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论文中国哲学史论文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摘 要：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地位的确立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关于史料学的方法理论。总体观之，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和用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等优点，但也存在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和具体哲学史料介绍有些简略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贡献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其196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一书中。此前，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探讨过哲学史料的种类、审定以及整理等问题，朱谦之先生更是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1957年油印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和1959年8月完成的手稿本（通论三部，九册）①两部专著。但胡适尚没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意识，甚至连学科之名也未提及，而朱谦之先生虽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为名的著述，但其著作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更没有在学界形成广泛影响。
一
事实上，早在1925年6月中州大学任教时，冯友兰先生就在《对
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②一文中对哲学史料进行分类，指出史料有“原始史料”和“辅助的史料”两种。其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更进而划定了中国哲学史史料的五个选取标准③，并注重总结古代著述体裁。这两项工作分别是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范围和史料特点的探讨。1937年，冯先生在《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文章中又提出原料、副料和旁料的史料三分法。然而，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上集中成就的却是其《初稿》。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冯氏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者，亦主要是基于其《初稿》对该学科之划时代的贡献。
《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写作范式。
从内容看，冯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和第二章“论目录”，讲史料学理论；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十四章，是介绍哲学典籍的具体史料学。查看冯著之后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都遵循了此种二分的写作范式，只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也呈日益增大之势。我们认为，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冯友兰先生是有一定关系的。在《初稿》第一章，他给史料学下了一个定义：“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④
虽然冯先生在其著作里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定义，即他没有着重讲述“关于史料的方法论”，而是偏向于具体哲学史料的宣介，但是他的这一卓越见解却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指示了研究方向。如上所
述，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呈日益增大之势，这表明学界对之重视程度日益增加。
在具体史料学部分，冯友兰先生所选出的哲学典籍，也基本划定了其后史料学论著的介绍范围。他把中国的哲学史料分为商至西周、春秋战国、汉至晋、唐至清和近代时期五个历史阶段，其中商至西周属于奴隶社会时期，春秋战国属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汉至晋属于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唐至清属于后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对于近代时期的哲学史料，冯先生则没有确定社会性质。与《初稿》相比，尽管其后的史料学专著介绍史料的详略程度和叙述方式有所不同，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和修正所介绍哲学史料的内容，但是，它们基本没有越出《初稿》制定的选材框架。这也是我们认为《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写作范式的第二个原因。
此外，《初稿》还设置了《附录》，对应正文的“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论目录”以及中国哲学史料的五个历史阶段摘录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与正文相得益彰。此举被商聚德先生视为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内容之一。⑤
二
《初稿》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史料学理论。
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已经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要求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占有材料。因而，冯氏强调，研究者
只有对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表现他自己的看法、构成他自己的体系。在他看来，史料学就是为“占有材料”作准备工作。进而，冯先生认为，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必须在史料方面合乎科学要求地完成四步工作：
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
第二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
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
第四步的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⑥
然而，史料学的任务却不是要把这四步都完成，而是要解决与前三个步骤有关的问题。冯友兰先生指出，第四步选择史料的工作已经不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冯友兰先生并没有止步于笼统地提出史料学任务，而是对其中每一步都介绍了具体的操作方法。
1.收集史料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浩繁。因而，如何从繁杂多样的史料中找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就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冯氏的说法，这些问题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有些什么史料？到哪里去找？怎样可以找全？”⑦对此，他从两个角度进行回答。
第一，收集的内容——收集什么才能“全”？
冯友兰先生从哲学史料的种类划分入手谈这个问题。这时，冯友兰先生在此问题上又重新回到了二分法——《初稿》认为中国哲学史料有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之分。在他看来，原始史料是最可靠的，但
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哲学家本人没有什么著作，或者其著作已经遗失，那就只能依据辅助史料进行研究工作。但从种类划分的角度看，只有将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两种材料都收集上来，才是“全”。
翻检《初稿》的具体史料学部分可见，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后冯先生都会介绍一些总括性的书籍或类书，他看到，这些书籍中的史料，可供辑佚校勘之用，也可用于了解一时代的风气。我们认为，冯氏的这种做法为全面收集史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第二，收集的原则——怎样收集才能保证“全”？
依冯友兰先生之意，我们不仅要尽可能把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收集起来，而且要在实际使用史料的过程中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的效果。第一个原则是，避免“陋”，即有较早的史料而不知，却引用了较晚的史料。第二个原则是，如果有与研究者的结论相反的史料，他便需要加以解释，不能视而不见，或假装不知。
总之，冯氏认为收集史料时要找到“早”的史料和反面的史料。我们认为，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收集史料比单纯从种类角度收集史料会更让史料收集者感到有的放矢。这是此说的可取之处。然而，冯友兰先生显然没有厘清收集史料和运用史料的界限，他所讲的收集的原则其实是使用的原则。这是此说的不足之处。但是，这种不足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确立初期出现也属正常。
2.审查史料
冯先生明确表示，审查史料就是对于史料做“去伪存真”的工作。
论其方法，不外四端：
第一，从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
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主要是书籍或文献。而这些书籍或文献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们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源流。因而，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工作之一就是梳理古代主要哲学文献的源流，看它们是怎样发展到现在的面貌的。经过这种考察，才能了解哲学史料的性质及其可靠程度。例如，关于《论语》，冯先生认为，它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们所记忆的孔子言行的书。这些追述本来是一条一条地记载下来，后来逐步编在一起。《上论语》最后一篇《乡党》，专记孔子一生的生活习惯，好像是全书的结尾。因而，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随着记载内容的增加才又编成《下论语》。从文字看，《上论语》简短，《下论语》详细甚至出现长篇大论。冯先生指出，这些长篇大论恐怕有引申的成分，可靠性相对比较差。
第二，从语言、体裁和文本内容审查史料。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流问题，语言和文风也会染上时代色彩。因而，冯氏主张从语言、体裁来分析史料的时代。《初稿》中，他多处总结古代著述体裁，但这些总结基本上是秉承其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的观点。关于古代的语言特点，他举例说：
按春秋时期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的主人为“子”。
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⑧
“子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对于墨子的称呼。到战国时期，称某子的人多了，作为一个学派的领袖人物，大家都称他为某子；他自己的弟子就于某子之上又加了一个“子”，以示区别。⑨
不仅如此，冯友兰先生还倡导从文本内容包括其所讨论的问题和涉及的时事来审查史料。如关于《墨辩》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内容，他概括了三个特点：第一，讨论的问题或是关于自然科学，或是关于认识论和逻辑；第二，六篇中有对于先秦各学派的批评；第三，从形式看，“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对之加以说明。然而他又认为，自然科学、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皆非墨子时代所有，对先秦各派的批评只有在各学派有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经”“说”之体裁与《韩非子内储说》相同，因此是战国末期作品。根据这三条证据，冯先生宣称《墨辩》六篇是后期墨家的著作。
由此，从书的内容辨别史料真伪被冯先生视为最可靠的辨伪方法之一。
第三，从目录、学术思想史、他书引用审查史料。
冯友兰先生指出，对史料的初步调查要靠书目。具体地说，就是审查其相应的时代目录。他认为：
一般地说来，我们在审查一部书的时代的时候，有个原则：如果这部书的书名不见于当时的目录中，而我们又没有确凿的根据，能够
证明它是出现于那个目录以前，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它一定是出现于那个目录以后。⑩
以《老子河上丈人注》为例，冯氏考见其在《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著录，而是直至魏晋时著作才提及此书，《隋书经籍志》始将之列入。因而，他主张该书出现于《汉书艺文志》以后、魏晋以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汉书艺文志》之前。又如对《老子指归》，冯先生通过翻阅史籍目录，看到《汉书艺文志》未著录，《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才著录，宗炳《明佛论》还引用此书，故以其时代近于河上公注。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学术思想史也可作为审查史料的依据：如果一部特定时代的哲学著作，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中没有任何痕迹，其来源就很可疑。这是因为，哲学著作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都必然会留下痕迹。
从他书的引用中寻找证据也是冯先生审查史料的方法之一。如介绍《韩非子》时，他说：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秦始皇看见《孤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诉他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后来秦二世下命令责备李斯，引韩非的话；李斯上书给秦二世，也引韩非的话（参见《史记李斯列传》）。他们所引的话均见于《五蠹》和《显学》。可见《孤愤》、《五蠹》和《显学》确是韩非本人所作。(11)
以上，史料的历史、语言、体裁和内容等证据都在史料本身之内，故而被称为“内证”，而目录、学术思想史和他书等都不在史料本身
之内，故而被称为“外证”。也就是说，冯友兰先生是从内证、外证两个角度讲述审查史料的方法。我们认为，综合运用内证和外证审查史料，离冯氏所讲“真”之审查标准不远矣。应该指出的是，与20—40年代的观点一致，冯先生此时仍主张弄清史料真伪的实质是确定其著作时代。
3.了解史料
做完去伪存真的工作之后，还要对史料进行“由表及里”的了解工作。冯友兰先生认为，了解史料达到“透”需要从四个方面对之解析：
第一，注意史料的阶级性。
在60年代的冯先生的思想世界里，中国古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阶级社会的史料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他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一种文字著作是哪一阶级的人所写。在这种观念下，冯先生以社会的阶级属性为准对中国哲学史料进行分期。他还认为，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史料是统治阶级和其知识分子的作品。如果说在《初稿》的史料分析中冯先生的阶级分析法贯彻得还不太明显，那么其同期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则处处体现这种氛围。
第二，确定史料的不同程度的可靠性。
冯友兰先生强调，即使同一时代的史料都出于同一时代的人之手，也并不能保证它们必定具有同样的可靠性，而要得到可靠性程度比较高的史料，还必须对史料作者的历史身份、地位、政治面貌和学术派别等进行审查。这是因为：
史料的性质，跟著作人的阶级地位、社会关系和政治观点都有必然的联系。不确定它的著作人，就不能认识这些关系。
不能确定一个史料的著作人，对于确定史料时代的先后和正确地说明某一思想发展的情况，都有困难。(12)
第三，合理选择关于史料的注解书籍。
由于古书与今人所处的时空不同以及古代语言和现在语言的巨大差异，今人阅读和理解古书尤其是先秦书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往往要依靠前人的注解。可是一部古书并不止一种注解，尤其是《易经》等“经”书，注释之书可能有几百种甚或几千种。如此，如何合理选择注解书籍必然会进入研究者的思考范围。
第四，分析史料的版本差异，择取善本。
版本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必须注意的问题，因为一部哲学书籍经常会存在多种版本。多年的古籍研究经验使冯友兰先生认识到，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其内容不一定完全相同，文字上的差异更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该知道其所研究的对象的哪些版本内容比较完整、文字比较正确，即何者为善本。介绍史料的过程中，他也非常重视版本问题。不仅如此，他还从版本出发讲校勘的方法。冯氏认为，校勘家喜欢用别本来改通行本，其实别本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以《庄子养生主》“目无全牛”为例，别本有作“目无生牛”的，刘文典先生据之将“全”改为“生”，而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从意义上看“全”字远胜于“生”字，并进而强调“关于古书的校勘工作，必须把字句的异同和上下文的意义结合起来推究，才能做好”。
(13)
总之，《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写作范式，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任务，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哲学史料的研究方法，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的确立。
三
虽然上文我们仅以20世纪60年代的《初稿》为中心探讨了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但宽泛而言，自20年代到90年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从未间断，与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如影随形，尽管各个时期对史料学这一维度的偏重程度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史料学工作为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整体而言，冯氏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视角上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动态特征。从1925年6月《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中关于史料种类的论述开始，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讨论哲学史料选取标准以及古代哲学著述体裁等，再到《中国哲学史补》对诸子起源、新史料分类法等问题的探究，整个20—40年代冯先生所采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都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进行解释和阐发。此种模式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从而使西方哲学尤其是新实在论成为其分析哲学史料的实际视角，如被冯先生作为哲学史料选取标准的哲学“三大
部”——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就带有绝对的西方色彩。50—60年代，冯友兰先生则以从苏联“学术权威”那里学来的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语，从而陷入了教条。80年代初，他开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决定以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此时冯氏的研究视角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没有依傍马克思主义，更没有抄写马克思主义，而是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知，冯先生已经逐步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走向对之进行生动贴切的应用。
第二，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之前，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一套较为系统的哲学史料研究方法，然而，由于缺乏学科意识，从整体上看他的史料研究方法还是更多地体现于其治学实践中。朱谦之先生虽然具备了鲜明的学科意识，但并没有将史料学方法部分单独开列，而是在具体介绍哲学史料时穿插方法理论。但必须强调的是，朱氏在介绍史料时穿插理论比胡氏在治学实践中体现方法更高一筹，这不仅因为其方法意识更强，而且也因为其距离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更近。冯友兰先生在《初稿》中用了两章的篇幅将史料学方法单独开列，这一方面如上文所说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其对史料学方法的重视。所以我们认为，将史料学方法单独开列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分开，而且在于其表征了冯先生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证明，这一转变
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来说具有实质的意义。
第三，用发展的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我们知道，通过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是冯先生史料学方法之一。其实，这也是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突出特色之一，因为关于史料的成书过程的研究是随着出土的早期文献的增多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步得到学界的重视的，冯先生在60年代就关注于此是难能可贵的。而“新出土文献的研究之所以与古史史料学问题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某些真实细节，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判断与古书成书和流传过程有关的史料学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在看到大量古书的早期文本的实物资料之后，我们才能真正逼近了解古书和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形成的真实过程，从而逼近了解所有已知古代资料之间真正的关系，而这时我们用来处理古史史料问题的方法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14)和中国哲学密切相关的史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竹简等的出土或回收，无疑为冯氏这一方法论增添了不少现实意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内容也不够充分，具体哲学书籍的介绍也有些简略，尤其是对“五四”后的哲学史料做了完全省略的处理，等等。这些不足之处在其后学者的史料学研究中渐次被发现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注释
①黄夏年：《朱谦之著述目录》，《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②冯友兰：《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太平洋》杂志第4卷第10期。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260页。
④⑥⑦⑧⑨⑩(11)(12)(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5、295—296、298、324、327、305—306、355、393—394、345页。
⑤商聚德先生说：“谨提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构想。这就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设上下两编，上编讲史料学通论，下编讲史料举要。另外，酌情设附录。”参见商聚德、韩进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冯友兰论文中国哲学史论文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摘 要：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地位的确立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关于史料学的方法理论。总体观之，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和用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等优点，但也存在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和具体哲学史料介绍有些简略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贡献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其196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一书中。此前，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探讨过哲学史料的种类、审定以及整理等问题，朱谦之先生更是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1957年油印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和1959年8月完成的手稿本（通论三部，九册）①两部专著。但胡适尚没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意识，甚至连学科之名也未提及，而朱谦之先生虽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为名的著述，但其著作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更没有在学界形成广泛影响。
一
事实上，早在1925年6月中州大学任教时，冯友兰先生就在《对
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②一文中对哲学史料进行分类，指出史料有“原始史料”和“辅助的史料”两种。其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更进而划定了中国哲学史史料的五个选取标准③，并注重总结古代著述体裁。这两项工作分别是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范围和史料特点的探讨。1937年，冯先生在《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文章中又提出原料、副料和旁料的史料三分法。然而，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上集中成就的却是其《初稿》。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冯氏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者，亦主要是基于其《初稿》对该学科之划时代的贡献。
《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写作范式。
从内容看，冯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和第二章“论目录”，讲史料学理论；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十四章，是介绍哲学典籍的具体史料学。查看冯著之后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都遵循了此种二分的写作范式，只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也呈日益增大之势。我们认为，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冯友兰先生是有一定关系的。在《初稿》第一章，他给史料学下了一个定义：“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④
虽然冯先生在其著作里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定义，即他没有着重讲述“关于史料的方法论”，而是偏向于具体哲学史料的宣介，但是他的这一卓越见解却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指示了研究方向。如上所
述，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呈日益增大之势，这表明学界对之重视程度日益增加。
在具体史料学部分，冯友兰先生所选出的哲学典籍，也基本划定了其后史料学论著的介绍范围。他把中国的哲学史料分为商至西周、春秋战国、汉至晋、唐至清和近代时期五个历史阶段，其中商至西周属于奴隶社会时期，春秋战国属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汉至晋属于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唐至清属于后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对于近代时期的哲学史料，冯先生则没有确定社会性质。与《初稿》相比，尽管其后的史料学专著介绍史料的详略程度和叙述方式有所不同，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和修正所介绍哲学史料的内容，但是，它们基本没有越出《初稿》制定的选材框架。这也是我们认为《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写作范式的第二个原因。
此外，《初稿》还设置了《附录》，对应正文的“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论目录”以及中国哲学史料的五个历史阶段摘录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与正文相得益彰。此举被商聚德先生视为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内容之一。⑤
二
《初稿》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史料学理论。
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已经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要求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占有材料。因而，冯氏强调，研究者
只有对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表现他自己的看法、构成他自己的体系。在他看来，史料学就是为“占有材料”作准备工作。进而，冯先生认为，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必须在史料方面合乎科学要求地完成四步工作：
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
第二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
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
第四步的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⑥
然而，史料学的任务却不是要把这四步都完成，而是要解决与前三个步骤有关的问题。冯友兰先生指出，第四步选择史料的工作已经不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冯友兰先生并没有止步于笼统地提出史料学任务，而是对其中每一步都介绍了具体的操作方法。
1.收集史料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浩繁。因而，如何从繁杂多样的史料中找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就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冯氏的说法，这些问题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有些什么史料？到哪里去找？怎样可以找全？”⑦对此，他从两个角度进行回答。
第一，收集的内容——收集什么才能“全”？
冯友兰先生从哲学史料的种类划分入手谈这个问题。这时，冯友兰先生在此问题上又重新回到了二分法——《初稿》认为中国哲学史料有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之分。在他看来，原始史料是最可靠的，但
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哲学家本人没有什么著作，或者其著作已经遗失，那就只能依据辅助史料进行研究工作。但从种类划分的角度看，只有将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两种材料都收集上来，才是“全”。
翻检《初稿》的具体史料学部分可见，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后冯先生都会介绍一些总括性的书籍或类书，他看到，这些书籍中的史料，可供辑佚校勘之用，也可用于了解一时代的风气。我们认为，冯氏的这种做法为全面收集史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第二，收集的原则——怎样收集才能保证“全”？
依冯友兰先生之意，我们不仅要尽可能把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收集起来，而且要在实际使用史料的过程中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的效果。第一个原则是，避免“陋”，即有较早的史料而不知，却引用了较晚的史料。第二个原则是，如果有与研究者的结论相反的史料，他便需要加以解释，不能视而不见，或假装不知。
总之，冯氏认为收集史料时要找到“早”的史料和反面的史料。我们认为，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收集史料比单纯从种类角度收集史料会更让史料收集者感到有的放矢。这是此说的可取之处。然而，冯友兰先生显然没有厘清收集史料和运用史料的界限，他所讲的收集的原则其实是使用的原则。这是此说的不足之处。但是，这种不足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确立初期出现也属正常。
2.审查史料
冯先生明确表示，审查史料就是对于史料做“去伪存真”的工作。
论其方法，不外四端：
第一，从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
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主要是书籍或文献。而这些书籍或文献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们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源流。因而，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工作之一就是梳理古代主要哲学文献的源流，看它们是怎样发展到现在的面貌的。经过这种考察，才能了解哲学史料的性质及其可靠程度。例如，关于《论语》，冯先生认为，它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们所记忆的孔子言行的书。这些追述本来是一条一条地记载下来，后来逐步编在一起。《上论语》最后一篇《乡党》，专记孔子一生的生活习惯，好像是全书的结尾。因而，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随着记载内容的增加才又编成《下论语》。从文字看，《上论语》简短，《下论语》详细甚至出现长篇大论。冯先生指出，这些长篇大论恐怕有引申的成分，可靠性相对比较差。
第二，从语言、体裁和文本内容审查史料。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流问题，语言和文风也会染上时代色彩。因而，冯氏主张从语言、体裁来分析史料的时代。《初稿》中，他多处总结古代著述体裁，但这些总结基本上是秉承其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的观点。关于古代的语言特点，他举例说：
按春秋时期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的主人为“子”。
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⑧
“子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对于墨子的称呼。到战国时期，称某子的人多了，作为一个学派的领袖人物，大家都称他为某子；他自己的弟子就于某子之上又加了一个“子”，以示区别。⑨
不仅如此，冯友兰先生还倡导从文本内容包括其所讨论的问题和涉及的时事来审查史料。如关于《墨辩》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内容，他概括了三个特点：第一，讨论的问题或是关于自然科学，或是关于认识论和逻辑；第二，六篇中有对于先秦各学派的批评；第三，从形式看，“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对之加以说明。然而他又认为，自然科学、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皆非墨子时代所有，对先秦各派的批评只有在各学派有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经”“说”之体裁与《韩非子内储说》相同，因此是战国末期作品。根据这三条证据，冯先生宣称《墨辩》六篇是后期墨家的著作。
由此，从书的内容辨别史料真伪被冯先生视为最可靠的辨伪方法之一。
第三，从目录、学术思想史、他书引用审查史料。
冯友兰先生指出，对史料的初步调查要靠书目。具体地说，就是审查其相应的时代目录。他认为：
一般地说来，我们在审查一部书的时代的时候，有个原则：如果这部书的书名不见于当时的目录中，而我们又没有确凿的根据，能够
证明它是出现于那个目录以前，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它一定是出现于那个目录以后。⑩
以《老子河上丈人注》为例，冯氏考见其在《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著录，而是直至魏晋时著作才提及此书，《隋书经籍志》始将之列入。因而，他主张该书出现于《汉书艺文志》以后、魏晋以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汉书艺文志》之前。又如对《老子指归》，冯先生通过翻阅史籍目录，看到《汉书艺文志》未著录，《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才著录，宗炳《明佛论》还引用此书，故以其时代近于河上公注。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学术思想史也可作为审查史料的依据：如果一部特定时代的哲学著作，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中没有任何痕迹，其来源就很可疑。这是因为，哲学著作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都必然会留下痕迹。
从他书的引用中寻找证据也是冯先生审查史料的方法之一。如介绍《韩非子》时，他说：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秦始皇看见《孤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诉他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后来秦二世下命令责备李斯，引韩非的话；李斯上书给秦二世，也引韩非的话（参见《史记李斯列传》）。他们所引的话均见于《五蠹》和《显学》。可见《孤愤》、《五蠹》和《显学》确是韩非本人所作。(11)
以上，史料的历史、语言、体裁和内容等证据都在史料本身之内，故而被称为“内证”，而目录、学术思想史和他书等都不在史料本身
之内，故而被称为“外证”。也就是说，冯友兰先生是从内证、外证两个角度讲述审查史料的方法。我们认为，综合运用内证和外证审查史料，离冯氏所讲“真”之审查标准不远矣。应该指出的是，与20—40年代的观点一致，冯先生此时仍主张弄清史料真伪的实质是确定其著作时代。
3.了解史料
做完去伪存真的工作之后，还要对史料进行“由表及里”的了解工作。冯友兰先生认为，了解史料达到“透”需要从四个方面对之解析：
第一，注意史料的阶级性。
在60年代的冯先生的思想世界里，中国古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阶级社会的史料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他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一种文字著作是哪一阶级的人所写。在这种观念下，冯先生以社会的阶级属性为准对中国哲学史料进行分期。他还认为，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史料是统治阶级和其知识分子的作品。如果说在《初稿》的史料分析中冯先生的阶级分析法贯彻得还不太明显，那么其同期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则处处体现这种氛围。
第二，确定史料的不同程度的可靠性。
冯友兰先生强调，即使同一时代的史料都出于同一时代的人之手，也并不能保证它们必定具有同样的可靠性，而要得到可靠性程度比较高的史料，还必须对史料作者的历史身份、地位、政治面貌和学术派别等进行审查。这是因为：
史料的性质，跟著作人的阶级地位、社会关系和政治观点都有必然的联系。不确定它的著作人，就不能认识这些关系。
不能确定一个史料的著作人，对于确定史料时代的先后和正确地说明某一思想发展的情况，都有困难。(12)
第三，合理选择关于史料的注解书籍。
由于古书与今人所处的时空不同以及古代语言和现在语言的巨大差异，今人阅读和理解古书尤其是先秦书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往往要依靠前人的注解。可是一部古书并不止一种注解，尤其是《易经》等“经”书，注释之书可能有几百种甚或几千种。如此，如何合理选择注解书籍必然会进入研究者的思考范围。
第四，分析史料的版本差异，择取善本。
版本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必须注意的问题，因为一部哲学书籍经常会存在多种版本。多年的古籍研究经验使冯友兰先生认识到，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其内容不一定完全相同，文字上的差异更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该知道其所研究的对象的哪些版本内容比较完整、文字比较正确，即何者为善本。介绍史料的过程中，他也非常重视版本问题。不仅如此，他还从版本出发讲校勘的方法。冯氏认为，校勘家喜欢用别本来改通行本，其实别本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以《庄子养生主》“目无全牛”为例，别本有作“目无生牛”的，刘文典先生据之将“全”改为“生”，而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从意义上看“全”字远胜于“生”字，并进而强调“关于古书的校勘工作，必须把字句的异同和上下文的意义结合起来推究，才能做好”。
(13)
总之，《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写作范式，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任务，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哲学史料的研究方法，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的确立。
三
虽然上文我们仅以20世纪60年代的《初稿》为中心探讨了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但宽泛而言，自20年代到90年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从未间断，与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如影随形，尽管各个时期对史料学这一维度的偏重程度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史料学工作为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整体而言，冯氏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视角上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动态特征。从1925年6月《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中关于史料种类的论述开始，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讨论哲学史料选取标准以及古代哲学著述体裁等，再到《中国哲学史补》对诸子起源、新史料分类法等问题的探究，整个20—40年代冯先生所采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都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进行解释和阐发。此种模式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从而使西方哲学尤其是新实在论成为其分析哲学史料的实际视角，如被冯先生作为哲学史料选取标准的哲学“三大
部”——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就带有绝对的西方色彩。50—60年代，冯友兰先生则以从苏联“学术权威”那里学来的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语，从而陷入了教条。80年代初，他开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决定以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此时冯氏的研究视角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没有依傍马克思主义，更没有抄写马克思主义，而是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知，冯先生已经逐步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走向对之进行生动贴切的应用。
第二，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之前，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一套较为系统的哲学史料研究方法，然而，由于缺乏学科意识，从整体上看他的史料研究方法还是更多地体现于其治学实践中。朱谦之先生虽然具备了鲜明的学科意识，但并没有将史料学方法部分单独开列，而是在具体介绍哲学史料时穿插方法理论。但必须强调的是，朱氏在介绍史料时穿插理论比胡氏在治学实践中体现方法更高一筹，这不仅因为其方法意识更强，而且也因为其距离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更近。冯友兰先生在《初稿》中用了两章的篇幅将史料学方法单独开列，这一方面如上文所说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其对史料学方法的重视。所以我们认为，将史料学方法单独开列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分开，而且在于其表征了冯先生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证明，这一转变
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来说具有实质的意义。
第三，用发展的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我们知道，通过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是冯先生史料学方法之一。其实，这也是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突出特色之一，因为关于史料的成书过程的研究是随着出土的早期文献的增多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步得到学界的重视的，冯先生在60年代就关注于此是难能可贵的。而“新出土文献的研究之所以与古史史料学问题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某些真实细节，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判断与古书成书和流传过程有关的史料学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在看到大量古书的早期文本的实物资料之后，我们才能真正逼近了解古书和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形成的真实过程，从而逼近了解所有已知古代资料之间真正的关系，而这时我们用来处理古史史料问题的方法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14)和中国哲学密切相关的史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竹简等的出土或回收，无疑为冯氏这一方法论增添了不少现实意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内容也不够充分，具体哲学书籍的介绍也有些简略，尤其是对“五四”后的哲学史料做了完全省略的处理，等等。这些不足之处在其后学者的史料学研究中渐次被发现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注释
①黄夏年：《朱谦之著述目录》，《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②冯友兰：《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太平洋》杂志第4卷第10期。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260页。
④⑥⑦⑧⑨⑩(11)(12)(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95、295—296、298、324、327、305—306、355、393—394、345页。
⑤商聚德先生说：“谨提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构想。这就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设上下两编，上编讲史料学通论，下编讲史料举要。另外，酌情设附录。”参见商聚德、韩进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