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和象征
象征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具体形象（象征体）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可以使文章立意高远，含蓄深刻。使用象征手法的句子一般都由象征体和本体两部分构成，而且象征体和本体之间必然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依靠联想建立，而且是从一事物想到与之有一定联系的别的事物，即是想到本体与象征体的相似点或相近点，从而使抽象的思想、意义、概念形象化、具体化。恰当地运用象征手法，可以使某些比较抽象的精神品质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赋予文章深意，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咀嚼回味的余地。
比喻也称打比方，通常是用熟知的事物去说明或描写陌生或抽象的事物。使用比喻说明或描写事物，可以使不具体、不生动的事物变得生动鲜明。写作中通过联想或想象从其他的人、事、物、景中找出与要记叙的人、事、物、景类似的特点“借彼喻此”，可以使读者对文章描写的对象（人、事、物、景）产生完整而清楚的印象。由此可见，比喻的作用是突出事物的特征，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具体来说，比喻的作用有三：一是可以使语言生动形象；二是可以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三是可以把深奥、抽象的道理浅显、具体地表达出来。比喻的功用也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说明；二是形容美化；三是起暗示作用。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象征与比喻的相同点是：它们都是通过选择一个具体的形象或事物形容或表现另一个事物，即二者都要借助具体形象表现其他的事物。比如，红旗往往象征革命，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常被比作老黄牛——前者借助的是“红旗”这一具体的事物，后者借助的是“老黄牛”这一具体的形象。
虽然比喻和象征都是增强文章表达效果的艺术手段，都能让隐晦变得明朗，都能让深刻变得浅显，都能让平实变得典雅，都能化无形为有形，都能化抽象为具体……但这两种艺术表现手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先看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两段文字：
（1）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药》
（2）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故乡》《药》中，结尾处写的革命者夏瑜坟上的花圈用的就是象征的表现手法。它一方面象征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必将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表明革命前景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故乡》中，“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显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作者是要表明“我”与中年闰土在思想感情上存在着深厚的隔膜，句中本体并未出现，只出现了喻体“厚障壁”，是用喻体代替了本体。
由以上分析可总结出象征与比喻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象征是一种文艺创作中的表现手法，比喻则是一种修辞格，二者的这一根本性区别已经决定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使用范围：象征属于文章学范畴，比喻属于修辞学范畴；象征的使用范围小——只限在“文章”范围内使用，比喻的使用范围大——可在包括“文章”在内的一切语言文字范围内使用。
第二，象征往往以某一具体的事物表现一个相似或相近的抽象事物，如概念、思想和感情等，而且是绝不停留在某一具体事物上，比喻的喻体和本体则往往都是具体的事物。这里，对于比喻我们就不用再赘言了，单看象征就可以。杨朔先生的散文《茶花赋》中，红艳艳的“童子面茶花”象征的是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未来美景，就是用具体的“童子面茶花”象征了抽象的“未来美景”。一句话，象征的本体往往是抽象的——即便本体是具体的，也不会停止在一事一物上，而是有着深广的内涵，这一点与比喻不同。比如，高尔基的《海燕》就是以海燕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正是这一“战士”的光辉形象展现了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宏大图景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无私无畏。
第三，象征往往是通过某一具体事物表达某一种概念、思想和感情，一般贯穿在某一句群、段落甚至是整篇文章中，含蓄而深沉，比喻则是打比方，仅仅是为了使要说明的事物更加鲜明生动，一般只局限在某一具体的句子中。比如，茅盾的《风景谈》结尾处整个段落都是象征。此外，高尔基的《海燕》、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茅盾的《白杨礼赞》等，更是象征贯通全文。
第四，象征中的象征体一般都是作为重点事物来写的，如《白杨礼赞》就是重点写白杨，《海燕》就是重点写海燕，《松树的风格》就是重点写松树，比喻中的喻体则会明显地显示出它的“借助性”，往往是一完成使命即消逝，不像象征中的象征体那样能给读者留下它就是“主人”的假象。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几种情况必须注意。一种情况是比喻与象征是合二为一的，既可以看作是比喻，又可以当做是象征。比如，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就既可以当做比喻也可看作象征。再一种情况是一个比喻因为经常出现且被反复运用因此也就变成了象征。比喻讲究创新，王尔德就说过“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蠢才”。象征也需要创新，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将竹、梅、兰、菊称为“四君子”就是因比喻的反复运用而变成了象征，月亮等意象也是这样。这类象征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积淀，而且是反复出现的频率越高，越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所以，面对这些特殊情况时，我们应该特殊对待，做好具体分析。
比喻和象征
象征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具体形象（象征体）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可以使文章立意高远，含蓄深刻。使用象征手法的句子一般都由象征体和本体两部分构成，而且象征体和本体之间必然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依靠联想建立，而且是从一事物想到与之有一定联系的别的事物，即是想到本体与象征体的相似点或相近点，从而使抽象的思想、意义、概念形象化、具体化。恰当地运用象征手法，可以使某些比较抽象的精神品质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赋予文章深意，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咀嚼回味的余地。
比喻也称打比方，通常是用熟知的事物去说明或描写陌生或抽象的事物。使用比喻说明或描写事物，可以使不具体、不生动的事物变得生动鲜明。写作中通过联想或想象从其他的人、事、物、景中找出与要记叙的人、事、物、景类似的特点“借彼喻此”，可以使读者对文章描写的对象（人、事、物、景）产生完整而清楚的印象。由此可见，比喻的作用是突出事物的特征，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具体来说，比喻的作用有三：一是可以使语言生动形象；二是可以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三是可以把深奥、抽象的道理浅显、具体地表达出来。比喻的功用也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说明；二是形容美化；三是起暗示作用。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象征与比喻的相同点是：它们都是通过选择一个具体的形象或事物形容或表现另一个事物，即二者都要借助具体形象表现其他的事物。比如，红旗往往象征革命，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常被比作老黄牛——前者借助的是“红旗”这一具体的事物，后者借助的是“老黄牛”这一具体的形象。
虽然比喻和象征都是增强文章表达效果的艺术手段，都能让隐晦变得明朗，都能让深刻变得浅显，都能让平实变得典雅，都能化无形为有形，都能化抽象为具体……但这两种艺术表现手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先看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两段文字：
（1）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药》
（2）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故乡》《药》中，结尾处写的革命者夏瑜坟上的花圈用的就是象征的表现手法。它一方面象征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必将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表明革命前景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故乡》中，“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显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作者是要表明“我”与中年闰土在思想感情上存在着深厚的隔膜，句中本体并未出现，只出现了喻体“厚障壁”，是用喻体代替了本体。
由以上分析可总结出象征与比喻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象征是一种文艺创作中的表现手法，比喻则是一种修辞格，二者的这一根本性区别已经决定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使用范围：象征属于文章学范畴，比喻属于修辞学范畴；象征的使用范围小——只限在“文章”范围内使用，比喻的使用范围大——可在包括“文章”在内的一切语言文字范围内使用。
第二，象征往往以某一具体的事物表现一个相似或相近的抽象事物，如概念、思想和感情等，而且是绝不停留在某一具体事物上，比喻的喻体和本体则往往都是具体的事物。这里，对于比喻我们就不用再赘言了，单看象征就可以。杨朔先生的散文《茶花赋》中，红艳艳的“童子面茶花”象征的是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未来美景，就是用具体的“童子面茶花”象征了抽象的“未来美景”。一句话，象征的本体往往是抽象的——即便本体是具体的，也不会停止在一事一物上，而是有着深广的内涵，这一点与比喻不同。比如，高尔基的《海燕》就是以海燕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正是这一“战士”的光辉形象展现了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宏大图景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无私无畏。
第三，象征往往是通过某一具体事物表达某一种概念、思想和感情，一般贯穿在某一句群、段落甚至是整篇文章中，含蓄而深沉，比喻则是打比方，仅仅是为了使要说明的事物更加鲜明生动，一般只局限在某一具体的句子中。比如，茅盾的《风景谈》结尾处整个段落都是象征。此外，高尔基的《海燕》、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茅盾的《白杨礼赞》等，更是象征贯通全文。
第四，象征中的象征体一般都是作为重点事物来写的，如《白杨礼赞》就是重点写白杨，《海燕》就是重点写海燕，《松树的风格》就是重点写松树，比喻中的喻体则会明显地显示出它的“借助性”，往往是一完成使命即消逝，不像象征中的象征体那样能给读者留下它就是“主人”的假象。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几种情况必须注意。一种情况是比喻与象征是合二为一的，既可以看作是比喻，又可以当做是象征。比如，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就既可以当做比喻也可看作象征。再一种情况是一个比喻因为经常出现且被反复运用因此也就变成了象征。比喻讲究创新，王尔德就说过“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蠢才”。象征也需要创新，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将竹、梅、兰、菊称为“四君子”就是因比喻的反复运用而变成了象征，月亮等意象也是这样。这类象征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积淀，而且是反复出现的频率越高，越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所以，面对这些特殊情况时，我们应该特殊对待，做好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