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3期No .3,2010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 总第592期Sum No．592
概说清朝历史的特点
杜家骥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关键词]满汉矛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03－09
中国古代，每一王朝的历史都有其特点，而清朝的特点尤多。清朝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统治的王朝，又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而且处在世界历史格局主要是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这三点，是清朝历史呈现诸多特点尤其是政治方面形成特点的主要原因。以下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四方面，对清朝历史的特点作简要叙述。
缓和，但并没有消失，清后期南方的一些反政府“驱除鞑虏”为号活动及起义，仍以反满之所谓召，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同时又应看到，作为国家的清王朝，又不完全是满族统治者单一组成的国体，并非满族单一民族之国家，而是以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民族统治者共同组成，历史的发展导致民族间在国家这一大蒙、藏、回等民族对满范畴之下进一步融合，汉、族主体统治的民族联合性国家接受并认同，清
一、政治方面
（一）满汉矛盾
清朝是满族以军事征服建立对全国统治的，在清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又实行剃发、易衣冠及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一系列政策，使汉族遭遇重大灾难，尤其是强制推行剃发令，以剃发作为屈从满族统治的标志，极大地摧残汉民族成员的自尊心。以后康雍乾时期所兴起的文字狱，也有残酷打击、震慑汉人士绅民族意识的用意。此外，官场中的“首崇满洲”政策，满人入仕、升迁赋予特权，汉官受到压抑，八旗兵待遇高于汉人绿营兵，又都造成满汉隔阂。凡此造成的满汉民族矛盾、隔阂，长期存在于清代社会。满汉民族矛盾，清初尤为尖锐。南北方也有差别，南方较北方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统治者又着意笼络汉族官绅士人，实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等所谓“爱民”政策，这种矛盾才逐渐【收稿日期】2009－11－10
王朝之国家，也发展为更多民族为国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在这一大前提及客观历史条件下，满汉民族矛盾也发生变化。当初满族征服中原之时，满汉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乃至与明王朝统治者水火不容的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势力，也联合南明一致抗清。当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立足中原，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国家，更多的汉民族士绅民众逐渐现实地承认与接受满族对国家的主宰，赴科举以仕清，或应特科，以服务于国家。即使清初抱有强烈民族气节坚决抗清的士人，思想观念也不无变化，有的仍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则囿于国家、君臣大义，或本人，或子弟、门人配合国家的某些文化活动。其后所发生的反政府起义等，汉官、汉人武装绿营及其他少数民族军队，是参与镇压的重要武装力量，咸同之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又主要是被汉人官僚曾国藩等组织的汉人军队消灭。当清朝遭到外来侵略之时，无论满、汉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都一致对外，保卫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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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还出现汉人官僚士人为满族皇帝守陵，为逊帝复辟无望而自杀的现象，当时的社会，对汉族官绅这种忠于满族皇帝、清王朝的行为，也不再出现从汉民族气节方面去评论他们的社会舆论。
总之，满汉矛盾，是清代一直存在的问题，这种矛盾又是不断地向弱化方面变化，同时，由于清王朝的国家在民族性方面的变化，满汉矛盾及人们的观念、行为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又呈现当时看似矛盾的诸多复杂现象。
（二）满族因素对清朝历史的特殊影响满族与历史上长城以外其他社会形态较落后的民族一样，具有主动进取性，它们均起始于小部族，通过对邻近部族、政权的兼并而发展壮大，进而割据中国北方，乃至入主中原。建立中原统一王朝后，仍保有这种进取性。满族入主中原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主动进取、经营，就是这种精神的延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秦汉以来长期延续土酋世领部民制，汉族中央王朝对其也不甚重视，实行所谓“羁縻”政策。以后两次大的制度变革，实行中央控制，均出现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时期，元朝于该地区实行土司制，把土酋变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清代进一步将世袭性土司废除，改为中央派任的流官，即改土归流。这些地区，由于地理因素等，长期闭塞、落后，社会形态的自然性发展进程极其缓慢，其变化主要靠外部，清朝在西南诸省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以加强中央集权、深化统治，这与满族统治者的主动进取经营有一定关系。对于北方民族，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也不像以前汉族王朝那样，修长城以被动防御，漠西准噶尔部蒙古，被清廷视为影响中原统治的潜在威胁，历经康雍乾时期的几次主动进击，终于解决。
长城以外边区民族问题的解决，使历代困扰中原王朝的所谓“北患”问题至清代而结束，长城也失去以前的防御作用，中原、塞外联为一体，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及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是以前汉族王朝从未做到的。
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也较少汉族王朝的4
“华夷之别”观念，与其他少数民族易于接近联合，主动地与蒙古贵族领主长期联姻，主动招徕笼络藏、蒙民族宗教首领，对少数民族首领封以高爵，并实行年班、围班等制度，加强联系，增进情感，就是这方面的诸多体现。满族统治者实行的这些有异于汉族王朝的措施，对密切民族关系，增强边疆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具有积极作用。
清朝还设立专门管理边疆与少数民族的理藩院，是以前汉族王朝没有的特殊机构。
可以说，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直接、深入，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版图扩大、边疆统治长期稳固，与满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行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满族的某些落后性因素，对清代政治又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满族入关前社会形态较落后，入关后属于主体统治民族，某些落后因素仍以残存的形式影响清代政治。
在满族社会中，落后的主仆等级关系广泛存在，主仆等级观念强烈，在满族观念中，皇帝就是“主”，臣僚就是“仆”，君臣关系因而具有主奴性，皇权专制具有极端性。处于仆从地位的官员对主子皇帝唯诺服从，主子皇帝的至尊威严要绝对维护，因而清代极少有像唐、明等朝指摘甚至集体极力诤谏的现象。专制皇帝行为过失、
皇权造成的某些行政失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不少情况是只有等老子皇帝死后，才由新继位的儿子皇帝改正，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皇帝继位新政等，都属这方面情况，而之初实行的纠偏、
老皇帝在位时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主奴性的君臣关系，也压抑臣下职能的发挥，因而清前期也很少有政治作为的名臣，直到同治以后才有所改变。
入关前的八旗领主分封制，在入关后仍然残留，且继续实行，宗室王公统下五旗，仍领旗下佐领，延续实行世代分领制，即使道光以后仍在实行。下五旗旗人与宗室王公具有主仆关系，其任官者难免受到王公主子的挟制、勒索，这种情况在雍正以前较为严重，主子勒索其奴才官
员，奴才官员便勒索于下属官员及商、民，甚或侵用公帑。王公主子之家役使、殴打官员及其子弟的现象也不鲜见。雍正朝曾严厉制止、整顿，这类现象有所减少，但并未绝迹，以后仍有发生。
满族入关前的贵族政治因素，对入关后的政治也有影响。贵族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贵族凭身份、爵位掌权、任官。清入关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中的议政王、贝勒、贝子、公等是议政的主导者，其充任议政成员，是凭宗室王公身份。康熙中期以后虽很少任命王公议政，而旗人异姓贵胄高官，仍是充任议政大臣的重要资格条件，以致该机构“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终被其他机构所取代。
世爵世职任官，是清代选任官员的方式之“世卿世禄”制度。一，它属于贵族政治内容，即在清代主要是宗室以外的异姓旗人世爵世职之家，凡身为公、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以下云骑尉以上者，不仅爵位传之子孙，而且有爵者可凭爵等授以不同品级之官，年幼者先入世爵世男爵以上还可荫子为官。满族开国职官学学习。
功臣多有爵位，世爵又主要由军功所授，以旗人为多，因而满族多贵族世家。另外，八旗佐领中的相当多数量的勋旧佐领、世管佐领，也是子孙世袭佐领之职。所以世爵世职，主要是满族旗人。这些世爵世职人员不是凭才能选官，其行政能力可想而知。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中原王朝主要实行于商周，战国时期相继被官僚政治取代，以后仅以残余形式少量残存，而到官僚政治已相当成熟的清代，这种落后的政治现象又有皇族内阁，也是这增多，晚清时期的宗王主政、种政治现象的体现。
以功封爵，以爵任官，是国家私属性较强的领主分封制时期，王族对异姓家族中有开国之功、维护家天下统治有功者的奖酬，对国家某些政治经济权益的分赐，带有私交性，而这种做法，是把管理国家的严正性官职，作为物来酬劳私近之人、对本家族有功之人。这种做法，在当时满族统治者的观念中是天经地义的，而这种落后的政治观念，也同样影响着清代职官的选
授。其主要表现，就是清代皇帝将官职中的所谓“肥”“瘠”作为授受的考虑因素，以某些灰色收入较丰的“肥缺”官职，私相授受，加惠私近之人，主要是以满洲为主的旗人。盐政、关差（即税关收税官），是最丰腴的肥缺，为使利益均沾，而还曾规定，由规定一年更换。关差因缺额较多，
京官差任的关差，划分比例，六分之一归汉官，六分之五划归旗人官员。清朝皇帝公开说明这样选授的目的和原则，就是“此等得项较优之，而实际分配又是大部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分（六分之五）划归了旗人，而且主要是满洲旗人，其中又有六分之一划归内务府包衣旗人即皇帝的私家近人家奴。其余如织造、户部司库、工部各司司员，也是优、肥之缺，均主要以旗人充任。这种“肥缺”官职，在清代的河务官、漕务官乃至一般官职中也普遍存在，其授受在清代官场中已是半公开之事，甚至出现某些潜规则，成为清代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
以贵胄世爵身份任官，排挤才干之士的选任；把官缺划分出优、肥与否，作为选任时的考虑因素，以肥缺作为赐予物相授受，亵渎国家公职的严正性。这些领主制贵族政治时代的制度、理念及做法，实行于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时代，便显现出它的落后与腐朽性，造成不良影响。
（三）对往代政治经验、教训的吸取及政治制度的集成与发展
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中原广土众民的汉族，满族皇帝常具忧患意识与危机感，尤其是清前期，因而异常重视对往代汉族王朝高度发达的统治经验、教训等等政治文化的汲取，处于中国王朝时代末期的清代，也为满族皇帝提供了得以集历代统治经验、教训之大成的历史条件。清代皇帝异常重视对皇室、宫廷人员、皇族的管制与约束，实行严厉的皇家家法、宫室制度，因而清代基本上内无宦官之祸、外戚乱政，清帝改历代的公开立太子为密建皇储制，又避免了以前的皇子竞争、太子与皇帝之矛盾及由此而引起的朝政混乱。清代不将宗室、皇子分封地方，则避免了地方宗藩反乱，没有出现往代诸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造成大规模
如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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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宗藩反叛。因而清代宫廷内乱减少，朝政相对清明，国政相对稳定。此外，清代皇帝鉴于明代宗禄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皇庄王庄侵蚀民田造成社会矛盾等教训，实行宗室王公爵位降袭制、皇家子孙在小范围地域内旧有庄园中分拨庄田的制度，消除了明代的这些弊端[1]。以上制度、措施，有利于治世的形成与延续，社会的稳定。
清朝皇帝在其满族入主中原之始，即吸取明代因三饷加派激化社会矛盾而导致王朝速亡的教训，向全国臣民宣布，在赋税征收上“永不加赋”，并形成清帝严格循守不变的“祖制”。与此同时，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换取广大汉民对满族统治者的好感，清帝还经常蠲免田赋，实施其“爱民”政策。这种财政制度，对缓和满汉社会矛却又造成诸多弊端。税收“永不加赋”，还经常实行蠲免，遇到财政拮据又如何解决？清朝皇帝另有其开源、节流措施。开源的主要途径是捐纳，以及咸丰以后的厘金之征、晚清的苛捐杂税等。节流的主要措施是减少皇室、皇族开支，压低百官俸禄、缩减官衙行政经费。清代的官俸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低的，晚清曾任中央户部官的何刚德在清亡后曾总结：“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
[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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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得有并不低薄甚至颇为丰厚的收入，尤其是掌握赋税收入的地方官。加征有了用于公用开支的理由，而征收和使用又由官员私人掌握，贪不分没有严格额度，便使公私混淆，官员清、的弊端也由此产生。变相的有限度的加征被披上合法的外衣，且为皇帝所默认，则加征的额度就只有取决于官员的道德水准了。以官箴自律者，谨守官德底线；贪婪者，恣意加征以中饱私庸贪之辈囊，特别是以捐纳得官者，下本求利、尤多。尽管如此，清朝皇帝也从不以加赋的形式解决，尤其是开支较大的项目如俸饷、军费、河工、赈济、赔款等，财政拮据时，皇帝也从来不下“加赋”，而是开捐，或征“厘捐”、由官员们去令
增加苛捐杂税名目以解决。赋税中的“陋规”，则是常行的，且贯穿有清一代。而清帝一方面实行狡黠的做法，客观上成了皇帝不加征而官员加征，实际情况是真正的清官太少，因而上有不加赋而“轻征”“爱民”的皇帝，下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便成了清代政治腐败的突出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异常发达，至清代，不仅得以实行集大成性的继承，而且根据现实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从而使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发展达到最高峰。其重要体现，就是行政章则的细化，典制内容不断增多。仅中央各机构行政规“则例”，就多达数百种。各类制度的细则也则的
不断增多，总量大大增加。以刑法制度的判案依——律例为例，《大清律例》中的“律”条，是沿据—
袭唐、明之律及其立法精神，雍正年间固定为436条。而实际判案的具体依据，则是在律的原则之下形成的“例”，例在清代刑法中不断增加，康熙初为321条，乾隆中期增加到1456条，至同治年间，则已多达1892条。不断增多的细化之例，为的是使各具体案例在判处上有具体的针对性规定，以期准确、合理。大量增加的“则例”与刑“例”（实际也是“则例”）一样，都是为减少制度章则的笼统性，力图做到事事有章可循，章则对所应处理的事件具有针对性、明确性、固定性，操作简单，把可能上下其手的理性操作，
，一方面默认“陋规”之征，这种近似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实行的相关措施，“永不加赋”
甚至低到不足以维持一般开支的地
步。官衙办公经费也压缩到很低的额度。这两项都是清初时的定制，以后相沿不改。官员们不得不以变相加征赋税的形式来解决，即使清官也不得已而为之，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所谓的“耗羡”之征，以及浮收、折征，这是清代赋税中的“陋规”之征，而且为皇帝所默认，只是在严重时作某种禁限，如雍正时限制耗羡征收额度，实行耗羡归公，并以此增加官员收入及行政经费，实行养廉银制，京官实行双俸制。与官员变相加征的同时，各种灰色收入及把它作为私相馈赠的“陋规”也大行其道，其中不经征赋税的中央官员，其俸禄之外的收入主要是地方有行政关系的官员馈送的“陋规”。“陋规”之名，见之于官方用语，既陋，又成为规，也即潜规则，行之于官场。清代官场下的众官员，就是在表面的低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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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技术性操作。与此同时，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大量复杂繁琐的则例，官员难以掌握，这也是清代中央及地方机构皆大量募用书吏以进行这方面技术性操作的重要原因。很多本应由官经办的政务，变成了由非官之吏来操作。实际上，由于政务异常复杂，则例再细化，也不可能做到复杂的政务细节均有针对性，则例细化的作用，只能是相对的，关键还在于人的掌握。而吏为招募，工酬微薄，五年一任，不得重任，又无考核奖惩，因而利用有限的任职时间经手政务，营私舞弊，捞取实惠，便成为普遍现象。胥吏害政，败坏吏治，又成为清代行政的一大弊端，也是其特点。当朝人就指出：“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还有官员说：“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这些都反映了清“吏弊”的严重性。代
地方官衙利用非职官人员辅助政务，还有另一特殊原因，即没有或很少佐杂官，这与清代精简地方机构以减少开支也有一定关系（其他原因不备述），因为地方佐贰、首领（办理公文杂、杂职等中下级官员，其数量巨大，远超中务者）央官员（各机构长官、司员、小京官），因而对地方佐杂官额缺与选用的控制颇严，否则开支巨大，这也是清代皇帝在前述“节流”上特别关注的方面。清代的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之下，都无佐贰官即副手，督抚、道杂职官，其衙员的主体区划道员，又无首领官、署只有长官。知府、知州、知县，所设佐贰官不仅少，而且在设置上不一定与长官同城同署，大多盐、分驻地方别处，或办理某种专项事务，如漕、茶、河务等，因而府州县长官也实际很少同署佐政的佐贰副手。多用书吏成为必须。长官没有或很少佐贰官，且需监督管理书吏，又是清代地方官衙各级长官几乎无人不聘用幕宾以做行政助手的主要原因。作为幕主的长官自己出资聘用幕宾，甚至到了“无幕不成衙”的地步，也成了清代地方官场的一大特色现象。官员自费聘幕以理国家公务，绝非官德境界崇高，其所图又是什么？地方官不同于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之长官有尚书、侍郎正副二官，且满汉复职，共六人。地方
各级机构是长官一人负责，为政情况好坏，政绩优劣，直接影响其三年一次的考绩，考绩的等任免，这是为官者的次，又关系到他们的升降、人生大事，出资雇幕以佐行政当然值得，尤其对那些以科举入仕而初授知县、以身份特权或捐纳得官等缺乏行政能力者而言，甚至是必需，下本保官也即保住名利地位，或争取升迁，以取得更大的权力利益，更显值得。另外，长官一人难以遍查书吏所经办的公务，吏役舞弊，长官将受到惩罚乃至革职的处分，聘幕以监察、稽查书吏行政，也为必需。长官私人出资聘幕，实行并不是真正自己掏腰包，而是出自其正俸之外的养廉银和规礼的灰色收入，这种收入，又无非出自百姓的赋税，即“陋规”之征，这实际是拿加征百姓的血汗钱来保障或经营自己的仕途。地方官中也不乏利用官权资源、以这种方式为国家做事者，但也并非纯粹为公，而是公私兼顾。也正因如此，清代地方官的这种为政方式，尽管源于清廷财政政策的弊端，却仍为朝政决策者所默认，从而使其得以长期存在。
从表面看，清代地方长官的衙署中很少佐贰官，而实际佐政的幕宾尤其是书吏等，却数量众多，而用于这些人身上报酬的束、工食银之类的开支，则大大超过应设佐杂官的官俸。看似机构精简，开支俭约，而名实不副。对此，清朝皇帝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肯破坏祖制而加赋，以之作为国家征赋的正额，而补充地方行政中的这笔不菲的经费开销。
（四）西方因素对清代政治的影响
清朝政治与往代王朝另一不同特点，是晚清时期在西方影响下，政治制度的诸多变化。
官制方面变化最大的，是引进西方政治理念，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以及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邮传部、民政部、陆军部、海军部。这些都是传统王朝官制从未有过的新事物。
清末又实行立宪，设立资政院、责任内阁、地方咨议局，这些属于近代国家性质的机构，虽初设，但却然设置时间很短，有的还只是筹备、是中国古代王朝体制在性质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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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革，对以后的民国也产生影响。
以上晚清政治内容，现有成果颇多，不作赘述。
带来一系列特代任何一个王朝时期。人口剧增，
殊的社会问题。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无业人口大量增多，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大量游惰闲人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于生计，远走他乡谋生的流
二、社会问题及基层统治的深化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征发对象，由偏重于人，向人、财并重，再向偏重于以土地为主的财产的趋向发展，至清代雍正以后，人丁之征取消，摊入地亩，完全课征地亩。清代摊丁入亩以后，国家只把田地作为课征对象，广大的无田佃农阶层向国家交纳的丁税取消，这一阶层的民众与国家不再因赋役方面发生矛盾。国家之河工等大劳役，改为出银雇募，往代因徭役征发引起的官民矛盾乃至大规模起义也不再出现。清抗税斗争，主要代中期以后频发的向官府抗粮、
是地主、自耕农这些有田阶层发起，这方面的斗争，已不属于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斗争”性质。清代人口剧增，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无田者增多，导致地主增租、夺佃及佃农的反增租夺佃、抗租斗争，成为清代主佃阶级矛盾的突出现象。凡此，都体现了清代社会矛盾的特殊性。
王朝社会早期，民众对统治者的服从性比较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广大平民等级层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提高，主动为自身谋求利益的意识也提高。如果说王朝社会早期、前期的民众反抗斗争，主要体现为逼上绝路被动性的揭竿而起的话，那么到了王朝社会后期，则产生了一般情况下主动谋求利益的活动或武装斗争。宋元以后的秘密宗教，至清代发展为支派繁多的民间组织，组织成员以“种福”、“修福”为重要目的。众多的秘密结社、帮会组织，也主要是为本组织成员谋求或保障其利益。这些秘密宗教、结社等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情况下，便发展为对均平财富的争取。与官府发生矛盾，则发展为争取生存利益的反政府斗争。清代发生的天理教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等，都有这方面内容。
清代是人口迅猛增殖时期，乾隆末年达到三亿，至道光末年又增至四亿，大大超过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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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土著之民也时有矛盾发生。
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人丁不再作为征课对象，国家将人丁固定于乡籍本土以保障丁课的制度也随之取消，百姓可轻去其乡，又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清政府因此而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清代的保甲制，不仅长期延续实行，而且普及到中原直省各州县乡村、边区民族杂居之地，以及盐场、矿区、沿海山中棚民区，甚至客店、寺观僧道、游移之渔民、
乞丐，也纳入保甲稽查体系。保甲制远比宋、明时期发展。与此同时，发端于北宋延续于明清时期的乡约，也被清政府与保甲制一起，纳入基层统治制度的体系之中，无论保长、甲长、地保、乡保，还是乡约、约邻等，官府均赋予其管理界内稽查案件并上报的职责。官府还利用宗族之民、
代表人物乡绅协助治理民间事务，清除或减少政府与民间的隔阂，借用宗族力量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3]。而国家之设官，也深入到州县之下的村镇，府州县的佐贰官，一部分已与知府、知知县不驻同城，而是与广泛设置的大量职掌州、
巡查、缉捕的巡检，在州县内划片，分别负责数十个或一二百个村庄的分防治理[4]。清政府于雍正七年均颁与这些佐贰官印信，以使其具有独立行使管理辖区民众的权力。另外，清代各省的汉人武装绿营兵，在设置上也深入到州县，乃至关津隘口，也设汛置兵，州县之内的某些要地、
多则百余人，少则仅数人，可谓细致入微，这一点，与明代在少数重镇集中驻兵的布设形式也大不相同，体现“化整为散”的特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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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绿营兵的这种布设，与其普及保甲制，又与满族入主中原，加强对基层汉人百姓的控制力度，并在基层主要实行以汉治汉的原则有关。凡此，又都体现了清代对以汉族为主的基层民众统治的深入化。清帝还将其“圣谕”及有关扰乱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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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论述，见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3期。
安的惩处律条，广加刊刻，张贴于城乡，并命地方官、乡约组织定期向百姓宣讲，这又是思想统治深入化的体现。
马互市，在清代雍正末年以后废止，官方垄断的官茶也由此结束，商人领引售茶也即商茶，成为藏地区及国外，成为清代销茶的主要形式，蒙、内地茶的大宗销售去处。清代也成为中国茶业的大发展时期[7]。
清代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东北、漠南蒙古、新疆、台湾等边区被开发，农垦区扩大。内地主要是南方，种植集约化程度高，单产提高。此茶、烟草等种植区域扩大。外，经济作物如棉花、这三种经济作物成为商品经济中的重要品种。经济作物区的扩大，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增多，均需购粮，从而又促进粮食商品化。昔日的苏湖熟东天下足，发展为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之稻米、北之大豆成为重要的商品粮[8]。
在手工业方面，明代，丝织业主要以苏州、杭州为中心，清代不仅这两地的规模都超过明代，而且江宁也发展为另一丝织中心。此外，广州、贵州之遵义、四川、陕西也成为品牌丝织品产地。棉纺织业则突破以前江南地区的局限，华北发展为重要产棉区及棉织业地区。松江、无锡是江南重要棉织品产地与交易地，数量大，广销国内外[9]。矿冶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全国矿场多达二三百处。佛山镇农成为全国最大的铁器制造地，所生产的铁器、具等广销国内外[10]。总体规模上，清代采矿冶金业远远超过前代，达到中国古代发展水平的最高峰[11]。
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市场突破，发展为全国性互有联系的网络性市场，及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12]。长江、沿海在清代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突破了明代以运河为主干、以江南为中心的流通格局[13]。宋元时期那种小范围且带流动性的村市、墟、会等，至明清发展为工商市镇，清代的工商市镇在规模、数量、分布地域上又比明代扩大。四川的打箭炉成为汉藏商人交易的重镇，道光之时已有“小成都”之称。广大蒙古地区，则有内地商帮常年往来贸易。贵金属货币白银的广泛大量使用、税关的大量增设，各地工商会馆的不断兴建，也表明明清尤其是清代商业的长足发展。
三、社会经济
任何一个王朝时代，如果没有发生毁灭性的或极为严重的灾害、战争，其社会经济都会比也以前发展，这是客观规律。清代比以前发展，符合这种规律。中国古代史上的所谓“盛唐”，是指国力的强盛，是相对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之尚未强大，而显出其强盛。处在世界发展范围下，与西方快速发展强大的国家相比，清朝已经明朝社会经济比唐宋落伍①。但纵向本土比较，
发展，清朝在明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代还出现新的社会条件，官方为适应这种社会条件又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清代社会经济比以前又有较显著的发展。
清代人口剧增，促进了边区的开发；人口剧棉布、日常生活器具的需要量大大增，又使盐、增加，必然拉动这些方面工商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联为一体，不再如往代的隔绝状态，便利了中原与边区的经济交流，带动了中原工商业的发展。西方向中国开辟商路，扩大了中国茶、瓷器、丝织品的销路，也刺激这些方面的发展。
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取消匠籍制度，解除了官府对工匠的束缚，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发展。汉、唐、明等朝，或不准商人子弟做官，或在物质享用上予以限制，实行贱商政策。清代取消这些限制，商人子弟可通过科举、捐纳入仕为官，外地经商长期不在本乡者，专门为其增定商籍，以保证其子弟在经商地科举，官府还利用商人为官方经办事务。商人在清代地位提高，有利于业农者向经商方面的改变，从商者增多。
矿政在清代乾隆初期以后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古代基本上禁矿的传统做法，至此转变为大体上允许开矿的政策，矿业生产由此得到长足发展[6]。道光以后进一步开放。历代沿袭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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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汉唐宋元时期所未曾出现的现象。
清代的对外贸易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王朝。与朝鲜是在中江互市。与日本、东南亚各国，主要是中国商人的前往贸易。与西方诸国，则是外商来华贸易。与俄国的贸易主要是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和北京。与西方其他国家贸易，初开四口通商，乾隆中期关闭为一口，于广州交易，一口通商并没有阻止西方对华贸易的扩大，嘉庆时期比乾隆时期发展，道光时期增长更为迅速，来华商船之艘数、中国出口货物的价值，都比乾隆时期成倍、几倍增长[14]
(pp.311~313,266,254~255)
艺术手法上提高，其代表作《红楼梦》更做到性、
了这三方面的完美结合。晚清时期，更出现了大谴责小说。量的针砭时弊的讽刺、
图书的大量编辑与出版，是清代文化领域中的一大显著成就，既有官方，也有私人方面的，官方所做规模较大，类书中的《古今图书集成》、丛书中的《四库全书》，分别是其代表。清人之文集，主要是私人编辑出版，今人柯愈春所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收有存世者即达四万余种。
清代是戏曲大发展时期，地方戏的繁盛是其重要体现。据统计，我国古代戏曲曾形成的剧种约239种，清代形成的就多达202种
588~605)
[15](pp.
。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入侵，先后对华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清朝官方举办洋务，民间私人兴办企业，使社会经济成分发生重大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不断扩大，工业化程度比以前大为提高，这已是人所熟知的史实，不赘述。
。道光年间，又形成具有完整表演体系、高度清代绘画的突出艺术成就，是写意画的发
艺术性的京剧。
展，代表人物是扬州八怪，具有写意特色的绘画艺术，对民国及以后影响颇大。西方传教士把写真技法也传到了中国，清人也有摹仿这种画技
四、文化、科技方面
清代文化，在史学、文学、戏曲等方面有较大发展，取得了较突出或特殊的成就；科技方面，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又受西方影响，吸取某些较本土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出现不同于以往“邸报”的近代报刊业。
清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是史地类书籍编修的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列，民其中清人所修约为国以前所修方志8200余种，
5680种，占70%。清修方志种类也大大丰富，不卫所志、里镇志、乡仅有省府州县志，还有厅志、土志，以及山川、寺庙、名胜等专志。边疆史地图籍，及外国史地，则是清代新兴的两大编纂门类。此外，晚清时期，在史学编纂上，又引进了西方进化观点，出现以章节体编纂史书的新体裁。
文学方面，古代各王朝各有代表性特色的成就，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为小说。清代小说比明代又有发展，突破了以历史题材、话本为内容编写小说的局限，把明中后期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的写作形式进一步发展，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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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科技方面，西方传教士传入西洋天文历法，因其精准度高，清廷以其为《时宪历》，取代元明之时沿用的《大统历》。日心说与地动说，也康熙帝曾命耶稣会传入中国。地理测绘学方面，
士以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法，到全国各地测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参与其事的中国学者也掌握了其测绘法。西方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国有不少学者学习掌握，有些人还有所发展与李善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工业突破，明安图、技术、器物制造如钟表、洋枪洋炮、轮船、铁路、印刷以及电器方面的电灯、电话、电报等，也在清中期或后期传入中国。
清代医学的重要成就，是温病学理论的建立及其临床应用，对瘟疫等传染病，纠正了以前在病因认识上的错误，得出是由感染所致的认识。清代医界，也因这种理论的确立与实践，出现叶桂、薛雪等四大温病学家。另外，产生于明中期南方某些地方的人痘术，也在清代推广到北方，清代皇帝还把这种医术施用于蒙古地区。经传教士的西传，中国的人痘术在英国发展为
牛痘术，又于嘉庆时传到中国，晚清时期，南北方出现很多牛痘局。种痘防治，是清代抵御天花传染的重大成就。再有，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又传入中国。
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发展，是清代社会的重要事件。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传教士创办。戊戌变法运动兴起后，中国近代报刊的兴办出现高潮，变法失败后，很多报纸一度停刊。此后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立宪运动兴起，报刊业再次发展。当时的报刊，既有官方官报，又有民间所办之报，这些非官方的报刊，在宣传西方政治学说、制度、揭露官场腐败、唤起民众觉悟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本文所述观点，有的是自己在阅读清史史籍、研究某些问题时形成的一些浅见，有的是吸取专家学者的研究，现杂凑在一起，作为对清史的整体认识，既不系统，也不一定确切，仅作参考。错误、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作者简介】杜家骥，男，1949年生，天津武清人，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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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文全】
中，人口丧失近8千万。其中大部分是被无辜屠杀的。如
元明清时期的野蛮屠杀
宋代中国人口已近1亿。比较具体的数字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约9347万。但是到元代，人口数急剧下降。成吉思汗鼓励部下杀戮，下令凡遇抵抗，城陷后屠城。蒙古军攻打南宋时，四川遭遇了第一次灭绝性屠杀。四川在宋代经济发达，人口估计近2千万，蒙古军在四川屠杀的结果，使天府之国仅剩约80万人，几乎成为无人区。整个原宋朝统治区域被屠杀的人口，保守的估计是5000万，1985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采用的数字是7000万。
朱元璋也是杀人不眨眼。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诛杀约10万人，他在位30年杀人20万，功臣基本
陪葬的杀光，连一块长大的徐达也不放过。朱元璋死后，
妃子、宫女有46人。
明朝末年全国人口又近1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
1644年，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大屠杀停止
后，每日仍杀百余人，累计杀人10万。清军到来之前，张
杀所有老弱病残人、杀献忠对成都又大肆屠杀，杀蜀人、军中的川人和湖北人。温江县志记载，张献忠屠剿后温
江人口绝迹，到1659年，该县仍仅有54人。张献忠部经常腌制人肉以充军粮。
满族征服汉族开始也是屠杀。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地区后，杀辽民约300万。清兵在扬州屠城，杀人80万；在江阴县，杀17万；在嘉定屠城，杀50多万；在山西大同、湖南湘潭、广东广州屠城。四川在明末时人口有600万，经张献忠和清兵的滥杀，人口仅剩50万。顺治年全国人口仅有1400万左右。
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中大开杀戒，两个月间2万6千余人被杀。湘军攻入南京后，大肆屠杀。太平天国爆发时，全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人口2.3亿，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其他都是被屠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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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3期No .3,2010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 总第592期Sum No．592
概说清朝历史的特点
杜家骥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关键词]满汉矛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03－09
中国古代，每一王朝的历史都有其特点，而清朝的特点尤多。清朝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统治的王朝，又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而且处在世界历史格局主要是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这三点，是清朝历史呈现诸多特点尤其是政治方面形成特点的主要原因。以下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四方面，对清朝历史的特点作简要叙述。
缓和，但并没有消失，清后期南方的一些反政府“驱除鞑虏”为号活动及起义，仍以反满之所谓召，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同时又应看到，作为国家的清王朝，又不完全是满族统治者单一组成的国体，并非满族单一民族之国家，而是以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民族统治者共同组成，历史的发展导致民族间在国家这一大蒙、藏、回等民族对满范畴之下进一步融合，汉、族主体统治的民族联合性国家接受并认同，清
一、政治方面
（一）满汉矛盾
清朝是满族以军事征服建立对全国统治的，在清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又实行剃发、易衣冠及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一系列政策，使汉族遭遇重大灾难，尤其是强制推行剃发令，以剃发作为屈从满族统治的标志，极大地摧残汉民族成员的自尊心。以后康雍乾时期所兴起的文字狱，也有残酷打击、震慑汉人士绅民族意识的用意。此外，官场中的“首崇满洲”政策，满人入仕、升迁赋予特权，汉官受到压抑，八旗兵待遇高于汉人绿营兵，又都造成满汉隔阂。凡此造成的满汉民族矛盾、隔阂，长期存在于清代社会。满汉民族矛盾，清初尤为尖锐。南北方也有差别，南方较北方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统治者又着意笼络汉族官绅士人，实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等所谓“爱民”政策，这种矛盾才逐渐【收稿日期】2009－11－10
王朝之国家，也发展为更多民族为国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在这一大前提及客观历史条件下，满汉民族矛盾也发生变化。当初满族征服中原之时，满汉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乃至与明王朝统治者水火不容的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势力，也联合南明一致抗清。当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立足中原，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国家，更多的汉民族士绅民众逐渐现实地承认与接受满族对国家的主宰，赴科举以仕清，或应特科，以服务于国家。即使清初抱有强烈民族气节坚决抗清的士人，思想观念也不无变化，有的仍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则囿于国家、君臣大义，或本人，或子弟、门人配合国家的某些文化活动。其后所发生的反政府起义等，汉官、汉人武装绿营及其他少数民族军队，是参与镇压的重要武装力量，咸同之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又主要是被汉人官僚曾国藩等组织的汉人军队消灭。当清朝遭到外来侵略之时，无论满、汉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都一致对外，保卫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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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还出现汉人官僚士人为满族皇帝守陵，为逊帝复辟无望而自杀的现象，当时的社会，对汉族官绅这种忠于满族皇帝、清王朝的行为，也不再出现从汉民族气节方面去评论他们的社会舆论。
总之，满汉矛盾，是清代一直存在的问题，这种矛盾又是不断地向弱化方面变化，同时，由于清王朝的国家在民族性方面的变化，满汉矛盾及人们的观念、行为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又呈现当时看似矛盾的诸多复杂现象。
（二）满族因素对清朝历史的特殊影响满族与历史上长城以外其他社会形态较落后的民族一样，具有主动进取性，它们均起始于小部族，通过对邻近部族、政权的兼并而发展壮大，进而割据中国北方，乃至入主中原。建立中原统一王朝后，仍保有这种进取性。满族入主中原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主动进取、经营，就是这种精神的延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秦汉以来长期延续土酋世领部民制，汉族中央王朝对其也不甚重视，实行所谓“羁縻”政策。以后两次大的制度变革，实行中央控制，均出现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时期，元朝于该地区实行土司制，把土酋变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清代进一步将世袭性土司废除，改为中央派任的流官，即改土归流。这些地区，由于地理因素等，长期闭塞、落后，社会形态的自然性发展进程极其缓慢，其变化主要靠外部，清朝在西南诸省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以加强中央集权、深化统治，这与满族统治者的主动进取经营有一定关系。对于北方民族，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也不像以前汉族王朝那样，修长城以被动防御，漠西准噶尔部蒙古，被清廷视为影响中原统治的潜在威胁，历经康雍乾时期的几次主动进击，终于解决。
长城以外边区民族问题的解决，使历代困扰中原王朝的所谓“北患”问题至清代而结束，长城也失去以前的防御作用，中原、塞外联为一体，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及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是以前汉族王朝从未做到的。
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也较少汉族王朝的4
“华夷之别”观念，与其他少数民族易于接近联合，主动地与蒙古贵族领主长期联姻，主动招徕笼络藏、蒙民族宗教首领，对少数民族首领封以高爵，并实行年班、围班等制度，加强联系，增进情感，就是这方面的诸多体现。满族统治者实行的这些有异于汉族王朝的措施，对密切民族关系，增强边疆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具有积极作用。
清朝还设立专门管理边疆与少数民族的理藩院，是以前汉族王朝没有的特殊机构。
可以说，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直接、深入，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版图扩大、边疆统治长期稳固，与满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行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满族的某些落后性因素，对清代政治又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满族入关前社会形态较落后，入关后属于主体统治民族，某些落后因素仍以残存的形式影响清代政治。
在满族社会中，落后的主仆等级关系广泛存在，主仆等级观念强烈，在满族观念中，皇帝就是“主”，臣僚就是“仆”，君臣关系因而具有主奴性，皇权专制具有极端性。处于仆从地位的官员对主子皇帝唯诺服从，主子皇帝的至尊威严要绝对维护，因而清代极少有像唐、明等朝指摘甚至集体极力诤谏的现象。专制皇帝行为过失、
皇权造成的某些行政失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不少情况是只有等老子皇帝死后，才由新继位的儿子皇帝改正，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皇帝继位新政等，都属这方面情况，而之初实行的纠偏、
老皇帝在位时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主奴性的君臣关系，也压抑臣下职能的发挥，因而清前期也很少有政治作为的名臣，直到同治以后才有所改变。
入关前的八旗领主分封制，在入关后仍然残留，且继续实行，宗室王公统下五旗，仍领旗下佐领，延续实行世代分领制，即使道光以后仍在实行。下五旗旗人与宗室王公具有主仆关系，其任官者难免受到王公主子的挟制、勒索，这种情况在雍正以前较为严重，主子勒索其奴才官
员，奴才官员便勒索于下属官员及商、民，甚或侵用公帑。王公主子之家役使、殴打官员及其子弟的现象也不鲜见。雍正朝曾严厉制止、整顿，这类现象有所减少，但并未绝迹，以后仍有发生。
满族入关前的贵族政治因素，对入关后的政治也有影响。贵族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贵族凭身份、爵位掌权、任官。清入关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中的议政王、贝勒、贝子、公等是议政的主导者，其充任议政成员，是凭宗室王公身份。康熙中期以后虽很少任命王公议政，而旗人异姓贵胄高官，仍是充任议政大臣的重要资格条件，以致该机构“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终被其他机构所取代。
世爵世职任官，是清代选任官员的方式之“世卿世禄”制度。一，它属于贵族政治内容，即在清代主要是宗室以外的异姓旗人世爵世职之家，凡身为公、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以下云骑尉以上者，不仅爵位传之子孙，而且有爵者可凭爵等授以不同品级之官，年幼者先入世爵世男爵以上还可荫子为官。满族开国职官学学习。
功臣多有爵位，世爵又主要由军功所授，以旗人为多，因而满族多贵族世家。另外，八旗佐领中的相当多数量的勋旧佐领、世管佐领，也是子孙世袭佐领之职。所以世爵世职，主要是满族旗人。这些世爵世职人员不是凭才能选官，其行政能力可想而知。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中原王朝主要实行于商周，战国时期相继被官僚政治取代，以后仅以残余形式少量残存，而到官僚政治已相当成熟的清代，这种落后的政治现象又有皇族内阁，也是这增多，晚清时期的宗王主政、种政治现象的体现。
以功封爵，以爵任官，是国家私属性较强的领主分封制时期，王族对异姓家族中有开国之功、维护家天下统治有功者的奖酬，对国家某些政治经济权益的分赐，带有私交性，而这种做法，是把管理国家的严正性官职，作为物来酬劳私近之人、对本家族有功之人。这种做法，在当时满族统治者的观念中是天经地义的，而这种落后的政治观念，也同样影响着清代职官的选
授。其主要表现，就是清代皇帝将官职中的所谓“肥”“瘠”作为授受的考虑因素，以某些灰色收入较丰的“肥缺”官职，私相授受，加惠私近之人，主要是以满洲为主的旗人。盐政、关差（即税关收税官），是最丰腴的肥缺，为使利益均沾，而还曾规定，由规定一年更换。关差因缺额较多，
京官差任的关差，划分比例，六分之一归汉官，六分之五划归旗人官员。清朝皇帝公开说明这样选授的目的和原则，就是“此等得项较优之，而实际分配又是大部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分（六分之五）划归了旗人，而且主要是满洲旗人，其中又有六分之一划归内务府包衣旗人即皇帝的私家近人家奴。其余如织造、户部司库、工部各司司员，也是优、肥之缺，均主要以旗人充任。这种“肥缺”官职，在清代的河务官、漕务官乃至一般官职中也普遍存在，其授受在清代官场中已是半公开之事，甚至出现某些潜规则，成为清代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
以贵胄世爵身份任官，排挤才干之士的选任；把官缺划分出优、肥与否，作为选任时的考虑因素，以肥缺作为赐予物相授受，亵渎国家公职的严正性。这些领主制贵族政治时代的制度、理念及做法，实行于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时代，便显现出它的落后与腐朽性，造成不良影响。
（三）对往代政治经验、教训的吸取及政治制度的集成与发展
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中原广土众民的汉族，满族皇帝常具忧患意识与危机感，尤其是清前期，因而异常重视对往代汉族王朝高度发达的统治经验、教训等等政治文化的汲取，处于中国王朝时代末期的清代，也为满族皇帝提供了得以集历代统治经验、教训之大成的历史条件。清代皇帝异常重视对皇室、宫廷人员、皇族的管制与约束，实行严厉的皇家家法、宫室制度，因而清代基本上内无宦官之祸、外戚乱政，清帝改历代的公开立太子为密建皇储制，又避免了以前的皇子竞争、太子与皇帝之矛盾及由此而引起的朝政混乱。清代不将宗室、皇子分封地方，则避免了地方宗藩反乱，没有出现往代诸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造成大规模
如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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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宗藩反叛。因而清代宫廷内乱减少，朝政相对清明，国政相对稳定。此外，清代皇帝鉴于明代宗禄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皇庄王庄侵蚀民田造成社会矛盾等教训，实行宗室王公爵位降袭制、皇家子孙在小范围地域内旧有庄园中分拨庄田的制度，消除了明代的这些弊端[1]。以上制度、措施，有利于治世的形成与延续，社会的稳定。
清朝皇帝在其满族入主中原之始，即吸取明代因三饷加派激化社会矛盾而导致王朝速亡的教训，向全国臣民宣布，在赋税征收上“永不加赋”，并形成清帝严格循守不变的“祖制”。与此同时，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换取广大汉民对满族统治者的好感，清帝还经常蠲免田赋，实施其“爱民”政策。这种财政制度，对缓和满汉社会矛却又造成诸多弊端。税收“永不加赋”，还经常实行蠲免，遇到财政拮据又如何解决？清朝皇帝另有其开源、节流措施。开源的主要途径是捐纳，以及咸丰以后的厘金之征、晚清的苛捐杂税等。节流的主要措施是减少皇室、皇族开支，压低百官俸禄、缩减官衙行政经费。清代的官俸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低的，晚清曾任中央户部官的何刚德在清亡后曾总结：“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
[2]有。”
(p.1)
下，而得有并不低薄甚至颇为丰厚的收入，尤其是掌握赋税收入的地方官。加征有了用于公用开支的理由，而征收和使用又由官员私人掌握，贪不分没有严格额度，便使公私混淆，官员清、的弊端也由此产生。变相的有限度的加征被披上合法的外衣，且为皇帝所默认，则加征的额度就只有取决于官员的道德水准了。以官箴自律者，谨守官德底线；贪婪者，恣意加征以中饱私庸贪之辈囊，特别是以捐纳得官者，下本求利、尤多。尽管如此，清朝皇帝也从不以加赋的形式解决，尤其是开支较大的项目如俸饷、军费、河工、赈济、赔款等，财政拮据时，皇帝也从来不下“加赋”，而是开捐，或征“厘捐”、由官员们去令
增加苛捐杂税名目以解决。赋税中的“陋规”，则是常行的，且贯穿有清一代。而清帝一方面实行狡黠的做法，客观上成了皇帝不加征而官员加征，实际情况是真正的清官太少，因而上有不加赋而“轻征”“爱民”的皇帝，下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便成了清代政治腐败的突出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异常发达，至清代，不仅得以实行集大成性的继承，而且根据现实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从而使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发展达到最高峰。其重要体现，就是行政章则的细化，典制内容不断增多。仅中央各机构行政规“则例”，就多达数百种。各类制度的细则也则的
不断增多，总量大大增加。以刑法制度的判案依——律例为例，《大清律例》中的“律”条，是沿据—
袭唐、明之律及其立法精神，雍正年间固定为436条。而实际判案的具体依据，则是在律的原则之下形成的“例”，例在清代刑法中不断增加，康熙初为321条，乾隆中期增加到1456条，至同治年间，则已多达1892条。不断增多的细化之例，为的是使各具体案例在判处上有具体的针对性规定，以期准确、合理。大量增加的“则例”与刑“例”（实际也是“则例”）一样，都是为减少制度章则的笼统性，力图做到事事有章可循，章则对所应处理的事件具有针对性、明确性、固定性，操作简单，把可能上下其手的理性操作，
，一方面默认“陋规”之征，这种近似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实行的相关措施，“永不加赋”
甚至低到不足以维持一般开支的地
步。官衙办公经费也压缩到很低的额度。这两项都是清初时的定制，以后相沿不改。官员们不得不以变相加征赋税的形式来解决，即使清官也不得已而为之，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所谓的“耗羡”之征，以及浮收、折征，这是清代赋税中的“陋规”之征，而且为皇帝所默认，只是在严重时作某种禁限，如雍正时限制耗羡征收额度，实行耗羡归公，并以此增加官员收入及行政经费，实行养廉银制，京官实行双俸制。与官员变相加征的同时，各种灰色收入及把它作为私相馈赠的“陋规”也大行其道，其中不经征赋税的中央官员，其俸禄之外的收入主要是地方有行政关系的官员馈送的“陋规”。“陋规”之名，见之于官方用语，既陋，又成为规，也即潜规则，行之于官场。清代官场下的众官员，就是在表面的低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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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技术性操作。与此同时，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大量复杂繁琐的则例，官员难以掌握，这也是清代中央及地方机构皆大量募用书吏以进行这方面技术性操作的重要原因。很多本应由官经办的政务，变成了由非官之吏来操作。实际上，由于政务异常复杂，则例再细化，也不可能做到复杂的政务细节均有针对性，则例细化的作用，只能是相对的，关键还在于人的掌握。而吏为招募，工酬微薄，五年一任，不得重任，又无考核奖惩，因而利用有限的任职时间经手政务，营私舞弊，捞取实惠，便成为普遍现象。胥吏害政，败坏吏治，又成为清代行政的一大弊端，也是其特点。当朝人就指出：“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还有官员说：“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这些都反映了清“吏弊”的严重性。代
地方官衙利用非职官人员辅助政务，还有另一特殊原因，即没有或很少佐杂官，这与清代精简地方机构以减少开支也有一定关系（其他原因不备述），因为地方佐贰、首领（办理公文杂、杂职等中下级官员，其数量巨大，远超中务者）央官员（各机构长官、司员、小京官），因而对地方佐杂官额缺与选用的控制颇严，否则开支巨大，这也是清代皇帝在前述“节流”上特别关注的方面。清代的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之下，都无佐贰官即副手，督抚、道杂职官，其衙员的主体区划道员，又无首领官、署只有长官。知府、知州、知县，所设佐贰官不仅少，而且在设置上不一定与长官同城同署，大多盐、分驻地方别处，或办理某种专项事务，如漕、茶、河务等，因而府州县长官也实际很少同署佐政的佐贰副手。多用书吏成为必须。长官没有或很少佐贰官，且需监督管理书吏，又是清代地方官衙各级长官几乎无人不聘用幕宾以做行政助手的主要原因。作为幕主的长官自己出资聘用幕宾，甚至到了“无幕不成衙”的地步，也成了清代地方官场的一大特色现象。官员自费聘幕以理国家公务，绝非官德境界崇高，其所图又是什么？地方官不同于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之长官有尚书、侍郎正副二官，且满汉复职，共六人。地方
各级机构是长官一人负责，为政情况好坏，政绩优劣，直接影响其三年一次的考绩，考绩的等任免，这是为官者的次，又关系到他们的升降、人生大事，出资雇幕以佐行政当然值得，尤其对那些以科举入仕而初授知县、以身份特权或捐纳得官等缺乏行政能力者而言，甚至是必需，下本保官也即保住名利地位，或争取升迁，以取得更大的权力利益，更显值得。另外，长官一人难以遍查书吏所经办的公务，吏役舞弊，长官将受到惩罚乃至革职的处分，聘幕以监察、稽查书吏行政，也为必需。长官私人出资聘幕，实行并不是真正自己掏腰包，而是出自其正俸之外的养廉银和规礼的灰色收入，这种收入，又无非出自百姓的赋税，即“陋规”之征，这实际是拿加征百姓的血汗钱来保障或经营自己的仕途。地方官中也不乏利用官权资源、以这种方式为国家做事者，但也并非纯粹为公，而是公私兼顾。也正因如此，清代地方官的这种为政方式，尽管源于清廷财政政策的弊端，却仍为朝政决策者所默认，从而使其得以长期存在。
从表面看，清代地方长官的衙署中很少佐贰官，而实际佐政的幕宾尤其是书吏等，却数量众多，而用于这些人身上报酬的束、工食银之类的开支，则大大超过应设佐杂官的官俸。看似机构精简，开支俭约，而名实不副。对此，清朝皇帝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肯破坏祖制而加赋，以之作为国家征赋的正额，而补充地方行政中的这笔不菲的经费开销。
（四）西方因素对清代政治的影响
清朝政治与往代王朝另一不同特点，是晚清时期在西方影响下，政治制度的诸多变化。
官制方面变化最大的，是引进西方政治理念，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以及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邮传部、民政部、陆军部、海军部。这些都是传统王朝官制从未有过的新事物。
清末又实行立宪，设立资政院、责任内阁、地方咨议局，这些属于近代国家性质的机构，虽初设，但却然设置时间很短，有的还只是筹备、是中国古代王朝体制在性质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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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革，对以后的民国也产生影响。
以上晚清政治内容，现有成果颇多，不作赘述。
带来一系列特代任何一个王朝时期。人口剧增，
殊的社会问题。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无业人口大量增多，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大量游惰闲人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于生计，远走他乡谋生的流
二、社会问题及基层统治的深化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征发对象，由偏重于人，向人、财并重，再向偏重于以土地为主的财产的趋向发展，至清代雍正以后，人丁之征取消，摊入地亩，完全课征地亩。清代摊丁入亩以后，国家只把田地作为课征对象，广大的无田佃农阶层向国家交纳的丁税取消，这一阶层的民众与国家不再因赋役方面发生矛盾。国家之河工等大劳役，改为出银雇募，往代因徭役征发引起的官民矛盾乃至大规模起义也不再出现。清抗税斗争，主要代中期以后频发的向官府抗粮、
是地主、自耕农这些有田阶层发起，这方面的斗争，已不属于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斗争”性质。清代人口剧增，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无田者增多，导致地主增租、夺佃及佃农的反增租夺佃、抗租斗争，成为清代主佃阶级矛盾的突出现象。凡此，都体现了清代社会矛盾的特殊性。
王朝社会早期，民众对统治者的服从性比较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广大平民等级层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提高，主动为自身谋求利益的意识也提高。如果说王朝社会早期、前期的民众反抗斗争，主要体现为逼上绝路被动性的揭竿而起的话，那么到了王朝社会后期，则产生了一般情况下主动谋求利益的活动或武装斗争。宋元以后的秘密宗教，至清代发展为支派繁多的民间组织，组织成员以“种福”、“修福”为重要目的。众多的秘密结社、帮会组织，也主要是为本组织成员谋求或保障其利益。这些秘密宗教、结社等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情况下，便发展为对均平财富的争取。与官府发生矛盾，则发展为争取生存利益的反政府斗争。清代发生的天理教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等，都有这方面内容。
清代是人口迅猛增殖时期，乾隆末年达到三亿，至道光末年又增至四亿，大大超过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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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土著之民也时有矛盾发生。
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人丁不再作为征课对象，国家将人丁固定于乡籍本土以保障丁课的制度也随之取消，百姓可轻去其乡，又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清政府因此而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清代的保甲制，不仅长期延续实行，而且普及到中原直省各州县乡村、边区民族杂居之地，以及盐场、矿区、沿海山中棚民区，甚至客店、寺观僧道、游移之渔民、
乞丐，也纳入保甲稽查体系。保甲制远比宋、明时期发展。与此同时，发端于北宋延续于明清时期的乡约，也被清政府与保甲制一起，纳入基层统治制度的体系之中，无论保长、甲长、地保、乡保，还是乡约、约邻等，官府均赋予其管理界内稽查案件并上报的职责。官府还利用宗族之民、
代表人物乡绅协助治理民间事务，清除或减少政府与民间的隔阂，借用宗族力量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3]。而国家之设官，也深入到州县之下的村镇，府州县的佐贰官，一部分已与知府、知知县不驻同城，而是与广泛设置的大量职掌州、
巡查、缉捕的巡检，在州县内划片，分别负责数十个或一二百个村庄的分防治理[4]。清政府于雍正七年均颁与这些佐贰官印信，以使其具有独立行使管理辖区民众的权力。另外，清代各省的汉人武装绿营兵，在设置上也深入到州县，乃至关津隘口，也设汛置兵，州县之内的某些要地、
多则百余人，少则仅数人，可谓细致入微，这一点，与明代在少数重镇集中驻兵的布设形式也大不相同，体现“化整为散”的特点[5]
(pp.29~30)
。清代
绿营兵的这种布设，与其普及保甲制，又与满族入主中原，加强对基层汉人百姓的控制力度，并在基层主要实行以汉治汉的原则有关。凡此，又都体现了清代对以汉族为主的基层民众统治的深入化。清帝还将其“圣谕”及有关扰乱社会治
①
具体论述，见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3期。
安的惩处律条，广加刊刻，张贴于城乡，并命地方官、乡约组织定期向百姓宣讲，这又是思想统治深入化的体现。
马互市，在清代雍正末年以后废止，官方垄断的官茶也由此结束，商人领引售茶也即商茶，成为藏地区及国外，成为清代销茶的主要形式，蒙、内地茶的大宗销售去处。清代也成为中国茶业的大发展时期[7]。
清代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东北、漠南蒙古、新疆、台湾等边区被开发，农垦区扩大。内地主要是南方，种植集约化程度高，单产提高。此茶、烟草等种植区域扩大。外，经济作物如棉花、这三种经济作物成为商品经济中的重要品种。经济作物区的扩大，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增多，均需购粮，从而又促进粮食商品化。昔日的苏湖熟东天下足，发展为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之稻米、北之大豆成为重要的商品粮[8]。
在手工业方面，明代，丝织业主要以苏州、杭州为中心，清代不仅这两地的规模都超过明代，而且江宁也发展为另一丝织中心。此外，广州、贵州之遵义、四川、陕西也成为品牌丝织品产地。棉纺织业则突破以前江南地区的局限，华北发展为重要产棉区及棉织业地区。松江、无锡是江南重要棉织品产地与交易地，数量大，广销国内外[9]。矿冶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全国矿场多达二三百处。佛山镇农成为全国最大的铁器制造地，所生产的铁器、具等广销国内外[10]。总体规模上，清代采矿冶金业远远超过前代，达到中国古代发展水平的最高峰[11]。
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市场突破，发展为全国性互有联系的网络性市场，及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12]。长江、沿海在清代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突破了明代以运河为主干、以江南为中心的流通格局[13]。宋元时期那种小范围且带流动性的村市、墟、会等，至明清发展为工商市镇，清代的工商市镇在规模、数量、分布地域上又比明代扩大。四川的打箭炉成为汉藏商人交易的重镇，道光之时已有“小成都”之称。广大蒙古地区，则有内地商帮常年往来贸易。贵金属货币白银的广泛大量使用、税关的大量增设，各地工商会馆的不断兴建，也表明明清尤其是清代商业的长足发展。
三、社会经济
任何一个王朝时代，如果没有发生毁灭性的或极为严重的灾害、战争，其社会经济都会比也以前发展，这是客观规律。清代比以前发展，符合这种规律。中国古代史上的所谓“盛唐”，是指国力的强盛，是相对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之尚未强大，而显出其强盛。处在世界发展范围下，与西方快速发展强大的国家相比，清朝已经明朝社会经济比唐宋落伍①。但纵向本土比较，
发展，清朝在明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代还出现新的社会条件，官方为适应这种社会条件又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清代社会经济比以前又有较显著的发展。
清代人口剧增，促进了边区的开发；人口剧棉布、日常生活器具的需要量大大增，又使盐、增加，必然拉动这些方面工商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联为一体，不再如往代的隔绝状态，便利了中原与边区的经济交流，带动了中原工商业的发展。西方向中国开辟商路，扩大了中国茶、瓷器、丝织品的销路，也刺激这些方面的发展。
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取消匠籍制度，解除了官府对工匠的束缚，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发展。汉、唐、明等朝，或不准商人子弟做官，或在物质享用上予以限制，实行贱商政策。清代取消这些限制，商人子弟可通过科举、捐纳入仕为官，外地经商长期不在本乡者，专门为其增定商籍，以保证其子弟在经商地科举，官府还利用商人为官方经办事务。商人在清代地位提高，有利于业农者向经商方面的改变，从商者增多。
矿政在清代乾隆初期以后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古代基本上禁矿的传统做法，至此转变为大体上允许开矿的政策，矿业生产由此得到长足发展[6]。道光以后进一步开放。历代沿袭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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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汉唐宋元时期所未曾出现的现象。
清代的对外贸易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王朝。与朝鲜是在中江互市。与日本、东南亚各国，主要是中国商人的前往贸易。与西方诸国，则是外商来华贸易。与俄国的贸易主要是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和北京。与西方其他国家贸易，初开四口通商，乾隆中期关闭为一口，于广州交易，一口通商并没有阻止西方对华贸易的扩大，嘉庆时期比乾隆时期发展，道光时期增长更为迅速，来华商船之艘数、中国出口货物的价值，都比乾隆时期成倍、几倍增长[14]
(pp.311~313,266,254~255)
艺术手法上提高，其代表作《红楼梦》更做到性、
了这三方面的完美结合。晚清时期，更出现了大谴责小说。量的针砭时弊的讽刺、
图书的大量编辑与出版，是清代文化领域中的一大显著成就，既有官方，也有私人方面的，官方所做规模较大，类书中的《古今图书集成》、丛书中的《四库全书》，分别是其代表。清人之文集，主要是私人编辑出版，今人柯愈春所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收有存世者即达四万余种。
清代是戏曲大发展时期，地方戏的繁盛是其重要体现。据统计，我国古代戏曲曾形成的剧种约239种，清代形成的就多达202种
588~605)
[15](pp.
。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入侵，先后对华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清朝官方举办洋务，民间私人兴办企业，使社会经济成分发生重大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不断扩大，工业化程度比以前大为提高，这已是人所熟知的史实，不赘述。
。道光年间，又形成具有完整表演体系、高度清代绘画的突出艺术成就，是写意画的发
艺术性的京剧。
展，代表人物是扬州八怪，具有写意特色的绘画艺术，对民国及以后影响颇大。西方传教士把写真技法也传到了中国，清人也有摹仿这种画技
四、文化、科技方面
清代文化，在史学、文学、戏曲等方面有较大发展，取得了较突出或特殊的成就；科技方面，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又受西方影响，吸取某些较本土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出现不同于以往“邸报”的近代报刊业。
清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是史地类书籍编修的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列，民其中清人所修约为国以前所修方志8200余种，
5680种，占70%。清修方志种类也大大丰富，不卫所志、里镇志、乡仅有省府州县志，还有厅志、土志，以及山川、寺庙、名胜等专志。边疆史地图籍，及外国史地，则是清代新兴的两大编纂门类。此外，晚清时期，在史学编纂上，又引进了西方进化观点，出现以章节体编纂史书的新体裁。
文学方面，古代各王朝各有代表性特色的成就，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为小说。清代小说比明代又有发展，突破了以历史题材、话本为内容编写小说的局限，把明中后期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的写作形式进一步发展，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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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科技方面，西方传教士传入西洋天文历法，因其精准度高，清廷以其为《时宪历》，取代元明之时沿用的《大统历》。日心说与地动说，也康熙帝曾命耶稣会传入中国。地理测绘学方面，
士以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法，到全国各地测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参与其事的中国学者也掌握了其测绘法。西方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国有不少学者学习掌握，有些人还有所发展与李善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工业突破，明安图、技术、器物制造如钟表、洋枪洋炮、轮船、铁路、印刷以及电器方面的电灯、电话、电报等，也在清中期或后期传入中国。
清代医学的重要成就，是温病学理论的建立及其临床应用，对瘟疫等传染病，纠正了以前在病因认识上的错误，得出是由感染所致的认识。清代医界，也因这种理论的确立与实践，出现叶桂、薛雪等四大温病学家。另外，产生于明中期南方某些地方的人痘术，也在清代推广到北方，清代皇帝还把这种医术施用于蒙古地区。经传教士的西传，中国的人痘术在英国发展为
牛痘术，又于嘉庆时传到中国，晚清时期，南北方出现很多牛痘局。种痘防治，是清代抵御天花传染的重大成就。再有，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又传入中国。
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发展，是清代社会的重要事件。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传教士创办。戊戌变法运动兴起后，中国近代报刊的兴办出现高潮，变法失败后，很多报纸一度停刊。此后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立宪运动兴起，报刊业再次发展。当时的报刊，既有官方官报，又有民间所办之报，这些非官方的报刊，在宣传西方政治学说、制度、揭露官场腐败、唤起民众觉悟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本文所述观点，有的是自己在阅读清史史籍、研究某些问题时形成的一些浅见，有的是吸取专家学者的研究，现杂凑在一起，作为对清史的整体认识，既不系统，也不一定确切，仅作参考。错误、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作者简介】杜家骥，男，1949年生，天津武清人，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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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文全】
中，人口丧失近8千万。其中大部分是被无辜屠杀的。如
元明清时期的野蛮屠杀
宋代中国人口已近1亿。比较具体的数字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约9347万。但是到元代，人口数急剧下降。成吉思汗鼓励部下杀戮，下令凡遇抵抗，城陷后屠城。蒙古军攻打南宋时，四川遭遇了第一次灭绝性屠杀。四川在宋代经济发达，人口估计近2千万，蒙古军在四川屠杀的结果，使天府之国仅剩约80万人，几乎成为无人区。整个原宋朝统治区域被屠杀的人口，保守的估计是5000万，1985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采用的数字是7000万。
朱元璋也是杀人不眨眼。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诛杀约10万人，他在位30年杀人20万，功臣基本
陪葬的杀光，连一块长大的徐达也不放过。朱元璋死后，
妃子、宫女有46人。
明朝末年全国人口又近1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
1644年，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大屠杀停止
后，每日仍杀百余人，累计杀人10万。清军到来之前，张
杀所有老弱病残人、杀献忠对成都又大肆屠杀，杀蜀人、军中的川人和湖北人。温江县志记载，张献忠屠剿后温
江人口绝迹，到1659年，该县仍仅有54人。张献忠部经常腌制人肉以充军粮。
满族征服汉族开始也是屠杀。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地区后，杀辽民约300万。清兵在扬州屠城，杀人80万；在江阴县，杀17万；在嘉定屠城，杀50多万；在山西大同、湖南湘潭、广东广州屠城。四川在明末时人口有600万，经张献忠和清兵的滥杀，人口仅剩50万。顺治年全国人口仅有1400万左右。
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中大开杀戒，两个月间2万6千余人被杀。湘军攻入南京后，大肆屠杀。太平天国爆发时，全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人口2.3亿，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其他都是被屠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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