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关键词：陆机；出处观念；东吴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93-04 一、“仕”与“隐”：“角声”・“鹤唳” 由吴入晋的陆机历经宦海浮沉之后兵败被杀，临刑之际触发“华亭鹤唳”之叹，这一历史故事载于多种史籍，据《世说新语・尤悔篇》载：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然而另有一种“华亭鹤唳”的故事版本，其叙述语境向来不被人们重视。此条见于晋人裴启《语林》，其史实可信度已难考定，但其历史意蕴却耐人寻味，透露的思想观念也值得关注。《世说新语・尤悔篇》刘孝标注引裴启《语林》曰日： (陆)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 “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北堂书钞》一二一所引《语林》略同，文争哨有出入：陆士衡为河北都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车警角，谓其司马孙掾(丞)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也。” 陆机听闻警角之声有其具体的史实背景。太安初，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起兵讨伐长沙王义，陆机被司马颖授命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对于心怀鸿志的陆机来说，尽管在人洛之后一度得到张华等人的赏识，但其仕进之途却不免落拓失意，后来又受到赵王伦的牵连险遭不测，幸有司马颖出手相助，使之脱难并加以宠任，所以说，司马颖对于陆机本有再造之恩。然而，当恩公委以重任之时，陆机却心存犹疑。这种心态在上述故事中有所反映：一方面，陆机先后得罪于成都王司马颖长史卢志、宦者孟玖等人，他们屡屡向司马颖进献构隙之言，使得成都王对陆机不能充分信任；另一方面陆氏家族已经“三世为将”，这是秦汉以来“道家所忌”(《晋书》本传)，陆机父祖均为东吴名将，他唯恐自己出兵不利而辱没家声。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与个人心境之下，用以激励将士奋勇立勋的“警角之声”不再令陆机斗志昂扬，多年之前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却如在耳畔，令他神往，陆机“仕”与“隐”(“出”与“处”)的矛盾观念由此集中显现出来。 二、“退”与“进”：“隐居”・“入洛” 陆机出生于江东陆氏家族，在吴地的土著世族中，陆机《吴趋行》谓：“四姓实名家”，吴郡四姓中就有陆氏，《吴录士林》云：“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问，四姓盛焉。”(《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据《世说新语・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日：‘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氏家族在东吴之强盛由此可以想见。陆机的祖父逊、父抗均为名播海内的东吴功臣，因之陆机的家族自豪感与优越感异常强烈，家族的尊严容不得一丝半点的不敬，由此可以理解当卢志调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方正篇》)时他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陆氏家族的衰落始于晋军伐吴之时，据《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凤皇三年)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晏为裨将军、夷道监。天纪四年，晋军伐吴。……二月壬戌，晏为王�别军所杀。癸亥，景亦遇害，时年三十一。”在孙吴败亡的过程中，陆氏家族成员屡遭摧残，陆机长兄晏、次兄景相继战殁。家破国亡之后，“亡国之余”、“敌国之臣”的身份成为陆机的苦涩心曲。后来陆机由吴入洛，他在心理上、思想上基本上认同了西晋王朝，但他多次提到“臣本吴人，靖居海隅”(《诣吴王表》)，“臣本吴人，出自敌国”(《谢平原内史表》)，可见其东吴故臣的角色意识仍然十分强烈。 陆氏家族随着东吴的败亡而衰落，随后的十余年间，陆机与乃弟陆云隐居读书，臧荣绪《晋书》云：“(机)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闭门勤学，积十一年。”(《文选・文赋》注引)陆氏兄弟隐居之地为华亭旧里，据东晋卢�《晋八王故事》：“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世说新语・尤悔篇》注引)陆氏家族自后汉时避袁术怨隙才徙至华亭谷，据唐陆广微《吴地记》，“汉庐江太守陆康与袁术有隙，使侄逊与其子绩率宗族避难，居于是谷。”后来陆逊破蜀有功，因地封为华亭侯，始则举家居此，顾野王《舆地志》云：“吴大帝以汉建安中封陆逊为华亭侯，即以其所居为封。”因此，华亭谷当为二陆兄弟的籍里，《吴地记》“二陆宅”云：“宅在长谷，谷在吴县东北二百里，谷周回二十余里，谷名华亭，陆机叹鹤唳处。”亭谷不但周回广袤，而且物产丰饶，环境清幽，《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五：“谷出佳鱼莼菜，又多白鹤清唳，故陆机叹日：‘华亭鹤唳，不可复闻’。”自父辈起即定居此地，陆机生于斯，长于斯，出仕之后又归乡隐居勤学十余年，“华亭”成为一种故土情结，也是陆机入洛之后“乡曲之思”(裴启《语林》陆机语)的心系所在。 然而，以“亡国之余”的身份终老乡里并非陆机的本心所愿，建功立业、重振家声才是陆机心中的至高梦想。父祖昔日的功业作为一种无比荣耀的家族记忆萦绕陆机心间，“功勋之后”的荣耀感成为一种强烈的驱动力，促使他心存风云之气。陆机诗文中强烈的功名观念溢于言表，如《秋胡行》：“生亦何惜，功名所勤”；《长歌行》：“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豪士赋》序：“游子徇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受生之分，唯此而已。”所以说，陆机人洛既是政治情势之必然，也是其个人性格之必然。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与蜀地之间的政治隔阂不甚明显，但与最后归附的东吴之间关系却颇为紧张，三国政治上的对峙造成了南北双方心理上的隔阂。陆机入洛之后，无论在学术风气还是风土人情方面，都承受着来自中原士人的对立感与孤立感。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注》记有一段陆机故事，发生在入洛途中： 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陇焉，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袁氏《王陆诗叙》：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者因住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致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日：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昏霾，云攒蔽日，知所遇者，审王弼也。 本则故事或属附会之言，但故事的叙述语境中陆机面临的学风隔膜却有本可原。魏晋之际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盛行玄学风气，王弼谈玄即是学术新风
的典型代表，东吴学术则相对保守，仍以儒术为主，陆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正是汉代以来传统学风的体现。陆机人洛之后为了参预学术潮流，势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又据《世说新语・简傲篇》：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刘道真初见“江东二俊”，不为之礼，且不问江东人杰英髦，但问风土物种，漫不经心的言语中流露出对东吴士人的轻视与怠慢。又《世说新语・言语篇》：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中原士人对江东风物的调侃，同样是有意以“异域”的眼光审视吴地，孤立吴人，陆机的从容应答则是对自身“吴人”身份的再度确认。风土物种的调侃尚无伤大雅，陆机向来引以自豪的显赫家世却也曾遭到恶意的轻辱，《世说新语・方正篇》： 卢志玉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埏。”士龙失色，云别见，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陆机遭受中原士人孤立的同时，他也亲历了西晋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陆机入仕之初便险遭杨骏与贾氏权力之争的牵连，随后又目睹了愍怀太子被害、贾氏失势、张华等人罹难，并卷入了赵王伦的篡位，险些遭受刑狱之灾。尽管他一次次幸免于难，然而宦海的险恶无疑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时，故乡吴地作为灵魂的栖息之地，就要在陆机心间情牵梦绕了。晋人裴启《语林》： 陆士衡在洛，夏月陆忽思竹�饮，语刘实曰：“吾乡曲之思转深，今欲东归，恐无复相见理。” 陆机在洛阳的创作也时时表露“乡曲之思”，如《怀土赋》序云：“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赋。”又《思归赋》序云：“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而羌虏作乱，王师外征，职典中兵，与闻军政。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然而，陆机无论如何“怀土”，如何“怀归”，但终究没有归隐乡里的行动，即使东吴友人善意相劝他也未能接受，《晋书》本传谓：“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这是因为出处仕隐如何抉择，陆机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三、“出”与“处”：“功业”・“道德” 陆机对功名的热衷在入洛的东吴士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东吴政权后期，由于孙皓暴虐无道，有识之士大多高蹈出世，这一全身之策在后来人洛的吴地士人群体中延续下来。如张骘《文士传》： (张)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 张翰的退隐山林之思引发了顾荣的共鸣，后来张翰乘“秋风鲈脍”之兴毅然归乡，终于逃离宦海风波，顾荣则无所作为，优游于晋廷，也得以全身而退。陆机却没有听取顾荣、戴若思等人的奉劝，最终在功名仕途上以身相殉。 陆机的功名进取观念主要来自陆氏家风。江东士人本有厉俗明教的道德传统，至东吴后期士风发生了转变，士人功名进取之心逐渐增强，但德行节操的基本理念并未改变。陆氏家风在士风转变中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据《晋书》卷五七《吾彦传》，吴郡吾彦仕晋之后，武帝问彦：“陆喜、陆抗二人谁多也?”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吾彦此说揭示了陆氏家风的复杂性，按照儒家的人格理想，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本应合二而一，吾彦却认为抗、喜二人各有偏长，这暗示了陆氏家风中存在着多元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陆机所接纳的无疑是乃父陆抗“立功立事”的价值观念。人洛之后，陆机的功名观念又与西晋士人“乘时借势”的躁进风气相融汇，家风与世风得到了强有力的结合。在这种情形之下，陆机有进无退，难以抽身，尽管怀有强烈的归吴之念，然而由于匡世功业未成，他始终不肯归隐华亭故里。 大致而言，陆机之前的士人往往将“仕”(“出”)与“隐”(“处”)看成对立的范畴，进退之间可选其一，或进取功名，或退隐山林。与之相应的，招隐诗的写作模式也无外乎两种：或劝隐士出山，或劝官僚退隐。陆机的出处观念却颇有新意，这可以从其《招隐诗》中窥其端倪：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呜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文选》卷二二) 陆机在诗中大段描写“幽人”即隐士的生活环境，其中或许带有陆机青年时代华亭隐居读书时的个人记忆。然而陆诗的主题既非将隐士召出山林，也不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他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无须坚守某种选择，而是应该安排好选择的顺序：出仕并获取富贵为首选，不得已而求其次，届时隐居也可以考虑。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从传统的“仕”、“隐”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他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然而，当陆机临刑之际最终醒悟，意识到“富贵实难图”，但已无法“税驾从所欲”，他不仅受制于他人，还受制于一直以来投身其间的权力体系，从而失去了退隐山林的备选权利，陆机原先设计的理想人生最终因为没有预留退路而告失败。因此，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进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注释： ①另如卢琳《晋八王故事》、《晋书》卷五四陆机本传。本文所引陆机诗文据刘运好校注《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②陆机《招隐诗》之解受教于顾农先生《(文选)里的陆机》，载《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南京2011年，第144-147页。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897. [2]虞世南，北堂书钞[Z]，北京：中国书店，1989.462.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9. [4]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354-1360. [5]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1. [6]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16. [7]李防，太平御览[Z]，北京：中华书局，1960.1916. [8]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A]，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9-50. [9]郦道元，水经注疏[M]，杨守敬，熊会贞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49-50. [10]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55. [11]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之影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责任编辑：王之刚
摘要：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关键词：陆机；出处观念；东吴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93-04 一、“仕”与“隐”：“角声”・“鹤唳” 由吴入晋的陆机历经宦海浮沉之后兵败被杀，临刑之际触发“华亭鹤唳”之叹，这一历史故事载于多种史籍，据《世说新语・尤悔篇》载：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然而另有一种“华亭鹤唳”的故事版本，其叙述语境向来不被人们重视。此条见于晋人裴启《语林》，其史实可信度已难考定，但其历史意蕴却耐人寻味，透露的思想观念也值得关注。《世说新语・尤悔篇》刘孝标注引裴启《语林》曰日： (陆)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 “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北堂书钞》一二一所引《语林》略同，文争哨有出入：陆士衡为河北都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车警角，谓其司马孙掾(丞)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也。” 陆机听闻警角之声有其具体的史实背景。太安初，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起兵讨伐长沙王义，陆机被司马颖授命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对于心怀鸿志的陆机来说，尽管在人洛之后一度得到张华等人的赏识，但其仕进之途却不免落拓失意，后来又受到赵王伦的牵连险遭不测，幸有司马颖出手相助，使之脱难并加以宠任，所以说，司马颖对于陆机本有再造之恩。然而，当恩公委以重任之时，陆机却心存犹疑。这种心态在上述故事中有所反映：一方面，陆机先后得罪于成都王司马颖长史卢志、宦者孟玖等人，他们屡屡向司马颖进献构隙之言，使得成都王对陆机不能充分信任；另一方面陆氏家族已经“三世为将”，这是秦汉以来“道家所忌”(《晋书》本传)，陆机父祖均为东吴名将，他唯恐自己出兵不利而辱没家声。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与个人心境之下，用以激励将士奋勇立勋的“警角之声”不再令陆机斗志昂扬，多年之前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却如在耳畔，令他神往，陆机“仕”与“隐”(“出”与“处”)的矛盾观念由此集中显现出来。 二、“退”与“进”：“隐居”・“入洛” 陆机出生于江东陆氏家族，在吴地的土著世族中，陆机《吴趋行》谓：“四姓实名家”，吴郡四姓中就有陆氏，《吴录士林》云：“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问，四姓盛焉。”(《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据《世说新语・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日：‘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氏家族在东吴之强盛由此可以想见。陆机的祖父逊、父抗均为名播海内的东吴功臣，因之陆机的家族自豪感与优越感异常强烈，家族的尊严容不得一丝半点的不敬，由此可以理解当卢志调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方正篇》)时他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陆氏家族的衰落始于晋军伐吴之时，据《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凤皇三年)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晏为裨将军、夷道监。天纪四年，晋军伐吴。……二月壬戌，晏为王�别军所杀。癸亥，景亦遇害，时年三十一。”在孙吴败亡的过程中，陆氏家族成员屡遭摧残，陆机长兄晏、次兄景相继战殁。家破国亡之后，“亡国之余”、“敌国之臣”的身份成为陆机的苦涩心曲。后来陆机由吴入洛，他在心理上、思想上基本上认同了西晋王朝，但他多次提到“臣本吴人，靖居海隅”(《诣吴王表》)，“臣本吴人，出自敌国”(《谢平原内史表》)，可见其东吴故臣的角色意识仍然十分强烈。 陆氏家族随着东吴的败亡而衰落，随后的十余年间，陆机与乃弟陆云隐居读书，臧荣绪《晋书》云：“(机)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闭门勤学，积十一年。”(《文选・文赋》注引)陆氏兄弟隐居之地为华亭旧里，据东晋卢�《晋八王故事》：“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世说新语・尤悔篇》注引)陆氏家族自后汉时避袁术怨隙才徙至华亭谷，据唐陆广微《吴地记》，“汉庐江太守陆康与袁术有隙，使侄逊与其子绩率宗族避难，居于是谷。”后来陆逊破蜀有功，因地封为华亭侯，始则举家居此，顾野王《舆地志》云：“吴大帝以汉建安中封陆逊为华亭侯，即以其所居为封。”因此，华亭谷当为二陆兄弟的籍里，《吴地记》“二陆宅”云：“宅在长谷，谷在吴县东北二百里，谷周回二十余里，谷名华亭，陆机叹鹤唳处。”亭谷不但周回广袤，而且物产丰饶，环境清幽，《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五：“谷出佳鱼莼菜，又多白鹤清唳，故陆机叹日：‘华亭鹤唳，不可复闻’。”自父辈起即定居此地，陆机生于斯，长于斯，出仕之后又归乡隐居勤学十余年，“华亭”成为一种故土情结，也是陆机入洛之后“乡曲之思”(裴启《语林》陆机语)的心系所在。 然而，以“亡国之余”的身份终老乡里并非陆机的本心所愿，建功立业、重振家声才是陆机心中的至高梦想。父祖昔日的功业作为一种无比荣耀的家族记忆萦绕陆机心间，“功勋之后”的荣耀感成为一种强烈的驱动力，促使他心存风云之气。陆机诗文中强烈的功名观念溢于言表，如《秋胡行》：“生亦何惜，功名所勤”；《长歌行》：“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豪士赋》序：“游子徇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受生之分，唯此而已。”所以说，陆机人洛既是政治情势之必然，也是其个人性格之必然。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与蜀地之间的政治隔阂不甚明显，但与最后归附的东吴之间关系却颇为紧张，三国政治上的对峙造成了南北双方心理上的隔阂。陆机入洛之后，无论在学术风气还是风土人情方面，都承受着来自中原士人的对立感与孤立感。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注》记有一段陆机故事，发生在入洛途中： 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陇焉，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袁氏《王陆诗叙》：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者因住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致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日：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昏霾，云攒蔽日，知所遇者，审王弼也。 本则故事或属附会之言，但故事的叙述语境中陆机面临的学风隔膜却有本可原。魏晋之际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盛行玄学风气，王弼谈玄即是学术新风
的典型代表，东吴学术则相对保守，仍以儒术为主，陆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正是汉代以来传统学风的体现。陆机人洛之后为了参预学术潮流，势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又据《世说新语・简傲篇》：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刘道真初见“江东二俊”，不为之礼，且不问江东人杰英髦，但问风土物种，漫不经心的言语中流露出对东吴士人的轻视与怠慢。又《世说新语・言语篇》：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中原士人对江东风物的调侃，同样是有意以“异域”的眼光审视吴地，孤立吴人，陆机的从容应答则是对自身“吴人”身份的再度确认。风土物种的调侃尚无伤大雅，陆机向来引以自豪的显赫家世却也曾遭到恶意的轻辱，《世说新语・方正篇》： 卢志玉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埏。”士龙失色，云别见，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陆机遭受中原士人孤立的同时，他也亲历了西晋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陆机入仕之初便险遭杨骏与贾氏权力之争的牵连，随后又目睹了愍怀太子被害、贾氏失势、张华等人罹难，并卷入了赵王伦的篡位，险些遭受刑狱之灾。尽管他一次次幸免于难，然而宦海的险恶无疑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时，故乡吴地作为灵魂的栖息之地，就要在陆机心间情牵梦绕了。晋人裴启《语林》： 陆士衡在洛，夏月陆忽思竹�饮，语刘实曰：“吾乡曲之思转深，今欲东归，恐无复相见理。” 陆机在洛阳的创作也时时表露“乡曲之思”，如《怀土赋》序云：“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赋。”又《思归赋》序云：“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而羌虏作乱，王师外征，职典中兵，与闻军政。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然而，陆机无论如何“怀土”，如何“怀归”，但终究没有归隐乡里的行动，即使东吴友人善意相劝他也未能接受，《晋书》本传谓：“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这是因为出处仕隐如何抉择，陆机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三、“出”与“处”：“功业”・“道德” 陆机对功名的热衷在入洛的东吴士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东吴政权后期，由于孙皓暴虐无道，有识之士大多高蹈出世，这一全身之策在后来人洛的吴地士人群体中延续下来。如张骘《文士传》： (张)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 张翰的退隐山林之思引发了顾荣的共鸣，后来张翰乘“秋风鲈脍”之兴毅然归乡，终于逃离宦海风波，顾荣则无所作为，优游于晋廷，也得以全身而退。陆机却没有听取顾荣、戴若思等人的奉劝，最终在功名仕途上以身相殉。 陆机的功名进取观念主要来自陆氏家风。江东士人本有厉俗明教的道德传统，至东吴后期士风发生了转变，士人功名进取之心逐渐增强，但德行节操的基本理念并未改变。陆氏家风在士风转变中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据《晋书》卷五七《吾彦传》，吴郡吾彦仕晋之后，武帝问彦：“陆喜、陆抗二人谁多也?”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吾彦此说揭示了陆氏家风的复杂性，按照儒家的人格理想，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本应合二而一，吾彦却认为抗、喜二人各有偏长，这暗示了陆氏家风中存在着多元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陆机所接纳的无疑是乃父陆抗“立功立事”的价值观念。人洛之后，陆机的功名观念又与西晋士人“乘时借势”的躁进风气相融汇，家风与世风得到了强有力的结合。在这种情形之下，陆机有进无退，难以抽身，尽管怀有强烈的归吴之念，然而由于匡世功业未成，他始终不肯归隐华亭故里。 大致而言，陆机之前的士人往往将“仕”(“出”)与“隐”(“处”)看成对立的范畴，进退之间可选其一，或进取功名，或退隐山林。与之相应的，招隐诗的写作模式也无外乎两种：或劝隐士出山，或劝官僚退隐。陆机的出处观念却颇有新意，这可以从其《招隐诗》中窥其端倪：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呜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文选》卷二二) 陆机在诗中大段描写“幽人”即隐士的生活环境，其中或许带有陆机青年时代华亭隐居读书时的个人记忆。然而陆诗的主题既非将隐士召出山林，也不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他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无须坚守某种选择，而是应该安排好选择的顺序：出仕并获取富贵为首选，不得已而求其次，届时隐居也可以考虑。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从传统的“仕”、“隐”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他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然而，当陆机临刑之际最终醒悟，意识到“富贵实难图”，但已无法“税驾从所欲”，他不仅受制于他人，还受制于一直以来投身其间的权力体系，从而失去了退隐山林的备选权利，陆机原先设计的理想人生最终因为没有预留退路而告失败。因此，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进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注释： ①另如卢琳《晋八王故事》、《晋书》卷五四陆机本传。本文所引陆机诗文据刘运好校注《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②陆机《招隐诗》之解受教于顾农先生《(文选)里的陆机》，载《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南京2011年，第144-147页。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897. [2]虞世南，北堂书钞[Z]，北京：中国书店，1989.462.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9. [4]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354-1360. [5]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1. [6]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16. [7]李防，太平御览[Z]，北京：中华书局，1960.1916. [8]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A]，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9-50. [9]郦道元，水经注疏[M]，杨守敬，熊会贞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49-50. [10]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55. [11]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之影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