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召颖：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国际关系系主任
大学生自办刊物和论坛
《闻道》：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新视界》是学生自主管理的一个刊物，一直以来也得到了您的支持，那您是如何看待此类学生刊物及组织相关论坛这个问题的呢？
韩老师：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能够自主地组织学术活动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一部分大学教育，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比较普遍，因此如何引导学生自觉地自主进行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因为高考和升学的压力而不得不被动学习的话，那么到了大学，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自主学习。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能够在大学阶段真正的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自由、自主地去学习。
2009年开始，我们的学生提出要办这样的一个刊物，系领导和老师都非常支持。其实在过去的10年，我们南开的学生都有很多自己组织的学习活动，比如论坛、兴趣小组以及读书会。但这些活动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零散、断断续续，坚持不了很长时间就会中断。对于学生来讲，组织筹备这样的活动，（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所以它虽然只是一个刊物，但它能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很好的扩散效应，能带动一批学生，特别是激发他们对于专业学习的兴趣，鼓励他们开始去探索学术研究。我们要引导学生进入一个领域和学术殿堂，就需要这样一个引导性的东西，而不能仅仅依靠课堂的方式和知识。这样一个以硕士生为主体、博士生参与、有时还能吸引一些本科生的团体，一方面让硕士生具备了学术的基本素养，同时也像种子一样培养着一批本科生。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校也都非常支持。
我们南开一直很重视“公能教育”，这是一种全面的素质教育，这种教育并不仅是中小学那种是为培养学生的兴趣而进行的那种教育，在大学阶段必须有个全新的解读。现在的大学最近20年来受商业化浪潮的冲击，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不多，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如何激发学生独立学习的精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论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也非常支持，因为学生非常渴望有一个跟全国其他院校的学生交流的机会。就目前来说，这样的论坛在中国还不多，去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办了第一届，今年在南开是第二届，我们也是想方设法进行支持，尤其是财力上的。但是，因为一届学生也就三年，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样的刊物和论坛能够坚持下去。我们觉得这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作为老师、院系也都应该使这种学生自主管理的学术交流机制维持下去，这也能够促进高校的发展。创新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它需要一种机制来维持学生这种创新的意识。
《闻道》：这些刊物的发展中有哪些问题？
韩：我比较关注持续性。我经常对这些刊物的主编强调，不能干完一届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后续的骨干和参与者。如果做不到，那就证明这个主编做的不够格。光有热情不行，要有机制和持续下去的毅力。所以持续性非常重要，要能够延续下去。
另外，就是内容要能够适合于学生的特色。既然是学生的刊物，我们是要有一定的学术性，但是不能过分地强调学术性，它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学生的刊物，不是纯学术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学生通过刊物来了解专业和专业所涉及到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走上学术、专业的道路，同时要有很强的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版面要灵活、活泼，百花齐放。还要注意信息性，要尽可能提供学生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就业、国外交流等。所以要兼顾好学术性、趣味性和信息性。
关于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和问题
《闻道》：能否谈谈您个人的学习和学术的成长过程？
韩：我们这代人和中国的国关学科的成长可以说是同步的，是一个探索过程。我们本科的时候没有国关专业，甚至政治学的都比较少，很多研究者都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所以这也涉及到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个学科的专业性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在专业方面都是靠自我训练。比如我博士是历史学，虽然与国际关系相关，但是要想真正从事国关的研究，还有很多东西是要通过自我培养和学习得来的。到了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了很大提高，一些重点院校的水平也跟国外相关学科的水平相接近。但我们还应该承认存在着各种差距，比如课程体系、课程分布方面等等都还有差距。
在我看来，专业的训练非常重要，比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文献的学习。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方法论的训练。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不同专业跨到国关领域的，所以方法论的训练应该说是不足的，而且这个不足是先天性的。另外，我们在突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比如历史学、法律、哲学、经济学等等，也要适当的接触这些学科的知识。这些年，我们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应该说在很多学校还是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地去改善。
《闻道》：您刚才也提到国际政治学科在方法论上的落后和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这些落后和不足是怎样影响到学界的研究和实际问题的处理的，比如最近的南海和钓鱼岛问题？
韩：坦白地说正是由于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足，我们在处理外交和对外战略问题的时候显得不够专业。但是最近十年对外交往的经验和交往技巧还是有很大的提高，这些提高与我们广泛的国际交往实践的学习，以及学科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上的学习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学科发展上的不足。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抱怨决策者和外交实践人员缺乏专业训练，因为这些人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尤其是40至50岁之间的这批人都是对外交往的实践者，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因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发展还不是很健全的原因，包括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大学教授和学者应该自我反省，我们没有为我们输送出去的人才提供更好的、更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和教育训练。不过，在一次国际论坛上有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反省意识很强，这说明我们国家还是在向前发展。所以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
《闻道》：国际政治理论界是否要进行全面的外交战略的思考，才不至于在国际交往中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
韩：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多的偏重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国际安全研究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比例相对较少。这与中国最近20年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实践有关。相比美国，我们的特色比较明显，中国更多谈的是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和谐世界等等，而对于国家安全策略的分析应该说不够多。战争与和平一直是国关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而翻阅中国国关领域的杂志则可以发现，这方面的比例不大。虽然国际合作也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方面，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国家安全、战争和平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忽视，这显然是与我们学科整体发展的先天不足有关系。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显得很突然，这证明我们在学理上准备的不足。如果我们没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话，那么一旦出了问题，我们能想到的办法也固然不会太多。
关于中国的外交
《闻道》：您说到的正好涉及到我们想问的下一个问题。拿现在比较棘手的钓鱼岛争端来说，背后隐隐约约有美国的因素。之所以对中国来说很棘手，除了因为中国本身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外，像美国这样一个对安全和战略研究相对中国比较完备的国家，她的政策因素对中国的钳制作用体现在哪里？
韩：我的思路基本是这样的：谈钓鱼岛问题不能离开中日关系问题，谈中日关系不能撇开中美关系。钓鱼岛问题可以说是冷战甚至二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钓鱼岛问题的突出可以说是与中日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变换相关联。我们现在来看，钓鱼岛问题是和美国相关的，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借机挑起钓鱼岛问题。反之，钓鱼岛问题体现出的中日关系反映了中美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的变化。当中国实力地位越来越接近美国时，美国就出现战略焦虑，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就是一种战略焦虑。美国一直讲“中国威胁论”，可是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后来的修订，实际上并非他们原来认为的崛起的大国挑战主导型国家而是维护现状的国家会对崛起大国主动采取手段，发动战争是一种可能。原来的理论认为崛起大国会成为修正国家，会挑战维护现状的主导型大国。
2009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和其他国家都在讲，现在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因为这种权利转移，使得美国很有可能找些小的原因和局部问题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当时（我）就判断会在南海和东海出现问题。这并不是我先知先觉，而是通过国际关系的相关学习，通过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和认识而得出的结论。当然这些问题都是从去年开始出现的，即所谓的美国在亚太再平衡，用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美国重返亚太。但美国人自己讲，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美国是rebalancing, refocusing, pivoting Asia。我觉得这样一个大背景在现象上可以做出解释，中日钓鱼岛问题完全印证了这点，对于中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
我们原来一直讲战略机遇期，如果说这指的是在美国开始重视我们之前，我们自己要发展好，但现在美国已经盯上我们了，那么我觉得中国的机遇期已经不多了、快要结束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至少在未来20到30年中美实力在接近的过程中，摩擦和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国家的利益是很难回避的。中美之间有很多的交往和人员合作，这些固然是国家间很重要的利益，但毕竟安全利益还是首位。况且美国对全球是起主导作用的，当她不能主导全球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当然，我们也应该正常的看待这个问题，交往多了，摩擦自然也就多，甚至比较严重的冲突都有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直讲不选边，但实际上她自己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说钓鱼岛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局部的中日关系或者领土争端问题，它只不过是东亚地区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结果。
《闻道》：权力的转移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一个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刚刚韩老师也谈到了，美国要如何认知中国的国家安全。反过来，我们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视角出发的话，随着力量的崛起，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中国该如何去认知世界体系的变更、美国国内和跟随美国的其他国家的安全需要？很多人在批判说，中国在经济力量崛起的情况下，在处理很多国际事务时仍显现出很多的不足，就是因为中国无法提供可以代表中国利益的、同时能够维护其他国家（利益）的议程，往往中国是在被动适应美国权力体系下的一系列议程。
韩：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反思现在的外交。今天中国出了现在这种局面，不仅仅是因为亚太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还有中国的作为在什么地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重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了国家利益。当然这个转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赞成，但后来，我们国家的外交就滞后于国家发展。这个滞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却始终自持一个弱国心态。我们在实力上升后没有做好准备去跟这个世界接触并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跟世界接触的方式和心态还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甚至更早。
前些日子，李显龙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人现在对自己强大了的认识和外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间存在差距，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从政治上来讲是对的，但是除了“发展中国家”这个政治上的界定之外，我们已经是一个世界强国了。与之相关，我们在反思中国外交的时候，一个是说我们在外交上应该有的投入不够，比如我们在周边没有朋友，甚至在世界上真正的朋友都不多。当国家用一部分钱来搞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总是会有一部分杂音，说我们国内尚有很多严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应该先解决当下国内的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对外交往和国家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对外交往包括国家安全的维护、对外援助，比方说让别人更加了解中国。那种认为我们应该将养老、贫困、教育等问题解决好之后再去对外援助，再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论调，是有悖于最基本的常识的。
《闻道》：可否这样认为，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没有足够的力量提出很好的一个战略和构想，所以使得很多国家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和一些外交举动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韩：构想是一方面，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是投入不足，包括物力、思想的投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只关注国内问题的发展，不知道国家在发展的同时也在开放、对外交往。比如，有人说我们中国自己都还有很多学校没有建设好，就去建孔子学院，拿钱给外国人，我们吃饱了撑的。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孔子学院一年的投入大概也就不到一亿美元，但成效是很明显的。在对外交往时，一个是在思想战略方面怎样才能主动设置议程，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赢得朋友、培育新朋友，和他们达成共同的利益，这样对我们的安全才会有帮助，而恰恰这些方面我们都没有做，或者说做的不够。如果现在不投入，等你需要还债的时候，你的投入可能多于现在的十倍，形成的问题也会更麻烦。这一方面是学科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思想上或者说是能够为国家作支撑的知识产出不足。
关于公共外交
《闻道》：直言不讳地说，有些学生批评孔子学院已经建滥了，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韩老师您当年在美国担任过孔子学院的院长，那根据您的工作经验，能否给我们说一下孔子学院的实际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韩：客观来讲，采取孔子学院这样一种形式，是突破了我们原有的对外宣传的那种思维，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说建设的过多，会出现质量问题、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够专业，孔子学院作为公共外交的活动之一无可非议，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是一个道德说服的手段，这是最没有力量又是最有力量的、最和平的（手段），就是我们讲的软实力。还有经济的往来，也是和平的，但是当两个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会采取经济手段，比如经济制裁、货物抵制运动、禁运、封锁等，甚至是小规模冲突、大规模战争。
我不太赞成现在国内一些把公共外交看成灵丹妙药的思维，我觉得公共外交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有人说可以通过公共外交建立国家之间的互信，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互信绝对不是完全能够靠公共外交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我在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的时候，发现她的公共外交就是一种辅助手段，是理想主义者非常推崇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影响，它是起作用的，有时候作用也挺大，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所以看中国的公共外交时我们也需要先有这样一个定位：有比没有要好。广义上讲就是一种对外宣传，我们一直都有，1990年代以前的对外宣传，意识形态都太强了。我们最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外交从手段上和专业化水平来说 ，技巧和方式都丰富了，也反映了我们学科的一个贡献。但是问题也有，我们把公共外交看成无所不能，也是一个问题。孔子学院只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
我们还要把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区分开来，现在民间的经济关系占到国家关系中最大的一部分。政府对于文化交流的参与是有限的，起个补充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一定不要把公共外交的官方色彩掩盖民间的交流，改革开放30年，民间的交流还是主体。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交流都看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官方的，是为了弥补民间交流的不足。比如，我们旅游团出去给人不好的印象，国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多些，那我们就讲，中国也有文明的人，但我们不是去完全否定别人的报道，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我们有问题，我们也有进步和好的方面。公共外交是致力于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形象的建立，千万不要以为国家的形象完全是靠公共外交建立的。
所以孔子学院，尽管由于发展得很快，有着各种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有成效并且在不断发展。既然是公共外交，一定还是要跟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行协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协调还是不够。当然公共外交除了孔子学院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宣传。我们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政府不能包揽所有的对外交往，更多的要退到幕后，间接地发挥作用，而让民间的交流任其自然的发展。这才是公共外交的本质。
《闻道》：那您觉得美国的公共外交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韩：美国的公共外交还是起一个纠偏的作用。美国形象的传播靠什么？靠它的技术、文化，比方说麦当劳、iPhone、好莱坞、牛仔裤。美国和中国不同，我们的公共外交是防御性的，都是针对外界认为中国是威胁这种说法做出的反应；美国的公共外交是进攻性的，它有很强的价值观念在里面，是通过软性的手段让人们去接受自由民主这样一种观念。所以我们要对公共外交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评价和认识。
韩召颖：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国际关系系主任
大学生自办刊物和论坛
《闻道》：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新视界》是学生自主管理的一个刊物，一直以来也得到了您的支持，那您是如何看待此类学生刊物及组织相关论坛这个问题的呢？
韩老师：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能够自主地组织学术活动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一部分大学教育，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比较普遍，因此如何引导学生自觉地自主进行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因为高考和升学的压力而不得不被动学习的话，那么到了大学，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自主学习。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能够在大学阶段真正的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自由、自主地去学习。
2009年开始，我们的学生提出要办这样的一个刊物，系领导和老师都非常支持。其实在过去的10年，我们南开的学生都有很多自己组织的学习活动，比如论坛、兴趣小组以及读书会。但这些活动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零散、断断续续，坚持不了很长时间就会中断。对于学生来讲，组织筹备这样的活动，（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所以它虽然只是一个刊物，但它能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很好的扩散效应，能带动一批学生，特别是激发他们对于专业学习的兴趣，鼓励他们开始去探索学术研究。我们要引导学生进入一个领域和学术殿堂，就需要这样一个引导性的东西，而不能仅仅依靠课堂的方式和知识。这样一个以硕士生为主体、博士生参与、有时还能吸引一些本科生的团体，一方面让硕士生具备了学术的基本素养，同时也像种子一样培养着一批本科生。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校也都非常支持。
我们南开一直很重视“公能教育”，这是一种全面的素质教育，这种教育并不仅是中小学那种是为培养学生的兴趣而进行的那种教育，在大学阶段必须有个全新的解读。现在的大学最近20年来受商业化浪潮的冲击，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不多，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如何激发学生独立学习的精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论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也非常支持，因为学生非常渴望有一个跟全国其他院校的学生交流的机会。就目前来说，这样的论坛在中国还不多，去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办了第一届，今年在南开是第二届，我们也是想方设法进行支持，尤其是财力上的。但是，因为一届学生也就三年，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样的刊物和论坛能够坚持下去。我们觉得这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作为老师、院系也都应该使这种学生自主管理的学术交流机制维持下去，这也能够促进高校的发展。创新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它需要一种机制来维持学生这种创新的意识。
《闻道》：这些刊物的发展中有哪些问题？
韩：我比较关注持续性。我经常对这些刊物的主编强调，不能干完一届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后续的骨干和参与者。如果做不到，那就证明这个主编做的不够格。光有热情不行，要有机制和持续下去的毅力。所以持续性非常重要，要能够延续下去。
另外，就是内容要能够适合于学生的特色。既然是学生的刊物，我们是要有一定的学术性，但是不能过分地强调学术性，它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学生的刊物，不是纯学术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学生通过刊物来了解专业和专业所涉及到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走上学术、专业的道路，同时要有很强的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版面要灵活、活泼，百花齐放。还要注意信息性，要尽可能提供学生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就业、国外交流等。所以要兼顾好学术性、趣味性和信息性。
关于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和问题
《闻道》：能否谈谈您个人的学习和学术的成长过程？
韩：我们这代人和中国的国关学科的成长可以说是同步的，是一个探索过程。我们本科的时候没有国关专业，甚至政治学的都比较少，很多研究者都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所以这也涉及到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个学科的专业性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在专业方面都是靠自我训练。比如我博士是历史学，虽然与国际关系相关，但是要想真正从事国关的研究，还有很多东西是要通过自我培养和学习得来的。到了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了很大提高，一些重点院校的水平也跟国外相关学科的水平相接近。但我们还应该承认存在着各种差距，比如课程体系、课程分布方面等等都还有差距。
在我看来，专业的训练非常重要，比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文献的学习。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方法论的训练。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不同专业跨到国关领域的，所以方法论的训练应该说是不足的，而且这个不足是先天性的。另外，我们在突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比如历史学、法律、哲学、经济学等等，也要适当的接触这些学科的知识。这些年，我们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应该说在很多学校还是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地去改善。
《闻道》：您刚才也提到国际政治学科在方法论上的落后和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这些落后和不足是怎样影响到学界的研究和实际问题的处理的，比如最近的南海和钓鱼岛问题？
韩：坦白地说正是由于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足，我们在处理外交和对外战略问题的时候显得不够专业。但是最近十年对外交往的经验和交往技巧还是有很大的提高，这些提高与我们广泛的国际交往实践的学习，以及学科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上的学习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学科发展上的不足。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抱怨决策者和外交实践人员缺乏专业训练，因为这些人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尤其是40至50岁之间的这批人都是对外交往的实践者，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因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发展还不是很健全的原因，包括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大学教授和学者应该自我反省，我们没有为我们输送出去的人才提供更好的、更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和教育训练。不过，在一次国际论坛上有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反省意识很强，这说明我们国家还是在向前发展。所以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
《闻道》：国际政治理论界是否要进行全面的外交战略的思考，才不至于在国际交往中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
韩：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多的偏重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国际安全研究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比例相对较少。这与中国最近20年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实践有关。相比美国，我们的特色比较明显，中国更多谈的是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和谐世界等等，而对于国家安全策略的分析应该说不够多。战争与和平一直是国关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而翻阅中国国关领域的杂志则可以发现，这方面的比例不大。虽然国际合作也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方面，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国家安全、战争和平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忽视，这显然是与我们学科整体发展的先天不足有关系。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显得很突然，这证明我们在学理上准备的不足。如果我们没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话，那么一旦出了问题，我们能想到的办法也固然不会太多。
关于中国的外交
《闻道》：您说到的正好涉及到我们想问的下一个问题。拿现在比较棘手的钓鱼岛争端来说，背后隐隐约约有美国的因素。之所以对中国来说很棘手，除了因为中国本身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外，像美国这样一个对安全和战略研究相对中国比较完备的国家，她的政策因素对中国的钳制作用体现在哪里？
韩：我的思路基本是这样的：谈钓鱼岛问题不能离开中日关系问题，谈中日关系不能撇开中美关系。钓鱼岛问题可以说是冷战甚至二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钓鱼岛问题的突出可以说是与中日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变换相关联。我们现在来看，钓鱼岛问题是和美国相关的，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借机挑起钓鱼岛问题。反之，钓鱼岛问题体现出的中日关系反映了中美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的变化。当中国实力地位越来越接近美国时，美国就出现战略焦虑，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就是一种战略焦虑。美国一直讲“中国威胁论”，可是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后来的修订，实际上并非他们原来认为的崛起的大国挑战主导型国家而是维护现状的国家会对崛起大国主动采取手段，发动战争是一种可能。原来的理论认为崛起大国会成为修正国家，会挑战维护现状的主导型大国。
2009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和其他国家都在讲，现在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因为这种权利转移，使得美国很有可能找些小的原因和局部问题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当时（我）就判断会在南海和东海出现问题。这并不是我先知先觉，而是通过国际关系的相关学习，通过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和认识而得出的结论。当然这些问题都是从去年开始出现的，即所谓的美国在亚太再平衡，用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美国重返亚太。但美国人自己讲，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美国是rebalancing, refocusing, pivoting Asia。我觉得这样一个大背景在现象上可以做出解释，中日钓鱼岛问题完全印证了这点，对于中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
我们原来一直讲战略机遇期，如果说这指的是在美国开始重视我们之前，我们自己要发展好，但现在美国已经盯上我们了，那么我觉得中国的机遇期已经不多了、快要结束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至少在未来20到30年中美实力在接近的过程中，摩擦和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国家的利益是很难回避的。中美之间有很多的交往和人员合作，这些固然是国家间很重要的利益，但毕竟安全利益还是首位。况且美国对全球是起主导作用的，当她不能主导全球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当然，我们也应该正常的看待这个问题，交往多了，摩擦自然也就多，甚至比较严重的冲突都有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直讲不选边，但实际上她自己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说钓鱼岛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局部的中日关系或者领土争端问题，它只不过是东亚地区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结果。
《闻道》：权力的转移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一个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刚刚韩老师也谈到了，美国要如何认知中国的国家安全。反过来，我们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视角出发的话，随着力量的崛起，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中国该如何去认知世界体系的变更、美国国内和跟随美国的其他国家的安全需要？很多人在批判说，中国在经济力量崛起的情况下，在处理很多国际事务时仍显现出很多的不足，就是因为中国无法提供可以代表中国利益的、同时能够维护其他国家（利益）的议程，往往中国是在被动适应美国权力体系下的一系列议程。
韩：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反思现在的外交。今天中国出了现在这种局面，不仅仅是因为亚太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还有中国的作为在什么地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重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了国家利益。当然这个转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赞成，但后来，我们国家的外交就滞后于国家发展。这个滞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却始终自持一个弱国心态。我们在实力上升后没有做好准备去跟这个世界接触并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跟世界接触的方式和心态还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甚至更早。
前些日子，李显龙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人现在对自己强大了的认识和外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间存在差距，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从政治上来讲是对的，但是除了“发展中国家”这个政治上的界定之外，我们已经是一个世界强国了。与之相关，我们在反思中国外交的时候，一个是说我们在外交上应该有的投入不够，比如我们在周边没有朋友，甚至在世界上真正的朋友都不多。当国家用一部分钱来搞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总是会有一部分杂音，说我们国内尚有很多严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应该先解决当下国内的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对外交往和国家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对外交往包括国家安全的维护、对外援助，比方说让别人更加了解中国。那种认为我们应该将养老、贫困、教育等问题解决好之后再去对外援助，再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论调，是有悖于最基本的常识的。
《闻道》：可否这样认为，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没有足够的力量提出很好的一个战略和构想，所以使得很多国家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和一些外交举动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韩：构想是一方面，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是投入不足，包括物力、思想的投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只关注国内问题的发展，不知道国家在发展的同时也在开放、对外交往。比如，有人说我们中国自己都还有很多学校没有建设好，就去建孔子学院，拿钱给外国人，我们吃饱了撑的。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孔子学院一年的投入大概也就不到一亿美元，但成效是很明显的。在对外交往时，一个是在思想战略方面怎样才能主动设置议程，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赢得朋友、培育新朋友，和他们达成共同的利益，这样对我们的安全才会有帮助，而恰恰这些方面我们都没有做，或者说做的不够。如果现在不投入，等你需要还债的时候，你的投入可能多于现在的十倍，形成的问题也会更麻烦。这一方面是学科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思想上或者说是能够为国家作支撑的知识产出不足。
关于公共外交
《闻道》：直言不讳地说，有些学生批评孔子学院已经建滥了，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韩老师您当年在美国担任过孔子学院的院长，那根据您的工作经验，能否给我们说一下孔子学院的实际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韩：客观来讲，采取孔子学院这样一种形式，是突破了我们原有的对外宣传的那种思维，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说建设的过多，会出现质量问题、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够专业，孔子学院作为公共外交的活动之一无可非议，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是一个道德说服的手段，这是最没有力量又是最有力量的、最和平的（手段），就是我们讲的软实力。还有经济的往来，也是和平的，但是当两个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会采取经济手段，比如经济制裁、货物抵制运动、禁运、封锁等，甚至是小规模冲突、大规模战争。
我不太赞成现在国内一些把公共外交看成灵丹妙药的思维，我觉得公共外交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有人说可以通过公共外交建立国家之间的互信，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互信绝对不是完全能够靠公共外交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我在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的时候，发现她的公共外交就是一种辅助手段，是理想主义者非常推崇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影响，它是起作用的，有时候作用也挺大，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所以看中国的公共外交时我们也需要先有这样一个定位：有比没有要好。广义上讲就是一种对外宣传，我们一直都有，1990年代以前的对外宣传，意识形态都太强了。我们最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外交从手段上和专业化水平来说 ，技巧和方式都丰富了，也反映了我们学科的一个贡献。但是问题也有，我们把公共外交看成无所不能，也是一个问题。孔子学院只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
我们还要把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区分开来，现在民间的经济关系占到国家关系中最大的一部分。政府对于文化交流的参与是有限的，起个补充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一定不要把公共外交的官方色彩掩盖民间的交流，改革开放30年，民间的交流还是主体。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交流都看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官方的，是为了弥补民间交流的不足。比如，我们旅游团出去给人不好的印象，国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多些，那我们就讲，中国也有文明的人，但我们不是去完全否定别人的报道，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我们有问题，我们也有进步和好的方面。公共外交是致力于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形象的建立，千万不要以为国家的形象完全是靠公共外交建立的。
所以孔子学院，尽管由于发展得很快，有着各种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有成效并且在不断发展。既然是公共外交，一定还是要跟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行协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协调还是不够。当然公共外交除了孔子学院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宣传。我们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政府不能包揽所有的对外交往，更多的要退到幕后，间接地发挥作用，而让民间的交流任其自然的发展。这才是公共外交的本质。
《闻道》：那您觉得美国的公共外交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韩：美国的公共外交还是起一个纠偏的作用。美国形象的传播靠什么？靠它的技术、文化，比方说麦当劳、iPhone、好莱坞、牛仔裤。美国和中国不同，我们的公共外交是防御性的，都是针对外界认为中国是威胁这种说法做出的反应；美国的公共外交是进攻性的，它有很强的价值观念在里面，是通过软性的手段让人们去接受自由民主这样一种观念。所以我们要对公共外交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评价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