度。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一个人应该具备像水那样崇高的品行，滋润养育着万物，却不计较自身得失，呆在别人不乐意去的地方却无怨无悔，这就是“为而不争”，帮助他人却不与人争夺的“圣人之道”（第八十一章）。为什么把“为而不争”看作是人的最高修养，成为圣人的准则呢？老子认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六十四章），如果处处替自己着想，按个人意志行为的人，必然失败；争权夺利，攫为己有而把持不放，这样做的结果，将会适得其反，最后只能是丧失殆尽。为了不失败不丧失，就不能为自身利益去争夺去把持，“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第六十四章）。只有不去争“天下先”，才能“成器长”（第六十七章），成全自己保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最后，要实现“身存”“长久”之目的，还需要做到无私无欲。老子说“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第三十四章）。“道”是宇宙的本体，而它的本性则是无私无欲，对于万物的求助，从不拒绝，成就了万物，却默默无闻。呵护养育着万物，却不占为己有，任何情况下都不追名逐利，处于不显露的位置，渺小的状态。万物都归附于它，却不主宰万物，任它们自然化育，展示着“道”的博大。这种化生了却不占为己有的“生而不有”（第五十一章），滋养了却不恃功干预的“为而不恃” （第五十一章），任凭其自然生长而不干涉的“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的行径，是“同于道者”（第二十三章）的崇高品行，“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老子之所以推崇无私无欲，是由于“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维持盈余，追求完美，是没有止境的，最好还是适可而止。因为锋利的刀刃，不容易长期保持。金玉满堂的宏大家业，不会代代相传而不败。如果富贵了就骄奢淫逸放纵狂妄，必然给自己带来灾祸。当功业成就了，知道退身收敛，才合乎于道，从而保全自身。
以上是老子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些内容中，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也找不到人生价值。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追求什么，崇尚什么，这些都是老子所不齿的，“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第二十章）。至于说无私无欲，“为而不争”，安于清贫，不求享乐，谦恭视下，低调做人的人生态度，属于人生观中的人生道路。老子通过这个道路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人生价值，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够“身存”“长久”。例如“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本意并不是真的要自己变得弱小、卑贱和耻辱。而是利用这种人生态度，来维系自己的强大、高贵和荣耀。他说“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在老子这段话中，每一句的前半句是人生态度，后半句是人生目的。为了达到“身先”、“身存”、“成其私”之目的，就要抱有一个“后其身”、“外其身”、“无私”的人生态度。
由此看来，老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目的是不一致的。因此，有人认为这就是老子的智慧，是在教唆人们言行不一，遇事不能直来直去，要装傻、装雌（熊）、装孙子。这种说法显然是对老子人生观的曲解。老子之所以强调人生态度，是源于他的辩证法思想，是他看到了人生态度的重要性。态度不同，反映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出发点；态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老子谆谆地告诫人们“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主观意识和行径。这说明老子的人生态度是严肃诚恳的，没有任何的虚伪和做作，老子并非在教给人们狡诈伪装的智慧。相反，老子一向主张“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第十九章），反对阴谋诡计。之所以老子的人生态度不同于人生目的，是他深谙“物壮则老”物极必反的道理。为了保持强大，就不能逞强好胜；为了“身存”“长久”，就必须有一个低调做人的态度。
当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身存”“长久”固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性的使然，但不是人性的唯一宿求。人不仅追求生命的数量，而且追求生命的质量；不仅追求物质的占有，而且追求精神的满足。如果一个人放弃生命的质量和精神的需求，人性将会出现缺憾，因为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动物只有简单的直觉和低级的行为意识，而人具有了抽象思维和联想的思想意识，从本能的组织协作走向了有目的的社会分工。人不再只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社会属性，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将成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除了追求个人的生存权利以外，还担负着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人与人之间需要有一种道德伦理成为准则，作为大家共同的意志和行为，以便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由此看来，人生观必将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社会里人不但需要生存，而且需要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说，人生观不仅包括生死观，幸福观，苦乐观，而且包括荣辱观，价值观。
老子在他的人生观中，只是强调了“身存”“长久”。他所主张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人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可以不在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可以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人生观，对于失意者来说，不失一种保全自身，取得心里安慰的最佳方式。但是，人生在世都不会一帆风顺 ，总是在挫折和磨难中成长，如果遇到逆境就思想颓废，不思进取，苟延一隅求得生命的延续，不也是可悲的吗？这样的人生观，如果只是个别人的思想意识，还无关紧要。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需要的是全民的百折不挠，而不是独善其身，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所以老子的人生观显得非常片面，非常的软弱无力，非常的不适宜。由于在人类社会里，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紧紧连在一起，所以自身的“身存”“长久”，往往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种族的兴亡。而种族的兴盛，需要种族具有强大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来源于族民的凝聚力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一个种族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没有顽强的凝聚力，其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必然走向衰亡。如此一来，个人的“身存”“长久”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人生观方面，儒家与道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家将人的自然属性作为基础，全面把握人的社会性，依照我们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建立起了具有民族根基的价值观，使得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得以系统而完善，因此成为传统文化主流，而道家思想和佛家神学一样，只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补充。
人生观是人生价值、目的、意义、道路等观点的总合。内容包括幸福观，生死观，苦乐观，荣辱观等。一般来说，人生观取决于世界观，体现着人生态度，反映着人的是非观念。
在周代以前，是非观念来源于天命论。是与非、正确与错误都要祈天问卜，由神来决断。到了周代，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再是神灵，由伦理道德取而代之。儒家就是把“仁”、“义”、“礼”、“智”、“信”这些伦理范畴，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来评判是与非、正确与错误。因此，“仁”、“义”、“礼”、“智”、“信”便成了儒家“仁爱”人生观的基本内容。
老子既反对以神为本的是非标准，又反对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人生观。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圣人和天地一样，是没有仁爱可言的，在圣人眼里，百姓只不过是路边的“刍狗草”而已。“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固为天下贵”（第五十六章）。圣人不应该对世人有好坏之分，亲近和疏远之别，不去恩惠谁，也不去伤害谁，不去尊崇谁，也不去贬低谁。至于说“仁义”等社会伦理，是与“道”相悖逆的，“有仁义”必然“大道废”（第十八章）。因此，老子主张 “绝仁弃义”（第十九章），只有这样才能大“道”布化，大德畅行，回归到人性“孝慈”的初始状态。
那么，什么才是老子的人生观呢？从老子退隐乡野的行径和《道德经》的要义来看，老子的人生观是淡泊名利，不追求事业和成就，不注重人生价值和意义。在老子看来，人生在世能够“身存”（第七章）“长久”（第四十四章）才是最重要的。他感慨地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第四十四章）。生命比财富更珍贵，身体比名位更值得珍惜，得到比失去更有害，贪婪反而会招致损费。为了实现“身存”“长久”的人生观，应该具备以下人生态度。
首先是谦恭视下，低调做人。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一个人虽然雄健强大，却不能恃强凌弱，而要安守雌柔，像涓涓细流的小溪一样平静无息，回归到婴儿的纯真状态。“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复归于无极” （第二十八章）。一个人虽然圣洁尊贵，却不能高傲自大，而要甘愿处于低贱污浊的地位，做天下不自我清高的典范，复归于人性的本始状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一个人虽然荣耀风光，却不能得意忘形，而要谦恭视下，做天下虚怀若谷之人，复归到人性的质朴状态。
为什么要把卑贱低下作为人生态度呢？因为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三十九章）。卑贱是尊贵的根本，如果鄙视卑贱，丢弃卑贱，尊贵也将随之破灭。下位是高位的基础，如果没有了下位，高位将成为空中楼阁，必然塌落。因此，做人不能丢弃卑贱之根本，去追求尊贵之末梢；不能舍弃下位之基础，而保高位之空中楼阁。“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就是守住做人的根本和基础。
之所以柔弱、卑微、低贱是做人的根本和基础，是因为地位卑微虽然柔弱，却处于上升的态势，地位高贵虽然强大，却处于下降的态势，“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任何事物达到了顶峰，就会“物壮则老”（第五十五章）走向衰亡。因此，“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既然刚毅强盛的属于将要死亡的一类，就要牢记“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保持卑微柔弱的姿态，才会有蒸蒸日上的生命活力，这是对道的具体运用。否则“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强横骄纵是不会有善终的。为了能够善始善终，就要做到“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三十九章），既不追求美玉那样尊贵华丽，又不像石头那样刚烈强硬。总之，“守柔曰强”（第五十二章），操守柔弱的姿态，就会拥有真正的强势。“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柔能克刚是天下的普遍规律。要想“身存”“长久”，必须要有一个谦恭视下低调做人的态度。
再者，要实现“身存”“长久”之目的，还需有一个安于清贫， 不求享乐的人生态度。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第二十章）。众人或参加丰盛的筵席，灯红酒绿，挥霍无度；或登台观景，声色犬马，尽情地寻欢觅乐。而作为一个有道之人，则是淡泊恬静，面对外界的诱惑无动于衷。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第十二章）。色彩斑斓的花花世界会使人眼花缭乱，不辨美丑。歌吟乐鸣，靡靡之声会使人耳晕神迷，沉醉于无聊。美味佳肴会使人口胃败坏，损伤身体。犬马驰骋，追逐狩猎，会使人心机浮动，狂躁不安。这些都不是圣人所为，“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只要能够果腹就满足了，从不贪求声色悦目。当人们已经富足还在追求宽余的时候，自己要守得住匮乏和清贫，不慕富贵，不计遗失，不思所取。“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第二十章）。如果一味地追求享乐，“生生之厚”必然“动皆之死地”（第五十章），自行走向灭亡。一个欲壑难填的人，再富有也不会感到满足和幸福，只有“知足者富”（第三十三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安于本分，不失本性，守道不惑，“不失其所者”（第三十三章），才能不受辱没，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要实现“身存”“长久”之目的，还需有一个“为而不争”的人生态度。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一个人应该具备像水那样崇高的品行，滋润养育着万物，却不计较自身得失，呆在别人不乐意去的地方却无怨无悔，这就是“为而不争”，帮助他人却不与人争夺的“圣人之道”（第八十一章）。为什么把“为而不争”看作是人的最高修养，成为圣人的准则呢？老子认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六十四章），如果处处替自己着想，按个人意志行为的人，必然失败；争权夺利，攫为己有而把持不放，这样做的结果，将会适得其反，最后只能是丧失殆尽。为了不失败不丧失，就不能为自身利益去争夺去把持，“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第六十四章）。只有不去争“天下先”，才能“成器长”（第六十七章），成全自己保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最后，要实现“身存”“长久”之目的，还需要做到无私无欲。老子说“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第三十四章）。“道”是宇宙的本体，而它的本性则是无私无欲，对于万物的求助，从不拒绝，成就了万物，却默默无闻。呵护养育着万物，却不占为己有，任何情况下都不追名逐利，处于不显露的位置，渺小的状态。万物都归附于它，却不主宰万物，任它们自然化育，展示着“道”的博大。这种化生了却不占为己有的“生而不有”（第五十一章），滋养了却不恃功干预的“为而不恃” （第五十一章），任凭其自然生长而不干涉的“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的行径，是“同于道者”（第二十三章）的崇高品行，“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老子之所以推崇无私无欲，是由于“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维持盈余，追求完美，是没有止境的，最好还是适可而止。因为锋利的刀刃，不容易长期保持。金玉满堂的宏大家业，不会代代相传而不败。如果富贵了就骄奢淫逸放纵狂妄，必然给自己带来灾祸。当功业成就了，知道退身收敛，才合乎于道，从而保全自身。
以上是老子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些内容中，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也找不到人生价值。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追求什么，崇尚什么，这些都是老子所不齿的，“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第二十章）。至于说无私无欲，“为而不争”，安于清贫，不求享乐，谦恭视下，低调做人的人生态度，属于人生观中的人生道路。老子通过这个道路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人生价值，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够“身存”“长久”。例如“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本意并不是真的要自己变得弱小、卑贱和耻辱。而是利用这种人生态度，来维系自己的强大、高贵和荣耀。他说“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在老子这段话中，每一句的前半句是人生态度，后半句是人生目的。为了达到“身先”、“身存”、“成其私”之目的，就要抱有一个“后其身”、“外其身”、“无私”的人生态度。
由此看来，老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目的是不一致的。因此，有人认为这就是老子的智慧，是在教唆人们言行不一，遇事不能直来直去，要装傻、装雌（熊）、装孙子。这种说法显然是对老子人生观的曲解。老子之所以强调人生态度，是源于他的辩证法思想，是他看到了人生态度的重要性。态度不同，反映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出发点；态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老子谆谆地告诫人们“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主观意识和行径。这说明老子的人生态度是严肃诚恳的，没有任何的虚伪和做作，老子并非在教给人们狡诈伪装的智慧。相反，老子一向主张“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第十九章），反对阴谋诡计。之所以老子的人生态度不同于人生目的，是他深谙“物壮则老”物极必反的道理。为了保持强大，就不能逞强好胜；为了“身存”“长久”，就必须有一个低调做人的态度。
当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身存”“长久”固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性的使然，但不是人性的唯一宿求。人不仅追求生命的数量，而且追求生命的质量；不仅追求物质的占有，而且追求精神的满足。如果一个人放弃生命的质量和精神的需求，人性将会出现缺憾，因为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动物只有简单的直觉和低级的行为意识，而人具有了抽象思维和联想的思想意识，从本能的组织协作走向了有目的的社会分工。人不再只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社会属性，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将成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除了追求个人的生存权利以外，还担负着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人与人之间需要有一种道德伦理成为准则，作为大家共同的意志和行为，以便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由此看来，人生观必将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社会里人不但需要生存，而且需要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说，人生观不仅包括生死观，幸福观，苦乐观，而且包括荣辱观，价值观。
老子在他的人生观中，只是强调了“身存”“长久”。他所主张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人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可以不在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可以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人生观，对于失意者来说，不失一种保全自身，取得心里安慰的最佳方式。但是，人生在世都不会一帆风顺 ，总是在挫折和磨难中成长，如果遇到逆境就思想颓废，不思进取，苟延一隅求得生命的延续，不也是可悲的吗？这样的人生观，如果只是个别人的思想意识，还无关紧要。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需要的是全民的百折不挠，而不是独善其身，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所以老子的人生观显得非常片面，非常的软弱无力，非常的不适宜。由于在人类社会里，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紧紧连在一起，所以自身的“身存”“长久”，往往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种族的兴亡。而种族的兴盛，需要种族具有强大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来源于族民的凝聚力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一个种族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没有顽强的凝聚力，其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必然走向衰亡。如此一来，个人的“身存”“长久”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人生观方面，儒家与道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家将人的自然属性作为基础，全面把握人的社会性，依照我们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建立起了具有民族根基的价值观，使得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得以系统而完善，因此成为传统文化主流，而道家思想和佛家神学一样，只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