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造的预言
——重读《补天》
在鲁迅《故事新编》的八篇作品中，按创作时间来排序，《补天》当是最早的一篇（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初题为《不周山》，附在《呐喊》集中发表。余下的七篇则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陆续发表。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补天》所处的位置相当于《狂人日记》之于《呐喊》，可以说是象征着《故事新编》整体性格的作品”。（片山智行《故事新编论》见《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补天》也可以看作是《故事新编》的提纲挈领之作。因此，对于《补天》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深入地把握整个《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
鲁迅本人是这样解释他创作《补天》的初衷的：“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注意，这里涉及到了人的创造和文学作品的创造两个方面。对于前者，论者已多有所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播下了龙钟，收获了跳蚤”。而对于后者——文学的创造，却很少有人提及。即使有所论述，也大多止步于作品与作家本人之间的异化和疏离的层面。这只能说是不够全面的。
在分析《补天》时，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我做《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诗性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为出色。”这段话被鲁迅本人用来解释文中油滑笔墨的出现，但细加品味，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即作家的叙述过程本身“不小心”甚或是有意闯入了叙述之中，叙述过程和叙述本身合而为一了。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不难发现女娲造人的过程和作家创作作品的过程何其相似：处于无聊心境中的女娲先是认真的“转黄土”，后来渐渐的不耐烦，于是“伊用藤条沾泥，飞快地乱抡起来„„”由认真趋向随意；鲁迅在创作《补天》前半部时乃是非常刻意和认真的，中途却又不幸“由认真而陷入油滑”“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连鲁迅本人也承认《补天》的后半部失之草率，不能算做佳作。（参看《故事新编·序言》）于是，这个关于女娲造人补天（创造）的故事便带有“自我象征”的色彩。
作品中的女娲造人前是这样的：“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充沛的臂膀，向天打一个欠伸„„但是很快她发现自己造出来的都是些“獐头鼠目”令人生厌的小东西，并且满口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于是女娲重又回到先前那种无聊的心境中：“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此句是前句的重复）伊坐在一座山顶上，两手捧着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女娲因为无聊而创造，而创造仍避免不了无聊，这是一个“创造——无聊”的矛盾。鲁迅本人创作小说的过程和当时的心境，和作品中女娲大致无二。这一点可以很容易的在其作品中找到痕迹。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年版）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8226;自序》）
由寂寞而空虚，由空虚而绝望，而这一切都是生命的虚耗。于是在鲁迅的作品中，用写作来消耗生命已反抗绝望和虚空这一主题被反复提及。“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
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的瘢痕。”（《华盖集题记》）可见作为斗士和战斗者的鲁迅是根本不惧怕死亡的，相反他倒更倾向于死后可以速朽，象野草那样，从而免除生存时遭受的“践踏和删刈”，“渴望奔突的地火烧尽一切野草，使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8226;题辞》见《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现实总难如愿，“我”死后不免受到世俗肮脏东西的骚扰，这一切，鲁迅本人也早有预言：“更坏的事情是，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走了几步，又一飞，开口便舔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野草＆#8226;死后》）
这便道出了鲁迅的担忧：作者死而不朽，成为后人盲目崇拜的偶像或练习批评枪法的活靶；作品死而不朽，变成后人任意曲解的“包大旗作虎皮”以唬人的经典。（参看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再回到《补天》，看女娲死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禁军在女娲的死尸肚皮上选择一处最膏腴的地方扎寨，并宣称乃女娲之嫡系；其二是关于仙山的传闻，秦皇汉武听了老道士的讹传，寻而不见，无影无踪。这两桩趣事与鲁迅的担忧恰相吻合，后者不如说是前者巧妙的戏剧性的自嘲。
古衣冠的小丈夫也好，禁军也好，老道士也好，不管他们是否“嫡系”或“正统”，充其量只是作品的阐释者，而且这些阐释者的行为也早已被作家事先编入了作品之中，于是他们（包括后世所有自以为已经深知鲁迅作品真意的研究者）便永远逃脱不了作品对他们的永恒的嘲讽。当然也包括笔者这篇浅薄的文字，也无可选择地被囊括于作家本人早已预设好的关于阐释的圈套中，无可遁逃。从这个意义上讲，《补天》不仅是一个关于创造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创造的预言。
关于创造的预言
——重读《补天》
在鲁迅《故事新编》的八篇作品中，按创作时间来排序，《补天》当是最早的一篇（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初题为《不周山》，附在《呐喊》集中发表。余下的七篇则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陆续发表。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补天》所处的位置相当于《狂人日记》之于《呐喊》，可以说是象征着《故事新编》整体性格的作品”。（片山智行《故事新编论》见《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补天》也可以看作是《故事新编》的提纲挈领之作。因此，对于《补天》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深入地把握整个《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
鲁迅本人是这样解释他创作《补天》的初衷的：“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注意，这里涉及到了人的创造和文学作品的创造两个方面。对于前者，论者已多有所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播下了龙钟，收获了跳蚤”。而对于后者——文学的创造，却很少有人提及。即使有所论述，也大多止步于作品与作家本人之间的异化和疏离的层面。这只能说是不够全面的。
在分析《补天》时，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我做《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诗性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为出色。”这段话被鲁迅本人用来解释文中油滑笔墨的出现，但细加品味，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即作家的叙述过程本身“不小心”甚或是有意闯入了叙述之中，叙述过程和叙述本身合而为一了。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不难发现女娲造人的过程和作家创作作品的过程何其相似：处于无聊心境中的女娲先是认真的“转黄土”，后来渐渐的不耐烦，于是“伊用藤条沾泥，飞快地乱抡起来„„”由认真趋向随意；鲁迅在创作《补天》前半部时乃是非常刻意和认真的，中途却又不幸“由认真而陷入油滑”“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连鲁迅本人也承认《补天》的后半部失之草率，不能算做佳作。（参看《故事新编·序言》）于是，这个关于女娲造人补天（创造）的故事便带有“自我象征”的色彩。
作品中的女娲造人前是这样的：“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充沛的臂膀，向天打一个欠伸„„但是很快她发现自己造出来的都是些“獐头鼠目”令人生厌的小东西，并且满口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于是女娲重又回到先前那种无聊的心境中：“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此句是前句的重复）伊坐在一座山顶上，两手捧着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女娲因为无聊而创造，而创造仍避免不了无聊，这是一个“创造——无聊”的矛盾。鲁迅本人创作小说的过程和当时的心境，和作品中女娲大致无二。这一点可以很容易的在其作品中找到痕迹。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年版）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8226;自序》）
由寂寞而空虚，由空虚而绝望，而这一切都是生命的虚耗。于是在鲁迅的作品中，用写作来消耗生命已反抗绝望和虚空这一主题被反复提及。“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
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的瘢痕。”（《华盖集题记》）可见作为斗士和战斗者的鲁迅是根本不惧怕死亡的，相反他倒更倾向于死后可以速朽，象野草那样，从而免除生存时遭受的“践踏和删刈”，“渴望奔突的地火烧尽一切野草，使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8226;题辞》见《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现实总难如愿，“我”死后不免受到世俗肮脏东西的骚扰，这一切，鲁迅本人也早有预言：“更坏的事情是，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走了几步，又一飞，开口便舔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野草＆#8226;死后》）
这便道出了鲁迅的担忧：作者死而不朽，成为后人盲目崇拜的偶像或练习批评枪法的活靶；作品死而不朽，变成后人任意曲解的“包大旗作虎皮”以唬人的经典。（参看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再回到《补天》，看女娲死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禁军在女娲的死尸肚皮上选择一处最膏腴的地方扎寨，并宣称乃女娲之嫡系；其二是关于仙山的传闻，秦皇汉武听了老道士的讹传，寻而不见，无影无踪。这两桩趣事与鲁迅的担忧恰相吻合，后者不如说是前者巧妙的戏剧性的自嘲。
古衣冠的小丈夫也好，禁军也好，老道士也好，不管他们是否“嫡系”或“正统”，充其量只是作品的阐释者，而且这些阐释者的行为也早已被作家事先编入了作品之中，于是他们（包括后世所有自以为已经深知鲁迅作品真意的研究者）便永远逃脱不了作品对他们的永恒的嘲讽。当然也包括笔者这篇浅薄的文字，也无可选择地被囊括于作家本人早已预设好的关于阐释的圈套中，无可遁逃。从这个意义上讲，《补天》不仅是一个关于创造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创造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