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熏风轻拂，骨头都要酥脱哉。路上遇着熟人，见对方还穿着薄花呢西服，里面居然还有羊毛衫，怪不得一路走来额头冒汗。“嗳，侬迭格人是不是在焐甜酒酿啊！”对方连忙擦汗，表情有点不好意思，嘴里却要辩解一番：“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呢。” 焐甜酒酿，是上海人的口头禅，用来嘲笑一个人不敏于季节更迭，仍然厚衣在身。但一个焐字，则从技术角度道尽了酒酿的成长史。我母亲不识字，却是持家的一把好手，以有限的几个铜板，将生活料理得还算可以，即使在饿死过人的那几年里，也没让她的六个儿女饿昏在家门口。谷雨过后，看米缸里还有几把过年时吃剩的糯米，也会做一两次酒酿，让我这张早已淡出鸟来的嘴巴甜一甜。 母亲做酒酿的全过程相当有趣，充满了科学实验的趣味。糯米淘干净，浸泡几小时后烧成糯米饭，锅底的镬焦刮下来，让我蘸糖吃。雪白的糯米饭用冷水冲一下，凉透后拌入捻成粉末的甜酒药。这甜酒药在南货店里有售，但据母亲说不灵，她非要托人到乡下去买来，有时还从老家绍兴买来。 拌匀后的糯米装在一只钵斗里，拿一只茶杯往中间一按，出现了一口井。这是做酒酿的关键之一。然后找一个木盖盖上，再翻出一件旧棉袄将钵斗裹得严严实实，塞进饭窠里。那时的上海人家都要置一只稻草编织的饭窠，大冷天烧好一锅饭后，放在里面保暖。开春后它就季节性下岗了，用来焐酒酿算是做一趟临时工。“不要动它，一动酒酿就做不好了。”母亲关照我。 但是我正处于好奇的年龄，什么东西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于酒酿也总想看看它是如何变甜的。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就偷偷地打开饭窠，揭开棉袄看一眼。温热的糯米饭在钵斗里沉睡着，表面上没起什么变化，只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升腾上来，我仰起脖子做深呼吸。忽听到楼梯响，知道是母亲回来了，赶紧清理现场。 大约是到了第三天，母亲将钵斗盖子揭开，嗬，糯米饭长出了一层长长的绒毛，非常可怕。“发霉了吗？还可以吃吗？”我接连问。母亲则胸有成竹地告诉我，酒酿就是这样的，毛越长，味道越甜。再细看，中间的那口井已经有汁水渗出来了，并有许多气泡在发出细微的声响。 再过一天，母亲将钵斗起出来，将热乎乎的酒酿盛了一小碗给我吃。我拨了几下，看不到长长的毛，就放心地吃了。由于吃得过于贪婪，我被那股猛扑而来的甜味呛着了喉咙，连连咳嗽，甚至流了眼泪，母亲看我这副狼狈相，也笑得很开心。 酒酿还应该有一定的酸度，母亲做的酒酿在第一天吃时并不觉得酸，但再过一天吃的话，酸度就明显了，口感更好。 甜酒酿空口吃是很奢侈的，于是母亲就会从甏里摸出几块晒干了的糯米粉块，拌水揉软，搓成小圆子，烧酒酿圆子吃。要不，预先浸泡一把晒干的年糕片，吃酒酿年糕。如果在立夏前后，鸡蛋卖得贱了，就干脆吃一次酒酿水�蛋，那真是超级美味噢。能干的母亲总会从角角落落里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些吃食来，在青黄不接的初夏，供她的孩子解馋。 等我读小学后，识得几个字了，母亲也会让我看酒药包装纸上的说明，比如放多少水拌和，与糯米饭的比例是多少等，我也很乐意参与这种科学实验。而且当一钵斗酒酿大功告成后，我还可以理所当然地多吃一点呢。有时候酒药不好，做出来的酒酿不甜，而且酸得掉牙，母亲也会骂人。 有一次，天气暴热，棉被里的酒酿比预计时间熟得早。而平时，母亲是算准在浦东工作的大哥回家度假时，酒酿正好可吃。这一次，老天爷跟我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似乎也闻到了酒酿的香味，迫不及待想尝尝人间的至味。于是我在大哥回家前就吃到了一碗酒酿，吃得满脸通红，不一会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口水滴在作业本上，湿了一大片。 那时候，常有饮食店里的阿姨推着推车串弄堂叫卖酒酿：“糯米……甜酒酿！”“米”字要拖得足够长，后面“甜酒酿”三字收口要稍快些，水淋淋咯嘣脆，拖泥带水不好，当然是用上海方言，用普通话试试，酒酿都要酸了。她们的酒酿是正规部队制作的，质量稳定，几十只钵斗垛砖似的码在推车里，盖子是木屑板锯成的。打开后会看到上面洒了些黄澄澄的糖桂花，一股馥郁的酒香顿时充满了整条弄堂，连张家伯伯种的几株蔷薇也被熏醉了，不停点头。大人小孩纷纷拿着碗来买，价格也不贵，又不要粮票。阿姨先将碗搁在秤盘里称毛重，再将酒酿盛入碗里称一次，然后再用勺子添些酒酿汁，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这是初夏上海弄堂里经常见得到的温馨场面。 后来在一家饮食店里看到师傅做甜酒酿，那真是大制作，大手笔。两三百只钵斗码得整整齐齐，上面盖了几条黑黜黜的棉被，一股酒香弥散在空气中，予我熏熏然的满足感。快过年了，上海人也有吃甜酒酿的习俗。 酒酿做好后得赶紧吃，否则到第二天就容易变酸，米粒也会空壳化，业内人士称其为“老化”。那时候一般人家没有冰箱，现在都有了，酒酿在冰箱里多放几天也没关系。有一次我看到南京路邵万生还有甜酒药出售，包装与从前一模一样，土气得可爱，很想买一包回家，但太太不会做甜酒酿，也没有这份闲工夫。 我们弄堂里有一个弱智男人，而且是跷脚，名叫阿大。在我读小学时，阿大已经有三十多岁了。阿大想读书，老师说，如果阿大能从一数至十，就让他读。可是阿大只能数到六。阿大说话含混不清，舌头短，弄堂里的老太太喜欢逗他，看他出洋相。春天一到，阿大就显得非常活跃了，跷着一条腿在弄堂里模样丑陋地颠来颠去，有时还攻击陌生的女青年，成为弄堂一害。阿大的娘把他关在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后客堂，在他的好脚上系一根铁链条，另一头拴在床架子上。阿大喜欢吃甜酒酿，整天在家里模仿阿姨们的叫卖声，但因舌头短，喊出来是这样的：“糯衣……甜丢酿！”严重影响邻居休息。阿大娘又不肯买酒酿给他吃，左邻右舍如果买了酒酿，就盛半碗来哄他。“阿大，吃了酒酿不作兴吵了，再吵派出所要捉你去了！”阿大吃了甜酒酿，很满足地笑了，大家也换得三五天的太平。 然后某一天，阿大突然又想起：“糯衣……甜丢酿！”变本加厉地嚎叫。但总会有一个好心的老太太端了酒酿来哄他。我母亲也哄过他，虽然他家与我家并不在同一幢楼。 前几天回老家，与家人说着闲话，幽静的弄堂里突然传来一声：“糯衣……甜丢酿！” 我一怔。“是阿大。”家里人说。那声音听起来更加含混不清，像几块风化严重的土疙瘩，一点棱角也没有了。 阿大还活着！掐指一算，他应该有七十岁了，声音听上去还很有点吼的意思。给他送过酒酿的老太太都不在了，我母亲也不在了。
春暖花开，熏风轻拂，骨头都要酥脱哉。路上遇着熟人，见对方还穿着薄花呢西服，里面居然还有羊毛衫，怪不得一路走来额头冒汗。“嗳，侬迭格人是不是在焐甜酒酿啊！”对方连忙擦汗，表情有点不好意思，嘴里却要辩解一番：“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呢。” 焐甜酒酿，是上海人的口头禅，用来嘲笑一个人不敏于季节更迭，仍然厚衣在身。但一个焐字，则从技术角度道尽了酒酿的成长史。我母亲不识字，却是持家的一把好手，以有限的几个铜板，将生活料理得还算可以，即使在饿死过人的那几年里，也没让她的六个儿女饿昏在家门口。谷雨过后，看米缸里还有几把过年时吃剩的糯米，也会做一两次酒酿，让我这张早已淡出鸟来的嘴巴甜一甜。 母亲做酒酿的全过程相当有趣，充满了科学实验的趣味。糯米淘干净，浸泡几小时后烧成糯米饭，锅底的镬焦刮下来，让我蘸糖吃。雪白的糯米饭用冷水冲一下，凉透后拌入捻成粉末的甜酒药。这甜酒药在南货店里有售，但据母亲说不灵，她非要托人到乡下去买来，有时还从老家绍兴买来。 拌匀后的糯米装在一只钵斗里，拿一只茶杯往中间一按，出现了一口井。这是做酒酿的关键之一。然后找一个木盖盖上，再翻出一件旧棉袄将钵斗裹得严严实实，塞进饭窠里。那时的上海人家都要置一只稻草编织的饭窠，大冷天烧好一锅饭后，放在里面保暖。开春后它就季节性下岗了，用来焐酒酿算是做一趟临时工。“不要动它，一动酒酿就做不好了。”母亲关照我。 但是我正处于好奇的年龄，什么东西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于酒酿也总想看看它是如何变甜的。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就偷偷地打开饭窠，揭开棉袄看一眼。温热的糯米饭在钵斗里沉睡着，表面上没起什么变化，只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升腾上来，我仰起脖子做深呼吸。忽听到楼梯响，知道是母亲回来了，赶紧清理现场。 大约是到了第三天，母亲将钵斗盖子揭开，嗬，糯米饭长出了一层长长的绒毛，非常可怕。“发霉了吗？还可以吃吗？”我接连问。母亲则胸有成竹地告诉我，酒酿就是这样的，毛越长，味道越甜。再细看，中间的那口井已经有汁水渗出来了，并有许多气泡在发出细微的声响。 再过一天，母亲将钵斗起出来，将热乎乎的酒酿盛了一小碗给我吃。我拨了几下，看不到长长的毛，就放心地吃了。由于吃得过于贪婪，我被那股猛扑而来的甜味呛着了喉咙，连连咳嗽，甚至流了眼泪，母亲看我这副狼狈相，也笑得很开心。 酒酿还应该有一定的酸度，母亲做的酒酿在第一天吃时并不觉得酸，但再过一天吃的话，酸度就明显了，口感更好。 甜酒酿空口吃是很奢侈的，于是母亲就会从甏里摸出几块晒干了的糯米粉块，拌水揉软，搓成小圆子，烧酒酿圆子吃。要不，预先浸泡一把晒干的年糕片，吃酒酿年糕。如果在立夏前后，鸡蛋卖得贱了，就干脆吃一次酒酿水�蛋，那真是超级美味噢。能干的母亲总会从角角落落里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些吃食来，在青黄不接的初夏，供她的孩子解馋。 等我读小学后，识得几个字了，母亲也会让我看酒药包装纸上的说明，比如放多少水拌和，与糯米饭的比例是多少等，我也很乐意参与这种科学实验。而且当一钵斗酒酿大功告成后，我还可以理所当然地多吃一点呢。有时候酒药不好，做出来的酒酿不甜，而且酸得掉牙，母亲也会骂人。 有一次，天气暴热，棉被里的酒酿比预计时间熟得早。而平时，母亲是算准在浦东工作的大哥回家度假时，酒酿正好可吃。这一次，老天爷跟我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似乎也闻到了酒酿的香味，迫不及待想尝尝人间的至味。于是我在大哥回家前就吃到了一碗酒酿，吃得满脸通红，不一会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口水滴在作业本上，湿了一大片。 那时候，常有饮食店里的阿姨推着推车串弄堂叫卖酒酿：“糯米……甜酒酿！”“米”字要拖得足够长，后面“甜酒酿”三字收口要稍快些，水淋淋咯嘣脆，拖泥带水不好，当然是用上海方言，用普通话试试，酒酿都要酸了。她们的酒酿是正规部队制作的，质量稳定，几十只钵斗垛砖似的码在推车里，盖子是木屑板锯成的。打开后会看到上面洒了些黄澄澄的糖桂花，一股馥郁的酒香顿时充满了整条弄堂，连张家伯伯种的几株蔷薇也被熏醉了，不停点头。大人小孩纷纷拿着碗来买，价格也不贵，又不要粮票。阿姨先将碗搁在秤盘里称毛重，再将酒酿盛入碗里称一次，然后再用勺子添些酒酿汁，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这是初夏上海弄堂里经常见得到的温馨场面。 后来在一家饮食店里看到师傅做甜酒酿，那真是大制作，大手笔。两三百只钵斗码得整整齐齐，上面盖了几条黑黜黜的棉被，一股酒香弥散在空气中，予我熏熏然的满足感。快过年了，上海人也有吃甜酒酿的习俗。 酒酿做好后得赶紧吃，否则到第二天就容易变酸，米粒也会空壳化，业内人士称其为“老化”。那时候一般人家没有冰箱，现在都有了，酒酿在冰箱里多放几天也没关系。有一次我看到南京路邵万生还有甜酒药出售，包装与从前一模一样，土气得可爱，很想买一包回家，但太太不会做甜酒酿，也没有这份闲工夫。 我们弄堂里有一个弱智男人，而且是跷脚，名叫阿大。在我读小学时，阿大已经有三十多岁了。阿大想读书，老师说，如果阿大能从一数至十，就让他读。可是阿大只能数到六。阿大说话含混不清，舌头短，弄堂里的老太太喜欢逗他，看他出洋相。春天一到，阿大就显得非常活跃了，跷着一条腿在弄堂里模样丑陋地颠来颠去，有时还攻击陌生的女青年，成为弄堂一害。阿大的娘把他关在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后客堂，在他的好脚上系一根铁链条，另一头拴在床架子上。阿大喜欢吃甜酒酿，整天在家里模仿阿姨们的叫卖声，但因舌头短，喊出来是这样的：“糯衣……甜丢酿！”严重影响邻居休息。阿大娘又不肯买酒酿给他吃，左邻右舍如果买了酒酿，就盛半碗来哄他。“阿大，吃了酒酿不作兴吵了，再吵派出所要捉你去了！”阿大吃了甜酒酿，很满足地笑了，大家也换得三五天的太平。 然后某一天，阿大突然又想起：“糯衣……甜丢酿！”变本加厉地嚎叫。但总会有一个好心的老太太端了酒酿来哄他。我母亲也哄过他，虽然他家与我家并不在同一幢楼。 前几天回老家，与家人说着闲话，幽静的弄堂里突然传来一声：“糯衣……甜丢酿！” 我一怔。“是阿大。”家里人说。那声音听起来更加含混不清，像几块风化严重的土疙瘩，一点棱角也没有了。 阿大还活着！掐指一算，他应该有七十岁了，声音听上去还很有点吼的意思。给他送过酒酿的老太太都不在了，我母亲也不在了。