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关于新闻自由表述的相对性

理论视野

●  李喜华

论列宁关于新闻自由表述的相对性

新闻自由及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1.新闻自由的内涵

新闻自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具体地说,新闻自由是新闻传播领域内实施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包括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收受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电视的传播自由,发表评论的自由以及开展批评的自由。

2.新闻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众所周知,新闻自由的思想源起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英语表述为the freedom of press,开始主要指印刷出版业的自由权。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press这个词的词义也在不断扩大,它不仅可以解释为“出版”、“出版业”,而且可以解释为“新闻业”、“新闻界”,如今甚至用以泛指大众传播业和大众传播媒介。

3.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中国新闻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一样,新闻自由上级机构对政策的解释和执行者对政策的了解,上级机构对政策的了解也是通过信息的交换实现的。从横向来看,当前公共领域内的政策绝大多数需要几个部门间的合作执行,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不但能避免因沟通障碍产生的隔阂与误解,化解矛盾增进合作,而且可以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能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从信息论角度看,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存在着信息的发散和汇集,即政策的执行是一个信息的双向流动过程。一方面,政策执行机关或执行人员向社会或某些社会团体释放、传递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设法不断地从社会汲取必要的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大量信息。在这种信息交流和碰撞的动态过程

是有条件和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和绝对的。

可是恩格斯却多次使用“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字眼。他在1888年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回忆说:“……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要理解恩格斯“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概念,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政治自由是补血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在实践中解决哲学问题,而是用哲学方式解决实践问题。”“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政治、法律、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哲学概念,这里的“自由”不必与“必然”作为一对范畴、“绝对”也不必与“相对”作为一对范畴看待。第二,恩格斯对(新闻)出版自由作过清晰的界定。他在1844年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这也就是新闻自由中的表达自由。

在本文中,我们所说的“相对”是中,一系列有关执行中的政策内容、指示、命令、法规、纲领等首先在政策接受者中进行有效的传递、磨合、融洽以至认同,让政策接受者明确政策的内容、宗旨等,这种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的交流必须建立在良好的信息交流基础上。相反,如果信息沟通能力不强,必然导致政策接受者对政策范围一无所知,或者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这样也就给政策执行增添较大难度和阻力。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客观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客观世界进行交流的内容和名称。”如果我们从控制论的角度分析政策执行,那么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控制过程,且是有效的控制过程。一旦失去信息和信

与绝对相对而存在的哲学的概念,“相对”指的是事物是依靠一定条件而存在,随着一定条件而变化的。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都是以这一界定为基础的。

列宁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

1.政治自由与出版自由

在列宁的著作中,使用“政治自由”的频率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权利。而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延伸即为新闻自由。为了论述的方便,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列宁论述中的“政治自由”和“出版自由”统称为“新闻自由”。

2.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

谈到列宁论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西方自由的激烈批判和几乎完全否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息沟通,这一过程也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和政策接受者之间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保持全真的信息沟通,否则将难以实现政策执行的预期效果。

我国目前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两难困境就是以党代政,党包办过多,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公共决策的主体地位,政府的决策地位不足,甚至是在某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地位缺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不够;公共政策的审议、监督和评价不到位,民间思想库、法人组织、利益集团和公民个人,在公共决策参与过程中难以定位。这样,政府在政策信息传播中就沦为党的政策的传声筒。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青年记者・2008年2月中

理论视野

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

“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发展,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而列宁十月革命前许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享有政治自由的话,几乎没有被人引证过。比如:

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

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关于法国,“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

关于德国,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

因为十月革命前,列宁只是国际共运中一个不太重要国家的党的领导人之一,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很快成为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因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的一言一行都受人关注,而之前的活动则不那么受人关注。

尽管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过许多肯定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的话,十月革命后他也说过许多严厉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的话,但是其基本思想是前后一致的,这可以体现在他1921年的一段话中: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

末到十九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样,过去和现在都做了很多的事情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一直在世界上最好地执行了‘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在全世界上,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暗中收买、公开收买和制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舆论’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永远也不能驳倒它。”正是在这个一致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得以将列宁前后的思想相比较。

3.对比列宁前后的新闻自由思想看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十月革命前列宁赞扬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因为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议。而且这种赞扬也是以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作为对立面参照系的,是相对于俄国而言的。新闻自由,是列宁从参加革命时就憧憬的一种新闻出版政策,因为在沙皇俄国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他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被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惩罚。

事实上,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赞扬西方国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1905年,列宁评论各种表现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实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们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

了。”

我们不难看出,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于新闻自由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将重点放在了赞扬西方的新闻自由上,理由上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十月革命之后则将重点放在了批判新闻自由上,为什么呢?

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有意(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无意(出于追求耸人听闻的商业目的)地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实,多数也是片面和带有明显偏见的。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新闻自由的论述,不得不以揭露和批判为主。

从横向方面来说,将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从纵向方面来说,则随着所处环境的不同,周围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综合横纵两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他总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因而是相对的。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②程世寿、刘洁:《现代新闻传播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③吴廷俊:《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

④展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lw_view.jsp?id=151

⑤张允若:《新闻 自由 新闻事实》,《新闻传播》,1997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青年记者・2008年2月中

理论视野

●  李喜华

论列宁关于新闻自由表述的相对性

新闻自由及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1.新闻自由的内涵

新闻自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具体地说,新闻自由是新闻传播领域内实施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包括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收受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电视的传播自由,发表评论的自由以及开展批评的自由。

2.新闻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众所周知,新闻自由的思想源起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英语表述为the freedom of press,开始主要指印刷出版业的自由权。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press这个词的词义也在不断扩大,它不仅可以解释为“出版”、“出版业”,而且可以解释为“新闻业”、“新闻界”,如今甚至用以泛指大众传播业和大众传播媒介。

3.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中国新闻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一样,新闻自由上级机构对政策的解释和执行者对政策的了解,上级机构对政策的了解也是通过信息的交换实现的。从横向来看,当前公共领域内的政策绝大多数需要几个部门间的合作执行,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不但能避免因沟通障碍产生的隔阂与误解,化解矛盾增进合作,而且可以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能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从信息论角度看,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存在着信息的发散和汇集,即政策的执行是一个信息的双向流动过程。一方面,政策执行机关或执行人员向社会或某些社会团体释放、传递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设法不断地从社会汲取必要的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大量信息。在这种信息交流和碰撞的动态过程

是有条件和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和绝对的。

可是恩格斯却多次使用“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字眼。他在1888年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回忆说:“……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要理解恩格斯“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概念,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政治自由是补血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在实践中解决哲学问题,而是用哲学方式解决实践问题。”“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政治、法律、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哲学概念,这里的“自由”不必与“必然”作为一对范畴、“绝对”也不必与“相对”作为一对范畴看待。第二,恩格斯对(新闻)出版自由作过清晰的界定。他在1844年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这也就是新闻自由中的表达自由。

在本文中,我们所说的“相对”是中,一系列有关执行中的政策内容、指示、命令、法规、纲领等首先在政策接受者中进行有效的传递、磨合、融洽以至认同,让政策接受者明确政策的内容、宗旨等,这种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的交流必须建立在良好的信息交流基础上。相反,如果信息沟通能力不强,必然导致政策接受者对政策范围一无所知,或者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这样也就给政策执行增添较大难度和阻力。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客观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客观世界进行交流的内容和名称。”如果我们从控制论的角度分析政策执行,那么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控制过程,且是有效的控制过程。一旦失去信息和信

与绝对相对而存在的哲学的概念,“相对”指的是事物是依靠一定条件而存在,随着一定条件而变化的。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都是以这一界定为基础的。

列宁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

1.政治自由与出版自由

在列宁的著作中,使用“政治自由”的频率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权利。而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延伸即为新闻自由。为了论述的方便,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列宁论述中的“政治自由”和“出版自由”统称为“新闻自由”。

2.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

谈到列宁论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西方自由的激烈批判和几乎完全否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息沟通,这一过程也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和政策接受者之间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保持全真的信息沟通,否则将难以实现政策执行的预期效果。

我国目前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两难困境就是以党代政,党包办过多,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公共决策的主体地位,政府的决策地位不足,甚至是在某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地位缺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不够;公共政策的审议、监督和评价不到位,民间思想库、法人组织、利益集团和公民个人,在公共决策参与过程中难以定位。这样,政府在政策信息传播中就沦为党的政策的传声筒。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青年记者・2008年2月中

理论视野

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

“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发展,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而列宁十月革命前许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享有政治自由的话,几乎没有被人引证过。比如:

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

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关于法国,“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

关于德国,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

因为十月革命前,列宁只是国际共运中一个不太重要国家的党的领导人之一,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很快成为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因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的一言一行都受人关注,而之前的活动则不那么受人关注。

尽管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过许多肯定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的话,十月革命后他也说过许多严厉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的话,但是其基本思想是前后一致的,这可以体现在他1921年的一段话中: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

末到十九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样,过去和现在都做了很多的事情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一直在世界上最好地执行了‘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在全世界上,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暗中收买、公开收买和制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舆论’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永远也不能驳倒它。”正是在这个一致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得以将列宁前后的思想相比较。

3.对比列宁前后的新闻自由思想看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十月革命前列宁赞扬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因为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议。而且这种赞扬也是以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作为对立面参照系的,是相对于俄国而言的。新闻自由,是列宁从参加革命时就憧憬的一种新闻出版政策,因为在沙皇俄国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他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被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惩罚。

事实上,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赞扬西方国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1905年,列宁评论各种表现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实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们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

了。”

我们不难看出,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于新闻自由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将重点放在了赞扬西方的新闻自由上,理由上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十月革命之后则将重点放在了批判新闻自由上,为什么呢?

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有意(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无意(出于追求耸人听闻的商业目的)地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实,多数也是片面和带有明显偏见的。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新闻自由的论述,不得不以揭露和批判为主。

从横向方面来说,将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从纵向方面来说,则随着所处环境的不同,周围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综合横纵两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他总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因而是相对的。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②程世寿、刘洁:《现代新闻传播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③吴廷俊:《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

④展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lw_view.jsp?id=151

⑤张允若:《新闻 自由 新闻事实》,《新闻传播》,1997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青年记者・2008年2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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